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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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九林
(這個號的文章經常大膽犀利，騰訊歷史主編諶旭彬也曾為此號撰文。)
壹
人的智力，可以分為先天智力和後天智力。
除非患有智力障礙等疾病，絕大多數人的先天智力差距不大。
後天智力則不然，它可以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所謂後天智力，即人出生後被拋入社會，所形成的理解、認知、分析事物的能力（廣義上講，從出生那一刻與父母接觸，就算進入社會了）。下文所有「智力」，都是這個意思。
一個人後天智力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兩點：
（1）信息獲取能力。
（2）邏輯思維能力。
前者關係到原材料的多寡。
後者關係到材料加工能力的強弱。
不幸的是，這兩點都可以人為操控。
貳
控制民眾的信息獲取能力，主要有如下手段：
（1）汙染、刪減民眾所獲取的信息。
（2）掌控、切斷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
比如，康熙深度干預《明史》的修撰，欲將「滿洲」說成明代抗倭的核心力量——「嘉靖年間，倭寇為亂，不能平，後滿洲征服。至今倭刀、倭碗等物現存禁內。而《明史》（指《明史稿》）不載。可見《明史》偽妄，不足信也。」
這是典型的信息汙染。
再如，乾隆修《四庫全書》，凡涉及遼東、女直、女真字樣者一體銷毀。共計禁毀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禁毀書籍種數與所錄書籍種數幾乎相等。
這是典型的刪減信息。
再如，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來長安，向朝廷求取「諸子及《太史公書》」。
成帝與王鳳商議，王鳳堅決反對，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意即，《史記》當中記載了奪取天下和朝廷運作的真相，絕不可以外泄。
這是典型的切斷信息獲取渠道。
再如，晚清學制改革規定，歷史科目的教學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必須以「聖主賢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主要內容。
這是典型的掌控信息獲取渠道。
叁
操縱民眾的邏輯思維能力，也有兩種主要手段：
（1）灌輸錯誤結論，無視其中的邏輯謬誤。
（2）灌輸錯誤邏輯，引導對方「自發」得出錯誤結論。
前者歷史悠久。
略舉幾例：
（1）使用「稻草人論證」。曲解乃至捏造出一個對方並沒有的論點，然後展開攻擊，繼而宣布勝利。
史上所有暴力鬥爭的勝利者，都會將失敗者當成稻草人，為其捏造不存在的、供批判的靶子。
（2）捏造事物的因果性。「天無二日」被用來為「地無二主」提供正當性；白虎與長稻穗（嘉禾），被視為統治者實行「仁政」的所謂證據，均屬此類。
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統治、滿足個人物欲，一輩子都在玩讖緯，在自然與天道之間捏造各種不存在的因果。
儒士桓譚跟他講，天道這種東西聖人也難以參透，後世的淺薄儒生更沒戲。
那些妄談讖緯天道的都是小人，陛下你要遠離他們；他們有說對的時候，也只是如猜數字的單雙一般純屬偶然，全憑運氣。
劉秀要修靈台，想拿讖緯給自己的花大錢之舉撐腰，桓譚又跑來嘰嘰歪歪，差點被暴怒的劉秀砍了腦袋。
（3）訴諸情感。利用煽動性的言詞，激發情緒，去影響受眾，使之站到擁護自己的立場。
赤壁之敗後，曹操做《讓縣自鳴本志令》，以應對輿論對自己的批評，是此類手法的典型案例。
文章從自己「舉孝廉」開始說起，再三強調自己如何如何為了國家鞠躬盡瘁。
對自己的劣跡，比如習慣性屠城——
「凡殺（徐州）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屠彭城，獲其相侯諧」；
「太祖攻圍（雍丘）數月,屠之」；
「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則隻字不提。
（4）訴諸群眾。
朱元璋當年，曾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針對胥吏的群眾審判運動，號召地方民眾將他們眼裏的貪汙腐敗的衙門胥吏（不包括官員）綁起來押送京城。
但群眾意見不能等同於司法證據，人數的多少也不能用來決定貪腐的有無，歷史上因民眾喊打喊殺而冤死者不計其數。
在伽利略之前，幾乎所有群眾都認為是太陽繞地球在轉，但這不能改變地球繞太陽在轉才是事實。
（5）倒因為果。
民眾不喜歡戰亂，喜歡和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
所以，在秦制國家，得了天下（結束戰亂）的人，只要他不發了瘋似的繼續折騰，民眾還有一條苟延殘喘的活命之路，肯定願意「支持」這個新政權，也就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但秦制政權更喜歡把因果顛倒過來，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將自己打扮成「救民於水火」的大恩人。
康熙畢生致力於塑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所用的就是這樣一套邏輯。
此外，在灌輸結論時被無視的邏輯謬誤，還包括：
訴諸權威（先王、孔孟、祖制之類）
迴圈論證（用結論的一種表述去證明另一種表述）
偷換概念（以家為國）
人身攻擊（批判私德、扣帶有道德色彩的大帽子）
訴諸暴力（黃巢「替天行道」）
肆
相比灌輸錯誤結論，灌輸錯誤邏輯，進而引導民眾「自發」得出錯誤結論，是一種隱蔽性更高的手段。
比如，有一種奇怪的說法認為：
「要記住一個真理，軍閥地主貧農佃戶他們都為自己私利互相打劫，都不如皇帝愛國！」
「最愛國的人必然只有皇帝！」
「國內最公正的人，只有皇帝。」
「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
顯然，這種說法當中，蘊含著一種源遠流長的錯誤邏輯——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帝制國家的穩固，最符合皇帝的利益（這也是官修二十四史的核心史觀之一）。
事實上，對皇權而言，重要的從來不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而是如何與自己的「統治基礎」構成利益共同體。
讓「統治基礎」開心，遠比讓草民感受到公平正義更重要。
以中國古代史諸多財政改革為例。
早在明末清初，黃宗羲就已發現，這些改革雖然無一例外打著「減輕百姓負擔」口號，說是要致力於稅賦的公平正義。
但其結果，在增加朝廷稅賦收入的同時，無一例外嚴重加深了百姓的負擔。
比如，唐代改「租庸調」為「兩稅法」。
按照唐朝政府的官方說法，這次改革的目標是追求稅賦公平，征稅標準「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把以前的「租庸雜徭」，全部歸併為「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兩種。
誰的田產多，交的稅就多，不像從前按人頭收稅，不管具體的人有資產沒資產。
聽起來是不是很美好？
可惜，實際情況是，從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
租庸調之外那些無法律依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也全部併入了「兩稅」。
按王夫之的評價就是：「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從前那些缺乏正當依據、具有臨時性質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被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變成了正規賦稅。
更絕望的是：帝制國家從來不承認政府與國民之間，存在著必須遵守的契約關係。
按照契約，田租（租）、徭役（庸）、戶稅（調）和各種「法外之法」，已經被全部並入到了新的「兩稅」，政府此後無權再在「兩稅」之外，重復征收已合並的這些稅種。
但現實是：很快，各種「法外之法」再次出現在政府的催繳清單之中。
宋代的方田均稅、明朝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全部打著與「兩稅法」類似的「追求稅賦公平正義」的旗號，全部都在玩著「法外之法」被納入正稅，然後又再次出現這樣的絕望遊戲。
每一次以提升汲取能力的財政改革，都有著很漂亮的口號（「方田均稅」這樣的名詞，光聽著就似乎很有公正感）。
每一次改革之後，隨之而來的都是巨大的民生慘劇。
在帝制國家，皇帝從來不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
他追求的，是皇權的穩固。
而穩固皇權的關鍵，是提升政權的汲取能力，以維繫其統治基礎（官僚系統和暴力軍事集團）的正常運轉。
當這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等典籍的構建，被另一種錯誤邏輯所取代（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帝制國家的穩固），自然，人很容易自動得出「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這種錯誤結論。
而這，也正是古代帝制國家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