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國軍上將們,在日記中如何評價民國政要?

本文來源:短史記(微信id:tengxun_lishi)(騰訊新聞旗下)

作者:諶旭彬

抗戰期間,徐永昌長期擔任軍令部部長的要職,參謀戎機;後獲授陸軍一級上將。

與蔣介石相似,徐也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

他位處政治要津,政治立場也頗持平,故其日記,對觀照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高層人物的性格面相,深有助益。

譬如,徐永昌記何應欽:

「何敬之平日辦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瑣事,每晚往來於說電話亦費一二小時,又隨時閱看文件,(不盡緊要。)說話、聽話都在匆匆,蔣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

何在抗戰期間長期執掌軍政部,徐、何因工作關係來往密切。

由此觀之,抗戰期間軍政部屢受前線部隊詬病,非為無因,亦非純因派系矛盾,何應欽「何婆婆」之綽號,可謂名副其實。

再如,徐永昌記閻錫山:

「常感到一種主張,請閻先生做,渠總是懷疑,甚而至於反駁不已,過若幹時日,閻先生自將此種主張提出詢余意見,此時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

自己開會提建議,結果被領導駁回,過些天領導「自主」提出個建議,和自己被駁回的那個一模一樣——閻錫山這種做領導的性格特徵,近現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在「林彪筆記」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

普通人在日常工作中,也大概率會遇到。

再如,西安事變後,張學良曾居住於浙江溪口,徐永昌亦奉蔣召至此,彼此有頗多近距離的交流。

據徐日記,張學良由戴笠陪同,初至溪口時,「意氣至豪,在渠以為極周至、極愛國,事實上則大都非是,今仍不悟。」

徐對張的評價是:「思想幼稚」、「極易受環境支配,亦可以說是浮躁、無定見,苦哉。」

但也肯定張「富感情,愛國心濃厚」,惟認為這種「不願準備、不稍忍耐,希冀一戰勝人」的愛國心,「正如打嗎啡以求身體健壯者」,只會「重招恥辱」。

就楊虎城、張學良二人比較,徐的判斷是「張躁楊私」

徐並記錄:楊虎城要求西安事變善後條件之一,乃「陜變經用六百萬準報銷」,張學良在溪口稱:「由事變起截至渠離西安兩星期間,用款不過二十餘萬。」③

再如,劉湘在西安事變爆發時,有援張舉動,中央人員之在川者俱遭監視,徐評價稱:「劉湘人妖哉!」

魯迅生前,在文壇已較有名,但其作品甚少進入國民政府高層政要人物的視野。

徐永昌可算是個例外,1940年5月,他曾閱讀過魯迅文章,也不知道他究竟讀的是什麼內容,竟使他得出了如下評價:

「筆名魯迅者做小說,頗能煽惑青年,其居心不忠厚,憤慨出於忌妒,伎倆在無中生有。使其人通顯,亦不能優於汪精衛、陳公博。」

▲圖:徐永昌日記(圖片引自台灣「中研院」網站)

徐在日記中評價最多的,要算他的直屬上司蔣介石。

某天上班路上,徐突然領悟到,蔣的基本性格特征,乃是「大聲以色」:

途中細體『大聲以色』,實蔣先生之行徑也。蔣先生誠有善善惡惡意,惜疎於識人,求功太急,苦口鮮效,治絲愈紛,雖然,就今日可任首領者,尚無出其右者。」⑥

所謂「大聲以色」,語出《詩經·大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略言之即:懷有道義之人,不必聲色俱厲。

按孔子的說法,以「聲色」,也就是疾言厲色來教化民眾,「末也」,是低級手段。

最能體現蔣「大聲以色」者,莫過於其以拐杖毆打兵役署署長程澤潤。

據徐永昌日記,這件事的始末如下:先是,戴季陶之子戴安國耳聞重慶市機房街新兵慘遭毆打,告知蔣緯國,蔣緯國又告知蔣介石,蔣遂「遣特務兵多人圍守該處」,派士兵把現場給包圍了,然後召集政府要員多人,同往現場察看。

「所見其人似鬼,其地如獄,傷痕宛然,遂告之曰我為委員長,汝等無懼」——見到一群不像人更像鬼的新兵,跟他們說不要怕,我是委員長。

蔣盛怒之下,要追究責任,恰好,這個時候兵役署署長程澤潤趕到,蔣立刻就上演了全武行:

委員長怒而捶擊之,杖為之折,程目亦傷。

對於此事,徐的評價是:

「蔣先生震怒當然,應鞠之以軍法,而以杖痛擊並傷其目,毋乃過乎?」

震怒是應當的,但處理問題應該依照軍法,交給執法部門,自己揮舞拐杖打人,還打傷了人眼睛,這也太過分了。

抗戰末期,蔣置身內外交困之中。

外有美國欲攘奪全部國軍指揮權交予史迪威。

蔣最終選擇與史徹底決裂,徐評價此事稱:

「真如人評蔣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

內有軍隊腐敗。

徐認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以致追溯其由,蔣先生似不能辭其咎」,但在蔣的立場,他不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而是試圖用更激進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這個更激進的辦法,就是徹底拋棄舊國軍、另造新軍。⑧

▲圖: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作為中國受降代表,登上密蘇裏艦簽字接受日本投降

此舉在國民政府高層引發了不小的震蕩。

1944年9月3日,軍委會眾人在曾家巖蔣介石官邸聚餐,「蔣先生對於目前國軍情形甚悲觀」,蔣提出要編練十萬學生軍,讓眾人著手籌備。

9月9日,軍委會開會討論,「敬之、健生、文伯、為章等對此鹹不贊同」,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劉斐全都表示反對。

9月16日,軍委會再開會討論,「張文伯、錢慕伊爭執甚力,幾於動武」,兩人差點打起來。

9月20日會上,白崇禧發出警告,此舉若實施,「全體國軍恐將解體」

對這些反對之聲,蔣的回應是不予置評,只催眾人趕緊去辦,「蔣先生甫經提及此案時即令速辦」;徐永昌自己也提了許多反對意見,但「蔣先生仍不稍動,力排眾議飭即著手,僅謂一面儘管辦一面來研究」。⑨

很顯然,蔣沒有任何興趣,與何應欽、白崇禧諸人商議此事。他對軍委會的唯一要求,只有執行。

雖則如此,徐對蔣仍抱有一些期望,在日記中為其打了一個「上中」的分數:

「蔣先生為人不猛,惡惡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猶得幾分忠於謀國,近尤積極,在領袖中可稱上中,縱眼徧求國內如彼者尚少,國事似非絕望也。」

大意是:蔣這個人不算殘暴,他痛恨惡,但沒有能力消滅惡,這不是為善之道。不過他對國家還有幾分忠心,最近也算積極,在領袖當中可打個「上中分」,國事還沒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徐寫下這段日記,是在1944年9月30日,正值豫湘桂戰役大敗之際。

這個評分與「國事似非絕望」之辭,大約也有自我安慰、自我鼓舞的意味在其中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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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永昌日記,1937年7月14日。

②徐永昌日記,1937年1月1日。

③徐永昌日記,1937年1月13日、14日、16日、18日、25日、2月12日。

④徐永昌日記,1936年12月22日。

⑤徐永昌日記,1940年5月6日。

⑥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3日。

⑦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30日。後在蔣的堅持下,程澤潤被判處槍決,時任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的何成濬對此頗有異議,認為按軍法當罪不至此。

⑧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20日、30日。

⑨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9日。

⑩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