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賣座電影在大陸票房不佳，而大陸現象級電影在台灣似乎更慘。造成雙方水土不服除了文化和體制的差異，台灣荒謬的配額制和兇猛的好萊塢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台灣年度票房奇跡《我的少女時代》11月19日在大陸上映，僅用了4天時間就輕鬆過億，而這還遠遠不是這匹實力黑馬的終點線。在一些台灣人眼裡，這是本土電影復蘇的又一個希望；在大陸人的眼裡，台灣電影再次以青春片為切口，在大陸市場尋到了情緒對接。
不過，這個票房「奇跡」在台灣充滿著偶然性，規律和分析無非是後來人的逆推論，看似頭頭是道，卻無法套用於下一次的成功。大部分的時候，這些「奇跡」電影依次漂洋過海登「陸」，卻在文化和體制的隔閡下，節節敗退。
台灣電影大陸市場不賣座的魔咒曾出現在《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等「愛台灣精神」電影上。同為青春片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台賣座4.6億新台幣，在大陸拿到7600萬人民幣算是特例。
回過頭，看看大陸電影在台灣上映的票房成績，也許就不太敢對台灣電影冷嘲熱諷，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人民幣的票房都是家常便飯。雖然，台灣地區2300萬人口的規模（約大陸人口的1/60）、好萊塢大片碾壓式的優勢，讓大陸電影在台灣不可能輕易取得成功，但創造了大陸票房紀錄且口碑尚佳的《讓子彈飛》和《泰囧》在台灣票房只有幾十萬，也實在低得可怕。
台灣本土電影在大陸起碼票房過億，而大陸電影在台灣這些年一直沒有太多成功案例。面兒上看，「大華語圈」口號叫得響亮，但落實到電影產業的互通上，卻沒那麼好看。以電影為代表的兩岸文化融合更是路漫漫，有地緣、文化的差異，有審查幹預和盜版攪和，更有潛在政治氛圍的影響。
在金馬獎頒獎前後，時光網記者也在台灣拜訪了多位台灣學者、資深制片人、導演及影院經理，通過他們的在地視角來解讀台灣電影與大陸電影之間互相「水土不服」的根源，我們也試圖展望，在大陸市場膨脹發展的當下，陷入「已死」命題的台灣電影，是否能在新的土壤裡找到下一波的機會？
台灣人不懂大陸地域文化
大陸人不感冒「愛台灣精神」
「老炮兒」這詞，台灣人並不能明白它的意思
11月21日晚上，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新聞中心內，匯聚了為金馬獎盛會而來的全球媒體記者，而這其中占據最多的是台灣本土和大陸媒體。新聞中心的電視中直播著頒獎進行時，當入圍旁白用台灣腔報出「老炮·兒」的時候，大陸記者互相對視發出了會心的陣陣笑聲，台灣媒體不解地問，「老炮·兒是什麼意思啊？」又是一陣笑聲。
這種字面上的文化隔閡再延伸一點，體現在更進一步對電影內涵的理解上。11月19日晚上，劉傑導演帶著他的入圍新片《德蘭》到金馬影展放映，結束之後有台灣觀眾直截了當地問他，「我很難想像在21世紀的現在，怎麼還會有人在拍中國大陸農村故事」，片中的西藏高原的生活常態和價值衝突傳達的文化意義，對於台灣觀眾來說，是一種陌生的體驗。
這就好像承載了「愛台灣」精神內核的原住民文化、在台賣過8億元新台幣（約1.71億元人民幣）刷新票房紀錄的《賽德克·巴萊》，拿到大陸市場上也只是1663萬的啞炮。而更早一些在台風光無限的《海角七號》4.6億台幣（約合人民幣9500萬）的票房，漂洋過海到大陸就只換來2065萬人民幣。
這些案例也被不斷拿來論證「台灣電影大陸不賣」的命題，台灣知名制片人李烈反問記者，「是什麼邏輯會讓大家覺得《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這種台灣文化的電影在大陸會賣座？」在她看來，中國大陸對電影本身尚有南北方不同趣味的選擇，更遑論海峽之隔的台灣，文化差異造就了很難建立的情感共鳴。也有大陸影院經理直言不諱地表示，「更深一層的原因是，這兩部影片中表達出的對日本的曖昧情感，是當下中國觀眾無法產生認可。」
同樣的道理，李烈也會好奇，「滿口老北京方言的《老炮兒》如果放到台灣市場上，它就能賣得好嗎？《師父》這部呈現民國天津武林體系的電影，台灣觀眾能理解嗎？」
台灣知名學者、電影人焦雄屏回憶，2011年，一部表現台灣夜市小人物生活的電影《雞排英雄》橫掃寶島，創下1.4億元新台幣的票房佳績， 然而這多有賴於本土明星豬哥亮的號召力，焦雄屏直言，「豬哥亮是除了台灣其他地方不會認可他的明星價值，他主演的電影在大陸上映文化差距太大，這狀況就像台灣人看趙本山，也是不知所雲，最多覺得他是個可愛的鄉下老頭，可是不太知道他的文化意義和笑點在哪裡。」這部台灣票房之作最後在大陸只賣了129萬，有業內人士戲言，「還不夠一卷拷貝的洗印費。」
大陸票房紀錄電影《泰囧》在台灣賣不動
因著這種文化差異，大陸再賣座的電影拿到台灣來，台灣觀眾同樣也不買帳，比如《讓子彈飛》大陸口碑票房一片飄紅，6.8億創下當時國產片記錄，在台灣，它也被不少業內人士奉為「神作」，但它在台北市卻只收得不到100萬新台幣(約合20萬人民幣)票房。
即便是類型片《泰囧》，大陸的12.6億票房到了台灣又遭遇了首周末3天僅僅10萬新台幣（2萬人民幣）的打臉。李烈不客氣地說，「像《泰囧》這種類型片，好萊塢拍太多，台灣人也看太多了，《泰囧》畢竟拍不過好萊塢。而且對於台灣觀眾來說，看好萊塢電影的接受程度要高於大陸片，自然不會為其買單。」
作為制片方和觀眾之間的橋梁，影院經理也有著一番自己的見解，台北市最大的連鎖影城威秀影城公關經理李光爵就以即將在台上映的《一個勺子》舉例，李光爵覺得，《一個勺子》不會賣座，這跟大部分大陸電影在台灣的票房根源一樣——中國大陸特色太明顯。
而如今能避過這個障礙，兩地通吃的大陸電影還是以青春愛情類型居多，比如《失戀33天》、《被偷走的那五年》，尤其是《被偷走的那五年》，李光爵提到，影片制片方福建恒業當時玩了一個「偷渡」概念，該片除了女主角白百何是大陸演員之外，使用了台灣班底，在台北、墾丁等地拍攝，貼近台灣市場，除了白百何的口音，其餘根本嗅不出「陸味」，再加上「失憶、絕症、治不好」的純愛劇情催淚，成為黑馬在台狂攬8800多萬新台幣(約合1806萬元人民幣)的佳績。
而即將年底在台上映的《鬼吹燈之尋龍訣》，李光爵預測，它會以魔幻類型片模糊大陸片的概念，以「大華語片」的宣傳模式創造票房佳績。這就像《我的少女時代》以1990年代的時代記憶，和兩岸三地流行文化「活化石」劉德華為切入點，掃完台灣，再攻大陸，完全跨過了十年來磕磕絆絆的文化障礙。
台灣電影在大陸：時間差和盜版
《聽說》時隔六年才在大陸上映，能賣得好才有鬼吧？！
「你知道嗎？聽說要上映了！」「聽說什麼要上映了？」「《聽說》啊！」這是今年六月份電影圈裡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緣起拍攝於2009年的台灣電影《聽說》時隔六年居然要在大陸上映了。影片曾以3000萬新台幣的票房，成為2009年台灣市場的純台資電影票房冠軍，然而在盜版下載滿天飛的六年後大陸市場，縱使主演彭于晏和陳意涵經歷了六年時間人氣已然翻天覆地，《聽說》也僅僅回收了244萬票房。這幾乎是台灣電影大陸行失利的一個顯見縮影——時間差。
台灣著名學者、電影人焦雄屏是《聽說》的監制，她告訴記者，《聽說》在2009年的時候曾被某大陸片商洽談購買，卻不料對方的爽約耽誤了《聽說》的賣片時間，盜版迅速出爐，《聽說》很難再賣得出去。六年後，或許是陳意涵和彭于晏的爆紅，又有片商找上門來，但焦雄屏明白，時隔六七年，市場趣味已經變了，以前可能對台灣小清新很欣賞，但現在大陸最賣座的是熱鬧的喜劇片。即便《聽說》本身品質不錯，也只得寂寥收場。
《那些年》大陸上映晚，因此也遭遇了盜版的侵襲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時間差」的受害者，影片曾於2011年8月台灣上映，拿下4.6億新台幣的亮眼成績。2012年1月6日大陸公映前夕盜版已泛濫。此外大陸的審查制度，將《那些年》原版中青春性衝動等多處話題場面悉數刪除，從一部少年成長重口味變成了傳統小清新，打消了部分潛在觀眾的興趣。最終收獲7600萬人民幣票房的該片算不上大成功，但當時已是純台灣製作在大陸最高票房。
如今正在大陸熱映的《我的少女時代》是今年台灣的華語票房冠軍，超過4億新台幣的成績對接到大陸市場，僅在4天內就創下了過億票房，超過《那些年》的7600萬成為大陸上映的最賣座台灣電影。雖然影片在台灣上映早於大陸，但前期預熱發酵以及盜版的控制，讓《我的少女時代》反而造成一種饑餓行銷，在大陸爆發。
《我的少女時代》導演陳玉珊告訴記者，她原本最擔心的是，片中一場學生校園反對訓導處教官的「起義」的情節會遭遇刪減，幸好順利過關，也讓青春中做自己反體制的情緒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現。
但很多台灣電影，卻並沒有這份好運氣。比如當年最熱門的台灣史詩大片《賽德克·巴萊》除了被刪減諸多血腥鏡頭之外，導演魏德聖還被電影審查委員會質疑「影片反映的抗日戰爭故事跟大陸沒什麼關係，希望影片要和中國過去抗日的東西連成一氣」，魏德聖只得給通過字幕的方式，建立了一條「抗日統一戰線」，讓大陸和台灣乃至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共同抗日，最終得以順利過審。
而《艋舺》由於有黑幫背景，充斥著血腥暴力和髒話。台灣有分級制，但大陸市場的一刀切讓《艋舺》只能做人為刪減，當時導演鈕承澤為了能在大陸上片願意刪除一些原本符合劇情的場景，並對部分台語進行普通話配音，但最終還是沒有上映。而去年鈕承澤的新片《軍中樂園》即使有了大陸演員參與，有了大陸電影公司參投，最終還是無法在大陸上映。
可以說，台灣導演自由的創作方式讓他們在並軌大陸的過程中屢屢不適，而這些也是造成台灣電影大陸票房受挫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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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在台灣賣得比其他大陸片好
大陸電影在台灣：發行規模和好萊塢擠壓
相對的，大陸電影登台雖然不受審查制度的約束，但不少賣座電影依然無法創造票房佳績，很多人將之視為對大陸電影品質的「打臉」，但其實，大部分大陸電影在台之所以賣得不好，一方面受限於發行規模，威秀影城公關經理李光爵舉例，《唐山大地震》在台賣得1800萬台幣好票房，那是因為這種製作規模大的電影本身發行規模也大，而《讓子彈飛》之所以賣不好，除了文化隔閡之外，它在台北地區只發行了4家影院，發行規模不大，排片率自然不會高，進而影響到票房。
李光爵告訴記者，今年在台灣賣得最好的大陸電影是《推拿》，賣了近200萬新台幣，除了它本身口碑過硬並有金馬獎的光環之外，《推拿》發行了7家影院，這在大陸片裡已經算是「大手筆」了，影片憑借過硬口碑，上映了一個多月。同樣是小成本影片，即將上映的《心迷宮》卻不樂觀，據了解，《心迷宮》在台北只發行了一家影院，用李光爵的話來說，「《心迷宮》的台灣片商是一位理想型買家，可能有購買好電影的願景，但在發行放映上跟台灣整個工業體系頭重腳輕的現象一模一樣，重製作重購買卻不重流通和回收。」
大部分大陸電影在2300萬人口的台灣市場發行規模都不大，加上市場上還有著非常強勢的好萊塢電影，別說是大陸影片，即使是台灣本土製作經常都被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
據台北市戲院公會的統計數字顯示，2014年台灣上映了622部境外電影，其中好萊塢電影（含非六大的美國獨立片）就差不多有175部，也就是每兩天左右台灣電影院就會上映一部好萊塢片。加上在台灣外國片商有發行自主權，並沒有所謂「國產片保護月」、大部分好萊塢片都能同步上映、也沒有上映30天的密鑰期限。於是乎，2014年全台灣上映的65部華語片（10部大陸片）和「好萊虎」完全是刺刀見紅一般的拼殺。
而在大陸2014年共上映259部電影，進口影片中50部上下，國產片面臨的競爭要小很多，只要影片質量和發行有一定水平，比較容易獲得好的票房。
事實上， 從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好萊塢電影的強勢衝擊，讓整個台灣的電影院線發行被外商掌控，包括大陸電影在內的華語片無論是發行、行銷空間都受到極大擠壓，台灣導演朱延平曾向媒體抱怨，自己的電影要在台灣電影院貼海報，由於好萊塢片商太過強勢，電影院老板不敢得罪，只得把他的電影海報貼在手扶梯附近地面上。
好萊塢片密不透風的發行節奏，即使是更受台灣人認可的本土片，一年到頭也只有個別機會可以冒出頭來。
台灣觀眾受困”愛台灣魔咒”
荒謬配額制阻攔高品質大陸片
在抽簽的配額制度下，《智取威虎山》落選，《有一個地方》《金剛王》這樣的片卻憑運氣獲得了台灣上映資格
大陸從2010年開始取消了進口台灣影片的配額限制，已將台灣電影等同於大陸電影對待，而大陸和台灣部分人士也不斷呼籲台灣管理部門放寬大陸影片的配額限制，讓台灣觀眾有機會欣賞到更多的大陸影片。
只是呼籲永遠停留在呼籲的階段，對大陸電影台灣上映的配額制度，在李光爵和李烈看來都是「極度荒謬」的。抽簽選擇相當於一次盲選，誰也無法預料，在所謂的公平前提下，被抽中登陸台灣的大陸影片會不會是一部大爛片。
此外，配額制度規定，台灣地區每年有20部拿到電影準演執照的大陸影片可在台灣有線電視台播出，沒拿到的就要等電影上映兩年後才能申請播出。有些發行方就是為了拿到電影的電視台播出權，而參與配額抽簽，並沒有真正準備上映。
另外也有一些片方獲得了配額，卻因和大陸片方條件沒有談攏，或是預期票房不好，而不上片。這樣就造成了配額的浪費，侵占了真正想要在台灣上映的影片名額。
其實，台灣文化管理部門已多次提議將大陸電影在台上映配額由10部增至15部，但需要立法機構通過。很多人不理解，台灣電影市場的這種限制究竟是為了什麼？早些時候，面對美國記者的訪問時，時任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女士給出了簡短的答案：「保護主義」。
在美國媒體看來，外國電影早已占據台灣電影票房大頭。台灣地區的保護主義針對的是某一個對象。隨著大陸影響力看漲，台灣地區的主管人面臨雙重壓力，既希望向這個強大的鄰居敞開大門，又想要保護自身的經濟和文化主權。這些因素導致來自大陸的商品、資金和服務在台灣受到一些限制，而大陸電影配額制就是體現之一。這個制度讓很多大陸優秀電影無法在台灣上映，比如今年《智取威虎山》落選，而《新步步驚心》甚至《金剛王》這樣的影片卻入選上映，令人大跌眼鏡。
《海角七號》當年沒在金馬獎大勝，組委會甚至被政治人士抨擊打壓本土電影
台灣電影有時也會被過於濃厚的政治氛圍所影響，譬如當年《海角七號》在當年的金馬獎大獎項上輸給了《投名狀》和《集結號》，甚至一度引發綠營抨擊馬英九向大陸獻媚，打壓本土電影的言論甚囂塵上。最嚴重之時，一些民進黨立委竟妄言停辦金馬獎。台灣電影界人士對此群情激憤，侯孝賢導演就曾痛斥民進黨人士的言論是「一堆胡說」，為了政治目的，去分解撕裂。
焦雄屏也指出，受到政治言論影響的年輕一代不在少數，台灣年輕一代對於中國大陸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和反抗心理，這種排斥感連帶著所有跟中國相關的事情，從文化、電影到產品，都有距離感。
因而，即便在大陸市場資本的強大吸引力之下，依然有很多台灣導演堅定地留守本土，焦雄屏透露，其中很多創作者其實是受困於所謂的「愛台灣魔咒」，台灣的政治環境、媒體輿論慢慢讓「愛台灣」變成了一個集體暴力，一些對大陸的反感情緒和相對立場都是來源於此。在「愛台灣」的魔咒下，一些年輕創作者覺得大陸就代表某一種政治價值，去那邊就是不對的。
這種政治情緒的根源與台灣整體氛圍和媒體影響也有關係，焦雄屏直言，兩岸互動太少，很多台灣人對大陸的新聞基本不聞不問，是「海上孤島」的狀態，失衡的兩黨政治讓台灣的文化和經濟競爭力都處於重大的打折扣中。部分台灣媒體貢獻短視和封閉的思維，在封閉的環境之下，台灣年輕人容易在思維、觀念、意識形態和價值受到局限，焦雄屏坦言，「這些值得憂慮，會讓台灣電影乃至整個社會的視野和格局越來越小。」
台灣電影的現狀和下一波機會？！
台灣電影的下一波機會在哪裡？
大陸電影市場正在急速膨脹和發展中，而包括台灣本土製作的華語片在台灣市場暫時看不到大復興的跡象。很多台灣電影影迷和台灣導演們有著一樣的困惑：台灣電影的下一波機會在哪裡？
台灣電影這一年，如果用金馬獎來總結，看起來是面兒上的風光，《刺客聶隱娘》和《醉生夢死》的輝煌讓很多台灣人又喊出了台灣電影復興的口號。然而放眼到整個台灣市場，這兩部金馬佳片卻又尷尬無比。
在好萊塢電影侵占市場後，加上當年太多華語爛片搞壞胃口，台灣觀眾對華語片有著天然不信任，讓台灣本就不夠強大電影工業加快瓦解，剩下的只是一些散兵遊勇不忍離去，只好練練拳腳等待機會，每隔幾年喊著「電影新勢力」的口號來振奮人心，但過來人都知道，失去了地盤，何來新勢力？
看起來，台灣輔導金和各城市影視單位的補助都十分健全，新導演被不斷鼓勵創作，但是焦雄屏告訴記者，台灣政府在電影產業上一直都沒有全面規劃。輔導金在政策設計上原本只是「輔助「性質的概念，然而現實是，它已經變成了主導台灣電影製作的最重要力量，制片費用較低或由新導演執導的電影，由於在台灣電影市場上的競爭力較低，只能放棄本土市場，轉向以”國際影展口味”來企劃製作他們的”藝術電影”。焦雄屏指出，台灣當局注重投資製作，卻忽略在電影整個生物鏈當中居於重要地位的發行與放映環節。
一面以輔導金鼓勵創作，一面又大幅開放進口片的映演戲院與拷貝數量，在發行和放映兩方面增強外片戰鬥力，導致本土電影發行堪憂。因為沒有產業規劃，到現在為止，台灣市場對於台灣電影依舊是不利的，不針對有效觀眾群進行分析，拼命強調文化、藝術、創造力，跟產業本身背道而馳，導致觀眾又回到以前不看台灣電影的時代，「台灣的輔導金是做得最積極的一個產品，可是效用是最低的。」
電影市場無法給予台灣導演們一種集體的命運，最終都是散兵遊勇各尋出路。有人依靠輔導金在本土拍片，就有人需索更大的市場北上求生機。李烈舉例說，槍戰、飛車、特殊化妝，這些都不是說你可以靠導演或者編劇一個人來搞定，你必須要電影工業各個部門來支援。台灣電影工業是比較欠缺的，台灣導演只能是他們有多少資源，就去做多少能力範圍內的東西。所以留在本土的大部分導演都在拍青春片、文藝片、恐怖片，這些可能需要的是想法，而不是工業方面上資源的支持。」
大陸電影環境仍在持續膨脹中，需要足夠繁盛的人才，大陸老一輩導演與觀眾距離越來越遠，年輕一代有新銳，但在急速膨脹的市場下，人才依然是緊缺的，如果說香港導演在文化上有個隔閡，台灣導演在文化上會相對更親近一些。李烈告訴記者，自己正在跟大陸公司合作，同時也在推出一些台灣導演，希望打造一些非常不一樣的作品，焦雄屏也告訴記者，她接觸的大陸資方，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批台灣導演的名字，他們對有創作力的台灣導演如數家珍。
《九降風》導演林書宇的困惑和理想，也是台灣年輕一代導演的縮影
金馬獎前夕，記者也在北京見到了《九降風》的台灣導演林書宇，他前來與大陸資本洽談合作，他並不諱言，在大陸青春片熱潮的當下，有《九降風》這部代表作的他不斷被人尋求合作，都是「用錢砸死你」的風格，但林書宇看起來卻並沒有被資本遊戲沖昏了頭，他直言，「這些片方之所以會找到我，也是因為看到了我之前的作品，雖然不是超級賣座片，但是穩紮穩打，每一部都有他的品質在。」他告訴記者，自己未來的計劃是，像馬丁·斯科塞斯那樣，一部拍給大眾，一部拍給自己。當需要嘗試更大規模的商業創作時，他傾向於來大陸尋找資金和市場空間，而當作者性衝擊自己時，他選擇回到台灣本土，用小一點的資金，表達個人創作。
在這種台灣電影屢屢受到質疑的當下，焦雄屏有些懷念當初台灣新電影的時代，它幫助台灣整個社會扭轉對電影的尊重，承載了文化和藝術，開拓了當代美學的視野，而不必成為金錢和票房的奴隸。焦雄屏感嘆，創作者前仆後繼到大陸去，雖然可能有更多資源和空間，但對於台灣本土產業來說，是一個失血的現象，「就像大陸所有北上廣的飄一代，最後有多少人會選擇回家？」
而台灣年輕一代的導演則沒有如此悲觀，他們既要追求商業，骨子裡又有理想性，就像侯孝賢導演說的，要做到不能做為止，林書宇說：「體現在台灣新一代導演身上的，有困惑，也有正要起飛的昂然。」
拋棄成見，互補互助，不管對於大陸還是台灣都是只贏不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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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行業自媒體，探尋台前幕後的故事，幕後主要以研究影視產業數據報告、台前人物的光鮮亮麗、幕後人物的艱辛歷程、行業知識等為主，為行業人士及影迷愛好者呈現一個不一樣的自媒體，了解你不知道的幕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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