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45年9月2日，東京灣，美艦密蘇里號，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政府簽署文件，接受日本投降
本文來源：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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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汣霖
今天是9月3日，中國的「抗戰勝利紀念日」。
「九三勝利紀念日」的由來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向盟國投降的簽字儀式。
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國民政府下令全國慶祝三天，以紀念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6年，國民政府正式形成決議，將每年的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圖：《中央日報》1945年9月3日歡慶抗戰勝利
之所以選擇9月3日而非8月15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有兩個重要原因：
（1）日本在8月15日宣布的是停戰而非投降，《停戰詔書》通篇也無「投降」二字，且只字未提侵華戰爭。
（2）以戰敗國簽署投降書的次日為勝利紀念日，是當時的國際慣例。比如，1945年5月7日，德國向盟軍投降並簽署降書，5月8日遂成為「歐洲勝利紀念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在柏林向蘇聯投降並簽署降書，5月9日遂成為俄羅斯的「衛國戰爭勝利日」。
1949年之後，「九三勝利紀念日」曾短暫被「八一五勝利紀念日」取代。
這年的12月，政務院通過了一份《節慶放假辦法》，確定了三個與抗戰有關的紀念日：七七抗戰紀念、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九一八紀念。《辦法》規定，上述三個紀念日「均不必放假」。①
▲圖：《新華日報》1945年9月3日歡慶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日改回9月3日，是在1951年。這年8月14日，政務院發布了一份全國通知，內稱：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
「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
「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國人民應對我國軍民經過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和蘇軍出兵解放東北的援助而取得對日勝利的光榮歷史舉行紀念。九月三日不放假。」②
此後，9月3日成了法定的「抗戰勝利紀念日」。
抗戰勝利10周年，《人民日報》於9月3日刊登了以老舍為代表的多篇文化界名人的紀念文章。
抗戰勝利20周年，《人民日報》於9月3日刊登了林彪的署名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抗戰勝利30周年，《人民日報》於9月3日發表了紀念社論……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9月3日曾特別放假一天。
▲圖：1945年9月3日，重慶民眾向參與勝利遊行的美軍翹起大拇指
勿忘父兄們的堅忍不拔
據1947年《關於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公布的數據，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國軍人傷亡達3650405人、平民傷亡達9134569人，合計12784974人。
支撐這種犧牲的，是全體軍民「堅忍不拔」的意志。
抗戰全面爆發時，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而日本已是先進的工業國。
以鋼為例，1937年日本的產量是508萬噸，中國僅有區區4萬噸。基礎工業的落後，會直接反饋在軍事實力上。
戰爭期間，日本生產了357萬支步槍，中國的產量則不足40萬支，且很難得到來自盟國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資，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國國內戰場僅獲得1000支美援步槍的補充。③
沒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很難想象要如何將全面抗戰堅持八年之久。
事實上，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不但無力支持軍事工業，連維持軍民的日常飲食，也已相當困難。
全面抗戰期間，自農民、工人、公務員乃至軍人，無不時刻處於饑饉之中。
農民的飲食狀況，可以參考張聞天1942年的「晉陜調查」。
張調查了陜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的八個自然村。他發現，這些村子裡的「中農」，從秋收之後到農忙之前，絕大多數時候只吃兩頓，吃的是黑豆糊糊和酸菜，只有有限的幾個重要節慶，才能「吃些米窩窩、糕、撈飯、高粱餃子」，偶爾能有「一兩頓麵條，幾斤羊肉或豬肉」。
農忙期間，為了維持體力，會改成三頓，把苦菜混著黑豆糊糊裏一起吃，還吃些當季的南瓜、豆角和山芋。
「貧農」則一律吃更稀的黑豆糊糊，遇到青黃不接就要挨餓。
「富裕中農」也不過是吃更稠一些的黑豆糊糊，隔三四天能吃一頓「撈飯」，過年可以吃饃，平常偶爾還能用油炒個菜。④
所謂「撈飯」，指的是一種先煮後蒸做出來的米飯。張聞天說，當地的老百姓「均認為（撈飯）是很貴重的食品。窮人每年只能吃幾次。每星期能吃幾次的，那只有富裕中農。」
顯然，這是一種普遍的貧窮。
日占區的農民同樣如此。
據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報告提到，晉冀豫邊區的敵占區部分，日軍實施「余糧歸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額度外，農民所有糧食均被收繳，也沒有油吃，「親戚家人往來，還要（自己）帶糧，不然就要餓肚子」。⑤
▲圖：1941年，重慶民眾在修繕被日軍空襲後的家園，這些壯丁普遍瘦骨嶙峋
全面抗戰，對本就脆弱的中國小農經濟產生了巨大衝擊。
一方面是軍費暴漲；一方面是沿海富庶之地淪陷，大量壯丁被抽離農村送往前線。前者要求加大農村的稅賦，後者嚴重削弱了農業的總產出。
支出銳增、產出銳減的結果，反映在士兵待遇上，則是抗戰中後期，中國軍隊普通士兵的飲食水準，已跌至令人不忍聽聞的地步。
局部抗戰（1931~1937）時期，一個中國底層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約可以相當於擁地50畝的半自耕農。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的財政迅速破產——1939年的財政預算，支出需28萬萬元，而收入只有2.9萬萬元。
所以，到了1940年，中國軍隊不得不普遍改三餐制為兩餐制，菜品不得不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
1940年7月7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余漢謀司令自粵來，對蔣先生言，前線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飯，予聞之不甚震駭！」⑥
1941年6月，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自重慶坐船去瀘州，親眼目睹了同船中國士兵窘迫至極的生活：
「房門外兵士坐臥滿地，出入幾無插足之處，且多顯病態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瘡，四肢頭頸皆可見到，坐立之時遍身搔抓，對此情景，殊覺國家待此輩亦太輕忽，故不敢有憎厭之心，轉為憐惜矣。」
「……兵士早九點米飯一頓(自煮)後，至晚始再吃，下午門外有二兵以水沖辣椒末飲之，至天夕又各食萬金油少許，用水送下。」⑦
據梅氏記載，當時船上所供三餐，「皆為米飯，四盤素菜，略有肉丁點綴，辣味則每菜必有」。
船上的飯菜說不上好，但乘船的士兵普遍負擔不起，他們不得不自煮米飯，拿水沖辣椒末、水沖萬金油下飯。
1944年，美國專家隨機抽取了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
到了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的副食費標準已降至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也就是說，一名士兵一天的副食費，約相當於半根蘿蔔。⑧
一個令人心酸的對比是：
不論品質，單論重量——二戰期間，美國陸軍的戰地口糧標準是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的標準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僅為約1.6磅。
而這還只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所得。
1944年，駐昆明美軍，須由中國政府提供（墊付）每人每天6只雞蛋和1磅牛肉。
同期的駐滇遠征軍，號稱飲食標準最好的中國國內部隊，也不過「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且為了滿足駐昆明美軍，這「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還常常被挪用。⑨
▲圖：1945年9月3日，重慶，參加勝利遊行的士兵
飲食僅是士兵待遇最基本的部分。若將服裝、醫療等其他項目飽含在內，差距將更為巨大——據國民政府美籍財政顧問楊格（Arthur Young）的統計，全面抗戰期間，1名駐華美軍的開支，約相當於500名中國士兵的費用。
以孱弱之軀，於饑餓之境，全面抵抗強敵達八年之久，沒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這種「堅忍不拔」，見於飛行員劉粹剛（1913~1937）給妻子的最後一封家書：
「我們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
也見於投水自殺的前清秀才鄒炳蔚（？~1938.10）給子侄的遺囑：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況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決者，堅汝等報國之志耳。」
更見於千千萬萬不甘受侵略、不甘受壓迫的父兄。
註釋
①《政務院舉行十二次會議通過節慶放假辦法》，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4日。
②《抗日戰爭勝利日改定為九月三日》，人民日報1951年8月14日。
③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
④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晉陜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70-71頁。
⑤戎子和：《晉冀豫邊區人民的負擔——在晉冀魯豫臨參會財政建設工作報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錄於《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之六：財政經濟建設》。
⑥《王世傑日記》，1940年7月7日。日記全文見「中研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
⑦《現代大學校長文叢：梅貽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第287頁。
⑧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⑨《何應欽等為大量供給美軍肉類與龍雲往來電（1944年1月~9月）》，收錄於《滇西抗戰南京檔案文獻選粹》，雲南大學出版社，2016，第241~24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