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

本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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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京吾

托克維爾說法國革命是「一項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

說「十代人」或有誇張,但法國社會矛盾與衝突即便從1685年路易十四取締《南特赦令》算起,到1789年也經歷了百年歷程。

取締《南特赦令》,重創法國新教勢力,導致數十萬新教徒外逃,他們帶走了財富、工藝技術、思想文化,同時還成為法國的敵人。

許多讀者對托克維爾愛不釋手,但只要提及法國革命,就立刻忘記先賢的教誨:只記得大屠殺的殘暴,忘記了王朝的罪愆。

新教勢力被削弱,受教廷保護、路易十四支持的耶穌會和受到民眾擁護的冉森教派衝突開始凸顯。

冉森教派不太服從教會權威、反對絕對王權,教派領袖冉森及其追隨者被指責為「新教的秘密追隨者」,在法國受到嚴酷打壓。

法國社會輿論由此走向前台,輕輕撩動起革命的面紗。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斯第監獄

撩動革命的面紗

反對教會權威、反對王權可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冉森教派的主張被相當多法國民眾接受,以致後來被認為是「冉森主義的最後一個解說者」、修道院長亨利·格雷戈爾成為熱心的雅各賓分子。

受到迫害、又具有「與生俱來的胡搞瞎搞激情」(戴高樂語)的法國人民以極大熱情,廣泛、並且長期投入到一項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中:造謠——法國社會輿論逐步形成。

十八世紀早期並不存在「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公眾輿論」,但並非沒有民眾意見,畢竟離封建時代——舊制度分崩離析的日子不遠了。

儘管法國人還沒有獲得「公民權」,可能也不知道「公民」為何物,表達自己願望,對時事發表看法的心情卻顯得愈加迫切。

終究還是舊制度。小市民們的言論仍然是政治禁區,遭到圍剿並不奇怪。

但目標與現實總是相乖離,「君主制在拒絕它們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們生命」,於是法國社會謠言蜂起、蠱惑人心。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是一部相關研究專著,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法國民眾思想變化過程,尤其對國王態度的變遷——從崇拜到敵視,為大革命極端行徑的出現提供了一個解析視角:

「正如我歷來所認為,大革命在法國是一起非常可能的事件,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固然很好,在法國並不適用。」

「羅伯斯庇爾對大屠殺難咎其辭,路易王朝也同樣罪責難逃。沒有社會的長期暗流湧動,大革命就不會從天而降。」

阿萊特·法爾熱的研究主要取材於當時的日記、回憶錄、警察報告、手抄新聞和巴斯第監獄檔案。

這些材料蔚為大觀,構成豐富多彩的法國社會生活圖繪:從社會新聞到面包價格再到家庭軼事,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謠言。

成立於1667年的巴黎警察總署,他們大部分精力就是安插密探「竊聽關於國王和一些重大時事的議論。警方的暗探和密探們走街串巷,無論是歡呼還是交談,都會被他們寫進報告裏,按時報告給警察總監。」

君主則通過他們的覲見、匯報了解時局。

從臣民進入公共話語那天起,法國就拉開了「群情激憤」的帷幕,但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草草收場、無疾而終。

問題是,當激忿持續幾十年之久,社會環境再發生一系列重要變化,這些「激忿」的內容就從具體訴求轉向對舊制度控訴,如面包價格上漲是一個很具體的經濟問題,從1739年到1768年始終是大眾關心話題,攻擊對象漸漸從警察總監埃羅轉移到了國王身上,國王才是舊制度的象徵: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再把面包價格飛漲歸咎於戰爭或者小麥歉收。我們之前居然從來沒有怪罪過國王,畢竟他才是最大的小麥商啊!」

既然國王是上帝在人間事務的代理人,其神性不容置疑,尤其被稱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更受到萬民擁戴。

自從取締《南特赦令》以後,「太陽王」的光輝逐漸黯淡,他支持耶穌會並譴責冉森教派,教宗克萊門特十一世則予以回饋,於1713年發布《烏尼詹尼圖斯諭旨》,支持路易十四,譴責冉森教派,法國民眾對此十分不滿,法國社會動蕩由此開始。

按照海涅的說法,法國是一個「喧囂、動蕩而又喋喋不休的國家」,早在1628年,笛卡爾還「因此」而遷居荷蘭。

法國人對政治嘀嘀咕咕地評頭論足起來。

攝政王的風流軼事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孫、只有五歲的路易十五繼位,由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代理攝政,將王宮從凡爾賽搬到巴黎.宮廷與民眾的距離一下拉近,原本在王公貴族之間流傳的輕薄軼事、下流故事迅速向民間擴散,「位於災難核心的是攝政王,他被公眾罵得狗血噴頭」。

攝政王遭到公眾憎恨的原因據我分析有兩點,

其一,他在宗教立場上與路易十四一致,支持耶穌會,並於1720年將作出支持冉森教派判決的高等法院全部流放,激起民憤;

其二,他大約確實荒淫無度,關於他淫亂的傳聞不斷,直到他死。

1723年12月3日,攝政王腓力二世去世,市面上極為惡毒流布著關於他的消息,謾罵性質的中傷、誹謗鋪天蓋地。

傳聞一說「攝政王臨死前要求選幾個侍女陪葬,他想靠和她們聊天排遣黃泉路上的孤獨。」

傳聞二則表現出法國人特有搞笑天性,說他臨死前還和情婦們鬼混,因此很難找到外科醫生為他放血以挽救性命,接著,一位侍妾說:「沒必要給他放血了,他剛剛在妓女身上放過了。」

最為惡毒,並且繪聲繪色、有鼻子有眼的是傳聞三,它被記錄者自詡為「唯一的真相」:「為了將攝政王心臟埋在聖寵谷,他的屍體被開膛破肚了,說時遲那時快,他生前馴養的一條丹麥狗撲了上去,飛快地抓起心臟,一口吞下了四分之一。」

按照中國民間說法,攝政王是永世不得超生了。

不僅惡毒,而且殘暴,對攝政王的憎恨已經入骨入髓。

這絕不意味著民眾就代表天然正義。

比如箍桶匠之子卡圖什,是一個多達三百人的詐騙盜竊團伙頭子,一個沒有疑義的犯罪分子,他橫行江湖數年,於1721年被捕,被判死刑。

導致卡圖什犯罪的直接原因是貧困,犯罪團伙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且人數眾多,而因為貧困導致犯罪的人數就更多,於是警方將所有涉及犯罪的人通通抓捕並全部計算進卡圖什團伙。

卡圖什身為匪首,卻始終拒絕交代同伙,遭到官方嘲弄,稱他「為人高尚」。

直到卡圖什登上斷頭台才決定交代一切,於是他告發了90多人,其中不乏誣告。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告發和誣告,有742人被告發,329人被審判,且大多數是死刑。

在卡圖什沉默和濫用刑罰之間便形成了強烈對照——卡圖什在民眾中轉眼成了英雄,犯罪成為業績。

政府權威遭到嚴重解構。

對青年國王的期待

腓力二世畢竟是「攝政王」,並非法國的正主兒,他固然可惡,但王權還是值得期待的,年輕的路易十五將有漫長歲月實現臣民們期望,只是當時法國人還不知道他將來會在歷史上留下怎樣的惡名。

如今,已不太有人想起腓力二世的惡行劣跡,但一定知道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不過,這句話的來源相當可疑,按照法文原意,它應該是一個預言性的警告:在我們之後,洪水將至。

又有說此話為蓬帕杜夫人所說,乃勸慰之詞。縱觀路易十五生平,並非沒有令人同情的地方,安邦定國卻不能依照個人情緒率性而為。

總之,路易十五形象惡劣,這句「名言」還是安在他頭上為好,即習慣、又舒服。

▲少年路易十五

在路易十五還是孩子時候,法國人對他充滿憧憬,深受民眾愛戴,生病了,人民沮喪;康復了,一片歡騰,有人甚至懷疑國王生病是因為攝政王下毒。

他甚至還獲得「被喜愛者」稱謂。

對他的動搖仍然起因於教派鬥爭。

1728年一個曾經支持冉森派的主教突然轉身發表了支持教宗《烏尼詹尼圖斯諭旨》的訓諭,民眾「深陷被大主教拋棄的苦痛中」,隨後,矛頭便轉向了國王:他對此似乎無動於衷——一個不務正業的國王形象便出現了,說他只是喜歡打獵而不喜歡打仗:

國王「是個遊手好閒的家伙,只知道與鹿群開戰,如果他喜歡打獵,就應該喜歡打仗,二者相輔相成而不能只擇其一。」

如果國王喜歡打仗,又一定會被指責為殘暴。

民意,總是變動不居。

18世紀20年代,國王神聖化的信念逐漸消融。

1728年10月,王後因為沒有懷孕,便前往巴黎聖母院及聖熱納維耶芙做九日禱告,遭到冷嘲熱諷:「王后懷不懷孕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就算陛下生不出兒子,我堂堂法蘭西也不會沒有主人。」

接著有人補充:「如果說國王是上帝選派給人民的,那麽上帝一定是在極其生氣時挑選的國王,我們應該視其為暴君。」

路易十四曾經宣布「朕即國家」,上述言論已明顯將國王與國家分離,部分民眾不再視國王為國家的象徵,國家與王權呈現出一種對立關係。

也許禱告有效,王後次年誕下了王子,一份來自警方的報告寫到:「全體人民尤其是下等人歡欣鼓舞……,他們相信國家會從此安寧。國家安寧,在他們看來就是減免賦稅,讓他們有更多喘息機會,從此生活也會變得輕鬆。」

國王卻不同意減免賦稅,警方貼出布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國王提出任何請求,否則將被關進監獄。」

「歡欣鼓舞」立刻變成政治攻訐:「陛下但凡能做到他那偉大的曾祖父四分之一就好了」,他們甚至擔心「王國裏就要發生暴動了。」

對國王評價的轉折

對路易十五評價徹底改變是1744年4月出征奧地利王位繼承戰。

國王親自征戰,打消了民眾對他「只會打獵不會打仗」的看法,對他好感上升到了頂點。

出征過程中,他於4月在梅茲突然病倒引起巨大恐慌,舉辦了多場大規模祈禱儀式「祈求上天讓國王康復」。

出征時,他帶上了情婦沙托魯夫人。但菲茨-詹姆斯主教要求國王公開驅逐情婦沙托魯夫人,獲得國王同意。

不久國王身體康復,「巴黎沉浸在歡樂之中」,「被喜愛者」稱號就是此時獲得的。

結果,11月14日國王回到巴黎時,他又召回了沙托魯夫人繼續做他的情婦,引起巴黎人的強烈不滿:

「切切實實用空蕩的大街歡迎了他。據說,只有那些伴其左右的四輪馬車在高喊『國王萬歲』,連窗口都看不到人,更別提燈飾了。」

「晚上11點,巴黎城進入夢鄉,杜伊勒裏宮也熄了燈,『就好像國王根本不在那兒一樣。』」

▲沙托魯夫人

離奇的是,八天後,沙托魯夫人暴斃,年僅27歲。

從此,路易十五再也不願意待在巴黎,只是偶爾造訪一下,時間都在一天之內。

巴黎有「歐洲首都」之美譽,卻不像法國的首都。

伴隨整個事件進程,謠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調料。

記錄這一過程的是一位叫穆希的騎士,曾經因為寫過反宗教作品《一千零一種思想》被關進巴斯第監獄服刑一個月。

出獄後成為當局雇傭的信息員、御用新聞人,他的手寫新聞「融合了官方授權的新聞和警方情報」,他同時還給「外省的高官及某些將軍抄寫本應之呈給警察總監的秘密報告」。

這些人對他的回報是「提供各類軍事行動的詳細報告」,大致相當於「雙面間諜」。

上述事件中,民眾情緒的起落,都是通過穆希騎士報告給當局的,他記錄下這樣一條謠言:在國王返回巴黎前,坊間流傳國王將召回沙托魯夫人。

同時,他還按照警方要求予以「辟謠」。

結果,國王返回巴黎那天果真召回了沙托魯夫人,巴黎街道於是變得空空蕩蕩。

謠言變成遙遙領先的預言。

一位叫博納豐小姐的作者,隨後根據圍繞國王身邊發生的故事寫了一本叫《塔那斯黛絲》的童話作品:

「書中描述了國王與沙托魯夫人間的愛情,還有國王在梅茲所生的那場病。」

但國王對這部僅印刷了一百余冊的書十分不滿,博納豐小姐被關進巴斯第監獄,又在修道院中被幽禁長達14年之久。

警方的報告說:「該書雖是一本童話,卻影射了國王、王後、沙托魯夫人、黎塞留公爵和紅衣主教弗勒裏,並對他們進行了侮辱。」

殺死國王的隱喻

如果恨他,就殺掉他;如果愛他,也殺掉他。

在封建社會,國王是受上帝派遣管理世俗事務的代理人,「他的部分權力就建立在上帝和加冕禮所賦予他的直接權力上」。

對於臣民來說,愛戴國王是一種法定義務,「不愛戴國王就是背叛,就是犯罪,要受到極端殘忍和粗暴的懲罰,是連神律都不曾出現過的懲罰。」

不愛戴國王不是普通的犯罪,是對「最高法律殘忍的侵犯」。

儘管如此,「君主一直飽受批評」,批判、指責、挑釁、辱罵、惡意中傷的話語依然層出不窮。

王室的任務之一就是努力構建「君民魚水情」的關係,「強迫人民在恐懼中景仰他們的君主。」

深度屈服的結果就是深度的仇恨,自1661年起,直到路易十五死後。

「一個瘋狂幻想的傳聞得到廣泛傳播:國王之死是拜某人所賜,此人寧願下地獄也不願意跟廣大人民一起苟活於拜國王所賜的困境之中。」

既然國王是一切苦難的禍首,殺死國王就顯得既必要又正義。

「殺死國王」還屬於擁戴王權、熱愛王國的一部分,是對王權的一種忠誠——只是最激進、最變態的一種忠誠。即便殺死國王,民眾依舊是王國的臣民,因而「殺死國王」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與傳統宮廷鬥爭不同的是,它由貴族間鬥爭轉向庶民:

「最普通、最卑微的臣民們之所以開始自然而然地涉及『國王之死』的主題,是因為他們被迫與君主建立直接的關係,正是君主提供給他們言過其實的消息導致了這種直接性。」

國王口口聲聲說自己的行為和決定都是為了「造福人民」,但臣民們始終麻木不仁、不知不覺。

在這種感情驅使下,「殺掉國王」成為一些人的狂熱理念,他們在恍惚中成為萬眾矚目的英雄。

一位叫約瑟夫·博塔的人,曾經是駐威尼斯大使的僕人,就言之灼灼、瘋言瘋語地宣稱:「誰能阻止我殺了國王?」

結果被抓進巴斯第監獄。

而巴斯第監獄檔案則記錄了大量這種言辭:

「有人說,上帝保佑我不要失手,一定要一槍命中他的腦袋(1679年)」;

「應該殺了國王,並鏟除他的軍隊(1701年)」;

「挫骨揚灰也要殺了國王(1703年)」;

「在小樹林裏等他出現,一槍打死他,哪怕被分屍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就是條狗(1722年)」;

「力挺弒君者和謀殺理論,建議將其付諸行動,獻上糟糕的祝福,願不祥的革命終結陛下的好日子(1762年)」。

殺掉國王的好處是雙重的:自己成為英雄,同時還挽救了君主制。

關於「殺死國王」的記載可以說持續不斷,1671年一位藥劑師的女兒僅僅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便向當局自首說自己「意圖謀害國王」,一個想像換來45年監獄生活。

她的卷宗批注為「因幻想的犯罪而遭起訴。」

另一位對國王圖謀不軌的律師於1694年被捕,最後不知所蹤,是否離開監獄或者死在監獄裡也無人所知。

這些案件幾乎都是事主們臆想的結果,但對國王「去神聖化」作用還是相當明顯,國王在民眾中的崇高地位日漸下降,造謠、謾罵、中傷應有盡有,官方態度也變得簡單粗暴:一禁了之。

最高法院於1745年5月18日宣布:「禁止任何人傳播小道消息或手寫新聞。」

從臆想到行動

在路易十四時代,「殺死國王」只是意向性口號,到路易十五時期就成了實際行動。

這是因為路易十四更容易接近臣民,路易十五對巴黎感情淡漠,極少在巴黎停留,他將臣民們試圖接近國王接受恩寵、獻計獻策的期待完全置於腦後。

路易十五遭到民眾忿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屢屢違背「改革」承諾。

他曾經允諾「減免賦稅」,卻總也不兌現,因此政府舉辦的數場慶典都無人高呼「國王萬歲」的口號,「有些地方,慶典的裝飾品被付之一炬,或者被激忿的群眾撕毀。」

根據密探報告,群眾對政府改革的態度,認為「簡直就是扯淡……宮廷最大的樂趣從來都只是大肆盤剝民眾,並做出不公正的裁決。」

喜愛八卦的巴黎人民自然不會放過任何一條有損國王聲譽的桃色新聞,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國王的縱情聲色。

有年輕的三姐妹曾經先後成為國王的情婦,但三姐妹竟然全部暴斃身亡,國王自然要遭到尖刻指責:

「國王接連與三姐妹發生關係,這樣的舉止讓他的人民感到丟臉,如果他們再不改變生活作風將會招致噩運,無視王后的國王根本就是個奸夫。」

「法蘭西將會傾覆,因為國王都不去復活節領聖體,這會讓他的王後被上帝詛咒的。」

他的著名情婦蓬帕杜夫人也難以倖免,國王違背減免賦稅承諾的原因就被歸咎於她。

國王人設崩塌,人們就再也不留情面:「當一位王子終日沉迷於女色時,殺了他就成了一種責任,或者至少可以讓人公開這麽做……感到羞辱的不僅僅只是他的愛情,還有他的國家和他自己,如果能感覺到的話。」

國王形象如此不堪,法國人開始普遍認為「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擁有一個超越他們的國王。」

於是匕首刺向了國王。

虛幻的狂想終於成為現實:1757年1月5日晚七時,國王路易十五迎來一次有驚無險的刺殺。

一個叫羅貝爾-弗朗索瓦·達米安的42歲男子,用一把長四寸的雙刃小刀刺向國王:「這一刀刺在第五根肋骨下面,深入肌肉四法分」。

達米安隨後被抓獲,後經過酷刑,受車裂刑而死。

刺殺國王事件發生後,法國社會陷入人人自危境地中,政府要求臣民們一旦發現可疑時間就要立即報告,否則自己就會牽扯其中。

於是:酒桌上的閒聊、醉漢的酒話、教民之間的互相閒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都可能變成報告放在警署的案頭,相互告密、揭發成風,妓女、神甫們也難以倖免。

一些告密者、揭發者之所以這麽做,並非出自對國王的愛戴,而是借機泄私憤。

當局除了抓人「始終沒有找到一種好的方式去影響公眾輿論。」

而「警察內部也開始出現相互揭發」的現象。

一則離奇的臆想

在「殺死國王」病態臆想中,離奇的並不是刺殺本身,而是臆想,其中以1758年一位事主叫托蘭的案件最不可思議。

托蘭是一位貴夫人德豐塞瑪涅的僕從,他對女主人十分愛慕。可女主人突然離世,這使托蘭傷心不已。

故事開始了:一天晚上,托蘭叫醒了所有的僕人,聲稱自己受到沉重打擊,說自己「聽到已故女主人的房間裏發出持續不斷的聲響,他說他聽到她在叫他,喊著他的名字。於是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女主人的床邊,示意聞訊趕來的其他僕人,他再也不能說話,也聽不見了。」

他讓人拿來紙和筆,連續15天,用筆講述所發生的一切:女主人命他禁食40天,為巴黎的守護神祈禱、做彌撒,最重要的是他還宣布自己掌握了一個驚天秘密。

或許此前已經發生過刺殺國王的事件,人們對此加倍警惕,他們找來醫生,「以神的名義要求他將一切和盤托出。」

同時還找來著名的懺悔神父菲茨-詹姆斯,進行各種威逼利誘,托蘭終於從實招來:

女主人托付給他一件重大任務:「你要殺了國王,為了證明你可以做到,你必須裝聾作啞。」

不知是出於膽怯還是這個托付本身讓他感到意外:他的態度是不會付諸行動,畢竟這是「反教會的卑劣之舉」。

此後,托蘭遷居巴斯第監獄,當年他年僅26歲,1779年出獄時已經47歲。

後來他被流放回他的祖國——他是瑞士人。

在閱讀這段文字時,突然想到洪秀全。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14歲時考為童生,此後17年中4次考秀才不取。

其中,1837年第三次科場失意後大病四十餘日,死去還魂「俱講天話」。

他自稱此時開始了造反計謀。

但他對科舉並未最後絕望,6年後再度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再度落榜。

此後不久,洪火秀走上了「革命道路」並改名洪秀全。

同時借此懷念一下潘旭瀾先生,在我研究太平軍運動時給予了熱心指導和幫助。

從現象上看,托蘭的症狀與洪秀全的症狀極度相似,受到嚴重刺激後的裝神弄鬼,但托蘭並沒有洪秀全的革命意圖。

長達21年的關押和不斷審訊,警方的最終結論是:「這是一個危險的瘋子,儘管他幾乎蠢不可耐,卻並不具備欺詐的能力,但就是他讓國王憂心忡忡。」

按照現代心理分析,他很可能是將與德豐塞瑪涅夫人出軌不得的渴望無限放大,於是就想搞個大新聞——不知道這算不算愛情的力量?

走向1789

自1761年至1762年間,社會輿論的性質開始有所變化,如果說此前的輿論以製造、散布、傳播謠言為主,從這時開始,在內容上更加注重對政府、時局的分析。

1761年由於經濟糾紛,法國政府與耶穌會鬧翻,高等法院作出對耶穌會的不利判決:「26冊由耶穌會士所寫的書籍被焚毀;國王的子民們不再前往耶穌會的學校學習。」

於是耶穌會惱羞成怒,一個自稱耶穌會士的修道院長宣布自己是達米安的同謀,表示支持弒君謀反的理論。

耶穌會被迫打包滾蛋,被認為是公眾精神的勝利,更加激發了公眾「生動而活躍的想象」。

令政府倍感頭疼的,是民眾竟然學會了「理性的分析」,在1759年即有一位名叫羅多夫·埃費·德西布爾的瑞士人散發了一份《法蘭西王國整體財務及秘密現狀(1759年)》的手稿副本,將王國的財務狀況公之於眾。

一位叫阿爾迪的書商以《我的消遣》為名,寫了一部對街頭日常生活細致入微描述的書,他在書中寫到:

「在巴黎各處找到的檄文足以證明全城的情緒有多麽激憤,人們多麽希望出現一個代表光明與和平的天使,讓我們的君主睜開眼睛好好看看當前的萬丈深淵,他馬上就要跌落其中卻並不自知,還以為自己的權威在不斷增強。」

他寫下這段話,距大革命爆發不到二十年。

巴黎警方的任務就是不斷抓人,但對象已經有改變:「基本都是有著進步思想的。」

他們不再是謠言的製造者、傳播者,而是權利的請願者:「國家應該給予人民自由說話和書寫的權利。」

他們開始反對專制政府、質疑王權的合法性,要國王公開賬目……

這些要求已經包含了現代政體的基本內容,這正是啟蒙運動高漲時期。

儘管我們不能指出某人、某個具體作品是受啟蒙思想家直接作用的結果,但兩者之間內容上高度吻合。

1770年9月11日至12日夜裏,巴黎街頭布滿招貼:「如果沒有人降低麵包價格,如果沒有人處理國家事務,我們將會以一己之力好好地參與其中」。

19年後——1789年7月14日,法國民眾終於走上街頭「參與」國家治理了。

  古代帝制國家,如何拉低民眾的後天智力?
  民間版畫為「證」:甲午戰爭,其實大清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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