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崗街頭成片的售樓廣告
本文來源：北青深一度(北京青年報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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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帆
余興辭了老家鶴崗的公務員工作，前往上海深造求學。
他打算等站穩腳跟了，就把妻子也接過去，「要是能把在鶴崗買的房子，也裝個輪子推過來就完美了。」
2019年3月，根據中國房地產業協會數據，納入統計的341個城市中，上海的住宅平均屋價為52109元/平方米，排名正數第三，鶴崗則是2177元/平方米，倒數第一。
當50多平米的房子掛上1萬9的價格出售後，鶴崗的「白菜屋價」上了新聞頭條。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將屋價走低的原因，歸於近年來棚改房的加速建設。
近六年間，鶴崗共建設約16.6萬套各類保障性住房。
房子多了，人卻少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起鶴崗人口逐年下降，從2010年的109.1萬降至2017年的100.95萬人，其中就業人口僅有10萬人左右，遠低於十年前的28.94萬。
對於住在鶴崗棚改房裏的老人們，多出來的這一兩套房子成了新的「煩惱」。
有人想把房子留給在異鄉打拼的子女，孩子們卻說，再難回故鄉紮根；有人急著把房子出手，價錢一降再降，但依然詢價者寥寥。
▲一位老人站在正在建設的小區前
「倒數第一」的屋價
傍晚6點鐘，小城鶴崗的天漸漸暗下來。在主城工農區的購物廣場外，一長串計程車排著隊、亮起了紅色的「空車」燈牌，半天也不見挪動一下。
一個多星期前，這座城市因為「屋價300塊錢一平米」的新聞而進入公眾視野。
隨處搭上一輛計程車，司機都可以講出幾個與房子有關的故事，但他們更急於對傳聞進行澄清：「白菜屋價」並非普遍情況，打出超低價的主要是棚改房，毛坯，頂層，位置偏，難過戶。
根據鶴崗市政府工作報告，自2013年開始大力推進棚改政策後，2013-2018年六年期間，鶴崗共建設約16.6萬套各類保障性住房。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將屋價走低的原因，歸於近年來棚改房的加速建設。
而中介人員則表示，特別便宜的房子多是偏遠的棚改房和保障性住房，但一些條件不錯的小區屋價也在下降，有的小區從每平米均價5000元降到了3000多元。
根據中國房地產業協會數據，2019年3月，在納入統計的341個城市中，鶴崗的住宅平均屋價為2177元/平方米，位列倒數第一。
作為棚改房，九州松鶴小區距離主城區約10分鐘車程。小區的告示欄上斑斑駁駁，全是賣房廣告被反復清除和張貼後留下的痕跡。
一套67平米毛胚房的銷售信息寫在a4紙上，按電話打過去，是個女房主接的，「以前我都是少11萬不賣，現在少10萬不賣」。
根據《鶴崗市2018年城市棚戶區改造項目補償安置方案》，城市棚戶區居民可通過產權調換及貨幣補償的方式進行補償安置。選擇產權調換的，新安置房屋面積大於原房可居面積的，需補交差額。
按女房主所說，她為了得到這套棚改房沒少跑腿、托人，每平米交了350元的「手續費」，趕上這兩年政策不錯，沒有房本的平房也算進了面積裏。
「我還特意選了一樓，尋思孩子下班回來開個小賣店啥的，可孩子不想幹，現在他又要結婚，急等著用錢。」
著急賣出去的不只是棚改房，走在鶴崗中心城區，街邊的告示欄上、房屋的窗玻璃上、小區裏的電線桿上，總能看到出售房屋的廣告。當地人為討個好彩頭，取了諧音，「房屋吉（急）賣」。
位於向陽區勝利街一套148平的房子，7樓沒有電梯，10年房齡，標價18萬。房主是家驢火店老板，除了這套商品房，還有兩套棚改房。
「一套是一樓，去年收拾出來給我媽住。另外一套，孩子在附近上學，我們一家三口住著。棚改的房賣不出去錢，就不賣了」。
他的廣告掛出去很久，應者寥寥，直到「白菜屋價」的新聞出現後，電話突然多了起來。
詢價的除了一個本地人，大多來自外地，安徽、山東，最遠的到了貴州。
「一個馬上退休的小學老師，聽說這裡房子便宜，說想過來避暑。」
▲棚改房小區裏居住的大多是老人
留守與出走
早幾年，九州松鶴小區的廣場比現在要大不少，後來樓越蓋越多，面積被不斷擠占。
但這裡仍然是老人們最愛聚集的地方，下棋的、打牌的，旁邊還有個露天按摩攤，穿白大褂的按摩師不斷吆喝著「包治百病」的健身秘訣。
老人們一紮堆，聊的話題大多是房子、孩子和煤礦。
65歲的李強（化名）站在人堆裏並不起眼，一對從礦上退休的老兩口聊起了手裏的房子，說只要有人出個四五萬，就想出手了。
李強這時開了口，「我興山那套房子，87平方的，5樓，多大多寬敞啊，我還擱那放著呢。」
他有自己的打算，那處房子靠近山區，空氣不錯，即使以後孩子不回來了，他也想自己搬去那住。
李強是本地人，1973年接父親的班，進了興山煤礦（改制後改為新興煤礦）。
那會他在井下采大煤，工人們下到數百米深的地下，拿炸藥崩煤，拿鍬子和煤，再拉到地面上。
2003年，礦上破產改制，李強還差三年才夠退休年齡，選擇了退養，「就是每月給你200塊錢，在家等著退休」。
北大嶺的平房拆掉之後，李強分了兩套棚改房，一套在九州松鶴，2014年他搬進來住，另一套在興山區，他覺得那裏環境好，準備留給兒子。
李強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和兒媳婦在山東開飯店，已經買了房。小兒子還沒結婚，高中一畢業就出去了，現在在上海跑物流，一個月工資能有1萬左右。
「房子現在不值錢，我把它賣了，幾萬塊錢是個啥啊，啥也不是。將來孩子回來，連個窩都沒有」。
但孩子們沒隨了李強的心思，去年過年，小兒子回家跟他說，「我將來回來幹啥呀，在這掙個1000、2000塊錢，咋活呀？」
鶴崗就業門路窄，李強心裡不是不清楚，「這地方現在煤礦不行了，輕工業沒有，像我們下一輩子井，戴一輩子帽斗兒，老了不照樣腰疼腿疼，沒個好身體，看病看不起，孩子還能接著幹這一行麽？他就得上外打工去，走自己的路」。
李強認識一個34歲的大學畢業生，考了兩次鶴崗當地的公務員都沒考上，後來去了家物業公司。
廣場上一位老人告訴李強，自己的外孫女上禮拜六剛參加了公務員考試，不過崗位競爭激烈，只要第一名，女孩已經連考了兩年。
還有進了「體制內」的年輕人想跳出來，28歲的余興（化名）五年前大學畢業，考上了市裏的公務員，單位不錯，領導同事對他也挺好，但余興就是覺得不適應。
余興在單位做的工作比較雜，寫材料，跟著領導去檢查，諸如此類。
他形容，這是「誰都能幹」的重復性工作，除了熬資歷，看不到更多的上升空間。
單位大多是上了年紀的同事，余興也覺得聊不到一起，「很多人思想僵化，追求的好像就是一個月多幾百塊、少幹點活，還帶著無謂的權力感和優越感。」
工作一年多，余興開始自學法律，準備司考。他考上了上海一所高校法律系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周六日上課，工作日在律所實習。
余興計劃，未來讀完研究生、在上海站住腳，就把妻子也接過來。
他開玩笑說，「上海房子太貴了，要能在鶴崗買個房子，然後安上輪子推過來就完美了。」
▲剛剛完成拆遷的棚戶區
「煤城」的房子
在上世紀初，鶴崗的工人社區就依著煤礦而建，起先是建在礦山周圍的簡易窩棚，進而逐漸形成了大片的平房民居，以及飯館、澡堂子、雜貨鋪這些商業設施。
在這裡的生活算不上方便，一位叫「大蹦驢」的鶴崗網友回憶兒時的生活：每條胡同只有一個公用的自來水龍頭，奶奶常常要用扁擔挑水。供暖系統也覆蓋不到這裡，每到冬天，像東北農村一樣，要封上門窗、儲備煤球。
李強曾經生活的北大嶺就是這樣的地方，那時候他還在礦井下工作。
李強有時候會懷念那段日子，雖然是計劃經濟，但好像單位把所有事都包了，「有病在家，單位也給開支。出了事，家裏人國家負責了，按月給發生活費，孩子夠18歲給安排工作」。
李強回憶，興山礦最「紅火」的時候，達到上萬人。到了1995年，開始拖欠工資，「一年當中俺們得有三個月的工資開不出來，好多河南、河北、山東來的工人，都回家了。」
2003年，鶴崗礦務局下屬的9個煤礦進行整合，成立鶴崗礦業集團。
其中興山等5個煤礦破產重組，興山礦破產重組後改名新興煤礦。
重組之後，部分工人被買斷工齡或另行安置，在2004年，鶴崗礦業集團整體劃歸龍煤集團。
龍煤集團在2009年積極謀劃上市。但流年不利，當年的11月21日，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
這次事故之後，李強明顯感受到礦上的變化，「一波一波的，年輕的也都讓你下崗分流，分到小煤礦的、園林的、掃大道的、社區的，都有。」
一名2014年從國礦「退養」的礦工，選擇去了一家小煤礦謀生，「小井工資多，工人最多能拿七八千，但是在工傷方面，小礦不講理，不如大礦。退休了也沒有錢」。
他的一隻腳，腳趾頭在大礦時「折了仨」，後來養好傷，出院又繼續上班了，「礦上有自己的醫院，不用我們出錢」。
前一陣子，他在小礦上，腳被石頭砸腫了，看病是自己拿的錢，正愁報銷沒處可找。
2011年，鶴崗市被國家確定為第三批25座資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2018年8月，黑龍江省四煤城及龍煤集團發布煤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關閉煤礦的公告，計劃關閉小煤礦共計239處，黑龍江省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則同意，鶴崗市關閉鶴崗市興達煤礦等21處小煤礦。
礦關了，旁邊的房子也出了問題。因為小煤礦采煤不規範等問題，很多棚戶區發生了地表塌陷。
在這種狀況下，棚改房應運而生，人們逐漸搬離了北大嶺這樣的棚戶區。
李強曾經住過的那片縱橫勾連的平房區已經推平了大半，還殘存的平房也被挖掘機和大片的荒地隔離在內，不遠處，尚未竣工的棚改樓已經拔地而起。
住進新的棚改房小區，鄰居都是從四面八方拆遷來的，彼此之間不大熟悉。
李強有點想念以前礦上一起上班的工友，大家在一起二三十年了。
「混的好的奔兒女去了，不好的，分的房子哪都有。死的，病的，現在都散了」。
▲《錘子鐮刀都休息》劇照
新時代
發生變化的不止北大嶺。
上世紀九十年代，計程車司機陳平（化名）曾經去過一次位於興安區的峻德煤礦，峻德煤礦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新開采的煤礦，由於它離市區較遠，礦務局就在離礦區不遠的地方興建了一個全新的社區。
20多年前，陳平覺得峻德社區像是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年輕人白天全上班了，街上人少，可肅靜了；到了夏天，樹都發芽了，環境特別好。」
在如今的峻德社區，街邊的店鋪裏，光顧的大多數是老年人；主幹道兩側的巷子裏，也大多是退休的老礦工們坐在樓門前曬著太陽。當然，少不了的還有滿牆貼著的賣房廣告。
峻德社區的房子大多是礦上分的，「有二三十年了，後來房子都給個人了，我住的那套46平，賣不出去」。一位老礦工的妻子說。
峻德的一所小學，剛開礦時，一個年級有6個班，每班有60多人，現在一個班只剩下10多人了，小學也跟中學合並了。
「有條件的年輕人都上市裏了或者去外地了」，礦工妻子說。她的兒子因為礦上壓資，20年前就去了哈爾濱，找了份電工的活，在那邊娶了媳婦定居了。
孩子們不回來，李強也沒打算去投奔兩個兒子，他理解兒子打拼辛苦，「我當然想去，但我孩子得混的好。不然過去幹啥，給人添麻煩啊。」
他覺得，等將來有了孫輩，倒可以過去幫忙帶帶，但最終還是要回到鶴崗，等倆人都上不去樓的時候，「就找個養老院，不給孩子找負擔」。
他看到小兒子在上海跑物流，都是用手機接單，感慨網絡時代，年輕人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受誰管著，多拉多掙。」
李強想趕上潮流，用上了智能手機。他發現鶴崗也在改變，年輕人當起了網絡主播，不用出門就能掙錢。
幾年前，全城的計程車入駐了網約車平台，起初紅火的很，司機們買了專門的手機搶單；因為有平台發的代金券，老百姓出門也總打車。
直到後來，平台整治刷單的行為，代金券也停發了，沒人打車，司機們的日子又不好過了。
李強又開始懷念以前的日子，住的雖然是平房，但大家日子差不多，心裡也平衡，「我那會兒在井下當了站長，得了一個跨欄背心，覺得特別光榮自豪」。
2013年的時候，一部叫《錘子鐮刀都休息》的電影在鶴崗取景拍攝，後來還在國際上得了獎。
影片類型寫的是「喜劇」，但有的鶴崗人看完卻說覺得憋屈。
電影裏有句台詞說：「都荒廢了，怎麽整呢？……心態最重要，哪個人也不是一下子富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