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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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九林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播出後，被動看了很多「普及」唐代長安城的知識貼。
這些知識貼，幾乎無一例外，贊頌唐代長安城「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國際化大都市」。
其實，唐代長安城，究其實質，不過是一座巨型衙門。
自秦漢而下，中國古代的大城市，有兩個普遍的基本特點：
（1）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而是由政治權力推動修築，在佈局與管理上完全遵從權力意志。
（2）城中不存在獨立的市民群體，也沒有獨立的經濟結構。城中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商業，全部依賴城中貴族的消費而存在，是政治權力的附屬品。從業者與行業，俱受到政治權力的嚴格管控。
唐長安城，也不例外。
該城共計108坊（唐高宗龍朔之後為110坊，唐玄宗開元之後為109坊）。
西54坊由長安縣管轄，東54坊由萬年縣管轄，兩縣統屬京兆府。
其具體佈局，見下圖：
▲圖：唐長安城佈局示意圖
這是一種典型的權力化佈局。
其設計理念的出發點，是為權力服務，而非便利城內居民的日常生活。
一如日本學者妹尾達彥所言：
「長安城的建築，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的生活空間為出發點的，而是根據6世紀末到7世紀初王都的理念，設計建成的一座宏偉的理想都市。」①
這種「宏偉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顯皇權的神聖性與保障皇權的安全性。
這種追求，對普通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束縛、禁錮與不宜居。
佈局上，縱橫筆直的街道、四四方方的坊區，全方位的整齊劃一，追求的是神聖性。
管理上，實施「里坊制度」與「夜禁制度」，嚴格控制城內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性。
「里坊制度」源自秦漢時代的「閭里制」。
簡單說來，就是在城內用圍牆圈出許多方塊狀的「閭」或者「坊」。
居民住在牆內，他們的房子不許臨街開門、不許臨街起樓，只能從政府設置的坊門出入。
坊門設有「彈室」之類的機構，配置「坊正」「里正」之類的管理人員，用來監控居民的進出。
北宋定都汴梁後，隋唐的「里坊制」才被拋棄（並非宋太祖不想繼續玩「里坊制」，是汴梁的客觀環境不允許），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圖》中那種與今天的商業街很相似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政府用高牆圈禁。
及至清代，入關的愛新覺羅氏缺乏自信，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又再次被柵欄分割、封閉。
據《大清會典》記載，清初北京，內城有大小柵欄1100餘座，外城有大小柵欄440餘座，這些柵欄門晨啟昏閉。
到了清代中葉，柵欄才漸漸消失，但「前門大柵欄」這樣的地名，仍流傳至今。②
▲圖：長安城里坊示意圖
再說「夜禁制度」。
這種制度，簡單說來就是：長安城的外郭城門、宮城皇城城門與坊市之門，會在入夜前定時關閉，形成三層封閉結構（長安城-宮/皇城-坊），以控制城內人員入夜後的活動半徑（坊內之人只能在本坊內部活動）。
為將夜禁制度落到實處，唐朝皇帝想了很多辦法。具體包括：
（1）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嚴厲追責「坊正」。
（2）設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衛中郎將擔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禦史擔任）。
（3）左右金吾衛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殺、杖斃。
（4）於城門坊角設「武侯鋪」，由武裝兵士值班巡查周邊區域，武侯數量少則五人，多則百人。
（5）京兆府、長安縣、萬年縣須參與夜禁的落實。③
一個夜禁，如此層層落實、層層追責，目的當然只有一個：調動盡可能多的資源，來防范城中居民，以滿足皇權對安全性的追求。
這種防範，既針對底層民眾（使其散沙化，無力釀成「群體性事件」），也針對城內顯貴。
比如，唐肅宗時設有特務機構「察事廳子」，由宦官李輔國掌控，用以監督城中官僚貴族，「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
再如，武則天時代，為了控制李唐皇室，曾將包括李隆基在內的諸多李唐皇室成員，控制在興慶坊內集中居住；晚唐皇權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們又將這種做法進一步發揚光大。有唐一代，先後出現過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孫院」。④
里坊制度與夜禁制度，為這種監視與控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圖：唐長安城中「坊」的基本構造
當然，這種監視與控制，並非一成不變。其強度的大小，取決於皇權的興衰。
皇權興，打壓顯貴遊刃有餘，監控的力度就強；皇權衰，不得不籠絡權貴以維系統治，監控的力度就弱，對突破坊牆者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還會出台政策，允許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員臨街開門。
安史之亂後，長安城的里坊，就出現了許多穿牆破洞的現象——顯貴們不願繞道走官府鑄造的坊門，將自家臨街的牆拆個洞，開個窗，直接上街，自然是方便得多。
唐代宗下詔命京兆尹李勉嚴查「侵街打牆、接簷造舍」的現象，要求一律拆毀予以重罰，但並無多少成效。
再後來，皇權落入宦官之手，長安城「向街開門」的現象也就更普遍了。
唐文宗（謀誅宦官卻反被宦官軟禁那位）時代，負責落實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報告中哀嘆，「向街開門」這種事情太多，有皇權特批可以開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開了的，總之是無法遏制，那些住戶常常不等晨鐘響就開門，暮鼓怎麼敲也不關門，已使得長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虛設。
城市監控力度的衰弱，確實增大了皇權的安全隱患。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6月3日，凌晨3時半左右，為了趕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騎馬走出了家門。
他穿過靖安坊東門，進入大街時，突遭埋伏在側的刺客圍殺，被割去了頭顱。
同日，家住永樂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襲擊，他滾落到街旁水溝之中，頭頸負傷，因氈帽厚實而僥幸撿回一條性命。
事後查明，刺客來自地方軍閥（平盧節度使李師道）。
因武元衡與裴度正協助皇帝推進中央集權、試圖對地方軍閥用兵，故遭遇此劫。
但在另一方面，監控力度的衰弱，也讓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
商業是城市的靈魂。
唐長安城雖設有東西兩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東西二市進行），且營業時間甚短（中午開市，日落閉市），服務對象始終非常有限。
下圖是「唐長安城貴族官僚住宅分佈圖」，引自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
紅框標註之處是東西二市。黑點及空心圓（抱歉，不太清晰）分別表示官邸與貴族官僚的住宅。
由這張圖，可以獲得如下訊息：
（1）唐代皇權的活動重心在大明宮和興慶宮，位於城市的東北部，官僚貴族們置辦住宅時，普遍優先選擇靠近政治中心。
（2）東、西兩市是長安最宜居之地，市中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包括米麥制品、肉類、酒類、蔬菜水果、衣物紡織品、金銀寶石、藥品、馬匹車輛等等），市中還有酒樓、戲曲⑤……官僚貴族們置辦住宅時，也會優先選擇靠近兩市——兩市中午開市日落閉市，營業時間甚短，而長安城又實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離兩市遠了，就沒法痛快地買買買了——不但沒有足夠的時間逛，甚至會因趕不及按時回坊而被金吾衛抓住打個半死。
所以，如上圖所示，東市周邊，成了整個長安城官僚貴族府邸最為集中之處。
也是唐長安城住宅價格最為昂貴之處。⑥
事實上，因為政治權力的干預，不止官僚貴族的府邸，整個長安城的住宅分佈，也長期處於一種「東貴西賤」、「南虛北實」的狀態。
具體來說：以縱貫全城的朱雀中央大街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東」，街西則「浮寓流寄，不可勝計」——意即官僚貴族和有錢人集中住在街東，平民百姓和長安漂集中住在街西。
而「自朱雀門街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地宅」——從皇城向南數起，第六條橫街以南的地方，大多無人居住；「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最南邊的四排坊，從東城牆到西城牆，只偶而有人居住，已被開墾為「阡陌相連」的農田。⑦
當皇權衰弱，對城市的監控力度減弱，長安城才漸漸有了煙火氣，出現了宜居的另一面。
穿牆破洞與臨街開門現象的增多，前文已有提及。
與這種現象同步出現的，是商業活動突破了「東西市」的範圍，擴展到了其他的坊。
崇仁坊里出現了造樂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賣薑果，宣陽坊里開設了彩纈鋪，長興坊里有畢羅店，宣平坊里可以買到油，升平坊里可以買到胡餅，延壽坊里出售各種金銀珠寶……
諸多的酒肆與旅店也出現在了東西二市周邊，「晝夜喧呼、燈火不絕」的夜市隨之興起。
唐德宗時代，旅人們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擔心天黑後回不了旅店；韋莊也在詩里說「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樓買醉。
這都是只有在皇權衰落、城市控制放鬆的晚唐，才有的快活。
▲圖：開元年間平康坊佈局示意圖。平康坊是長安最著名是聲色場所，由《北里志》等史料可知，在此處消費的，主要是出身顯貴的俠少、豪族與貴戚，以及赴考舉子、及第進士與駐京、來京公乾的官吏，清一色的「體制中人」；作為對比，在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里，商人與手工業者，已是汴梁青樓的常客。宋汴梁與唐長安，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城市。
不過，這些快活，與長安城的普通民眾關係不大。
無論皇權如何衰落，唐長安城終究仍是一座權力之城。
金吾衛們奈何不了官僚顯貴，對付底層草民卻綽綽有餘。
所以，草民們照樣不敢臨街開門，照樣暮鼓一響就得撒丫子往坊內跑；照樣與東西市的喧鬧繁華無關。
與他們有關的，是掠奪與汲取。
唐人詩詞中常有「長安城中百萬家」一類的句子，這當然是誇張之辭，開元天寶時代的長安城，總人口數約為70萬。
除去軍隊（約10萬左右）、簿籍所載宗室宮人宦官舉選應試者與外國人等（共計5萬餘人）、僧道宗教人口（約2~3萬人），以及脫漏人口（約為10萬人），長安城內由長安縣與萬年縣管轄的普通民眾，約為三、四十萬人。⑧
這三、四十萬普通民眾，在這座「無與倫比的國際化大都市」中，並沒有過上舒適的生活。
除了負擔所有唐帝國民眾都必須負擔的常規汲取（賦役、徭役）外，長安民眾還得不斷承受來自皇權的「隨興掠奪」。
比如「金融榨取」。
這種榨取，自唐帝國開鑄「開元通寶」之後，就已開始。
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財政開支，朝廷率先鑄造減重銅錢進行斂財，民間隨之跟風「盜鑄」，到了唐高宗時代，「惡錢」（含銅量不足之錢）已充斥長安城。
「惡錢」是官方稱呼。
其流行的根源，是唐帝國官方不願為市場提供足量的合格銅錢——鑄錢沒有多少收益，常常虧損，當局又不願響應張九齡的建議，將鑄幣權下放民間。
銅錢不足導致通貨緊縮、錢貴物輕，民間只好流通私鑄的所謂「惡錢」。
鑄好錢會虧損，收繳「惡錢」卻有利可圖。
公元660年，唐高宗下令「以五惡錢酬一好錢」，命民眾用五個惡錢向政府換一個好錢，在長安率先實行。
結果民眾不願換，「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息」，等著朝廷取消不許惡錢流通的禁令。
唐高宗無奈，改為「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兩個惡錢換一個好錢，民眾仍然不願。
民眾不願，是因為不划算，換了就等於將自己的一部分財富無償轉讓給了唐高宗的。
於是，六年之後，唐高宗採取了另一種斂財之法：鑄造一種名為「乾封泉寶」的虛幣大錢，官定新錢一文等於舊錢十文（一文新錢的含銅量遠低於十文舊錢），且給出期限，一年之後舊錢將被廢除，不許流通。
實質仍是逼迫民眾拿舊錢來換新錢，將部分財富轉移給朝廷。
作為政策的率先實行之地，長安民眾深受其害，史稱「京城紛然，賣買殆絕」。
類似的手段，唐肅宗也幹過。
乾元元年，他采納第五琦的建議，鑄造發行了一種「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的兌換比例是1:10——乾元重寶每緡重十斤，開元通寶每緡重六斤四兩，朝廷以「十斤」強行等同於民間的「六十四斤」。
顯然，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搶劫。
稍後，第五琦變本加厲，又主持鑄造了一種「重輪乾元錢」（每緡十二斤），與開元通寶的兌換比例是1:50。
這場斂財運動，造成了巨大的民生災難。史載：
「物價騰貴，鬥米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京師人人私鑄，……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
大意是：剛剛重歸李唐的長安百姓，成了這場斂財運動的首當其沖者。
為了止損，為了活下去，他們選擇冒死「私鑄」乾元重寶與重輪乾元錢。
自然，這是皇權所不能容許的，僅僅一個月，長安城內就處死了八百餘名「盜鑄者」。
以打擊「惡錢」為由藏頭掩面的「金融榨取」收效遲緩，皇權有時候更喜歡使用暴力直接掠奪。
唐德宗時代，長安城的百姓，就曾有過此種遭遇。
當時，為了支持與藩鎮之間的戰爭，唐德宗采納韋都賓、陳京的建議，決定搜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長安商人。
史載：
「判度支杜祐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才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並借商所得，才二百萬緡，人已竭矣。」⑩
大意是：杜祐具體負責刮盡長安地皮，他的做法，是搜查長安所有商人的財貨，動輒以申報不實為由對他們進行鞭笞棒打，有人經不起折磨上吊自殺，整個長安城愁雲滿佈猶如遭遇盜賊洗劫。
如此搜刮之下，所得也不過8億文。
朝廷又決定對其他行業動手，結果導致整個長安城的百姓罷市，集體跑去攔截宰相訴苦。
最後總計搜刮到了20億文銅錢。
以上種種，只是長安居民命運無常的幾個典型案例。
確實，唐長安城「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它的城池很大，城內人口眾多，官僚貴族們的宅邸也很雄偉（占地甚廣，幾乎全部都有庭院園林），城內還有很多外國人與外國貨，頗能給人一種「萬國來朝」的自豪感。
但，唐長安城的繁華，終究只是權力的繁華，不是民生的繁華。
公元904年，唐長安城被朱溫徹底摧毀。
近三百年的權力繁華，就此煙消雲散。
註釋
①妹尾達彥，《唐都長安城的人口數與城內人口分佈》，收錄於《中國古都研究（十二）》。
②孫大章，《中國古代建築史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7，第65-74頁。
③劉浩，《唐長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時空背景及內容研究》，《人文雜誌》2017年第4期。
④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第9卷。
⑤妹尾達彥，《唐代長安的東市與西市》。
⑥楊清越、龍芳芳，《長安物貴 居大不易——唐代長安城住宅形式及住宅價格研究》。
⑦張永帥，《唐長安住宅的分佈》。
⑧妹尾達彥，《唐都長安城的人口數與城內人口分佈》。另可參考王社教、龔勝生、鄭顯文等人的研究結論。
⑨《新唐書.食貨志》。
⑩《資治通鑒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