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00萬保住一隻手,中國有錢人海外就醫市場6年漲了10倍

本文來源:八點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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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卓曌

「如何構建更好的就醫環境,讓一些花費重金、遠渡重洋的人,可以留在國內治療?」

2011年,王諾(化名)參與了一家創業公司,主做海外醫療。

公司成立兩年,已成為海外就醫領域規模比較大的公司時,客戶依然很少。

一位患有泌尿系統惡性腫瘤的客戶,看到他們的辦公室只有一百平米,壓根不相信這是王諾宣稱的「業內最大」的公司。

當他去到同類公司,發現更小更寒酸,折返王諾公司後終於承認:「果然你們最大。」

隨後的幾年,海外就醫中介服務市場呈井噴式發展,2012年市場規模還不足5億人民幣,2018年增長了10倍,達到50億人民幣。

尤其在2013和2014年間,資本大量湧入。

幾乎每個月,都有新公司誕生,每個月,也有公司消失。

時至今日,儘管海外醫療中介服務規模不足百億,但它撬動的海外就醫市場潛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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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在6月份舉行的一場全國醫療行業會議中,一位醫院行業協會負責人甚至認為,海外就醫的發展,會成為中國醫療的威脅:

「我們要建一大批一流醫院,把大款們老了看病的問題解決。否則以後賺了那麼多錢,走的時候都背去國外了。」

這位負責人口中的「有錢人」是海外醫療中介服務公司的主要客戶。

在疾病面前,似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就醫過程中,有錢人往往享有更多選擇的自由。

在早期海外就醫市場中,大多是身家至少千萬的人會選擇海外就醫,他們往往處於惡性腫瘤的晚期。

當國內的醫療水平不足以解決他們的病情時,他們才會一擲千金,選擇海外就醫之路。

最近幾年,在惡性腫瘤發展的早期階段,患者就踏上了海外就醫之途,此外,心血管疾病等慢病、罕見病的病人也出現在海外就醫大軍中。

而且,就醫的人群從只追求「保命」,到追求治愈後的生活質量,一些並非絕症的病人,也選擇海外就醫。

一個有趣的現場是,隨著國人購買健康險的普及,一些不那麼「有錢」的人也加入了海外就醫的大軍中。

相反,隨著國內醫療水平的發展,有錢人又開始走一些頂級三甲醫院、頂級專家的綠色通道,一些中介公司瞄準了這一商機,迅速推出打規則擦邊球的、富豪人群就醫「綠色通道」服務。

不管有錢人的就醫選擇是「留下來」還是「走出去」,在呈現個人就醫多樣化的同時,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國公立醫院就醫機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

這些不足之處,也應引起醫療從業者的關注,如何構建更好的就醫環境,讓一些花費重金、遠渡重洋的人,可以留在國內治療。

200萬保住一隻手,值嗎?

盛夏的杭州炎熱難耐。

李牧焦躁難安地坐在候機室裏,空調傳來的絲絲涼意,直達心底。

對於此次赴美就醫,他內心忐忑不安。

幾個月前,女兒一直說手疼。

在杭州的三甲醫院做了X光片和活檢,結果顯示在接近左手腕的位置長了一個骨肉瘤。

骨肉瘤總的發病率為百萬分之三,是一種惡性腫瘤。

為了確診,他帶著女兒跑了上海、北京各大醫院。

無一例外,各大醫院給出的方案都是截肢手術。

這讓李牧絕望。

「完全不能接受截肢手術,我女兒才12歲,今後怎麼生活?」

李牧是個「女兒控」,早些年一直忙著創業,等事業步入正軌才要的孩子,對孩子幾乎是百依百順。

他沒想到這樣的噩耗會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有一段時間,幾乎整宿整宿地睡不著,「國內不行,國外是不是可以做保肢手術?」

對於李牧這樣的高收入群體而言,對海外就醫並不陌生。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孤註一擲,把它作為拯救疑難雜症最後的希望。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中國到海外就醫的人數已突破60萬人次,其中80%是癌症患者。

市場預測,未來10年中國的海外醫療市場潛力有可能超過數百億美元。

對於李牧來說,女兒是否可以在治療後享有正常的生活成為他做選擇的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斟酌再三,他通過中介選擇了MD安德森腫瘤醫院。

在這家醫院的治療方案中,在切除腫瘤的同時可以保肢,成為李牧毫不猶豫選擇這家醫院的唯一原因。

安德森腫瘤醫院位於美國,美國是海外就醫患者最常選擇的國家。

據海外醫療中介機構盛諾一家的數據估算,2018年到美國就醫的中國大陸重症患者數約在6000人左右,比2015年已經翻了一倍。

在醫療費用方面,以癌症治療為例,一個人至少需要準備100~200萬人民幣。

和李牧一樣,海外就醫的人群以企業家和高管居多。

排在首位的原因是,國內治療效果不佳,出國尋求更好的治療方案,其次為國內完全沒有辦法。

從病種來看,腫瘤患者占比65%,其次占比最多的是心臟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

腫瘤患者中,占比最高的仍然是晚期患者。

在給女兒做了腫瘤切除、骨移植手術後,李牧花費了將近30萬美元。

對他來說,30萬美元,200多萬人民幣,給女兒一個不殘缺的軀體,很值。

多學科會診,救了他一命

和李牧「保肢」的需求不一樣,老喬遠赴海外是為了救命。

老喬曾動過一次手術。

「到醫院做了CT發現了腹主動脈瘤。瘤子已經增大了60%,還有破裂的風險。」

老喬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血管醫院做了腹主動脈瘤腔內隔絕術,裝上了人工支架。

術後唯一的副作用就是腹瀉,而且這場腹瀉,持續了5年零2個月。

2013年4月,是老喬最難熬的一個月。

他左側腰大肌出現了膿腫還伴有發燒。

回到當時手術的醫院,醫生做了全套檢查也沒找到病因。

「在超聲下,我做了左側腰大肌膿腫穿刺抽液引流術,膿液抽出來大概3L,能裝滿一個大可樂瓶。」他回憶。

不到一個月,感染又開始,反反復復,一次比一次嚴重。

老喬形容那段時間是人間煉獄。

腰上、腹部大面積的膿腫讓他坐立不安,晚上睡不了覺,難受得只能找個旮旯窩著,急的老伴半夜裏滿屋子找人;

有時感染髮作時,高燒到40度,三伏天裏蓋四床被子還是篩糠一樣的發抖。

輾轉去了幾家大醫院,仍然找不到病因。

之後,他在一家部隊醫院被確診,腰部的感染由腹主動脈支架造成。

感染不僅局限在腰大肌部位、還不同程度的侵蝕了部分脊椎。

老喬又回到了原先做手術的心血管醫院。

當時,醫院聚集了十幾位血管外科的專家專門針對他的病情開會進行了討論。

最後,只有一位專家認為應該手術。

但因為手術太複雜,涉及到血管科、心臟科、骨科、感染科、外科等多個學科。萬一處理不好,隨時有生命危險。

在專科區分明確,但科室之間協同合作不多的公立醫院,這項手術很難執行。

這一家不行,再換另一家醫院。

老喬的兒子通過同學關係找到一位國內頂尖的權威專家。

而他也不敢輕易給老喬安排手術,這種手術這位專家只做過2例,其中1例病人去世,另外1例病人活了下來。

50%的死亡率,風險實在太高。

幾近絕望的時刻,一通越洋電話給了老喬希望。

「我們一位親戚是美國波士頓一家醫學院的教授,他見過類似的病例,建議我們去美國治病。」

於是在2016年5月,老喬和家人踏上了赴美國頂尖連鎖診所梅奧醫療之旅,整個花費為20萬美元。

為老喬辦理海外醫療轉診服務的負責人告訴八點健聞,儘管過去三年,但老喬的故事仍舊讓他記憶深刻——那是一次非常順利的海外就醫經歷。

「我記得,他在周一見了醫生,周二見到了主任,而周三就進行了手術。」上述負責人說道。

不同於國內公立醫院各科室的各自為營,國外醫院的多學科會診令老喬感慨萬千。

「就在手術前一天,內分泌、感染科、血液科等多學科醫生一起術前診療,安排我的手術細節。這場多學科手術進行了9個小時,包含器官置換、清創、修補、抗感染等。」

在手術後的第二天,大夫就鼓勵老喬下床。

「血管外科、普外科、神經科、麻醉科等科室醫生術後巡視,看著我站起來慢慢踱步,美國大夫、護士集體起立給我鼓掌。」

當老喬想起這個場景,依然覺得溫馨感動。

持續了五年多的腹瀉徹底消失,現在的老喬精神矍鑠。

對比國內外醫療差異,他有些感慨,國內一些醫院剛剛興起的多學科會診,但在美國卻非常成熟。

「梅奧動用了8~9個科的醫生共同操刀,才把這個這個複雜的手術拿下。多學科的診斷和治療,或許是國內未來醫療的一個方向。」

之前從不思考醫療問題的老喬,在親身經歷了一場病後,像業內專家一樣,提出了對國內醫療發展方向的要求。

他們的病在國內可治,為什麼還要出國

近幾年,在海外就醫人群的變化中,一些患者的疾病,明明在國內可以治療,他們卻依舊選擇出國。

一位海外醫療服務中介的人士介紹,在80%的情況下,在美國的平均花費是在20萬到40萬美元。

「同樣的病,國內花一塊錢,在美國花一美元。——美國是國內花費的7倍。」他說。

國內外醫療差異,並不只是醫療技術上的區別。

極致醫療創始人屈偉以乳腺癌舉例,國內對乳腺癌最簡單、基礎的做法是切除,但國外大部分做的是保乳手術,對於一個女性來講,這是一個形象和尊嚴問題。

同樣一個手術做完了以後,國外的患者,醫院會把潛在腫瘤風險,全部剔除掉。

手術並非針對某一個器官,而是針對人這個全面的個體——如果癌細胞發生了轉移,主刀大夫就會協同別的科室醫生一起討論。

「國內這些大醫院把多學科協作作為一個學習方向,還沒有變成一個普及性的東西,融入到日常的規劃裏。」

另一個差距,則是醫療的人文關懷。

王諾說,在波斯頓兒童醫院里,它們有很多小玩具去緩解兒童的緊張情緒。

在抽血的時候,兒科醫生會拿彈彈球,引開兒童注意力。

但在國內,家長摁住孩子後,護士就開始紮針。

「他們對於化療的孩子也有技巧。每次化療結束之後,會獎勵一個小熊,攢夠了五次之後,可以換一個大熊。這讓很多孩子覺得,去醫院不是一個治療,更像一個遊樂場所。」

而醫院很多房間像兒童遊樂室一樣,會擺上很多玩具,貼滿了夢幻的畫。

富人的三甲醫院綠色通道

一位海外醫療中介機構的人士談到,不是所有患者他們都接。

有些患者,例如腦卒中、急性心梗這些急症類的不適合跨境醫療。

還有一些偏晚期癌症患者,行動不便,意識不清晰,這種時候都已不適合出國治療。

還有一些疾病,在國內治療反倒會更好一些。

一位北京著名三甲醫院的醫生認為,從治病救人這一業務角度而言,北京的三甲醫院並不比國外差很多,甚至在某些領域可以領先世界,比如食管癌治療等。

但就科研和醫院管理方面,的確要弱於國外。

「國內頂尖研究者的水平還是可以和老外打擂台的。」

一位泌尿科的醫生說,就泌尿科專業而言,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泌尿外科主任醫師龔侃教授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遺傳性腎癌的資料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泌尿外科主任張旭開創的後腹腔鏡入路被全世界接受,他們做的4級腎癌取出術也是世界級標準。

盛諾一家副總經理兼首席醫務官王舜坦言,比起跨境醫療,國內看病會快一些。

到國外,涉及簽證、預約等,一般需要兩周的時間等待。

「但在國內的話,對於某些醫療資源豐富的人而言,可以迅速地找到權威專家。但這些更希望,上午確診,下午就要見到主治醫生。」

介於海外生活差異、距離方面的種種原因,真正出國看病的仍然小眾。

「多數國人習慣就近在三甲醫院就診,如果在國內得不到有效治療方案時,才會考慮到國外就診。」

屈偉坦言,海外就醫的高端人士占高端人士群體還不足十分之一。

對於這些高端人士而言,他們在國內就醫會有自己的「綠色通道」。

李青的公公是一家著名食品公司的董事長。

她告訴八點健聞,家裏人買了醫療保險,可以走國內三甲醫院的專家通道,不需要掛號,可直接就診。

「如果是一些小毛病,都會在國內就近看了。」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針對於銀行私人存款1千萬以上的VIP客戶,大的金融保險公司幾乎都會提供這樣的綠色通道。

「如果是更高端的人士,就會派出私人醫生。」

此外,國內的不少醫療服務商與三甲醫院名醫合作,推出了私人醫生模式。

「實際上,每個高端人士在國內外都有很多的資源。他有醫療需求的時候,可以找到一百個途徑來解決。」

一位行業人士指出。

這種高端人士國內就醫的「綠色通道」模式,一些從業機構只能悄悄辦理,不敢大張旗鼓宣傳,雖然有市場需求,但畢竟違背公立醫院公平性原則。

怎樣能把有錢人留下來?

在新藥、新技術的審批方面,美國處於世界頂尖水平。

一些在國內判死刑的晚期腫瘤患者,去美國就醫就是為了能用上美國的創新藥。

一位中介機構統計了一下近兩年的海外就醫數據,只有12%的患者用到了國內沒有的藥。

這意味著,有88%的患者用的和國內一樣的藥。

但治療方案不一樣,造成了即使用同樣的藥,治療效果卻不一樣。

一位中介機構的許多患者參與了國外一些新藥臨床實驗。

在美國醫生那裏,如果他認為這個臨床實驗是適合某個病人的,值得試一下的話,他會建議病人進行臨床實驗,有時甚至跨醫院。

——比如說,患者在這家醫院做治療,但在另外一個醫院如果有更適合患者的臨床實驗,醫生會把患者轉到那家醫院——這在中國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即便一些疾病在美國治療會是最優選擇,但如果病人全程在美國診療,在時間和成本上依舊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如何實現海外就醫的最優戰略?

一些公司開始想要建立一套海外轉診制度,把國內和國外的醫療資源打通。

「現在,多數公司是把病人送出去,但我們也想做到引進來,把國外的專家資源引進到國內。」

王舜提到,讓患者長期待在美國很難,從生活習慣到語言環境,都很不習慣。

盛諾一家將會在上海新虹橋國際醫療中心落地一個醫療機構,用國外的標準和方案,在國內做出國前期的一些檢查,回國後的一系列的康復訓練、後續追蹤和健康管理等服務。

目前,國內海外轉診的公司已經超過300個。而國內相關的高端醫療保險也是層出不窮。

「人們就醫究竟是『留下來』還是『走出去』,不是海外就醫中介機構服務的目的。」

「盡可能提供人們便捷就醫的可能,高性價比地享受到全球先進的醫療服務,應該是這個行業由野蠻生長走向成熟的一個方向。」

一位海外醫療中介機構負責人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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