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鄉】都過了50年,每次夢見【北大荒】的知青歲月,我還是會驚醒

本文來源:自PAI(一個專收自拍投稿的自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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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國

50年過去瞭,夢回北大荒的知青歲月,我還是會掙紮著驚醒

我叫李建國,出生於1949年,今年70歲了。

我是一位油畫家,這是2000年我在陜北采風的照片。

解放前,我的外祖父在天津經營著一個小的火柴廠,所以他有經濟實力把他唯一的女兒,也就是我的母親送去讀書,而且還為她請了一位名畫家教她學畫。

母親繪畫的基因在我身上流淌。

記得小時候母親經常將她的新畫的畫掛在家裏,家中的繪畫氛圍比較好,加上母親的言傳身教,我和我哥哥從小就喜歡上了畫畫。

後來我決定走畫畫這條路,還取得了一些成績,與家人的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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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母親與我的生父離異,嫁給了一位現役軍人,這就是我的繼父。

不久我的繼父就轉業到地方,做了國家幹部。

我們就這樣從河北深縣老家到了江蘇徐州安了家。

不久後,外祖父外祖母也隨著母親來到了江蘇生活。

我小學和初中的時光是在江蘇度過的。

現在我的哥哥仍在徐州生活,他比我大四歲,雖然也喜歡畫畫,但他後來做了一名工程師,現在已經退休了。

這是1950年,母親和我及表兄弟們的合影,前排中間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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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按部就班讀書讀到初三,和同學們一樣緊張地復習功課準備中考。

有一天,班主任找到我,拿了一張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招生單。

得知這個消息時我興奮極了,因為這是一個實現畫家夢想的好機會。

我按照報紙上的招生要求,把畫寄到了北京中央美院附中,不久他們就給我寄來了一張準考證。

那年全國共設了五個考點,華東地區的考點設在了濟南。

考美院附中之前,我家裏的條件並不是很好。

我喜歡畫鉛筆畫、素描,也畫過一些水墨,但是沒有條件畫油畫,最多會問家裏要點錢買宣紙。

初中時,我參加了學校開設的美術小組,而且去考試前,學校的美術老師和班主任給我了一些考試建議,讓我盡量發揮,不要緊張。

因為在同齡人當中,我畫的還是比較好的,加上我比較勤奮,所以考試前有了一點自信。

  圖集 / 那個傳說中的【知青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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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我要考美院附中,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他們說不管考不考得上,一定要去試一下。

1965年6月,考試前一天下午,我從徐州坐綠皮火車到濟南。

50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晚上,第二天凌晨五點才到。

為了趕時間我也沒來得及休息,我在火車站喝了一碗豆漿,就坐著公共汽車直奔山東藝術學校(現山東藝術學院)考試去了,考的是素描和創作類的命題畫。

兩天後,復試名單上尚存50人。

接下來要考作文和數學。之後,進入了面試階段的只有六位同學。

最後,只有我和其他三位同學被附中錄取了,其中一位同學現在已經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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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日,美院附中開學了,我成為新一屆的一年級新生,在北京開始正式接受繪畫的系統訓練。

這是我和同學們在附中前的合影。

1966年5月,我一年級下學期還沒讀完,全國範圍內就發生一系列運動。

美院附中是四年制的中專,按正常的學習年限應該是1969年畢業。

在附中的四年的時光裏,我們大概只學了不到一年的繪畫,其他時間都在搞運動、活動和展覽。

比如說我參加過的中日友好學生聯歡,到天安門畫標語牌子。

這是1967年,我(右二)和同學們與恩師趙友萍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展覽,我們在天安門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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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友萍老師在我心目中至始至終保持著既溫和又嚴肅的「高大上」形象。

她在繪畫上強調造型基礎的嚴格訓練,達到苛刻的地步,不容許有半點的差錯和馬虎。

時光荏苒,今年3月份,我將一幅自認為不錯的人體寫生作品分享到微信群中時,已88歲高齡的趙友萍老師居然給我的作品作出了點評:「這腰也太長了,胯骨長在何處?」

恩師的教誨令我非常感動,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作品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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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9年7月,我們糊裏糊塗地從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了。

美院附中是屬於中央直屬的藝術院校,其學生原本沒有「上山下鄉」的任務,而是畢業後由國家分配工作。

但是當年3月,中蘇邊境上爆發的珍寶島衝突讓年輕學生義憤填膺,保家衛國的情緒被燃起。

在工宣隊的宣傳下,我(右一)同其他十幾個同學報名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用當時的話說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開始了長達六年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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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生活艱苦、單調,那種偏執的狂熱很快就被沒完沒了的體力勞動消磨殆盡。

我們一到了那裏就趕上了秋收——割大豆。

1969年10月1日,北大荒的第一場雪就飄落了,北大荒的冬季寒冷、漫長。

冬季氣溫會降到零下30度,我們還要外出修水利。

修水利的目的是把北大荒沼澤地裏的水排到松花江裏,露出肥沃的土地種糧食。

冬季的北大荒地凍三尺,我們的任務是要把上層的凍土用鎬敲下來,露出下層的不凍土,然後用鐵鍬一鍬一鍬地鏟土,挖成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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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是知青最期待和珍愛的時刻,想想看吧,一天的活兒結束了,回到溫暖的房間,燒燒炕,去去一天的寒氣。

接下來,有好多豐富的內容來打發漫長的冬季,比如聚在一起閒聊,講故事;在煤油燈下打牌;也可以擺弄半導體收音機,聽聽大城市發生了哪些事情。

如果趕上不學習不開批判會,就更加輕鬆了。

晚上躺在被窩裏,想著白天的活兒,想著幾千裏外的親人,聽著屋頂上嗚嗚的風聲,偶爾還能聽到曠野裏傳來的狼嚎,然後帶著疲憊的身體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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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返城

一想到要在邊疆做一輩子農工,就會在心底生出莫名的恐慌和焦慮。

這一段經歷刻骨銘心,幾十年後,當我回到大城市,已經事業有成的,偶然做夢回到當年,夢見自己仍然在北大荒苦苦地掙扎,沒有任何回城的機會,一著急,便會在絕望中驚醒。

1980年,我畫了一幅名為《收工》的油畫作品,當時畫得很快,也沒有再改動過,總是小心保存,作為知青的生活記錄。

後來兒子長大了,想給他看看,可是他沒有興趣,只是指著畫中人說:「爸,那是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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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季播種,夏季除草,秋季收割,冬季修水利、開荒地,農閒時段上山打石塊,伐木造房子……這樣的生活一年四季周而復始。

這是1973年,同學從黑河坐了一夜火車來找我們玩,我們和他在松花江邊防洪紀念塔合影。

大部分知青在連隊裏幹農活,條件是很苦的。

我不怕條件艱苦,讓我真正迷茫的是,我想畫畫,我的畫家夢想難道就此破滅了嗎?

這種情況在第三年出現了轉機,一個機會讓我的繪畫手藝有了用武之地,我終於可以不用再賣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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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與一個上海知青在團部招待所前合影。

我偶然發現團部大樓缺一張毛主席像,就提出我想畫一張。

那是個火紅火紅的年代,畫毛主席像是藝術創作的重要內容,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毛主席像畫出來得到了全團稱贊,我就被調入了團部機關。

後來,為了有更多的機會畫畫,我向領導請示將我調到電影隊。因為放電影之前要畫一些宣傳的幻燈片。

於是,下鄉的第四個年頭,我從生產連隊調到俱樂部,工作是放電影。

冬季沒有農活的時候,我還有機會到兵團總部參加美術訓練班,到那去畫畫。 

電影放映員的工作不像城市裏的電影院那樣簡單,我要經常帶著幾個鐵皮箱子,里面有電影放映機、幕佈、膠片和小型的柴油發電機,去往一個個生產連隊去放映電影,有時為了趕時間,一晚要跑兩個連隊。

可以說,即使是放電影也是艱苦的,但對於在生產一線的同學們來說,這可是讓大家都羨慕的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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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公共運輸,到下面的連隊放電影需要搭順風車。

從團部出發到松花江邊的獨立營有90公里。

平常大家都是有什麼車搭什麼車,比如說運石頭的車,運大豆的車等,還可以坐拖拉機,十分不方便。

後來團裏的條件好了,就為職工們配備了一輛大客車。

我每天都要搭車在各連隊之間來回。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登上了這輛大客車後,目光一下子就被車上售票女孩吸引了,她那雙明亮的眸子裏放射出發自內心的純真的善意深深打動了我。

這是在兵團大客車上我為她拍的照片,她穿著工作服,帶著手套,坐在駕駛室裏做出駕駛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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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起,我的腦袋就整天昏昏沉沉的,做什麼都心不在焉。

事實上,從那天起我就十分清醒地知道,我在暗戀,我愛上了那位漂亮、純真的女售票員——一位名字叫吳蓉蓉的上海知青。

從此,無論有沒有放映任務,我都坐客車走一趟,只為看看她。

時間一長,我的錢包也吃不消了——一趟客車一塊錢,但我的工資只有32塊,還要交12元夥食費。

就在彈盡糧絕之前,我們明確了關係,她成了我的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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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73年,兵團美術學習班,在佳木斯劉英俊紀念館前合影,後排最右邊的是我。

學習班裏有各個團裏熱愛畫畫的知青,還有一些當地的老畫家,應兵團政治處要求搞一些創作。

政治處下放給我的任務是畫三張宣傳畫,然後印刷出來發到每個連隊。

我記得一張是「農業學大寨」,一張是「自力更生繪新圖」,還有張是「屯墾戍邊」。

為了宣傳畫上的人物形象更生動,我會到下面尋找合適的模特,比如說我要畫一個老幹部的形象,我就在兵團司令部裏到處找形象氣質接近我宣傳畫的人物。

就這樣,其中一個女青年的形象我就用了我的女友做了模特。

我這一行為被稱作「走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而宣傳畫要突出工農兵的偉大光榮的形象,要突顯無產階級化,學習班領導要我把宣傳畫中女友的形象改為粗獷的工農兵形象。

當時我很生氣,跟他們爭辯說我女友是兵團戰士又不是壞人。結果他們就開我的批判會,將我的行為上升到「兩種思想鬥爭」的高度,讓我做檢查,我拒絕做出任何檢討。於是,每年一次的美術學習班就不再讓我參加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在北大荒當知青已六年了。

在北大荒的第六年,我們得到了中央美院附中開始對畢業生分配的消息,我們心想不能當一輩子知青,於是我們十幾個從美院附中來的同學聯名寫信,要求離開北大荒,返城分配工作。

國家紀委通過黑龍江省紀委給我們落實了政策,讓我們恢復了幹部身份,補發幹部身份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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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我們可以返城了。

1975年底,我回到了家人所在的徐州,到徐州師範學院當了一名美術老師。

因為吳蓉蓉是上海的知青,也面臨著返城的問題,在我們的努力下,1976年,她就被招工到了江蘇省第55汽車隊,這樣我們就到了一個城市了。

這是1978年,我與吳蓉蓉在徐州淮海戰役烈士紀念館前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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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婚了。這是1978年我們領結婚證時的照片。

時隔30多年,著名學者和美術批評家彭德為我寫了一篇名為《建國事跡》的傳記性文章,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兵團的大客車上的售票員,名叫吳蓉蓉,長得嬌小美麗,是人人追求的上海知青。自從見到她,李建國的主要業餘生活就是坐車,一直坐到吳蓉蓉成為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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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院給我們分了一間十平米的房子,我們就在那個房子裏添置了簡單的家具,擺了兩桌酒席請了親戚和朋友們,就算結婚了。

那個時候一切從簡,畢竟經濟狀況也不允許大操大辦。婚後我們繼續過著平靜而甜蜜的生活,我在師範學院教書,妻子在汽車隊上班。

這是1979年,我們的兒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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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州師範學院當美術老師期間,教學任務並不重,所以我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用來創作。

知青生涯給予了我揮之不去的印痕,並延續到我返城後的生活和創作之中

那時我十分熱衷描繪蘇北、山東交界地區的農民形象,創作了許多以農民為題材的作品,這是我在1976年創作的《陽光•回憶》

隨著知名度越來越高,年紀輕輕的我就被推薦當上了徐州美協主席。

要知道,徐州市往屆美協主席原本都是由資深老畫家擔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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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省裏把我調到《江蘇畫刊》雜誌任編輯。

當時單位有個規定,人事調動最好不要讓夫妻分居,這樣我的妻子也被調入南京,在江蘇美術出版社工作。

進了《江蘇畫刊》編輯部,我從編輯幹起,然後任副主編、主編,直到兼任社長,成為這家刊物的代表和主人。

這是我在《江蘇畫刊》期間,主持策劃的「中國當代十一人邀請展」,十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在全國各地多個城市進行了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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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我們主張將國外的現當代藝術介紹到國內,也發掘推薦了國內一批有潛質的藝術家,他們論資排輩可能沒名氣,但是從學術角度來看他們有天分。

因為雜誌的視野比較開闊,也因此經常受到激進者和保守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

1985年,我們在7月刊上發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當代中國畫之我見》,里面提到若再不改造「中國畫就到了窮途末日」,隨即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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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為了一張碩士文憑,我去了南京師範大學讀了研究生。

讀研期間剛好趕上國內人體繪畫藝術的復興,我開始迷戀女性人體的描繪。

這是去年我在南師大對年輕進修教師進行人體寫生輔導。

80年代,中國還頒佈了出入境管理法,出國越來越便利,終於,我也有機會出國采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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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第一次出國,與畫家常青在德國亥姆巴赫合影。

在歐洲的一個月讓我大開眼界。

油畫是西方的畫種,進入國內也就一百多年,缺少傳統的積澱。

解放前,包括民國時期,像徐悲鴻、瀏海粟等很多藝術家到西方留學,帶回了西方的繪畫藝術,解放後有段時間我們強調學習蘇聯繪畫的模式,而對西方比較進步的繪畫採取抵制的態度,這種形態導致中國繪畫藝術在很長時間內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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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同中國藝術代表團在希臘聖托里尼島寫生,同時欣賞有3000年歷史的古希臘文明。

我認為聖托里尼島是希臘最美的海島,那裏有很多漂亮的教堂,尤其到了傍晚的時候,遠遠望去美不勝收,我們在島上畫了四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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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多倫多畫家朋友秦明的畫室裏,我見到了若珊,一個十九歲的愛爾蘭女孩。

清晨,朋友開著車,我們去路邊的咖啡館去接她,若珊坐在長凳上,手裏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陽光照在她的臉上,臉上綻放著陽光一般的笑容。

這個系列,我畫了十九幅。

這張作品是其中我最喜歡的一張——《遙遠的安大略湖之十一》。

後來的幾十年,我去了丹麥、巴西、印度、尼泊爾等等地方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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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從《畫刊》雜誌退休後,我被南京師範大學、西安美術學院等高校聘為教授,給學生們上課,還帶研究生,給他們做講座。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會議、展覽、出席開幕式、作品評選等工作,退休後的生活還是很充實的。

這是我在高校畫室,為學生和青年教師做繪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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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這代人的人生經歷,讓我更加關注歷史。

我希望把祖國的一些歷史瞬間用油畫呈現出來,為此創作了《1949淮海戰場》等一系列作品。

2016年11月,在國家重點工程"中華史詩美術大展"的大型歷史畫創作任務中,我的作品《堯舜禪位》通過終審評選,在國家博物館展出,並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左圖是我在創作中,右圖是我在國家博物館裏與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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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北京參加"中華史詩美術大展"開幕式後,與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畫家在首都大酒店聚會,若干年後我們這群「荒友」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再相聚,感慨頗多

現在這些從黑土地走出來的人很多都是中國美術界著名的藝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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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清明節,我在南京雨花台為兒童做寫生示範。

人生有涯,畫無止境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在頤養天年,建設祖國的重任就落在年輕人肩上了。

我見證了共和國七十年歲月,相信以後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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