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案】晚清最後的文字獄是怎麼發生的?

本文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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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諶旭彬

1903年,一份身處上海租界的報紙,因種種「過激言論」惹怒了清廷。

清廷本擬如踩死一隻螞蟻般嚴懲報館諸人,孰料卻被租界當局所阻,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與作為被告的報館諸人打了一場詭異的官司。

這場官司,就是著名的「《蘇報》案」,有「晚清最後的文字獄」之稱。

被遺忘、被騙的陳範

辛亥之後,「蘇報案」被籠罩上了許多「革命的光環」,幾乎被神化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歷史細節,隨之湮沒不聞。

比如,斥資運營《蘇報》的陳範,本意並不想做一份「革命報紙」。

最早的《蘇報》是一份小報,創辦人叫做「胡璋」,註冊於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人是他的日本妻子「生駒悅」。

因為影響力很小,創辦日期等其他信息,已無從詳查。

雖然掛靠在日本領事館,但早期的《蘇報》口碑並不好,刊載的消息和議論大多很無聊。

1897年還因刊登黃色新聞與租界當局發生衝突,加之經營不善,虧損很大。

約在戊戌政變前後,胡璋將把報紙全盤出讓,由舉人陳範買下。

陳範是湖南衡山人,做過江西鉛山知縣,因當地發生教案,而被朝廷當做替罪羊罷職。

他的兄長陳鼎做過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期間,響應光緒皇帝的號召,對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做了詳細簽註。

陳鼎做事認真,對馮書中提出的與改革有關的問題,全部詳加討論,簽註文字甚至超過了馮的原文。

但這種認真給他帶來了災難。

戊戌政變後,陳鼎因簽註過《校邠廬抗議》而被嚴懲,不但廢了官職,還被永久監禁在省,不許與地方士紳交往。

上述遭遇,讓陳範「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這是他出資接辦《蘇報》的主要動機。

據陳範的妹婿、一同參與《蘇報》經營的汪文溥回憶:

「丁戊(1897、1898年)之際,康有為始以維新號召徒黨,君〔陳範〕私謂余曰『中國在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餉國人,俾無再入迷途。』」

「於是相與在滬組織一日報,此即壬寅〔按:應為癸卯〕以言革命被禍之《蘇報》也。」

像陳範這樣,一方面呼籲改革,一方面又不認可「改革旗手」康有為者,在戊戌年有很多。

陳範接手後,《蘇報》的內容品質有了明顯改觀,開始將注意力放在鼓吹維新改革、批評政府昏庸方面。

比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詔建儲,擬廢黜光緒。上海紳商學界1200餘人聯名發電諫阻。

《蘇報》也公開刊登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反對言論:

「今皇上臨禦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無不向慕,無不愛戴,自戊戌八月政變,無日不翹首北望,期皇上之復權。」

「天下方日以我皇上為念,而驟有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儲諭旨,……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了「督辦政務處」。這是一個以推行「新政」為名而設置的中央辦事機構。清廷此舉旨在對外以示開明。

《蘇報》對這種政治裝點,也有嚴厲的批評:

「袞袞諸公,每日裏忙於引用腹心,排斥異已,聯絡外人,彌縫前隙,此外什麼改革措施都沒有。」

「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偶爾搞出一兩條對其私利毫無妨礙的『新政』,用來敷衍、欺騙天下……」

「國家孱弱破敗,而猶為人所撕裂;民眾死亡流離,而猶為人所踐踏。」

「這些『督辦政務處』的大臣們,對此雖然耳聞目見,卻無動於心……」

(筆者對原文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大體而言,此一時期的《蘇報》,在批評清廷、議論時局時,用詞雖然尖銳,但立場仍屬溫和(比如對光緒皇帝抱有強烈的好感)。

偶有「斥君扶民」的文章,還會引起讀者「詫為怪誕」,對報紙銷量產生負面影響。

1902年,報紙又開闢了「學界風潮」專欄。

這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學內部發生新、舊之爭,某些守舊教師禁止學生閱讀西學書籍及介紹西學的刊物,引發學生不滿,200餘人集體離校。

《蘇報》在立場上支持學生,嘲諷舊派人物試圖將已接受了自由民權理念的學生,重新關進「忠孝聖賢」的牢籠,只是徒勞——「(已經)領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滋味,又復從而鑰之,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學生們已見過屋子外面的旖旎風光,這時候把屋子再鎖上,他們肯定會掀了瓦片、拆了牆壁。

對於清廷的官辦教育,此一時期的《蘇報》,始終持非常負面的評價。

1903年6月的一篇評論文章,曾將官辦學堂的總辦、教習一概譏諷為「獺淫狗賤之徒」。

同月的另一篇評論文章則直言,官辦教育不從頭改良,「則學生永無見天之日,教育永無發達之期」。

在當時,開闢「學界風潮」這種專欄,專門登載學界消息、刊發學界議論,僅有《蘇報》一家。

由此,《蘇報》漸漸產生了一些輿論影響力,不再是邊緣小報。

不過,這種改觀仍然有限。

陳範本非報界中人,辦報經驗很有限;也不屬於名流賢達,社會交際不廣。

這兩個因素,導致報紙經營舉步維艱。

一是長期虧損,《蘇報》銷量的最巔峰,每天僅能售出1000分左右(當時發行3000份才能大致保本)。

二是缺乏人脈,稿源奇缺,陳範焦頭爛額,親自出馬拉稿,仍然無濟於事。

於是乎,有了一些影響力、而經營商尚未擺脫困境的《蘇報》,進入了革命黨人的視野。

1903年前後,革命黨人正迫切希望尋找到自己的宣傳平台。鄒容寫成《革命軍》之後,曾與章士釗商議:

「此秘密小冊子(《革命軍》)也,力終捍格難達,革命非公開昌言不為功,將何處得有形勢已成之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為哉?」

鄒容希望有一個可以任由革命黨「恣意」發揮的國內平台,章士釗等人看中了《蘇報》。

當時,上海銷量較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均已是較為成熟的商業報紙,政治上比較溫和,不願報導學潮,鼓吹革命。

《蘇報》身處困境,亟需開拓稿源、緩解財務壓力,陳範與章士釗、蔡元培等同屬中國教育會成員,彼此遂達成約定:

由愛國學社(中國教育會下屬機構)教員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輪流為《蘇報》撰寫評論文章,報館每月資助學社100元作為報酬。

在陳範的角度,這種合作可以保證報紙的稿源,稿酬開支上也頗有利,章太炎等名流的文章,還可以提升報紙的社會影響力。

在革命黨人的角度,是終於在國內得到了一個由自己主持的宣傳平台——章士釗等人的這一項打算,陳範始終不知情。

稍後,陳範又聘請章士釗為報紙的主筆,《蘇報》終於完全變成了「革命黨機關報」。

報紙的言論尺度,從主張改良,迅速轉向了鼓吹革命。

章士釗後來承認,自己從未將以《蘇報》為「革命黨機關報」的隱秘打算,告知報紙的所有者陳範

「余之隱誌,向與(章)炳麟、(鄒)容私相計劃,……全為夢坡(陳範,字夢坡)所不及知。」

他也承認,陳範與自己合作,其本意只是為了提升影響力「擴其銷路」,「未必有醉心革命」的政治取向。

所以,報紙言論尺度的突然變化,讓陳範受到了不小的驚嚇。

1903年6月7日、8日,《蘇報》連載了章士釗所撰寫的《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文。9日一早,陳範就滿面愁容來見章士釗,對他說,《蘇報》言論不能如此肆無忌憚,否則是自取滅亡。

有意思的是,當天晚上,陳範又來找了一次章士釗,態度大變,「出語壯烈,較前頓若兩人。」

不但不再責備報紙的言論尺度,反而鼓勵章士釗大膽去幹,「毅然執余(章士釗)手曰:本報恣君為之,無所顧藉」。

陳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變,原因是他當天碰上了一位「假孫中山」,被這個騙子一頓鼓舞,忽悠走了三四百塊銀元,也忽悠出了濃烈的革命情緒,於是轉回報館,又去鼓舞章士釗放手大幹。

據章太炎披露,這個「假孫中山」的真名叫做錢寶仁,本是個流氓,給康有為的弟子龍積之做過傭役,所以對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黨事跡,頗有一些耳聞。

當時,張園常有集會演說,錢寶仁也上台慷慨激昂了一番,然後就認識了陳範,對他詭稱自己是孫中山,此行是「秘密返國,策動革命」。

陳範何曾有過與這等大名鼎鼎的人物親密接觸的經驗,激動到不行,不但拿錢贊助錢寶仁,還給他在《蘇報》弄了個辦事員的身份作為掩護。

錢還誆騙陳範,說自己手裏有一尊金佛,變賣後一生吃用不盡。陳範於是又想賣了《蘇報》,在半個銀元還沒見到之前,就要把報紙交給錢寶仁打理。

幸虧其子陳仲岐識破騙局,才沒鬧個傾家蕩產。

誤入歧途的革命黨

這場騙局持續時間不長,但已足夠讓章士釗等革命黨人在《蘇報》上「恣意發揮」,進而造成轟動一時的「《蘇報》案」。

所謂的「恣意發揮」,用章士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凡有助於推翻清廷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比如,刊登《嚴拿留學生密諭》,激發學生的反清。

1903年4月,有留日學生500餘人,憤慨於俄國拒絕按照約定從中國東北撤兵(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俄國趁機出兵東三省),組織了「拒俄義勇隊」,致電袁世凱,要求隸屬袁的麾下,回國與俄國人決一死戰。

此事經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宣傳運作後,成為當時的一個大新聞事件。

6月5日,《蘇報》刊登了一份來歷不明的《嚴拿留學生密諭》。

這份密諭聲稱:留日學生以拒俄為名,要求袁世凱發給槍械,實屬居心叵測,要求地方督撫嚴密跟蹤回國的留日學生,「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

稍後,因「《蘇報》案」在租界對簿公堂時,清廷堅稱從未下達過這樣的密諭。

《蘇報》眾人則「堅稱密諭是真,從江督署借鈔得來」。

再比如,痛罵清廷自己才是「革命黨」的黨魁。

這是章士釗《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文的核心論點。

章說,革命黨好比是酒,民眾好比是米,米不能直接變成酒,必須要經過「藥料」的發酵,誰是「藥料」呢?

如今身居高位的大員如榮祿、德壽之流,「貪戾狠毒,橫斂暴征」,就是將民眾釀造成革命黨的「藥料」。

文章還拿「專以暗殺為事」的俄國「虛無黨」來恐嚇這些清廷大員:

「公等亦知俄國有所謂虛無黨者乎?」

「公等不讀世界史,固無從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諒未有不心懸而膽吊者。」

「蓋虛無黨之性質,專以暗殺為事,一殺不得而再殺,再殺不得而三殺,以第一專制之俄國,第一專制皇帝之亞歷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於車中,其他俄國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貪官婪吏,幾於無日不摘其頭數顆,而虛無黨之勢力亦浸盛。」

「虛無黨之所以盛者,非虛無黨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國專制政府日捕虛無黨而殺之之故。」

▲圖:青年章士釗

進入6月下旬,《蘇報》已開始直接鼓吹「殺人主義」。

在題為《殺人主義》的文章中,作者直接號召民眾以「殺人」為主義。

將「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於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的「五百萬之麽魔小醜」盡數殺盡,「斬草除根」,「殺盡胡兒方罷手,快哉殺人!」

這篇殺氣騰騰的文章,將「殺人主義」直接等同於「復仇主義」,還拿出法國大革命的往事作為借鑒,繼「快哉殺人」之後,又喊出了「壯哉殺人」的口號:

「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

「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不可復遏。」

「今者斷頭台上,黃旗已招貼矣。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將復雜的社會轉型,變成簡單粗暴的種族復仇、階級復仇,無論其動機如何正義,歷史已經證明,其結局必然非常慘痛。

很可惜,在1903年的《蘇報》,成了宣傳這種思維的平台。

張君勱曾感慨,「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大約也是就此類事情而言。

相比以「殺人主義」為鼓吹,同期其他不實報導,比如訛傳北京大學堂有兩名學生因接應前往東北抗俄的留日義勇隊被拘且遭殺害,呼籲學生成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用「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來鼓動他們獻出「自由血」……

似乎顯得有些不值一提——當然並不是真的不值一提,當時就有人批評《蘇報》,說他們是在「以過激之論傾陷學生」。

清廷陷入了「子貢陷阱」

從報紙言論尺度發生變化,到《蘇報》案發,前後不過一月。

如果陳範沒有被假孫中山所騙,革命黨人很可能得不到一個月的「恣意發揮」的機會,也就不會有《蘇報》案了。

一如章士釗所感慨的那般:

「夢坡(陳範)之愚陋如此,馴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轟轟烈烈之事跡,恍若神差鬼使而為之。又若錢寶仁不騙人,《蘇報》未必有案者然。」

《蘇報》案的處理方式極為特別:以一國政府為原告,以本國國民為被告,由設在租界的中外聯合審判機構「會審公廨」共同審理。

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清廷已深陷在「子貢陷阱」裏不可自拔。

所謂「子貢陷阱」,出自《論語》中子貢針對商紂王的一番感慨: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大意是:商紂王壞,但沒壞到傳言中那種程度。

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為恥;身居下流,就會變成吸謠體質,會變成一個做盡天下一切壞事之人。

簡言之,人也好,組織也罷,不能做太多壞事,做多了就喪失了公信力。

這個「陷阱」是子貢最先闡明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子貢陷阱」(當然,也可以叫做「商紂王陷阱」)。

租界當局之所以拒絕交出《蘇報》眾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清廷太壞了,已經做了太多壞事」。

而且,在案件交涉期間,還曝出了媒體從業者沈藎在北京被清廷殘酷處死的新聞。

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表文章《北京的野蠻官方謀殺》和《真實的慈禧太后》,詳細描述了沈藎被杖斃的細節,讀之令人毛骨悚然:

「聖旨最終下發,不是將沈藎處決,甚至也不是凌遲處死,而是在獄中杖斃。」

「沒有哪種生靈會被如此嚴懲,但在刑部卻並不缺少這樣的懲罰。」

「可怕的刑罰在4點鐘開始執行,在此後的兩個小時裏,鈍竹條像雨點一樣落在可憐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鮮血淋漓,但是犯人還沒有死。」

「他痛苦萬分,請求行刑者速將其勒死,最終采取了類似的辦法。直到夜幕降臨,血肉模糊的身體才停止了顫動。」

沈藎的死,成了租界當局拒絕將在押的《蘇報》眾人引渡給清廷最直接、也最有力的理由。

《字林西報》的作者得出結論: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是一個暴君,她是野蠻文明的化身。沈藎如此殘酷的死法,「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在中國,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

▲圖:沈藎

其實,在沈藎之死上,清廷同樣陷入了「子貢陷阱」。

按照革命黨的宣傳,沈藎是一個記者,因為披露《中俄密約》的內容而被清廷殘酷處死。

其實,沈藎並不是記者,他只是在報館工作,不負責采寫新聞。

《中俄密約》的內容,也是清廷主動泄露,目的是期望激起列強對俄國獨霸東三省野心的干預(一如日後袁世凱主動泄露「二十一條」)。

沈藎真正的死因,是在與慶寬、吳式釗等人交往時,多次透漏有刺殺慈禧之意,後被慶寬和吳式釗告密。

但既然已經掉入了「子貢陷阱」,「天下之惡皆歸焉」,是沒有人要相信清廷的自我辯解的,在「沈藎案」是如此,在「《蘇報》案」也是如此。

不管清廷如何費盡唇舌,說自己殺死沈藎、捉拿《蘇報》眾人有法律依據(反清、刺殺慈禧),並沒有什麼人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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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王敏《蘇報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1903年上海新聞事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徐中煜,《清末新聞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蘇報案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蘇報案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