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沒有中產階級

香港沒有中產階級

本文來源:港股那點事(微信id:hkstocks)

作者:三個火槍手

數據支持:勾股大數據

「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幾十年前,一個逃港的婦人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何其決絕!

這是一段快被遺忘的歷史的一個瞬間。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

這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由於貧窮和饑餓,無數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懷著一種無奈、絕情,甚至憎恨的心理逃離故土。

可能許多人都曾想過一個問題:香港因何崛起?

答案大多落入「天時地利人和」的窠臼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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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靠大陸,南接太平洋,是遠東貿易的最佳選擇,此為地利;

很長時間內,香港是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隨後又搭上了西方發達國家轉移產業鏈的順風車,此為天時;

而自上世紀初開始,幾輪人口遷移湧入,創造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和需求,此為人和。

集齊了天時地利人和的香港,如同擁有了召喚神龍的力量,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這種經典範式的解析,雖正確,卻略顯冰冷。

或許,從這段跨度長達30年的驚心動魄的逃亡史中,從無數人顛沛流離的瞬間中,才能直達心靈地管窺香港崛起之謎的邏輯。

當年逃港群眾對故土有多麼決絕,對香港就有多麼熱誠。

當一片土地寄托了無數人殷切的希望時,只要給一點自由騰挪的空間,勤勞的華人都能創造出意想不到的結果。

此時的香港,就是這樣一片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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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26日,成群結隊的逃難者,借著夜幕的掩護,奔向沙頭角和新界的深港交界處,此時,人群中有一個母親背著小孩。

深港兩地搭界的邊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由北至南順流而下,每逢暴雨,新界就會變成一片汪洋。

在群眾扒開邊界鐵絲網時,颱風雨突然而至,當晚豪雨如注,山洪衝擊著人群,無數人被洪水吞噬。

狂流急浪之中,這對母子發現了一棵大樹,母親用力地把兒子推到了樹上。在這位母親往樹上爬時,有人擔心樹幹斷了,伸腳蹬了一下,她摔了下去,瞬間被洪水淹沒。

在這場叫人鑽肺穿心的悲劇中,男孩是少數的倖存者,他暗自發誓一定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

男孩當時才11歲,叫葉小明。

多年後,擔任公司高管的他,對《大逃港》的作者講述了這段往事,並激動地說:「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或許這句話才是解開香港崛起之謎的真正鑰匙。

1

近代中國歷史波詭雲譎,因緣際會下,香港多次成為社會各界的避風港。

中英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只是南蠻之地的一個荒島,零散地住著些漁民和村夫。

1842年戰爭以清廷潰敗告終,香港全境(港島,九龍,新界)三個部分先後被英國租借。

在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全球規劃中,香港的定位是遠東地區樞紐,這充分發揮了維港四季不凍,聯通亞洲各部的區位優勢。

由此,開啟了香港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開掛升級之路。

伴隨港口貿易的興盛,港島的金融業也從萌芽、到發展成熟,人口不斷流入。

而此時,大清帝國黃昏降臨。

18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戰爭血流成河,廣州等地的群眾逃亡香港,港島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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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兩地的命運自此分野,在連年戰禍下,內地逐漸衰敗,而香港則趁勢而起。

香港和上海這兩個樣本城市的浮沉,就是過去一個世紀兩地命運的分野和迥異的縮影。

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腹地,占據與香港一樣的地利,上世紀以來就與香港相愛相殺。

1890年代的上海,借助洋務運動的東風,已發展成輻射全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名流匯聚夜上海。

這一時期的香港,發展遠遠落後於上海。

軍閥混戰和隨後的日本侵華戰爭,讓歷史的天平逐漸向香港傾斜。

1937年上海淪陷,大批銀行家、商人和知識分子舉家南下,香港人口再次增加,這無疑削弱上海實力,增強了香港競爭力。

但在1941年,香港也淪陷了。

日占期間(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香港居民被強迫遣散回鄉,全港人口從1941年的164萬銳減至1945年8月的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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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內地戰火沒有停止。

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包括上海、廣州等地大量技術管理人才,攜帶著資本、設備,大規模的湧入香港,人口猛增至1946年的160萬。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開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長三角地區)移民帶來的財富占當時香港社會總財富的1/2以上,包玉剛,董建華都是當初這些上海移民的後代。

急速湧入的人流和財富,改變了香港的社會結構,華資迅速崛起,逐漸與外資分庭抗禮。

這為香港60/70年代的騰飛,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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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至此時(1949年之前),香港在經濟和金融的規模、實力、影響力方面,與上海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歷史的拐點在有時只在一夜之間,世界突然兩極分明,內地與正在急速變化的西方世界從此隔絕。

不夜城「大上海」頓時沉寂,而這次歷史的翻雲覆雨手,正成為了香港真正繁榮起點。

內地幾輪運動後,生產效率下降,群眾饑寒交迫,生活困難,最後演變成幾次逃港大潮。

難民冒著生命危險,採取陸路翻網、水路泅渡等方式,從深圳東、中、西三個方向湧入香港。

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

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再後是改革開放後放寬出境限制,於是來自內地的移民高潮再一次出現。

上述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導致了香港人口數量呈現跳躍式的變動。

據另一數據,1949年後湧入的難民達到100萬左右,1949-1978年間「非法」移民又達到100萬左右。

一群充滿希望與幹勁的青壯年就像一堆「乾柴」,躍躍欲試,而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就像一把烈火,香港經濟像火箭般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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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變引起質變,幾輪人口的遷入,深刻改變著香港社會結構的演變。

文化上,一批知識分子和電影人南遷,比如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這極大地促進了香港文化及影視娛樂業的發展。

而南下的海派文化和潮汕文化糅合香港市民文化,形成了一種亦雅亦俗,亦諧亦痞的獨特港派文化。

經濟上,香港的民間財富陡增,消費需求提升,華資崛起,也深刻影響了產業結構轉型進程。

英國人登島前,香港是一個離島型漁農社會,經濟以漁農業為主,島民主要以捕魚、農耕為生,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

1841年,英國打破香港自然經濟體系,將香港開辟為自由港。

到上世紀40年代日據時期,一個世紀時間,香港發展成為遠東貿易轉口樞紐,逐步形成了以轉口貿易產業為主、以航運、倉儲、船塢業和金融業為輔的產業結構。

根據克拉克定律,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首先由第一次產業向第二次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人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次產業移動。

現實中,多個經濟體的發展歷程都驗證了克拉克定律。

但是,這一時期的香港實際上已發展成為一個服務經濟體系。

其產業結構的演化,並未遵循一般的發展規律,而是繞過第二產業部門直接跳躍到第三產業部門。

到上世紀40年代末期,上海以及內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業家移居香港,他們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及市場聯繫,為香港最初的製造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香港開啟了第二次產業結構轉型,逐步完成了從轉口港向工業化過渡,開始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量的逃港人群即給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年輕勞動力,這些人有極強的生命力,赤裸裸地欲望促使他們奮力向上,也將香港製造業推至頂峰。

隨製造業之風而起,到香港掘金的第一批港人,跟著這一片熱土的冉冉升起積累了自己的第一筆巨富。

據統計,在上個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當中,有40多個人都是改革開放之前的「逃港者」。

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

電影《雷洛傳》講述就是那個年代香港「野蠻生長」的大環境:中小商業繁榮之下,暗潮湧動,「黃賭毒」之流也肆意泛濫,充滿賭性和投機的證券市場蒙眼狂奔。

而人口膨脹開始推動房地產這個巨型發動機轉動,為後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埋下伏筆。

緊接著,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香港啟動第三次產業結構轉型,這次轉型發軔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並在80年代中後期取得明顯進展,到90年代末趨於完成。

轉型的基本趨勢是「經濟服務化」,即從原來的出口和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亞洲區一個與中國貿易和對外關係有著密切關係,由港口帶動並以金融等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

這一時期,香港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到內地,特別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雙方形成「前店後廠」的分工格局。

這次產業結構的轉型,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並強化了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貿易中心、航運及航空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發展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服務經濟體系之一。

這是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最閃耀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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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霓虹閃爍的風光背後,往往隱藏著危機。

長期看一個城市的命運,取決於人口。

而人口的流動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又影響著人口的流動。

回顧香港的三次產業結構轉型,一次是外力土地割據直接推動,後兩次是在外部因素影響下,市場機制下自動調節的結果,而危機暗含在第三次產業結構轉型。

由於缺乏科技儲備,第二產業沒有升級,而是出清式地進行製造業轉移,直接導致了產業空心化。

香港不再成為普通人造夢的天堂,普通人不再流入,存量的人口結構不斷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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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和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往往能為普羅大眾提供各種平等的機會,做到社會階層的良性流動。

從香港開埠,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時期,紡織、手表、塑膠花等製造業、中小零售業、餐飲業都能提供大容量的流動機會,普通人能憑借行業經驗做到向上流動,躍遷為中產階級。

這期間,冒出來一批塑膠大王、人參大王等頂級富豪的同時,還誕生了數量眾多的中產階級。

這些人或擁有高學歷,或是普通打工仔,又或住在木屋區的逃港難民……

這一時期,社會階層間還保留著許多向上流動的通道,這些通道不止是教育,也可能是各行各業一份普通的工作。

當產業空心化後,形成第三產業單極發展,廣泛的第二產業流動通道關閉,中產開始坍縮,最終形成了「M」型社會。

「M 型社會」是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一個術語,指社會正逐漸形成一種雙峰結構: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而代表社會富裕與安定的中產階級則越來越小,不斷向下沉淪為中下層階級,整個社會結構如同「M」型一般。

根據數據統計,2016年,香港基尼系數0.539,與部分拉美國家持平,貧富差距急速擴大。

而香港800多萬人,全港領低保綜援的人數約為100多萬,其中老年人占60%。

而當此前通過實業沉淀的民間財富,轉而投資樓市等資產,甚至是投機式炒作時,房子等資產價格飆升,極大地放大了了「M型社會」,變為極端的「杠鈴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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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進程中,階層流動通道數量不斷變動。

有史以來,類似香港60/70年代和內地改革開放這種有巨大的時代紅利的時期,屈指可數。

但毋庸置疑,教育這個流動通道都是暢通的。

而當房價將雙峰之間的差距拉大時,通過教育做到階層流動的難度陡增,教育這個通道也逐漸關閉。

此時,房子既是加劇分化的始作俑者,也成為階層流動的唯一通道,橫亙在「杠鈴式社會」的巨大鴻溝之間。

2010年,60歲香港富豪田北辰,參加《窮富翁大作戰》真人秀,體驗底層生活,與底層人士同吃同住同工作。體驗了兩天環衛工生活之後,他放棄了原本五天的節目安排。

他說,「來來去去都在死胡同」。

  香港的今天,會不會是深圳的明天?

香港階層分有產和無產,唯獨無中產。

所謂香港中產,就像在房子這個通道裡的沙子,隨著房價波動,在有產和無產兩端之間來回顛倒。

而在我們的概念裡,中產除了有穩定的工作收入,還代表了愉快、高品質的生活。

當房地產成為階層躍遷的唯一通道時,這些人不得不為高企的房價、不斷上漲的房租,忍受無盡的生活工作壓力,犧牲休息時間,咬牙「上車」,期待通過房子這個通道做到階層躍遷。

就像香港電視節目《有樓萬事足》中有顏有才的女學霸也拼勁洪荒之力,靠打十幾份臨工,月入四萬來沖向自己的買房小目標。

房價是他們改變命運的信仰,也是信仰的產物。

4

回顧香港發展路徑,產業空心化又似乎是歷史的必然,且不可逆。

香港仍要一直背負房價撕裂社會階層這個包袱,負重前行,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甚至是把當年抄捷徑的路重頭走一遍。

前幾天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提出優化提升中心城市。並首次明確了四大城市定位,其中對香港的定位是:

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事實上,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過程中,香港是相當積極的。

發展到今天,香港最好的出路就是與內地統籌發展,發揮制度優勢,專業優勢和管理優勢,做到香港利益和價值,保住作為內地對外樞紐的基本盤,再好好試圖補過去的抄捷徑的漏洞。

而更廣泛且現實的命題是,鏡鑒歷史,內地一些城市應該從香港的社會問題中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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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大逃港》,陳秉安

[2]. 5000 年來香港人口的變遷,胡阿祥

[3].《M型社會》,大前研一

[4]. 《香港結構轉型》,馮邦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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