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逃港」,港府抓人的那一晚,十餘萬香港人上街保護大陸人

2010年,深圳記者陳秉安出版了一本名著《大逃港》。

那一年,正是深圳特區30週年。

在偶然的機會中,他得知了發生於60年代,波瀾壯闊的「大陸人逃往香港」運動。

花費二十年時間調查採訪,期間受到許多託付: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逃港者

2010年12月,中國青年報記者林天宏根據陳秉安的文章寫了長篇報導。

這篇報導獲得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的轉載。

以下內容為報導中的一部分,也是流傳最多的篇章。

來源:中國青年報、人民網

記者:林天宏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

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深港西部大橋所在的深圳灣,便是當年逃港者的一條主要路線。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

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台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黏紙盒、縫襪子、勾紗等。

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搜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裏,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

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

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

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

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

人群裏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

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裏,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

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

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葉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當時他還只有11歲。

5月的一個深夜,母親背著他,隨著逃港的人群,扒開鐵絲網,由沙頭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當晚深圳突降暴雨,數千名逃港者身處的山間,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經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僅有200餘人僥幸脫險,其餘盡為洪水吞噬。

葉的母親便是遇難者中的一個。

兒子含淚掩埋了母親,然後朝香港走去。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

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如今已經是大型物業公司的老總,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

「我們不是總在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嗎?」

「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麽是真正的香港人嗎?」

在採訪中,葉小明流著眼淚,這樣告訴陳秉安:

「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陳秉安採訪到了前來深圳參加慶典的習仲勛。

當聊起那段歷史時,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如果不寫下它,這個城市將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自己的根究竟在哪裡。

在30年後的今天,「逃港」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但讓陳秉安感到不安的是,這段歷史卻逐漸被人們遺忘。

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故事。

以下是網傳60年代香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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