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大媽撿手機後索要兩千元報酬惹議,法律怎麼說?為什麼日本人拾金不昧?

撿手機後索要2千元報酬,又是“壞人變老瞭”嗎?

本文來源:今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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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志

2019年7月下旬,貴州貴陽一老人撿到初中生手機後,索要2000元好處費被拒,並憤怒地質問警察,「這就是你們教育出來的好青年?」

經勸導,老人最終歸還手機。

由於失主是初中生,身上只有30元現金,所以視頻曝光後,該老人馬上被口水淹沒。

那麼索要2000元高額報酬的行為,真如網友所批評,是「壞人變老」的新例證嗎?

壞人變老背後,「拾金索償」有另一種解釋

新聞沒有交代手機的品牌和新舊,很難推斷出其物值,不過即便是一部嶄新的蘋果,拾得人索要2000元的報酬,估計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價位,道義和情理上都說不過去。

中國歷來有拾金不昧的傳統,撿到遺失物歸還失主,也是社會共識。

從法律層面看,老人的報酬請求也得不到支持。

如《物權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返還權利人。

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

《刑法》第二百七十條同樣要求,將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侵占罪」進行處理。

其中「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最高可以處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物權法》、《民法》、《刑法》等法律中對拾得人的相關規定,正是為了給拾金不昧的優良傳統護航,避免侵占他人遺失物的不當得利行為發生。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索要高額報酬的行為,是「壞人變老」的結果?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圍繞拾金不昧的問題,沒有任何統計數據顯示,老年人群體在拾到遺失物後,更傾向於據為己有,或者獅子大開口索要高額報酬,上綱上線並不合適。

其次,稍微搜索下新聞可以發現,拾金索償的爭議案例相當多。

比如去年6月,寧波一位中年婦女撿到蘋果7後,向失主索要2000元的酬謝費,見失主報警直接摔壞手機。

將這類糾紛簡單理解為拾得人利益熏心,未免失之簡單。

盡管拒不歸還有違法風險,但類似索要報酬的行為還是密集發生。

這是因為對拾得人來說,撿到遺失物要歸還,天經地義;但從保管到送還失主,撿東西的人也要花費時間、路費等,他也會有「損失」。

請求報酬也是彌補損失。

網友的聲討,未必源於主張報酬,而是報酬的不合理。

如果撿到手機的老人,只是索要一兩百元的回報,相信輿論風向會大幅度調轉,至少批評者不會上綱上線到「壞人變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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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下,拾得人的權利和義務失衡

結合相關的案例看,對此次糾紛更善意的理解應該是,拾金索償的標準缺失,導致拾得人在請求報酬上出現了無據可依的難題。

為了鼓勵拾金不昧,社會不僅從道德教化入手,讓「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手里邊」的兒歌深入人心,法律層面也如前面提到的,對拾得人進行了約束。而且約束的範圍不限於歸還,還包括妥善保管。

對暫時為失主保管遺失物的行為,法律界定為「無因管理」。

無因不等於無責,同樣是《物權法》,第一百一十條要求,拾得人在遺失物送交有關部門前,應當妥善保管遺失物。

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因為保管不當還出現過這樣的案例:2015年重慶商報報道,大學生小梅撿到一部手機,在歸還失主的過程中被偷,結果被失主請求賠償。

當然在權利方面,拾得人也有請求必要費用的規定。

《物權法》提到,失主在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民法通則》也規定「無因管理」者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費用。

但必要費用不等於報酬。

武漢大學法學教授鄧涉民曾撰文指出,我國民法通則其實是規定拾得人有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但拾得人無報酬請求權,更無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

它只注重義務的設定,而輕視了權利的維護。

還有法律人士指出,民通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2條對「必要費用」做出了解釋,包括在管理或服務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過程中實際受到的損失,如管理費、維護費和為了交還失主所支付的交通運輸費用等。

但現實中,如果拾得人與失主就「必要費用」發生爭議,拾得人還需舉證證明這些費用的存在,若無法舉證或者證據不足,則這一部分支出也不能從失主處得到補償。

相反,遺失人僅僅需要支付很少量的「必要費用」甚至口頭上予以感謝,就有權取回遺失物,遺失人因為自己的過失導致物的丟失卻不用承擔任何不利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法典》早先幾版的草案中,都曾規定拾得人可以按要求獲得遺失物價值10%或5%的報酬,而《物權法》的草案中,同樣有類似的條文。

不過最終的文本刪除了類似存在爭議的條款。

這是因為在不少人看來,將本屬於傳統美德的行為,用明碼標價的方式來限定,會讓拾金不昧變味,顯得庸俗化。

撿手機後索要2千元報酬,又是“壞人變老瞭”嗎?

問題在於,由於缺少標準明確的支持條款,導致拾得人在撿到遺失物時,在保管和歸還會耗費時間和金錢、且不確定是否會有報酬的前提下,會缺少交還給失主的動力,甚至不排除視而不見或者據為己有。

本次風波中那種獅子大開口的舉動,同樣會增加。

日本拾金不昧的風氣為什麼這麼好

中國是個道德倫理色彩相當強的國家,更傾向於用人情社會的那種道德規範,來約束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對拾金索償的態度便是典型例子,這點和國外形成了鮮明差別。

以日本為例。

日本東京警視廳失物招領中心的日前公佈了一組數據,2018年,被上交至東京都派出所及警察署等的遺失現金,增至約38.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3億元),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

這一金額已連續3年創新高。

日本拾金不昧的風氣之所以如此良好,一方面是因為,對撿到遺失物不歸還,有著嚴格的懲罰措施,比如可能觸犯「橫領罪」。

另一方面,法律明確鼓勵拾得人請求報酬的權利,報酬金通常是遺失物品的5%以上到20%以下的金額。

撿手機後索要2千元報酬,又是“壞人變老瞭”嗎?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障失主的利益,日本的法律還提到,如果拾得人超過一周才上交給警察部門或者交還失主,失主有權拒絕支付報酬,總之盡量平衡失主和拾得人。

而在日本警視廳的官網上,會對遺失物進行公佈,方便失主查詢。

不只是日本,很多歐美國家都對報酬比例進行了明確,如德國民法典規定,「拾得物的價值在1千馬克以下者,其報酬為百分之五,超過此數部分,依價值百分之三」。

另外和中國無主遺失物歸國家所有不同的是,在不少國外地區,那些長期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所有權最終歸拾得人占有。

正因為有類似的利益鼓勵,大家才會在撿到遺失物後積極上交。

其實在中國的一些地區,同樣有類似獎勵性條款。

比如2015年年底印發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提到,處理無人認領的拾遺物品後,公安機關應按拾獲財物價值10%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獎勵。

不過它仍然只是針對無人認領的遺失物,獎勵的來源也是財政資金。

在當下而言,盡管大多數人都會支持給予拾得人適當報酬,但將它明明白白地寫進法律,並且規定報酬的比例,無疑會激起強烈反對。

傳統思維依然不太認同市場化的補償,而是將拾金不昧牢牢地限定在道德的框架下討論,往法律層面多邁一小步都相當困難。

拒絕承認拾得人主張報酬的權利,是高估了道德的自覺性,低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可能的貪婪和私心。

導致在處理一些具體的利益糾紛時,很容易無據可依。

比如此次糾紛中,對該老人的批評,更多是聚焦於「壞人變老」的泛道德化論述,很少人願意尋找拾金索償缺少法律依據的另一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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