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醫是幾千年經驗的積累嗎?

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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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諶旭彬(歷史主編,知名歷史博主)

作者註:本文所有「中醫」,其涵義均是指「中國傳統醫學」,與之對應的概念,是「西方傳統醫學」,以及不存在中、西分野的「現代醫學」。

關於「中國傳統醫學」,亦即中醫,中文知識界有一種相當常見的說辭,大意如下:

「陰陽五行理論已經過時,但中醫是經驗的醫學,從神農嘗百草至今,中醫積累了幾千年的實踐成果,中醫藥是內容豐富、價值無可估量的寶庫。」

進而,很多人主張「廢醫驗藥」。

「廢醫驗藥」是很好的主張。

遺憾的是,驗藥的結果,卻讓「幾千年經驗的積累」有些措手不及。

當代醫學史上,有過兩次針對中醫的大規模「驗藥」。

第一次始於1958年。

到了1961年,在「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上,參與驗藥的中醫界人士無奈承認:

「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不少(宣稱)臨床報告有效的方藥,在動物實驗中得不到證實。」

「我們單位所做的中藥篩選工作多數為陰性結果(註:不能證明有效),少數為陽性結果。」

「用觀察血管脆性、血凝時間等方法來研究止血的中藥,結果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

不要被“中醫是幾千年經驗的積累”所惑

當然,與會的中醫界人士拒絕將「得不到實驗的證實」等同於「中藥本身無效」。

在會上,他們集中抨擊了現代醫學的「驗藥」方式不適合中藥,理由是「中醫理論很多是西醫難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實驗方法很難反映出中藥的真實藥理作用。」

他們強烈主張,用「臨床療效」取代「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作為判定中醫藥方是否有效的依據——眾所周知,無法通過「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的所謂「臨床療效」,往往屬於幻像(比如患者自愈)。

第二次全國範圍的「驗藥」,始於1971年。

據吳新生《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一書披露,此番驗藥運動的緣起是:

「毛澤東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當年(1970)11月份,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由衛生部牽頭向全國醫療系統發出號召,展開攻克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的科研攻關活動。」

如此,自不難想像其規模。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75年,全國共派出醫務人員近30萬名,臨床驗藥治療440多萬病例。

但結果同樣令人遺憾。

中醫陸廣莘無奈承認:

1971年全國範圍的篩選慢性氣管炎中藥,針對‘咳、喘、痰、炎’,篩選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種草藥,卻又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百餘年來,從麻黃素開始,能從中藥裡成功提取分離成為化學藥的不到60種。」

為什麼明明有「幾千年經驗的累積」,到了「驗藥」環節,成績卻如此慘淡?

問題出在哪裡?

原因其實很簡單:「幾千年」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容易給人一種最終「累積」一定特別厲害的錯覺。

殊不知,「經驗累積」有兩個重要前提:

(1)「經驗」的真實性可以被檢驗。

(2)「經驗累積」的渠道非常通暢。

遺憾的是,在漫長的「幾千年」裡,這兩個前提並不具備。

這直接導致中國傳統醫學的經驗累積,長期處於一種非常低效的狀態。

具體而言:

(1)一種「治療經驗」,要被證明有效。

首先需要大量的臨床病例;然後還需要通過「雙盲實驗」一類的辦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排除主觀偏差。

比如,《三國志》記載,華佗曾憑借用手摸孕婦腹部,「(胎兒)在左則男,在右則女」的經驗,準確診斷出孕婦懷了男孩——這是典型的以偶然為必然、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

《三國志》還記載,張角、張修用「符水」給人治病,治好了就是「符水」的效果,治不好就說病人的心不虔誠,「不信道」——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擾、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

(2)一種「有效的治療經驗」,要被有效積累。

首先需要作為知識沉淀下來,在刀筆時代,沉淀的方式自然是寫成文字載入典籍。

然後這些文字典籍,還需要有傳播渠道,在傳播渠道的末端,必須經得起重復驗證。

這些,必須依賴「學術共同體」才能做到。

很遺憾,在近代大學和學術期刊制度建立之前,中國傳統醫學不存在「學術共同體」。

所以,在中國古代,某位民間醫生發現了針對某種疾病有效的藥物——事實上很難做到,民間醫生既無法獲得足量的臨床機會,也沒有進行雙盲實驗的意識,自然也就無力確認藥物的有效性。

李時珍和他的《本草綱目》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對絕大多數前人留下的藥方,他只能抄錄,無法甄別。

以至於上吊繩治癲狂、吃白雲治啞症這樣的藥方比比皆是。

——然後將之寫成文字,變成知識有效傳承下來,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史實也可以證明了這一點。

那些站在最頂端的民間醫生,比如華佗,都沒有能夠將他們的有效藥方傳承下來。

留在史書中的,只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傳說,比如斷言某某與妻子行房必死、某某五日必死、某某陽壽只有十年……普通民間醫生,情況自然更糟。

在民間不存在任何「學術共同體」的古代中國,稍稍能夠做到「有效積累」的,其實只有官辦醫療機構。

比如,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寫成後即面臨失傳的困境,是晉代太醫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殘章,將之部分保存了下來;今天所見的通行本,則是宋代官辦的「校正醫書局」校訂整理的版本。

但官辦醫療機構本質上屬於衙門,不是「學術共同體」,他們對醫療經驗的「有效積累」,也很低效。

一個人所皆知的典型案例是: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中已記載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可以治「寒熱諸瘧」。

《肘後備急方》是歷代官辦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的必備典籍,但自東晉至晚清,這種治療瘧疾的有效經驗,並未獲得真正的重視(主要原因是未獲得重復驗證,而不能得到重復驗證的原因,又在於官辦醫療機構不是研究機構)。

它留存在典籍中,卻沒有能夠變成一種常見的治療手段。

直到20世紀60~70年代,才成為青蒿素被發現的契機。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不但中國傳統醫學「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非常低效,西方傳統醫學「幾千年的積累」也同樣如此。

比如,「十七世紀德國藥典有五、六千種藥物,今天繼承下來的只有少數。」(藥理學家金蔭昌語)

再比如,在「產褥熱」這個問題上,中國與歐洲的傳統醫學,都長期深陷在錯誤的「惡露抑制」理論當中,認為孕婦之所以在產後出現發熱症狀、進而導致死亡,是因為她們在懷孕期間,血液中積累了大量污物毒素,需借助排出惡露來清除,冷空氣進入子宮、身體受冷、飲用冷水、受到恐懼驚嚇等,都會導致子宮內血管出口關閉,使惡露難以排出。

進而,古代中國與古代歐洲,產生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坐月子禁忌」——房間必須被關得密不透風、產婦不能下地必須臥床、多少天內不能碰涼水、不能洗澡……

直到19世紀中葉,歐洲的近代醫院走向正規,維也納總醫院的產科醫生、匈牙利人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才獲得機會發現,「感染」(具體感染了什麼,他當時還不清楚)才是產婦患上產褥熱的根源。

稍後,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國醫生科霍(Rober koch)相繼發現細菌,塞麥爾維斯關於產褥熱的發現,才被歐洲的「醫學共同體」所承認,變成一種被有效傳承下來的「醫療經驗」。

前面說了這麼多,其實歸結起來,也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

當我們不假思索地說出「××是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這類話時,我們要心存警惕,注意邏輯鏈條的完整,再多問自己一句:

這「積累」的具體情形是怎樣的?是有效積累,還是無效積累?是高效積累,還是低效積累?

但也正因為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才尤其使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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