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重案組37號(新京報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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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雙興
5G時代到來之際，古老的莫高窟也聽到了新技術的跫音。
8月底，敦煌研究院與科技公司簽署協議，籌備引入5G技術，共同推動5G聯合創新實驗室的成立。
在以後的日子里，攝影機采集下來的千年壁畫，將會被更快更好地傳輸、處理、存儲，然後通過互聯網，傳播到世界各地。
莫高窟，這個開鑿於一千多年前的佛國，至今仍然保存著735個洞窟。
45000平方米壁畫和2000多身彩塑，讓它成為世界上歷史延續最悠久、保存較完整、內容最豐富、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越來越多的遊客不遠萬里來到西北，參觀「沙漠里的美術館」。
不過，經歷了歷史上的劫掠和破壞，又經歷了漫長時光的侵蝕和風化，霓裳的色彩漸漸褪去，神佛的眉眼變得模糊，宮殿的牆壁有了裂痕，古老的器樂也結了白霜……
於是，與時間賽跑的接力棒開始世代相傳，工匠們鑽進了洞窟里，攝影機架在了壁畫前，最傳統的手藝和最先進的技術聚在一起，讓千年佛窟重煥生機。
▲數字中心的工作人員在對所拍攝圖像進行後期拼接處理。受訪者供圖
預防性保護
如今，參觀莫高窟有了新體驗。
進入洞窟參觀前，遊客首先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觀看數字影片。
鏡頭從沙漠上滑過，駝馬嘶鳴，沙塵卷積。
故事從張騫出使西域講起，隨後，絲綢之路上的佛國世界經過千年營造，有了最初的樣貌。
老百姓稱之為「千佛洞」，多年之後，莫高窟聲名煊赫。
伴隨著絲路的沉浮和佛教的興衰，莫高窟也在鼎盛和沉寂中往復，這段歷史被濃縮於20分鐘的短片《千年莫高》中。
緊挨著的2號影院播放的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同樣的20分鐘，是敦煌莫高窟經典洞窟虛擬漫遊，特色洞窟逐一展示在遊客面前，穿插著對其年代、風格、壁畫內容的講解。
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入運營是在2014年8月。
這是莫高窟保護工程中的核心項目，總投資達到了3.4億元。
如今，數字展示中心每天播放30場電影，每場200人。
結束之後，200位遊客被4輛大巴送到窟區，在8位講解員的帶領下分8條線路參觀，人們在8分鐘後走出洞窟，既充分傳播了莫高歷史，也大大降低了遊客在洞窟中的時間。
▲數字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洞窟內進行拍攝。受訪者供圖
如此安排，是為了減少遊客在洞窟的滯留時間，降低呼吸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對壁畫造成的傷害。
敦煌研究院曾用10年時間進行洞窟監測、遊客調查，最終統計出遊客承載量：以每位遊客在莫高窟參觀2個小時計算，一天只能接待3000人，洞窟可容納25人標準參觀組的最小面積為13平方米，每個洞窟平均參觀8分鐘為宜。
洞窟外，更多人通過互聯網看到莫高窟。
2016年5月，「數字敦煌」全球上線。
研究院的同事們用十幾年時間積累的莫高窟數字檔案發揮了用途，30個經典洞窟以另一種形式在互聯網上重建。
點開鏈接是30個洞窟的列表，時代和簡介列在首頁，點擊鼠標，便可以開始洞窟內的全景漫遊。
點擊加號放大，千年前的飛天輪廓分明。
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入運營的201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也是從這時起，莫高窟的保護工作跨越了「搶救性保護時期」和「科學保護時期」，進入到「預防性保護時期」。
灰頭土臉的搶救
石窟里的藍色工作服近乎靜止。
壁畫修復師們坐在腳手架上，用毛筆給起甲、空鼓的壁畫除塵，然後拿起注射器，將配置好的膠結材料順著註漿管滴入。
按壓、支頂，像鱗片一樣翹起的壁畫重新貼合回牆體。
很多時候，他們在一小塊壁畫前就要坐上幾個小時，椅子放在同一位置，看上去好像一動未動。
壁畫修復師李雲鶴今年86歲了，「從醫」63年，修復4000多平方米壁畫，依然在一線工作。
腿腳雖然不如年輕時矯健，但爬上兩層的腳手架不成問題。
63年前，李雲鶴在前往建設新疆的途中，在敦煌停留幾日探望親人，沒想到，被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扣」了下來。
「小李」在莫高窟的第一份工作是清理積沙。
許多年後全世界矚目的絲路明珠，在當時是一副灰頭土臉的模樣。
無人看管的洞窟散落在戈壁斷崖上，棧道狹窄，時不時會發生坍塌；流沙堆積起來，高達四五米，甚至堵住了窟門；剛剛清掃完的地面，一轉眼又被北風裹挾而來的新沙覆住……
每天，李雲鶴也灰頭土臉。
用白水煮面條填飽肚子，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水來自苦口泉，因為含鹽量高，剛來時總要有段時間拉肚子；住處是馬廄改造的宿舍，睡覺時會有灰塵撲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當時也不覺得苦，那麼多先生們都能蹲住，我一個高中生有什麼蹲不住的呢。」李雲鶴回憶。
▲年輕時的李雲鶴。受訪者供圖
「先生們」，是指常書鴻等第一批莫高窟守護者。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6年後，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和一批藝術工作者被莫高窟的藝術魅力吸引，陸陸續續來到敦煌。
沒想到，風沙侵蝕、戰亂、西方冒險家的劫掠，讓眼前的莫高窟在天災人禍的蹂躪後，一片狼藉。
放下筆桿子，年輕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幹起體力活。
在戈壁灘上種樹，從一排到一片；在窟區修建圍牆，把風沙和野獸阻擋在外；洞窟頭頂的山崖上，也修建起了防沙牆……
直到1956年李雲鶴抵達時，沙，依然是莫高窟最大的敵人。
三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李雲鶴留在了莫高窟。
李雲鶴記得，院長常書鴻對他說：「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不但你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現在只有自己想辦法。」
從那天開始，李雲鶴著手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許多年後，李雲鶴無數次回憶起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入洞窟的瞬間：壁畫是斑駁的，塑像是垮塌的，千年前的谷草從殘垣中裸露出來。
門打開，風湧進去，起甲嚴重的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灑灑落下來」，看得人心疼。
李雲鶴們蹲在那個開鑿於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一點一點收集起脫落的壁畫，再一點一點貼回去。
光線不足，就把白紙鋪在地上，用來反射窟外的陽光；沒有實驗設備，就用廚房的爐子和鍋加熱，觀察材料性能；用什麼除塵破壞最小，用什麼黏連強度最大，用什麼按壓留痕最少，全都靠不停摸索。
許多年後，人們把這段歲月定義為莫高窟保護史上的「搶救性保護時期」。
有人指出早期修復的局限性——諸如水泥「補丁」透氣性差，水分繼續侵蝕周圍的壁畫；鐵條和鉚釘被粗暴地釘在壁畫上，對壁畫造成二次破壞，也影響了外觀。
但在當時，那是能給莫高窟的最好的「救援」。
161窟不到60米的壁畫，花費了李雲鶴們700個日夜。
它成為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莫高窟386窟壁畫起甲病害修復前後對比。受訪者供圖
科學防治
經過漫長的搶救階段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進入「科學保護時期」。
起初，敦煌研究院的成員大多是美術專業出身。
漸漸地，大家的學科背景越來越多元。
李雲鶴說，文物保護涉及多個領域，需要專門的人才分析巖體結構、材料成分、病害成因等等。
以前，最窘迫的時候，修復師們要帶著材料四處走訪大學，找專家幫忙做實驗；後來，研究院有了自己的隊伍，化學、水利、生物、巖體力學等不同專業的人才聚在一起，新的洞窟開始修復前，洞窟里的溫度、濕度、氣壓、地溫，原壁畫的材料、內容，病害的種類、面積、成因，都有具體的數據和分析，修復師們有的放矢，完成修復工作。
▲博物館中展示著修復壁畫所用的工具。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攝
除了洞窟里的小環境，莫高窟周邊的大環境也進入到保護者的視野。
在窟區，南北1600多米長的巖體上分佈著700多個石窟，早在上世紀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和蘭州地震研究所合作，查清了莫高窟的底層性質和水文性質、抗震能力、洞窟穩定性等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保護者們開始對風沙危害進行科學防治。
石窟前，老一輩敦煌人種植的新疆楊早就鬱鬱蔥蔥，後來，又有兩公里長的灌木林像絲帶一樣纏繞；工程治沙被提上議程，在莫高窟頂的無邊戈壁上，草方格沙障和礫石壓沙切斷了沙源，尼龍網柵欄則阻擋了沙土的「進攻路徑」。「沙」的問題算是得到了解決。
敦煌研究院還與美國蓋蒂研究所合作開展莫高窟保護研究項目，以莫高窟第85窟為例，尋找保護莫高窟的有效途徑。
後來，第85窟成為1997年敦煌研究院「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范例，這是第一個指導中國文物古跡保護行業的規則和標準。
在壁畫修復方面，中美專家用了四年時間，實驗八十餘種材料，來尋找效果最好、對壁畫影響最小的修復材料，形成了一整套壁畫保護的科學程序和技術，解決了莫高窟空鼓、酥鹼等壁畫修復保護的難題。
如今，70後、80後漸漸成為修復師的主力。
給壁畫「治病」的手藝由師父傳給徒弟，再由徒弟傳給徒弟的徒弟。
追溯起來，他們會掰著手指說：我師父是李雲鶴先生的徒弟。
許多年後，更年輕的90後修復師走上崗位，排到了第四代。
李雲鶴見證了敦煌研究院一路走來的探索和變化，兒孫也在他的影響下當起了「面壁者」。
上世紀80年代，李雲鶴的兒子李波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回到莫高窟跟隨父親修復壁畫；2000年初，孫子李曉洋結束了澳洲的留學生活，也成為了壁畫修復師。
拿過接力棒的時候，李曉洋曾說：「爺爺一輩子都在和風賽跑，他說，這是一場注定會失敗的比賽，但我們偏偏要逆天而為。哪怕和風耗盡一輩子，也要為後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
▲李曉洋在修復壁畫。受訪者供圖
「數字敦煌」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很多場合一再說起類似的話。
影像記錄下了莫高窟不可抵擋的損毀過程。
1908年，漢學家伯希和首次抵達莫高窟，隨行攝影師拍下了一組壁畫照片。
2011年，敦煌研究院攝影師孫志軍到同樣的位置，拍攝了同樣的壁畫。
百餘年時間里，黑白相片有了色彩，但被相機定格下的壁畫樣貌卻發生了極大變化。
莫高窟第217窟，法華經變觀音普門品，在1908年尚且完整，神佛輪廓清晰，器皿和衣袂也足夠被肉眼識別，但到了2011年，照片所攝範圍內的一大部分壁畫已經褪色、模糊，不知所繪。
莫高窟第97窟壁畫在1908年時已顯斑駁，但十六羅漢的服飾、眉眼保留著較為清晰的輪廓，但103年後，有的羅漢只剩頭部可見，有的則整幅畫面斑駁不清。
「保護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在一次採訪中，樊錦詩對媒體說。
她對兩種保護的方法做了闡釋，「一種是用化學、物理、工程等技術，修復有病害的文物，使修復後的文物能延長壽命。但任何先進的保護技術，只能延緩文物的壽命，無法扼制壁畫和彩塑的退化趨勢。第二種方法，就是運用數字儲存技術，永久地保存莫高窟文物信息及其珍貴的價值。」
▲壁畫的數字圖像采集工作正在進行。受訪者供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修復師們「面壁」的同一時間，莫高窟的數字化進程也開始起步。
時任院長樊錦詩提出了「數字敦煌」的概念，世紀末，一批學者前往美國西北大學商討壁畫數字化的方案。
在當時，保護者們需要從頭開始學攝影，膠卷昂貴，按每一下快門都要準備許久；由於設備簡陋，拍攝完成後，膠卷靠自己沖洗，沒有恒溫裝置，就搬來爐子和洗衣盆，隨時兌好冷水和熱水，保持恒溫。
2005年，年輕人俞天秀大學畢業，來到莫高窟工作。
一年後，敦煌研究院成立數字中心。
這一時期，乘著互聯網技術和圖像處理技術的大潮，傳統的膠片拍攝過渡到了壁畫圖像的數字化采集。
俞天秀們的工作主要分成兩部分，用他的話說，就是每天「上洞窟，下洞窟」。
前期需要「化整為零」，攝影師們扛著軌道和相機鑽進洞窟里，當時的要求是300dpi的精確度，意味著要將壁畫分成31厘米乘以47厘米的若干份拍攝，也意味著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洞窟需要拍攝上千張照片。
到了後期需要「化零為整」，將拍攝好的照片拼接、處理、定位糾正，這個流程需要前期的三倍長時間。
千年壁畫陸陸續續被鏡頭記錄下來，儲存到電腦里，得以躲過時間的摧殘。
如今，莫高窟更加走向世界。
俞天秀和同事們仍然在一下一下按快門，一幀一幀修圖；李雲鶴和徒弟們仍然在一點一點除塵，一塊一塊修壁畫。
幾十年前，來莫高窟朝聖的大多數是藝術家和史學家，現在，許多文物保護者前來「取經」；莫高窟的文保專家們也像候鳥一樣往返於敦煌和外地，把來自莫高窟的技術帶到河北、河南、西藏等地，並幫助培訓新的文保人才。
每年暑假，都有一大批年輕人來莫高窟實習、研學或是從事志願者工作，他們中的一部分會留下來，加入俞天秀和李雲鶴們之中。
文物保護的隊伍有了越來越多的年輕身影，老一輩敦煌人遞來接力棒，總要叮囑一句：「這是無價之寶，要有敬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