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文字為微信上的中國注：
本文其實是2003年的作品，網友發表於天涯論壇，經新華社轉載。
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新聞，當前正掀起巨浪，本文又被大陸多個媒體重新轉載風行起來。
編者按：香江之畔，無論是像商務、三聯這樣的老牌書店，還是極具人文特色卻不易尋覓的「二樓書店」，都是曾讓本土讀者和外來遊客流連的文化場。
如香港作家馬家輝所言：「香港何幸，我們的商務印書館一直保留並發揚了老商務的文化精神，視野立足本土，姿態不亢不卑，從來不會snobbish，只願紮紮實實地把流通和出版工作做的更專業，在此出生和成長的一代又一代香港人，不管是買文具或買教科書，無論是買繁體書或簡體書，誰未曾受過香港商務的護蔭與啟蒙？對此，香港人理應心懷感恩。」
2012年，台灣誠品書店進駐香港，以強勢的行銷和極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對本土書店構成一種「兵臨城下」之勢，馬家輝卻說「香港早已有了好書店」。
但是他也對那些小本經營的「二樓書店」，無法在品類和速度上匹敵連鎖書店，更在地理位置和宣傳影響力上不敵文化巨頭有所擔憂。
不過大部分的香港「二樓」書店，雖然和內地的實體書店一樣，在數字時代有「書店黃昏」之嘆，但以這麼多年的積淀，依然是最有特色文化地標之一。
最近有所爭議的銅鑼灣書店，也是這樣一家「二樓書店」。
今日的這篇文章，講述一個愛書人在香港的淘書趣事，讀者們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與書店的故事。
很香的港，很舊的書
——香港淘書記
文/OK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中國有個香港，應該是上初中的時候。歷史和地理課本中都會提到香港，印象深的是地圖上香港二字旁邊有個括號，括號裡是個小小的「英」字。澳門旁邊也有個括號，裡面卻是「葡」字。
我那時上課極不認真，更不會想到幾年後還有高考這一回事。講台上的老師，眼神無精打采，嘴裡念念有辭，我百無聊賴，能幹的事不過低頭抬頭兩樁：低頭，是偷看小說，抬頭，是胡思亂想。
聽到老師講到香港，我覺得這名字好聽，就看了看地圖。咦！這倒怪了，澳門那個地方原來盛產葡萄啊，那香港旁邊的「英」是什麼意思？想了半天，得出了結論：那一定是像水泊梁山那樣，是英雄聚義之所。於是開始嚮往。
等到地圖上緊挨著香港的「英」字去掉的時候，我已經在國土上緊挨著香港的深圳生活了六七年了。又過了兩年，我終於有機會去香港看看。之後就一去再去，從不厭倦。
我曾經介紹一位同鄉去香港玩了幾天，回來後他向我發誓，說一輩子不再來這個地方。我驚問何故，他說人多車多樓多擠得喘不過氣來，「我說話他們搖頭他們說話我聽不懂，什麼破東西都貴得不得了。」
那一刻我就想：我為什麼喜歡香港？
不為別的，只為了書。是不是水泊梁山倒沒什麼要緊了，那裡嘯聚著一批書中美艷確是真的。
大陸的愛書人喜歡去香港買書，當然不會是因為價格。以我們的錢包薄厚水平衡量，香港書的價格不僅很貴，而且貴得不象話，簡直不成體統。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沒辦法，心存憤恨就類同自討苦吃。
能甘願在香港新書舊籍的價格上討苦，皆因為有大陸體會不到的淘書樂趣。以我個人的喜好，這樂趣可歸為以下數端：
其一，在香港能買到政經文史類的港版台版書；
其二，這些港版台版書當然是未經刪節的；
其三，能買到禁書，從政治的，到情色的；
其四，有許多書，包括歷史的文學的，大陸短期內不可能出版，或不可能一字不刪的出版；
其五，港台版書雖然貴，但是裝幀設計印制水平上佳，「含書量」高（「含書量」一詞為個人杜撰，意為一本書的「書香」含量。書香為感性指標，言人人殊，我自有一套標準）。
其六，陰錯陽差，我喜歡的當代華文作家竟然都在港台或海外。買他們的書，為求全璧，只好去香港。
其七，香港的一些二樓書店頗值一觀；
其八，香港的舊書店雖然正在衰落，但畢竟還能淘到不少可嘆可賞之書。
一城一地書店整體品味的高低，其實與此地此城的言論自由環境大有幹系。香港既是法制保護言論自由的地方，承載言論的書籍自然如魚得水，生態平衡。僅此一端，淘書樂趣倍增無疑。
八條樂趣，說來也麻煩得很，先拈出「舊書」一條，說說所見所聞與所得。
位於銅鑼灣的誠品書店
香港的舊書業，據說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也曾興盛一時。《大公報》曾載一文，說那個時候舊書店的常客，大都是自京滬南下寓居香港的文人。我想這其中該有葉靈鳳、徐訏等先生的身影吧。文章還提到一家三益書店：
「位於灣仔軒尼詩道的很有名氣的三益書店﹐店齡極長﹐那位老板姓蕭﹐有些眼光﹐經他手的舊書﹐都愛分門別類各有存放﹐特別是線裝書﹐他一眼便能分辨出內中份量即文史收藏價值﹐特別珍貴的﹐則有專門的銷售管道。筆者曾聽這位蕭老板說起當年與本港著名文人葉靈鳳的書誼之深﹐說是每得奇書﹐往往會第一時間通知葉氏。」
這樣的舊書店，已經是昔日北京琉璃廠的格局了，可惜我們無法躬逢其盛。更可惜的是，這家三益書店也已經關門十來年了。時移勢易，香港舊書業早已大不如前。
我初去香港，無人指點搜訪舊書門徑，只一味在銅羅灣一帶的二樓書店摸爬滾打，帶回來的都是董橋、張愛玲、餘光中、思果、陳之藩等人的新書。
上海的子善兄每去香港，都會在深圳短暫停留。回來時見他大包小包的書，我不忍心讓他打開給我看。我倒不是心疼他的體力，而是怕我自己看了心裡難免要羨慕乃至嫉妒。我只願意聽他講又去了哪家書店，見了哪些朋友。
印象中香港上得了台面的文人學者似乎他都認識，印象中他也多次提到去逛了什麼什麼舊書店。他那裡眉飛色舞，我雖然聽得認真，往往又不深加理會：認真是無意的，不理會卻是故意的：別人的書緣與自己無緣，記那麼清楚，徒增煩惱；藏書到底是「獨樂樂」的事啊。說的人希望「眾樂樂」，那是以書緣結善緣；聽的人客客氣氣地與人家「同樂」，心裡哪裡又真樂得起來？
香港·三聯書店
第一次認真記下一家香港舊書店的地址，是因為那本《中國圖書史資料集》。我多年來收集了不少「關於書的書」，對此類書籍分外敏感。
前年北京趙麗雅從香港返京路過深圳，給我看了她在香港舊書店買到的《中國圖書史資料集》（劉家壁編訂，龍門書局一九七四年初版）。我想這回不能再「掩耳盜鈴」了，於是當即記下那家舊書店的地址，想著再去香港時可以按圖索驥。後來去香港，發願要到那家舊書店一遊，可是到了住處才發現忘了帶記地址的小紙條了。
此刻我恍惚記得那家舊書店的名字是「學津」。如果所記不錯，那才叫啼笑皆非呢。前幾天才去了學津一趟，結果惹得我怒火滿胸。此是後話，先略過不表。
2002年10月下旬，因為要給《董橋散文類編》拍插圖，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的一幫人約我同去香港，到董橋先生家中拍他的藏品。說來讓人好不生氣，這套《類編》我本是應出版社之約而編，也征得了董橋先生同意。
如今兩年過去，書稿轉了兩個出版社，出版合同也簽了兩份，最終還是胎死腹中。個中原因，說來話長，以後當另文專述。
和董先生約好，是星期六下午在家中見面開拍。我特意在星期五傍晚過關，住在銅鑼灣SOGO附近我們報社駐香港的辦事處。我喜歡住在這個地方，因為周圍的書店相對集中，一些有點名氣的二樓書店都在這一帶有分店，像洪葉、青文、樂文、田園等等。洪葉以經營台灣版新書見長，是我每次必到之地。香港的文化人似乎也看中洪葉的台版書。
住在銅鑼灣，我如果約馬家輝兄見面，那路線圖一定是這樣的：時代廣場大螢幕下見面，然後去洪葉書店看書；出得書店門，如果吃西餐，就去那家西餐廳，名字忘記了，家輝兄說王家衛就是在這家餐廳拍《花樣年華》裡張曼玉和梁朝偉餐廳見面的戲；如果去酒吧，就去時代廣場後面一條小街上的那間，名稱竟然也記不得了。
銅羅灣一帶有沒有舊書店我不清楚。既然這次想一訪香港舊書店，我本來應該提前做好「舊書地圖」一類資訊準備的，可惜我沒有這個習慣。
我固執地認為，買舊書更靠書緣，樂趣都藏在漫不經心地尋找和他鄉遇故知式的偶然之中。「精確制導式」的定點轟炸當然省時省力，但我更願意問問同好的師友或者書店老板，如此問出的舊書店憑空多了一份人氣。
香港的書店大都晚上十時打烊。那天晚上九點，我轉到了SOGO後面的銅鑼灣書店。這是一家二樓書店，不算是舊書店，但是也常常有一些幾年前出版的台版舊書。
尋常的二樓書店都是經營新書的。我曾經在這家書店買到過林文月譯的《源氏物語》和《伊勢物語》，所以這次還是奔林文月而來。果然，我找到了林文月的《交談》（台灣九歌初版五印）和《山水與古典》（台灣三民九六初版）。逛了一會，沒什麼新發現，意興闌珊，準備走人。這時身後一個聲音說：「這本書你不能不要。」
香港·銅鑼灣書店
乖乖，怎麼有人給我講話，莫非真的他鄉遇了故知？我回頭一看，發現是這家店的老板。我需將別家店買的一包書暫存櫃台，所以剛進門時給他打過招呼。他本是坐在收銀台後面看一本什麼書的，這一會卻拿著一本書跑到我身邊來了。
老板五十左右，黑黑瘦瘦，個頭不低，眼睛不大，留著小鬍子，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港式」國語，只是經常說著說著就變了粵語，「雙語」轉換的節奏仿佛是粵語用來給國語加個註解，或者作為強調。當然，更有可能是一不小心語言遙控器自動換了頻道。
我掃了一眼他拿給我看的那本書的名字，《現代英文選評註》，立刻就謝絕了他的好意。我的英文比他的國語水平還差，此生已經再也鼓不起勇氣去吃攻讀英語的苦頭了，「現代英文」？還「評註」，嘿嘿，拜拜吧。
那老板有點不甘心，說：「你再看看，好書啊，很難找的。翻翻啦。」
人家一片好意，我也不好一意孤行，於是接過書來。這一看，我心大快，原來此書是夏濟安評註，夏志清校訂。「要了，這本我要了！」我連忙謝不絕口。老板並不吃驚，似乎自信我這書猴子跳不出他書如來的手心。
他指指我手中挑好的林文月的書，說：「林文月文章好啊，現在會寫文章的人不多了。」然後一口氣又把他店裡林文月的書報了幾種。我說我都已經有了。他笑笑，慢慢走回到收銀台後面坐下。
我這是第一次與香港書店老板正面交鋒，覺得這二樓書店的老板果然都有些來歷。當時店裡沒有幾個人，我猜想他是觀察了我一陣，發現我圍著林文月轉圈，所以才過來給我「伴舞」的。他是懂書的人。
付款時，我問他香港哪裡有舊書店。他一個勁地搖頭，說現在懂書的人少了，年輕人不喜歡舊書了，沒什麼好的舊書店了。「店裡的這些書都是我自己去挑的，」他說，「會挑書的人少了。」
他又問：「你需要什麼舊書？留個名片，留下書名，我幫你找找。」
我說：「就是想去舊書店逛逛，也沒什麼非買不可的書……對了，我想找董橋八十年代出的那兩本散文集子。」
「不好找了。」他嘆了一口氣。
他開始給我大談董橋：「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雙城雜筆》寫得好啊，他八十年代的文章寫得好。現在的專欄文字不如從前了，不那麼美了。」
我笑了，說：「董先生前一段日子寫文章還說，他那幾本早期的散文集子都是該燒的，他也反對別人編書選他早期的文章呢。」
老板又開始搖頭，沒說話，大有「董橋觀點值得商榷」的意思。
我也並不同意老板對董橋文字的「比較評價」，覺得《雙城雜筆》遠不如後來的文章好。老板癡心於董橋舊作，或許和《雙城雜筆》出版的時代有關。
那個時候，老板正年輕，當然喜歡野野的、跳躍的、詩意的、新潮的筆墨；當年讀書時的感覺就像過去的老朋友，中年以後回想起來，還覺得親切，不會不喜歡的。第二天我給董先生說起這位老板對他文章的評價，他「哈」的笑了一聲，又問了一句：「是嗎？」就沒說什麼了。興許他覺得老板的觀點也值得商榷。
香港·商務印書館
在董先生家拍他藏品的經過是有趣的。這篇文章寫的是在香港淘舊書，為新書拍插圖的細節只好略過不提；那幾個小時大可以當作另一篇文章的主題，在這篇文章中就委屈成插曲了。董先生曾在專欄文章裡寫到這一天的情景，不妨抄一段，以見我們當時的忙碌場面：
石家莊來的幾個客人，趁著陽光燦爛的周末，在我家開機開燈拍攝了許多文玩字畫。
是深圳的胡洪俠帶來的：社長兼總編輯張彥奎老成持重，光靠眼神就指揮得了一切煩瑣的工序；副總編輯張國嵐攤開好幾款封面和版式設計要我挑選，嫻靜的舉止藏不住果斷的主見；發行科科長結結實實幫我分擔了不少又搬又抬的苦差事，非常對不住他李艷明那樣嬌嫩的大名；最可憐的是黨委書記兼副社長兼副編審王靜，全套攝影工作他一個人扛起來，強烈的燈光下從頭至尾撐著一個「靜」字把所以技術難題都鎮壓下去。
董先生說那天我們的拍照是「一次最愉快的抄家暴行」，說「我這副老骨頭終於散了大半副」，說他未打先招，「領著他們走回文革歲月，大抄自己的家，翻出了許多收藏成癖的人的美好記憶。」可惜，因《類編》一時難於出版，董先生的「老骨頭」終究是白散了。
不過自那以後，報紙再登董先生的專欄，就開始每期選一幅藏品圖片做插圖了，難說不是受了我們的啟發，嘿嘿。董橋最新專欄文字結集成《小風景》，剛剛問世，書中的插圖印得比報紙上清晰了不知多少倍，香港牛津終於把董橋文字打造成了書中精裝的精品。
我們本來也是要出精裝本的，蹉跎至今，耗了精神，也耗丟了精裝。董先生似乎很得意他的藏品能變成插圖棲息在他的文字中間，他送我簽名本時也不忘把我的眼神直接引導到他的寶貝圖畫裡去：
「癸未處暑前兩日 寄給我的朋友 洪俠老弟讀畫養神 董橋 六十後之作」
「散了大半副老骨頭」的董先生當晚還要去報社值班，說好他夫婦第二天中午請我們午餐。我們去了中環的「鏞記」，席間有趣的談笑難以備述。董太太康藍女士又是點菜又是買單，當年寫《英倫憶往》的作者，飯桌上顯示出她文字功夫之外熱情幹練的另一面。
宴席將散，我突然想起舊書店的事，就問了董先生一句。
「舊書店，哈，衰落了！沒什麼東西了。」董先生說。「附近就有一家，跟我走，我帶你們去。」
董先生大步流星，前頭帶路，直奔士丹力街。過了那家曾經發生過殺人血案的「陸羽茶樓」，董先生手一指：「到了。」
董先生說：「我以前常來這裡看看，最近不怎麼來了，你們去轉轉，我就不去了。」
本文因篇幅，只選取了上半部分，原文來源於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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