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看客inSigh(微信id:pic163)(網易新聞旗下)
作者:Xie Kuangshi
一位30歲小鎮青年的返鄉觀察。
生於1989年的我,一頭撞進了30歲。
作為一名考上了大學的「小鎮青年」,我似乎擺脫了流水線的命運,擁有了理想的職業 —— 畢業後成為一名記者,每天奔赴於不同的新聞現場。
卻始終換不來一份安穩的生活 —— 在付不起首付的城市里,租房、工作、辭職,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過著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我同鄉那些念不上高中的年輕人,則毫無懸念地湧向了珠三角的工廠。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沒文化,沒技術,不打工,能幹什麼。」
兩種平行線般的生活,在春節產生短暫的相逢。
就這樣,我有機會不斷回望這片土地,以及生長於此的人們。
一
從謝家灣到東莞
我的故鄉,是一個距離市區10公里的湖南農村,名叫謝家灣。
記憶中謝家灣並不富裕,幾個月才吃上一次豬肉,但在我的童年濾鏡中,這里無疑是可愛的:同輩的小夥伴特別多,大家一起上學、玩耍,日子簡單而快樂。
如今,謝家灣周邊的田地已經荒廢,幾排小蔥,是老人種給自己吃的。
老家的房子都挨著,一排過去有四五戶人家,最靠山的一戶人家建了果園。
每年初夏,橘子未熟,我和小夥伴就開始偷摘酸澀的橘子。幾次猖狂至極,果實還沒來得及上市,就被我們偷光了。
小小的謝家灣,便是我兒時的玩樂天堂。
▲雜草叢生的農田,兩只散養的雞在草叢里覓食。
在長大一些,村里但凡有點想法跟能力的,都進了城。我家也不例外。
讀完小學,我便隨父母搬到城區念書。
▲青壯年離開後,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圖為奶奶離世,村里的長者一起開會,商量葬禮該怎麼辦。
城里的小孩喜歡扔沙包、玩賽車,我適應不了,只盼著周末跑回村子里。
這樣的抵觸心理一直延續至今,我始終無法喜歡上這里,反而常常看到小城市的不好。
許多外地人過來,會認為本地的人普遍大方、有錢。
大方是真,有錢倒未必。據我所知,本地人習慣在兜里揣兩包煙,一包藍色芙蓉王,一包白沙。
碰到熟人發藍芙,回家自己抽白沙。
事實上,本地人的薪水不過兩三千。
再加上近年資源枯竭、政策管制等原因,經濟更是一蹶不振。
唯一堅挺的是房地產,新出的高檔商品房已超過六千一平。
▲樓盤廣告寫著「幾年後值10000元/平」。
這樣的環境下,留給年輕人的機會不多,大部分初中沒畢業就上廣了。
在老家,人們把打工稱為「上廣」,即去鄰省的廣東。
我的發小小池便是其中之一。
在謝家灣,他家跟我家是對門。
小學畢業後,我隨父母進城,然後考大學。
他則一直留在農村,讀了一年衛校後選擇放棄。
看似分道揚鑣的人生,實際上卻殊途同歸 —— 畢業後,我進了東莞的報社,小池則進了東莞的工廠。
老家人口超過百萬,常年有40萬人在外地打工,是勞動力輸出大戶。
再後來,我才明白,在短短的三十年間,中國正從一個高度農業化的國家向工業化急速奔跑。
而我所目睹的這些遷徙,不過是數以億計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的農村人口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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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莞是個大工廠
東莞堵車,世界缺貨。在東莞當記者的兩年,我幾乎跑遍了下轄的32個鎮街。
與老家匱乏的製造業相比,這里的每個鎮街都有各自引以為傲的支柱產業。
不論衣食住行,人們生活中能接觸到的一切商品,幾乎都能「Made in 東莞」。
提起東莞,大多數人的印象還停留在ISO9001國際標準洗浴服務上,而忽視了這里千千萬萬創造產值的流水線工人。
兩年後,我離開了東莞,前往北京,小池則留在虎門鎮街的一個服裝產業園。
去年11月,在一個溫暖、濕熱的下午,我約了小池在廠里碰面。他迎面走來,比印象中瘦一些。
「來來,喝什麼,直接拿。老板,拿兩瓶紅牛。」
我連忙婉拒,但小池堅持請我喝紅牛。
他的廠房就在小賣部斜對面,老板是湖南老鄉,跟我們同齡。
連門口的保安都誇,「這個年輕老板很厲害,在虎門有幾個廠,很快就要上市了。」
廠房共三層,里頭70餘人,高峰的時候,一天能做上萬件衣服。
而小池的工作是給布料縮水:坐在一個兩米寬的機器前,將布料放進鼓風機熨燙一遍,再擺平放在地。
這樣的動作,要從早上八點半一直重復到晚上九點。
▲這樣一卷布料約二十斤重。
小池對自己的工作還算滿意,就是個「擺子事」,不用動腦筋。
老板管的松,幹累了,抽個煙、玩會兒手機都是可以的。
廁所也可以隨便去,不像那些大廠,撒泡尿都要打報告。
小池曾經在謝家灣呆過一段日子,關鍵是待不住。
「種田都吃不飽,只能餓死。」現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個月掙4000多塊,比在家幹活輕鬆多了。
我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小池對我的北漂生活也很好奇,連連問道:
「在北京一個月有一萬多塊錢吧?」
「吃個快餐多少錢?」
「工作包吃住嗎?」
我如實回答,北京掙的多花的也多,一份快餐30塊,租個單間兩三千,存不下錢。
小池的妻子小霞在附近一家服裝店做收銀員。
吃過晚飯,她在廠子附近散步,待會兒還得回去加班到九點。
聊到最後,話題還是繞到我的婚姻大事上。
同齡的小池早早地完成了結婚生子,兩個孩子大的十歲,小的五歲,交給老人照看,夫妻倆只管在外頭賺錢。
他勸我早點成家,不要漂的太遠。
像北漂時常焦慮的買房、教育、養老等問題,他都不太去想,走一步是一步。
三
人在廣東已經漂泊二十年
比起不愛操心的小池,同樣在虎門打工的表姐夫阿東,則焦慮得多。
阿東比我們大七歲,在珠三角已經漂泊了二十餘年。
阿東82年出生,今年37歲。
表姐夫是1998年上廣的,鐘表廠跟電子廠都呆過,相關領域的技能幾乎吃通了。
虎門這家工廠的老板把他挖過來當車間主管,薪水漲到了快一萬。
這樣的收入,是大部分老鄉不敢想的。
不過表姐夫負責的制管車間,要承擔整個工廠最苦最重的活 —— 制管、鍛造等步驟都在他的車間完成。
主管又是車間里最操心的人,像夾心餅乾般兩頭受壓,既要對老板負責,提高生產效率,又要替員工操心,安撫他們的情緒。
有時員工想多請個假,表姐夫都會暗地里通融,「活還得靠員工幹,不替他們著想不行。」
▲一位抽煙的工人,手臂上刻著「忍」字。
表姐夫不希望打一輩子工,他有個開餐廳的夢想,曾經也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擺在他面前。
2017年,深圳寶安一家飯店因經營不善轉手。
表姐夫計劃搭上全部積蓄,再借錢湊個近百萬盤下來,無奈家人不同意,覺得位置不好,沒有生意。
▲下午放工後,工友在廠區門口的小飯館休息。
就在表姐夫放棄不久,那條街道進行了拆遷,四周蓋起了高聳的寫字樓,白領絡繹不絕。
表姐夫坐在虎門的小餐館里,一邊跟我算帳,一邊後悔不已:店里一份快餐賣15元,一天賣500份,月流水可以達到20萬左右。
不過,這樣小小的挫折並沒有讓他死心,表姐夫依然留意著虎門的飯館,希望有個改變命運,當上老板的機會。
「再這樣下去,幹個十幾年自己都該退休了,一生就這麼過去了。」
▲43歲的老謝,是同廠的綜合車間主任。他說做管理壓力很大,老家的孩子要高考,自己都沒時間去陪。
他只希望小孩能考上大學,不要出來打工,做自己做過的蠢事。
進廠後,表姐夫又陸陸續續帶了一批老鄉進來,他的哥哥、鄰居都在這邊上班。
每到飯點,湖南的老鄉會聚在一起吃飯、嚼檳榔。另一頭是四川老鄉,說著彼此聽不懂的方言。
表姐夫說,跟老鄉在一起,至少有個照應。
誰家里有個急事,需要錢,大家都會互相借,有時候五千,有時候一萬。
與家鄉有關的一切,都能消解異鄉的孤獨。
就像老謝,打工20多年,還是吃不慣外面的飯菜,隨身帶著家鄉的鹹菜,「就算是個藠頭,也很下飯。」
2019年春節,人們陸陸續續地回到了謝家灣。
泥濘的路面上,出現了許多嶄新的小汽車和串門的年輕人。
▲17歲的小迪剛從廣東惠州回家過年,花200多塊錢染了一頭金髮,格外顯眼。同伴戲稱他是「全村唯一的希望」。
表姐夫說,在外面打工的老鄉,都憋著一股勁,希望有天能到錢,風風光光地回家。
「如果在外面掙了很多錢,老家人會高看你一眼。如果混得不好,過年的牌桌都沒有底氣上場。」
▲在老家,最重要的一道年菜是油燜肉。在除夕當天用大鍋大油做好,然後存起來,供應整個春節。
肉一定要選又肥又厚的,新的一年才能「富得流油」。
不論是青銅級別的「回家過年」,還是黃金級別的「進城買房」,甚至是王者級別的「蓋三層小洋房」。
回家,始終是他們心裡的最後一道防線。
就像我跟小池描述東莞多發達,GDP是老家的十六倍,他內心都毫無波瀾。
「除了上下班的路,其他地方都不認識。」
畢竟,虎門的房價接近兩萬,買房,連表姐夫這樣的車間主管都覺得是天方夜譚。
至於我這種沒有單位的大齡北漂青年,更加是不可理喻的。
▲過年串門,小池剪了新的大背頭,穿著黑色的皮夾克,看起來比在虎門精神很多。
春節七天,如同煙火轉瞬即逝,謝家灣又將迎來長達一年的寂寥。
過了元宵節,人們陸陸續續離開。
而這里的每一次出走,都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通往謝家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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