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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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九林
「中國的報紙不講真話」。
這是李鴻章的一句名言，流傳甚廣。
時為1896年8~9月間，李鴻章訪問美國，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採訪。
記者曾問李鴻章：
「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Would your Excellency favor the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of the newspaper as developed in this country and in Europe?」）
李鴻章回答：
「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
「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
「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
「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
（「There are newspapers in China, but the Chinese editors, unfortunately, do not tell the truth. They do not, as your papers, tell 『the truth.』 The editors in China are great economizer of the truth; they tell only a part of it. They do not have, therefore, the great circulation that your papers have. Because of this economy of the truth, our papers fail in the mission of a great press, to be one of the means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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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報導，刊登在1896年9月3日的《紐約時報》上。
▲圖：《紐約時報》1896年9月3日關於李鴻章的報導（部分）
當年的美國記者，今天的中文知識界，幾乎一致認為李鴻章這番話，是在針砭清廷——他批評「清國報紙不講真話」，實際上是在批評清國體制不讓清國報紙講真話。
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是一種典型的「謬托知己」。
首先，李鴻章的言辭當中，並無一字涉及清廷，他的指責對象很明確，是「中國的編輯們」。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事實：1896年李鴻章出訪時，「不講真話」是清廷官員批評中文報紙時的一種「共識」，也是他們打壓中文報紙時的一種「共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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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報刊始於19世紀上半葉，最早出現在上海、香港等口岸城市，多由外人（或掛靠外人）創辦。早期的報紙不涉時政，或傳播西學，或登載商業信息。
到了1870年代，才有《申報》（1872）與香港《迴圈日報》（1873）開始刊文報導時事，討論清廷的政治問題。
這類報導，常常讓清廷的地方官員，上至總督（如李鴻章）下至縣令，非常地不滿。
以《申報》為例。
自1872年起，《申報》的報導一再與地方官員的利益發生衝突。
報導「徐壬癸案」時，《申報》描述了上海縣令如何對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脛骨一百），引起西人輿論大嘩，得罪了上海縣令。
報導「楊月樓案」時，得罪了上海的地方官員。
報導「楊乃武案」時，得罪了浙省大小官員。
報導 「海防與塞防之爭」，又得罪了左宗棠。
地方官員無法適應自己的施政被報紙置於「公議」之下。
《申報》所犯的錯報、誤報——當時的新聞報導中，存在此類問題者甚多，如報導吳中「張撫君」官轎中被人放了炸藥包，結果被證明是假新聞。
報導嘉善縣百姓強擁縣令出城，令其親眼目睹田間旱荒，結果也被證明與事實存在出入——於是就成了地方官員一再提請查禁《申報》的重要理由。
李鴻章的那段名言——「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恰是當時清廷的地方官員企圖查禁報紙時「最有力」的說辭。
▲圖：《紐約時報》當年的報導中關於「中國報紙」的部分
左宗棠1870年代對江浙報人的評價，有助於今人更準確地理解李鴻章這段名言的真實涵義。
在左的眼中，江浙報人都是些「無賴士人」、「無賴之徒」，不講真話，專門顛倒是非：
「近時傳播新聞紙．本英人設局，倩江浙無賴之徒，所為侈談海務，旁及時政，公造謠言，以惑視聽，人所共知。」
「吳越人善著述，其無賴者，受英人數百元，即編輯新聞紙，報之海上奇談，間及時政。近稱洞悉洋務者，大率取材於此，不覺其詐耳！」
「江浙無賴士人，優為之處士橫議，托於海上奇談，都中人士遂視為枕中秘矣。所系在顛倒是非，辯言亂政，不僅江浙一時之害。」
「《申報》本江浙無賴士人所編。島人資之以紿中國，其中亦間有一二事跡堪以復按者，然干涉時政，拉雜褻語，附錄邸報，無紙不然。」
李鴻章當時對中文報紙的觀感，與左宗棠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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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在1862年，李鴻章開始留意從外國人所辦英文報紙中搜集資訊，他曾命「會防局」搜集、翻譯此類報紙，除自留一份外，還分送給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每旬一送。
但中文報紙並不在李鴻章的視野之中——曾國藩曾致信李鴻章，認為「上海所刻新聞紙謠言太多」，請他設法「禁阻一二」，可見二人對中文報紙的大體看法。
1878年，《申報》刊文《郭星使駐英近事》，嚴重影響了郭嵩燾作為駐外使節的形象，引起他的不滿，被指責信源不實多所誇張，釀成了傳播極廣的「郭星使畫像案」。
李鴻章與郭嵩燾交誼密切，此事也大大加深了他對中文報紙「不講真話」的負面印象。
在政治活動中，李鴻章經常受到自文報紙「不實信息」的「干擾」。
比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報》頗多新聞訊息得自道聽途說，並不準確，以致左宗棠在給友人吳桐雲的私函中憤然寫道：
「時論……道聽途說，惟怪欲聞，……《申報》乃稱回部歸土耳其，土耳其已與俄、英通款貿易，中國不宜復問！合肥據以入告，並謂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說也！」
所謂「合肥據以入告」，乃是指李鴻章拿《申報》上的不實報導為依據，向朝廷上奏，來質疑左宗棠的西征。自然，不實報導被戳穿，李鴻章會很尷尬。
再如，1869年李鴻章奉命處理酉陽教案，總理衙門抄錄的中文報導，多有失實之處，如聲稱「燒斃三十九命」「致斃四五十名」。
這類報導引起法方注意，給李鴻章的交涉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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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清法戰爭期間（1883~1885），李鴻章與曾紀澤（曾任駐法公使）意見相左，李的意見在總理衙門取得優勢後，立場偏向曾紀澤《申報》刊登了一篇《曾襲侯致李中堂書》，對外公開了曾、李之間的分歧。
《申報》主筆還在按語中稱頌曾紀澤「熟悉外洋人情」，對法國政治「了如指掌」，贊譽公開信「義正詞嚴，思慮深遠」，「語語從血性中流出，字字從天平上稱過」。
這封公開信，引來了朝中「清流」對李鴻章的口誅筆伐。在李鴻章看來，《申報》這種報導，無疑屬於「只講部分的真實」。
「中文報紙多刊載不實信息」這一認知，一直持續到李鴻章出訪歐美前夕。
1883年，李鴻章就吳長慶的部隊是否適宜繼續留鎮朝鮮一事回奏，奏文中提到：
「惟滬報日報間有譏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詞，斷不可信。」
朝廷通過「滬報日報」獲悉吳長慶部在朝鮮紀律不佳，不受歡迎，李鴻章則回稟朝廷，自己得到的信息是「軍民上下歡欣如家人」 。
1895年9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拜訪李鴻章。據李提摩太記載，李鴻章曾對他提到：
「《新聞報》（出版於上海的一份報紙，人們都認為它受張之洞資助—原註）對他的攻擊是不光彩的。」
出訪歐美前夕，中文報界又發生了一件令李鴻章極其不快的事情。
時為1896年初。御史楊崇伊（李鴻章的兒女親家，其子娶了李鴻章的孫女）出面，彈劾了康黨組織的「強學會」，重點抨擊該會會報《中外紀聞》：
「於目前局勢，未能了了，僅憑報館橫議，逞其筆鋒」，「函索各省文武大員，以毀譽為要挾。」
簡言之，就是批評《中外紀聞》這份報紙「不講真話」。
這一彈劾直接導致該報被禁。
據康黨友人吳樵披露，楊崇伊此舉，是受了梁啟超的文章《學會末議》的刺激。
梁這篇文章「內有易相之意」（易相，即要求罷免李鴻章），本擬發表在上海的《強學報》上；不料在內部傳閱時走漏了消息，楊崇伊遂先發制人，彈劾了「強學會」。
康黨以媒體為武器介入政治鬥爭，也加深了李鴻章對康黨主持的中文報紙的負面觀感。
所以，李鴻章批評「清國報紙不講真話」，是真的在批評「清國報紙不講真話」，而非批評清國體制不讓清國報紙講真話。
「不講真話」，是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清廷大小官員，打壓報紙的常規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