大山裡的一所村小,吸引了成都、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來讀書,為什麼?

本文來源:紅星新聞(成都傳媒集團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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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杜玉全 

9月的茍村,稻子金黃,荷塘翠綠,灰色的水泥路蜿蜒著伸向遠方,路旁連串的彩色風車呼呼地轉著。

一個多月前,城里的幾位家長帶著孩子來到這個地處四川廣元的山村。

在鄉村人口外移,連帶下一代也奔向城市的趨勢下,她們不顧家人反對,反倒跨域數百里甚至上千里來到鄉村,將孩子送入一所大山村小。

然後,她們在村里租下房子,陪伴孩子上學。

茍村,第一次迎來了外鄉的城市租客。

大山裡的一所村小,吸引瞭成都、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來讀書,為什麼?

▲航拍四川廣元利州區寶輪鎮茍村一組的范家小學

以下是影片:

從城市送兒子去村小

一個多月前,戴麗蘭帶著5歲的兒子從300公里外的成都市區來到這個位於四川廣元山區的村莊,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一間農屋,陪伴兒子上學。

農屋距離兒子就讀的范家小學僅僅300米,這是棟2層小樓,白牆灰瓦,一條水泥路從門口的小院前穿過,房屋周圍是大片的稻田和荷塘,不遠處還有一條小河,清澈見底。

為什麼要送兒子來農村上學?還得從一場跨年演講說起。

2018年的最後一天,羅振宇在他長達4個小時的跨年演講里講到了這所范家小學的故事,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所有最先鋒的教育理念,在這所山區小學都能看到。

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位於四川廣元利州區寶輪鎮茍村一組的范家小學一夜間火了。

到訪者不絕,校長的電話不斷。

這是所不大的學校,一個小操場,兩棟相連的3層樓房,一側是教學樓,一側是住宿區。

全校上下不足百人,學生大部分為留守兒童,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學校,一周回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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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范家小學

這原本是一所面臨消亡的山村小學。

校長張平原在這里做了大膽的嘗試,他們不再與城市孩子比拼成績,將課堂融入到鄉村的自然之中,尊重孩子個性,把「玩」當成一項課程,他希望這里的孩子能夠在學習的同時更能擁有快樂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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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戶外課的學生在搬運木頭

戴麗蘭從聽說范家小學到決定讓孩子就讀,只用了短短一周時間。

這之前,兒子在成都一所知名的私立幼兒園上學,那里學費不菲,環境和配套設施在整個成都也處於前列。

但戴麗蘭覺得,孩子被學校束縛住了,同時,「在里面上學的孩子基本上都有不錯的家庭條件,盡管孩子小,但他們之間的攀比心也開始逐漸出現。」

這讓戴麗蘭感到別扭,「他總是在‘索要’,要這個要那個,因為其他小朋友也有,得不到滿足他就要鬧。」

讓孩子轉入鄉村學校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戴麗蘭覺得,兒子讓人感覺沒有男孩子該有的個性。

戴麗蘭希望改變這樣的狀態。

2019年春節後,她選擇讓兒子遠離父母,寄宿在范家學校和農戶家中,並向兒子許諾,如果表現好,一學期後過來陪他一起上學。

這是個大膽的決定,從沒有離開過城市的孩子一時間需要留在這個陌生的大山之中。

與戴麗蘭幾乎同時,家住四川遂寧的熊妹玲也將大兒子送到范家小學。

那之前,大兒子在遂寧市區一所不錯的公立小學上一年級。

但熊妹玲發現,除了作業外,兒子常常是無所事事的。

熊妹玲認為,兒子的這種狀態與「城市」和「學校」有著很大關係。

春節後,她決定把兒子送到這里試上一試,如果效果好,下個學期就把即將上學的小兒子也帶過來。

這期間,兒子寄宿在學校,周末住在班主任家,節假日再被接回遂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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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妹玲在茍村租住的房子

9月,新學年開始,戴麗蘭兌現了對孩子的承諾,熊妹玲也從遂寧來到當地。

兩人很湊巧地租到了同一棟農家房內,門對著門。

從上海、鄭州輾轉到茍村

與戴麗蘭、熊妹玲一樣送孩子來范家小學的還有瀋陽的高麗霞,以及輾轉上海、鄭州而來的張亞文。

校長張平原介紹,新學年學校的人數有較大增長,其中有較大部分來自非招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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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妹玲和其他孩子家長交流

張亞文可能是這幾位城市家長中最為「波折」的一個。

她的身上曾有著當下中國城市典型家長的影子:拼命工作,帶孩子擠進一所競爭激烈的優質學校,送孩子上各類興趣學堂補習班,忙著加班也忙著給孩子輔導功課。

那時,她在上海的一家貿易公司上班,丈夫經營著自己的生意。

大女兒在那里從幼兒園上到了三年級。

期間,他們還迎來了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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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文

這一切都讓不少人羨慕,但張亞文漸漸覺得好像哪里不太對。

「每天送大女兒上學就覺得她很煩躁,接她時也是垂頭喪氣的狀態,很明顯,她並不喜歡學校。」張亞文反思,如果花費心血培養的孩子只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又有何意義呢?

「到底考出高分重要,還是一個有快樂、有愛好、擁有獨立內核的人重要呢?」張亞文問自己。

2017年,女兒三年級結束,張亞文將她帶回了鄭州老家。

「一方面孩子爸爸生意有變化,另一方面也主要想讓孩子換一個學習環境。」

與此同時,張亞文也開始關注到教育領域,學習教育文章,了解身邊的創新學校,參加教育論壇。

在鄭州,她還和幾名共同關注創新教育的家長籌辦了一個社區學堂,讓女兒也在其中學習。

不過,不到一年學堂關閉,但張亞文已不想讓女兒再回到學校了。

這時候,范家小學走進了她的視野。

那是在一次教育創新論壇上,校長張平原作為嘉賓進行了演講,之後,張亞文查詢了大量關於范家小學的資料和報道,她覺得這里正是她和孩子理想的學校。

「給孩子充分的自由,尊重孩子的個性,注重孩子的當下而不是未來一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張亞文特地選擇了一個吉利的日子出發,「2019年8月8號」。

她帶著11歲的大女兒和6歲的小女兒,一路來到范家小學。

「兩個孩子都非常喜歡,當時天很藍,成片的稻田荷塘,空氣無比清新。」

學校老師接待了他們,張亞文看到了打破傳統格局的教室,以及留在教室的各種畫本、手工和圖書。

兜兜轉轉,母女三人最後留在了這所四川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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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文大女兒因腿部疾病在家休息

「你們咋越混越差了!

從城市到鄉村的選擇需要面臨太多,拋開單純的地域變化,生活變化,或許更重要的是,還是來自家人和親朋好友的不解。

來到茍村一個多月了,熊妹玲仍會接到家里不同親戚的電話,「前兩天姑姑還打電話問我到底是咋想的,一家人都在遂寧,好好的工作不做,城里的學校也不上了,要待在鄉壩里。」

這樣的電話不少,熊妹玲的回復也很簡單,「你們有時間過來看看就知道了。」

話語最重的是戴麗蘭的公公。

公公是農村人,此前一直生活在廣元劍閣縣的一個偏遠鄉村,當了多年村支書,是一個特別重視教育的人。

多年來,他將三個兒子都送出了村,他們都在成都安了家。

就連公公自己也告別了老家,住到了距離劍閣縣城不遠的劍門關鎮上。

戴麗蘭是在給兒子報完名後才告知公公這個消息的。

聽到兒媳把孫兒帶到一所農村小學,公公當時就表達了強烈不滿。

「在農村,講的就是要脫掉‘農皮’,往更好更大的城市發展,只有混得差的人才往回走。」

戴麗蘭說,在送孩子到農村上學的這件事上,自己就是這樣「混得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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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學的學生課間玩耍

在一場家庭「批鬥會」上,公公甚至發了火:「好不容易把帶泥土的鞋脫了,你又給他穿上。你們咋混成這樣了,越混越差!大家想方設法的要從農村走出去,要進好學校,你們反而越發展越倒退了。

公公發火之餘還以為兒媳在成都遇到了困難:「你有什麼困難,我去給你二哥說,讓他幫你,找學校解決房子都可以,咋能到村小去?」

戴麗蘭也不示弱:「送孩子到農村跟錢無關,如果他適應城里的環境,一年20萬我也會供,但如果不適應就沒辦法。我的兒子我做主,你不滿意就找你兒子再生一個。」

在成都經營企業的二哥也表達了不解:「成都有那麼多的學校可以選擇,就沒有你看得上的?」

戴麗蘭最終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想法,她說自己一直就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只要做了決定,旁人也就很難再讓她改變。

張亞文也一度面臨這樣的理念之爭。

她講到了與丈夫之間的一場「辯論」。

在丈夫看來,孩子上學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能有一個好成績,考上好的大學,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擁有一份好的工作和未來嗎?

而在張亞文心里,「只要她快樂成長,有一個好的土壤做底子,將來做什麼應該都不會差吧。」

兩個人似乎都有道理。

而在現實的鄉村陪讀里,城市與鄉村的衝突也確實存在。

58歲的瀋陽老太高麗霞和外孫女租住在茍村村口的一家農家樂,租金每月300元。

說是農家樂,其實是一棟普通的農村土牆房。

房間內,高麗霞把兩張原有的單人床拼在一起,靠著窗戶。

床邊擺上了一張折疊桌,板凳上放著鍋碗瓢盆,地上堆著周末剛剛從村外鎮上買來的菜。

房間沒有廁所,她們需要與房東共用一個農家廁所。

農村的蚊蟲多,她幾乎不開門,或者長時間在門口掛著一道防蚊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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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霞的房間里放著講述范家小學的圖書《變量》

鄉村生活對於這個瀋陽老太來講,需要不短的融入過程。

語言是最大的問題。

高麗霞用東北話夾雜著幾句四川話說道,「成都那邊說‘不知道’作‘不曉得’,但他們這里卻說的是‘曉不得’,去玩說的是‘去耍’……」

很多時候,當房東邀請一起吃飯時,高麗霞都回絕了,「主要就是不懂他們說的啥。」

這也是在這里上一年級的外孫女需要面對的難題。

12人的班級里,10個孩子都是當地人,「講普通話的只有她和另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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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霞

孩子有變化嗎?

來到村小後,孩子有沒有變化?

「變化很大。」戴麗蘭肯定地回答,「他會表達愛了,以前追著買的東西也不再鬧著買,從索要慢慢懂得了去分享和感恩,他會說媽媽你辛苦了,謝謝媽媽。

戴麗蘭說,當初兒子剛到范家小學時,一開始幾天,兒子並不願意跟這些孩子待在一起,不跟他們講話,上課鈴響了也不進教室。

「但校長和老師都沒有硬著讓他進教室,而是讓他按照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去玩,老師只是做好安全保護。慢慢地,他自己就加入到小朋友當中,然後進了教室。老師遵從了孩子個人的狀態。」

戴麗蘭談到,兒子之前在成都,對花錢沒有概念,「反正別人有我就要有,他的玩具都堆滿了屋子,走到哪里買到哪里。而在這邊,家里就那麼幾個玩具,他也玩得很開心。他跟他的小夥伴一起,一個滑板車也能玩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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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間活動,范家小學的學生在玩耍

「兒子在城里,太過優越其實不是好事。我就是要他來體驗這里的農村生活。」

但她也強調,這跟常規的「吃苦教育」不同。

「我覺得他們的學校環境是很好的,不存在吃苦,反而把習慣鍛煉得很好。」

「之前飯都要我餵,現在這邊什麼都是靠自己,這就是改變。」

「而且這不是老師要求必須要幹的,而是看到別人的孩子這樣,就模仿,你可以做好,我也可以做好。」

「當然,把所有東西都寄托在學校也是不可能的。」

戴麗蘭說,兒子畢竟長期生活在城里,如何讓兒子回到農村又不被農村所局限,她覺得家長也非常重要。

「每年我們也會帶他去出遊,去遊樂場,假期回到城市去接觸城市的環境。」

另一方面,孩子目前還處於小學階段,而對於小學的知識來講,范家小學的老師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小學階段就那樣。在這里更重要的是,把學習變得快樂輕鬆一點。」戴麗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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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學的學生在練習踢足球

對於遠期,戴麗蘭坦言,作為家長,不關心成績這是假話,但成績並不是全部。

她希望兒子呈現的狀態是這樣的:「他有自己的主動性,會主動說,媽媽等我把學習弄好再去幹嘛幹嘛,而不是家長來要求他,先把學習弄好,我們再去幹嘛。」

感受到變化的還有熊妹玲。

她這樣形容大兒子,「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他會幫我做家務,拿著繪本給弟弟講故事,開朗了太多。」

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結石發作,放假在家的兒子說出了一個她都不知道的方子,「媽媽你可以喝點金錢草啊」。

熊妹玲很是驚奇,一個7歲的孩子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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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妹玲的大兒子抓住一只蝗蟲給弟弟看

這是兒子在學校的一次戶外植物課堂學到的。

在兒子的描述中,那次課上,在老師的指導下,同學們不僅要收集這些植物的樣本,還要在畫本上畫出它的樣子,詳細認識它的功效。

「而這樣的課堂在城市是很難做到的。」熊妹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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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妹玲帶著兒子和租在一起的同學在回家路上觀察荷葉

在村子陪讀的一個多月里,4歲的小兒子也有了變化。

按熊妹玲的話說,小兒子是一個性格很內向的孩子,在這之前,除了熟悉的家里人,面對其他人的問話,基本只有點頭和搖頭兩個動作。「但現在他就不這樣了。」

熊妹玲認為,這些變化正是范家小學帶來的。

不過,這些變化對於張亞文和高麗霞來講,暫時或許還無法看到。

但張亞文也提到,「至少在這里,孩子是想去上學的,一講起學校的事就很興奮,不像之前對於學校總是垂頭喪氣的。」

「要對得起人家的孩子」

對於范家小學校長張平原來講,學校的出名更像是一場被動的意外。

張平原提到,范家小學辦學的開始,一方面是基於學校本身就是為本地居民上學提供便利的,另一方面是鄉村人口的外移,學生人數下降,學校面臨著消亡的現實,不得不進行一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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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元市利州區范家小學校長張平原

這些留守的農村孩子又難以與城市學校的孩子單純地比拼成績。

於是,學校把辦學的關注點放在了如何為孩子創造一個快樂的環境,讓他們保持童年該有的天性和向上的狀態,「能不能考學不是我們的事,北大清華的要求對我們來說過分了。」

「辦學之前就沒有想過會出名,只是在過程中被出名了。」張平原說。

而出名後最直接的影響,就在於一撥又一撥的拜訪者找到了學校。

張平原形容稱「真的是絡繹不絕」,「但他們單純地來看,又能看出什麼來呢?」

到最後,張平原不得不謝絕了大部分的來校考察。

新學年,學校的人數有了較大的增長,這其中就包括像熊妹玲、戴麗蘭一樣遠道而來的外來者。

張平原對此看得很清楚:「不能簡單地用學生人數的增長來判斷學校品質的問題。」這里更有著不小的壓力。

「他們的到來對我們辦學能力,應該是一種促進,我們要清楚,我們有沒有底去接受這些孩子和家長。」張平原直言,「轉來的娃娃給了我們壓力,不追求更好,就會對不起人家的孩子。

張亞文在送孩子來范家小學時曾有擔心:「學校再好畢竟在山村里,老師的眼界會直接影響這個學校的視野和孩子的眼界。」

的確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包括校長在內,范家小學的老師們盡管在做著變革,但他們是否會陷在這個茍村和這些留守兒童身上,也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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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學校長張平原在和熊妹玲交流

張平原也意識到了。

在過去的這大半年里,他到多個城市參加了各類教育論壇,並通過一些教育研究機構了解到多個國外的教育實際樣本。目前,他已開始著手在部分年級進行新的改革嘗試。

「以兒童為中心!」從比拼教師能力,由老師決定教什麼,孩子學什麼轉變為一個輔助者,「考慮孩子的需求,想學什麼,感興趣什麼。」

張平原暢想,「這樣就可以培養孩子的自主學習能力,而當一個孩子有了自主學習的能力,他想學想做,未來還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攔他嗎?」

這天,張平原也把這個想法講給了熊妹玲,「你的孩子會變得更好。」

未來,究竟會怎麼樣呢?

以下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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