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制國家,如何拉低民眾的後天智力?

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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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九林

(這個號的文章經常大膽犀利,騰訊歷史主編諶旭彬也曾為此號撰文。)

人的智力,可以分為先天智力和後天智力。

除非患有智力障礙等疾病,絕大多數人的先天智力差距不大。

後天智力則不然,它可以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所謂後天智力,即人出生後被拋入社會,所形成的理解、認知、分析事物的能力(廣義上講,從出生那一刻與父母接觸,就算進入社會了)。下文所有「智力」,都是這個意思。

一個人後天智力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兩點:

(1)信息獲取能力。

(2)邏輯思維能力。

前者關係到原材料的多寡。

後者關係到材料加工能力的強弱。

不幸的是,這兩點都可以人為操控。

控制民眾的信息獲取能力,主要有如下手段:

(1)汙染、刪減民眾所獲取的信息。

(2)掌控、切斷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

比如,康熙深度干預《明史》的修撰,欲將「滿洲」說成明代抗倭的核心力量——「嘉靖年間,倭寇為亂,不能平,後滿洲征服。至今倭刀、倭碗等物現存禁內。而《明史》(指《明史稿》)不載。可見《明史》偽妄,不足信也。」

這是典型的信息汙染。

再如,乾隆修《四庫全書》,凡涉及遼東、女直、女真字樣者一體銷毀。共計禁毀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禁毀書籍種數與所錄書籍種數幾乎相等。

這是典型的刪減信息。

再如,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來長安,向朝廷求取「諸子及《太史公書》」。

成帝與王鳳商議,王鳳堅決反對,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意即,《史記》當中記載了奪取天下和朝廷運作的真相,絕不可以外泄。

這是典型的切斷信息獲取渠道。

再如,晚清學制改革規定,歷史科目的教學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必須以「聖主賢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主要內容。

這是典型的掌控信息獲取渠道。

操縱民眾的邏輯思維能力,也有兩種主要手段:

(1)灌輸錯誤結論,無視其中的邏輯謬誤。

(2)灌輸錯誤邏輯,引導對方「自發」得出錯誤結論。

前者歷史悠久。

略舉幾例:

(1)使用「稻草人論證」。曲解乃至捏造出一個對方並沒有的論點,然後展開攻擊,繼而宣布勝利。

史上所有暴力鬥爭的勝利者,都會將失敗者當成稻草人,為其捏造不存在的、供批判的靶子。

(2)捏造事物的因果性。「天無二日」被用來為「地無二主」提供正當性;白虎與長稻穗(嘉禾),被視為統治者實行「仁政」的所謂證據,均屬此類。

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統治、滿足個人物欲,一輩子都在玩讖緯,在自然與天道之間捏造各種不存在的因果。

儒士桓譚跟他講,天道這種東西聖人也難以參透,後世的淺薄儒生更沒戲。

那些妄談讖緯天道的都是小人,陛下你要遠離他們;他們有說對的時候,也只是如猜數字的單雙一般純屬偶然,全憑運氣。

劉秀要修靈台,想拿讖緯給自己的花大錢之舉撐腰,桓譚又跑來嘰嘰歪歪,差點被暴怒的劉秀砍了腦袋。

(3)訴諸情感。利用煽動性的言詞,激發情緒,去影響受眾,使之站到擁護自己的立場。

赤壁之敗後,曹操做《讓縣自鳴本志令》,以應對輿論對自己的批評,是此類手法的典型案例。

文章從自己「舉孝廉」開始說起,再三強調自己如何如何為了國家鞠躬盡瘁。

對自己的劣跡,比如習慣性屠城——

「凡殺(徐州)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屠彭城,獲其相侯諧」;

「太祖攻圍(雍丘)數月,屠之」;

「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則隻字不提。

(4)訴諸群眾。

朱元璋當年,曾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針對胥吏的群眾審判運動,號召地方民眾將他們眼裏的貪汙腐敗的衙門胥吏(不包括官員)綁起來押送京城。

但群眾意見不能等同於司法證據,人數的多少也不能用來決定貪腐的有無,歷史上因民眾喊打喊殺而冤死者不計其數。

在伽利略之前,幾乎所有群眾都認為是太陽繞地球在轉,但這不能改變地球繞太陽在轉才是事實。

(5)倒因為果。

民眾不喜歡戰亂,喜歡和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

所以,在秦制國家,得了天下(結束戰亂)的人,只要他不發了瘋似的繼續折騰,民眾還有一條苟延殘喘的活命之路,肯定願意「支持」這個新政權,也就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但秦制政權更喜歡把因果顛倒過來,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將自己打扮成「救民於水火」的大恩人。

康熙畢生致力於塑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所用的就是這樣一套邏輯。

此外,在灌輸結論時被無視的邏輯謬誤,還包括:

訴諸權威(先王、孔孟、祖制之類)

迴圈論證(用結論的一種表述去證明另一種表述)

偷換概念(以家為國)

人身攻擊(批判私德、扣帶有道德色彩的大帽子)

訴諸暴力(黃巢「替天行道」)

相比灌輸錯誤結論,灌輸錯誤邏輯,進而引導民眾「自發」得出錯誤結論,是一種隱蔽性更高的手段。

比如,有一種奇怪的說法認為:

「要記住一個真理,軍閥地主貧農佃戶他們都為自己私利互相打劫,都不如皇帝愛國!」

「最愛國的人必然只有皇帝!」

「國內最公正的人,只有皇帝。」

「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

顯然,這種說法當中,蘊含著一種源遠流長的錯誤邏輯——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帝制國家的穩固,最符合皇帝的利益(這也是官修二十四史的核心史觀之一)。

事實上,對皇權而言,重要的從來不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而是如何與自己的「統治基礎」構成利益共同體。

讓「統治基礎」開心,遠比讓草民感受到公平正義更重要。

以中國古代史諸多財政改革為例。

早在明末清初,黃宗羲就已發現,這些改革雖然無一例外打著「減輕百姓負擔」口號,說是要致力於稅賦的公平正義。

但其結果,在增加朝廷稅賦收入的同時,無一例外嚴重加深了百姓的負擔。

比如,唐代改「租庸調」為「兩稅法」。

按照唐朝政府的官方說法,這次改革的目標是追求稅賦公平,征稅標準「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把以前的「租庸雜徭」,全部歸併為「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兩種。

誰的田產多,交的稅就多,不像從前按人頭收稅,不管具體的人有資產沒資產。

聽起來是不是很美好?

可惜,實際情況是,從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

租庸調之外那些無法律依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也全部併入了「兩稅」。

按王夫之的評價就是:「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從前那些缺乏正當依據、具有臨時性質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被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變成了正規賦稅。

更絕望的是:帝制國家從來不承認政府與國民之間,存在著必須遵守的契約關係。

按照契約,田租(租)、徭役(庸)、戶稅(調)和各種「法外之法」,已經被全部並入到了新的「兩稅」,政府此後無權再在「兩稅」之外,重復征收已合並的這些稅種。

但現實是:很快,各種「法外之法」再次出現在政府的催繳清單之中。

宋代的方田均稅、明朝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全部打著與「兩稅法」類似的「追求稅賦公平正義」的旗號,全部都在玩著「法外之法」被納入正稅,然後又再次出現這樣的絕望遊戲。

每一次以提升汲取能力的財政改革,都有著很漂亮的口號(「方田均稅」這樣的名詞,光聽著就似乎很有公正感)。

每一次改革之後,隨之而來的都是巨大的民生慘劇。

在帝制國家,皇帝從來不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

他追求的,是皇權的穩固。

而穩固皇權的關鍵,是提升政權的汲取能力,以維繫其統治基礎(官僚系統和暴力軍事集團)的正常運轉。

當這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等典籍的構建,被另一種錯誤邏輯所取代(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帝制國家的穩固),自然,人很容易自動得出「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這種錯誤結論。

而這,也正是古代帝制國家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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