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來源：人神共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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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領導思維」的差別在哪兒？
揚州有個「史可法紀念館」，解放前叫「史公祠」，內有抗清名將史可法的衣冠墓。
由乾隆親自下令修建，並追謚「忠正」，以褒揚史公捨生取義的高風亮節。
這個謚號有點意思。
眾所周知，史可法是抗清民族英雄，1645年，清軍兵臨揚州城下，督師淮揚的史可法拒絕了清軍的勸降，城破後就義。
因為清軍揚州在受到了入關以來最激烈的反抗，故而報復，燒殺搶掠持續十天，史稱「揚州十日」。
史可法在清初一直以民族英雄的形象為反清義士所敬仰，自然在官方的話語體系中，屬於「不能說」的人。
那為什麼一百多年後，又被乾隆親自翻案呢？
當然，翻案的理由其實是很好想的，無非是清朝的統治已經穩固，要緩解滿漢矛盾等等。
但這件事讓乾隆去做，又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又是清帝中最喜歡搞「文字獄」的。
因為人的行為方法是一脈相承的，比如乾隆，我稱之為「中國式領導」，因為乾隆身上集中了中國領導的很多特點——不管是優秀的領導，還是糟糕的領導，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不妨暫時先放下史公祠，講一個發生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的一樁「越級匯報」引發的大案。
此案謂千頭萬緒，涉及到貪腐、滿漢矛盾、行政體例、文字獄、派系鬥爭等一系列問題。
本文切入的角度是「領導思維」，所以我會不停地打斷敘述，提醒大家站在乾隆的立場上想一想，如果你是乾隆，你該怎麼做。
一樁「越級匯報」引發的大案
這一年，剛剛平定了準噶爾叛亂的乾隆，興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第二次「下江南」的旅途，誰知剛剛到了徐州一帶就被掃了興。
前來接駕的官員中有一位已退休的前佈政使、河南夏邑籍官員彭家屏，向皇帝打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的小報告，告他瞞報河南四縣的嚴重水災，讓百姓無法獲得朝廷的賑災。
圖勒炳阿當然矢口否認，說當地只有一些小積水。
文章寫到這兒，我想請讀者大人想一想，假如你是乾隆，你會怎麼判斷此事？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想，大部分人的想法應該是：既然大家各執一詞，那就引入第三方調查組。
所以我說大家都沒有當皇帝的覺悟，乾隆的第一念頭就是：這是一起「政治攻擊」事件，它的背後也許還有更大的陰謀。
再加上乾隆對這個彭家屏是有成見的，他是乾隆非常討厭的雍正一朝的重臣李衛的舊黨。
正是因為這層關係，乾隆登基之後，彭家屏就一直在副省級的位置上打轉轉，最後不得不告老還鄉。
但前朝舊事，乾隆也不想再提起，所以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讓圖勒炳阿跟彭家屏「勘查後據實奏報」，實際上是當成「人事矛盾」給壓下去了。
當然，乾隆畢竟還有點皇帝的責任心，雖然沒有派調查組，卻暗中讓自己的親信「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觀音保」微服私訪。
幾個月後，觀音保回來了，交給乾隆一樣東西——半路買來的兩個小孩子，買一送一只要五百文。
鐵證如山，河南四縣確實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圖勒炳阿也確實瞞報了。
事情似乎水落石出了，的確是退休官員「為民請命」，接下來沒什麼可說的，自然是公開查辦此事。
但這里有一個小小細節，這個觀音保不愧是乾隆身邊的人，知道此事沒那麼簡單，也知道自己的匯報關係重大，特意買了兩個孩子來當證據，以示自己完全是秉公辦事。
事情日後果然橫生波折，過了幾個月，乾隆在江南玩夠了返京再次路過徐州時，有百姓攔路喊冤，狀告河南官員瞞報災情，這種行為有個專門的詞叫「刁民闖禦道叩閽」，一聽就是貶義詞。
過了幾天，又有一個叫劉元德的百姓「叩閽」，狀告當地官員不稱職，要「換人」。
文章寫到這兒，我又要停來下，請讀者大人們想一想，發生的這兩件事，是不是坐實了彭家屏的舉報完全是一心為公？
如果你這麼想，那說明你距離領導的位置，還要再修煉修煉。
百姓攔駕，反而讓乾隆確信：雖然舉報屬實，但這仍然是一起以舉報為名的政治攻擊事件，這兩個人一定暗中有人指使。
你看，下回你要真的向領導打小報告，證據別太多，別想著一心做成鐵案，否則很容易讓領導懷疑你別有用心，最好是留下一些痕跡讓領導自己去發現，特別是對於乾隆這種「極度自信，又極度多疑」的領導。
這麼一來，乾隆處理的重點就變成「幕後推動此事者的政治意圖」，他命人審問攔駕喊冤的劉元德，果然查出背後有人指使，但此人並非彭家屏。
可這麼一來，又交不了差了，辦案自然明白聖上要找的「幕後黑手」是誰，那就繼續審吧。
過了幾天，一份新口供出來了，劉元德供認：彭家屏見駕後，在鄉里吹噓自己「為民請命」，劉聽說後，才想到也去「叩閽」，接下來是重點——自己曾托人將呈詞給彭家屏看過。
這一下坐實了吧？
如果你也這麼想，說明你還是不了解皇帝的心理。
乾隆一眼就看出審案官員既想貫徹上面的意思，又不想做得太絕的心理，所以他的意見還是兩個字：重審！
為什麼乾隆死死揪住此案不放呢？
我們還是要從頭梳理，分析一下乾隆的小心思。
乾隆是怎麼對待「拉駕喊冤」的老百姓的
乾隆的小心思在對案件的處理上就露出了端倪。
在聽了觀音保的匯報後，乾隆帝曾出過一道聖旨：
「……將該縣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積欠三千五百餘兩加恩概予豁免」
注意，不是賑災，也不是查處官員，而是「此朕加惠窮黎，格外恩施」。
為什麼呢？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訐其父母，朕豈聽其一面之詞，開挾制把持之惡習。」
這是說，我這次來，本來就是要加恩於百姓，這些「叩閽者」知道我的用意，故意借機攻擊父母官，真是可惡之極。
乾隆的處理意見體現了「中國式領導」的普遍心態：既想知道基層的情況，又怕「下情上達」時，事情脫離自己的控制。
所以大部分領導滿口聽取民意，傾聽基層的聲音，實際很討厭這些動不動就攔駕鳴冤的「刁民」，還有「越級告狀」的下屬。
因為皇帝只是想了解信息，所以最喜歡的渠道，一是觀音保那樣的親信密訪，二是暗探帶回來的的消息，三是地方官中的的少數心腹直接上奏的密報。
但「刁民」和「越級匯報」的下屬，帶來的信息常常夾雜「私貨」，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挑戰了王朝的根本秩序。
乾隆在這份聖旨中告誡百姓：老百姓就要安分守己「聽該地方官善為經理」。
如果地方官無能呢？
那也應該由「上司自當查明參奏」，再由我「從重究治」。
乾隆這類領導到了職場上，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老總」，在他們的意識中，下屬犯的錯誤有兩類：
一類是技術性錯誤，比如業績不達標、產品質量不過關，浪費管理費用，但其危害程度在他們看來是可控的，所以只需按個案處理。
另一類是組織性錯誤，下屬之間的結黨營私，相互使絆子，常常假以上司之手，謀自身之利。
在他們看來，這才是系統性風險，會導致自己失去對大局的控制，但偏偏此類行為不違反任何規則，甚至為廣大員工歡迎。
從劉元德攔駕叩閽開始，此案的重點已經轉向「嚴防刁民」、 「維護統治秩序」，所以辦案官員揣摩上意，才搞出個「指使叩閽」的罪名。
可這個罪名有一點不好——直接暴露了領導的意圖。
領導的意圖，你可揣摩，但不能直說。
乾隆正是認為「指使叩閽」的罪名反而讓彭家屏做實了「忠臣」的位置，所以此案必須重審。
不久，前面被彭家屏告倒的圖勒炳阿忽然被重新啟用，還讓他去審彭家屏案，乾隆還特意「提醒」，千萬不要公報私仇。
乾隆真正想要的罪名
獄中的彭家屏見遲遲不肯結案，又見剛被自己舉報的圖勒炳阿被任命參與審理，便知道這位聖上想要什麼。
唉，算了，與其在這裡不死不活，不如一了百了吧。
彭家屏「供認」，自己私藏了一些「明末野史」。
辦案人員趕緊去抄查，誰知彭家屏之子早有提防，已經銷毀。
來都來了，不能空手回去啊，怎麼辦？
圖勒炳阿發揚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精神，從其家中搜到彭氏家譜一本，作為「狂妄悖逆」的證據。
家譜能有什麼問題呢？
這本名為《大彭統記》的家譜，將彭姓追溯到黃帝時期，乾隆認為，你身為臣子，卻自居帝王后裔，「足見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可容」。
這其實才是乾隆一開始就要做的事——「文字獄」，把懲治思想異端和整頓官員結合起來。
乾隆一朝，文字獄的數量占了整個清代的75%，每一場文字獄案背後，都有類似「彭家屏案」的冤情。
殺！乾隆等不了秋後了。
彭家屏被賜自盡，其子因「子為父隱」而免死。
領導真正信任的人
還是把話題拉回到職場來，總結一下領導的小心思吧。
所有的領導都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組織發展的目標，一個是個人坐穩位子的目標，在他們看來，只有個人的目標實現了，組織的目標才能實現。
不管是國企的老總、民企的老板，還是高管層的職業經理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心態，而他們行事的一切矛盾之處，都出於此。
一方面，領導們知道必須依靠制度和整個組織結構去實現組織的目標，所以任何危害組織秩序的做法，哪怕其擁有一個崇高的名義，都會被他們所警惕。
大多數下屬的錯誤，都會被當成個案處理，以免傷及整個管理層。
但另一方面，領導們對大部分下屬並不真正信任，因為人總有私欲，下屬任何不尋常的舉動，他們都會揣度其真實用意。
雖然沒有信任基礎，但領導們不得不去「相信」下屬，辦法就是把權力分拆成幾份，授予不同的下屬，使其相互制衡。
代價就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組織低效的執行力。
可分權與制衡又會導致另一個結果——派系鬥爭，導致領導更不相信下屬。
其實領導們真正信任的，只有一種人。
乾隆一生搞了無數「文字獄」，把無數忠臣打成謀逆的「反賊」，卻把實實在在「反清復明」的史可法奉為「忠正公」。
因為只有死人才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