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那些貪腐官員的悔過書,都怎麼寫的?

中國那些貪腐官員的悔過書,都怎麼寫的?

 2016年12月29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受賄、濫用職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東方IC/圖)

上海社保案的關鍵人物、時任上海市勞保局局長祝均一:

「我的質變時間大約是在50歲左右。大部分主管幹部在這個年齡段都有一個個人發展「結構封頂」的心理陰影,而我對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著強烈的不平衡心態。」

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

「就是在中央紀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初核調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期間,仍然把組織監督放在一邊,收受各類人員禮金、賄賂一百餘萬元。」

在篇幅上,級別越低的官員,悔過書的篇幅往往越短,到鄉科一級的官員,犯罪行為大多並不複雜,也不會在悔過書中過多追憶往昔榮光和曾經取得的政績。

懺悔,是落馬官員從被調查到入獄後幾乎每個環節中必經的程序。

也許是在紀委調查期間,也許是檢察院偵查期間,也可能是在法院審理期間、監獄服刑期間。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微信id:southernweekly)

作者:湯禹成

「雖然自己來日無多,以後也不在黨組織了,但我從內心裡永遠感恩組織,願意終身追隨組織,認真反思自己的錯誤和罪行,修身養性,認真改造,重新做人。」

已落馬的原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懺悔書裡這樣寫道。

2018年11月13日,「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在國家博物館開幕,作為反腐成果,項俊波的這封懺悔書,與甘肅省委原書記王三運、江西省原副省長李貽煌等省部級高官的悔罪書、黨紀處分決定等材料一起,至今還被陳列在展覽中,接受著數以萬計觀眾的打量。

這並非落馬官員懺悔材料的第一次公開。

2017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砥礪奮進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就曾經展出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珉等人的部分懺悔書。

早在2013年、2014年,四川省紀委就組織編撰了《懺悔實錄Ⅰ》《懺悔實錄Ⅱ》,並在書中設計了「回執單」,要求鄉科級以上黨員幹部學完後填寫回執單,撰寫讀後感言。

貪官悔過書,通常是指落馬官員在梳理自身錯誤,反思思想根源的基礎上撰寫的文字材料,記錄其思想認識的轉變歷程。

最近,南方周末記者收集了近百份貪官悔過書,上自副國級、下至鄉科級,甚至還有村幹部。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落馬官員在接受調查的不同時間節點留下了不同的懺悔,而節點的不同本身就能決定懺悔書以何面目示人。

落馬官員同中有異的心路歷程,或明或暗的貪腐世界,都隱匿在這一頗具特色的文體中。

1

悔過書的「三段論」     級別不同風格不一

貪官悔過書有著大致相同的悔過路徑,較為常見的是「三段論」格式。

在開頭,很多人喜歡追憶昔日時光。

蘇榮在一封寫於2014年10月的悔過書中提到: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因’文革’的發生,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回家當了農民,從大隊會計幹起,在黨組織的教育培養下,由農民轉為國家幹部……從十三大算起,一直到十八大,連續參加六屆黨代會,連續任候補、中委四屆二十年,親人為我自豪、家鄉人為我驕傲….」

他在悔過書裡用的「培養」一詞,落馬省部級官員在悔過書中也尤為喜歡用。

浙江省委原常委許運鴻是這麼寫的:

「我是一個在黨組織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主管幹部。」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則在悔過書開篇感謝「黨把我從一個窮孩子、苦孩子培養成為高級主管幹部」。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長曾濤,是廳級官員,他在懺悔書的開端用較多筆墨呈現了自己光鮮的過去:

「成為省直最年輕的副廳級幹部」、「(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總院)院里的收入由我接手時的5000多萬元增長到我離開時的2.4億元」。

順著開頭往下讀,便是悔過書的「第二章節」。

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個相似的身影,他們家境普通,有些甚至出身貧寒,通過勤奮讀書走出農村,步入仕途,但在利益的誘惑下,一步步墜入鐵網。

大多數貪腐都因心理不平衡。

「平時與一些老闆的交往中,我看到他們腰纏萬貫、揮金如土,過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生活,心理開始失衡,慾望開始膨脹。」

成都市政協原副主席周學文在悔過書中寫道,「論知識、能力和水平,我不比他們差,可賺的錢卻與他們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些瀕臨退休的官員,往往是想為退休後的自己找條後路。

山東省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張澤忠在懺悔書里談起自己曾做過的退休夢:

「退休以後,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島,春秋住濟南。有人請我,我就去講講課,每年到外地旅遊,沒事就抱抱外孫,盡享天倫之樂。」正是這種享樂思想讓他覺得「錢多一點還是方便」。

更有甚者,貪腐是為了情人。江蘇省南通市氣象局辦公室原主任餘震東回憶,隨著出入高檔歌廳次數增多,他認識了一些「所謂的馬子」,經濟上額外的需要也是導致受賄的原因之一。

重慶市規劃局原黨組書記蔣勇也是因情人而貪腐,他的敘述中,情人唐某離婚後帶著年幼的女兒,出於同情,他利用權力為情人謀利。

在悔過書裡,貪官們分析完貪腐動機與路徑,一般便到了「第三章節」。

這時,他們會從宏觀角度總結思想根源,抑或分析造成的危害。思想原因的關鍵詞大抵逃不出僥倖心理、價值觀錯位、自制力不強、義利觀扭曲等。

上海社保案的關鍵人物祝均一,就認為自己的貪腐源於「產生一種要創造一個超越所有部門的光輝業績」的心態。

這個當時的上海市勞保局局長,甚至還分析了自己的質變時間大約在50歲左右。他認為,大部分主管幹部在這個年齡段都有一個個人發展「結構封頂」的心理陰影,「而我對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著強烈的不平衡心態。」

「回顧自己的成功歷程,我突然產生一種要創造一個超越所有部門、超越所有人的光輝業績,並用這種業績讓所有人重新認識我的才能與能力的想法。」

於是,祝均一在企業年金與社保基金運作中,不顧國家法令與規定,違規操作。為了讓自己的「運作業績」成為全國第一,為自己臉上增光,

「我貿然用十多億元保險基金違規運作,……我在年金運作中為了掩蓋實際已損失的某機構運作的業績,用與保險基金偷梁換柱的方法,使保險的那部分實物資產被高估。為了個人運作業績的臉面,使社保基金直接受損。」

不過,即使悔過書的反思路徑相仿,悔過書的語言風格和寫作口吻也各不相同。

不少落馬官員喜愛引用古語。

海關總署原副署長王樂毅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來形容自己不拘小節,最終落得「淹死在酒裡,燒死在煙裡,壓死在不義錢物裡的可悲下場」。

而「溫水煮青蛙」「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則是貪官們常用的幾句教訓。

此外,悔過書裡,也蘊藏著不少具有文學色彩的陳述。

江蘇省出版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兼董事長許志銳的悔過書,記錄了自己在看守所寫的小詩:「冬日斜陽倚牆照,窗外小鳥林中跳。牆高庭深蘭花瘦,空懷壯志仰天笑」。

有人喜歡在懺悔書中引用《阿房宮賦》裡最切題的那句話作為結尾,藉以提醒手中仍握有權力的官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矣。」

在篇幅上,級別越低的落馬官員,悔過書的篇幅往往越短,到鄉科一級,犯罪行為大多並不複雜,也不會在悔過書中過多追憶往昔榮光和曾經取得的政績。

以下是貪污人民幣1360億巨款的中國福利彩票主管的懺悔影片,拍攝自2018年,瘋傳一時:

2

寫悔過書能帶來什麼?

懺悔,是「落馬」官員從被調查到入獄後幾乎每個環節中必經的程序。

也許是在紀委調查期間,也許是在檢察院偵查期間,也可能是在法院審理期間、監獄服刑期間。

每個階段的懺悔書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不同特點。

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的悔過書,寫於他被執行死刑的前一天。他在悔過書里這樣認為:「當官不要當重要崗位上的官,並不是權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當官一定要負責任!」這位畢業於復旦大學的高材生最後悔的便是從政,「如果我一直搞業務的話,現在應該已經是教授了」。

更多的悔過書,和這份行刑之前所作的懺悔,並不相同。中紀委官方網站上有解釋:「被審查人員的懺悔反思錄,一般是在審查期間進行撰寫,要求被審查人員在懺悔錄中系統交代自身問題。」

浙江一位長期從事紀檢工作的人士稱,往往是在紀委調查即將結束時,官員認識到錯誤,自願寫下悔過書,悔過書會附案卷移交檢察院。

「悔過書代表認罪態度,認罪態度好對之後判刑也有幫助。」

但他也表示,現實中可能存在一人寫了多份悔過書的情況,有些官員一開始沒有交代全部內容,隨著對其教育深入,交代的內容越來越多,也會讓他重寫。

一般而言,官員們在接受紀委調查期間寫悔過書,更易談及具體貪腐內容。

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在中紀委對其立案調查期間寫下的悔過書里提到:「就是在中央紀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初核調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期間,仍然把組織監督放在一邊,收受各類人員禮金、賄賂一百餘萬元。」

相比之下,貪官們在庭判的最後陳述則更為感性。

2014年12月10日,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案宣判。

他在陳述中痛哭流涕,「我每每看到起訴書,都在反問我自己,這是我嗎?怎麼會到今天?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這是哪里呀?」

在看守所或監獄中完成的悔過書里,貪官們往往觸景生情,提及對自由的渴望。

2006年的新年,江西省出版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兼董事長許志銳在看守所寫下悔過書,提及最多的還是家人,他反復懊悔,「我親手把這個美好的家打碎了」;也感喟自由珍貴:「自由在人們享有它的時候,感覺不到它的可貴,就像太陽、空氣那樣,一切是那麼自然。」

一位省級監獄管理局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所有服刑人員在其入監後均需撰寫懺悔書,包括職務犯,懺悔書能幫助減刑加分,「懺悔書原則上不予對外公開,作為獄內服刑人員自我教育的材料。

如確需公開,一般需徵得服刑人員本人同意」。

該知情人稱,另一常見的服刑人員懺悔場景便是警示教育活動。

「參與警示教育活動能酌情加分。

本人自願為主,也有謝絕不參加的職務犯,不會強求。」

一監獄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警示教育的材料必須要圍繞犯罪事實,「我們會看。如果超出範圍,起不到警示作用,肯定不能講。」

中國那些貪腐官員的悔過書,都怎麼寫的?

 2014年12月10日,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案宣判,劉鐵男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東方IC/圖)

3

人情之網

南方周末記者收集的近百份悔過書,有的來自公開管道,有的來自紀檢機關的警示教育材料。

悔過書中,更多人都自認為是被動地捲入了貪腐漩渦。

籠罩在漩渦之上的是一張巨大的人情網路,親人、朋友、情人、下屬,都是細密網路上的節點。

多份懺悔書顯示,子女出國讀書的費用、親戚工作崗位的安排,往往成為貪官的軟肋,進而令公權成為攫取家族利益的私器。

瀋陽軍區哈爾濱房地產管理局原局長國玉斌的貪腐金額,主要用於支付女兒女婿在國外讀書的費用;

四川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原主任李永真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兒子的公司辦貸款、為弟弟協調貸款、為侄兒招攬裝修工程、為丈夫調動工作。

四川省糧食局原黨組書記李益良在懺悔書里回顧行賄人的常用套路,行賄者利用各種名義送禮,得知其子要出國唸書,便以幾萬元紅包相贈,聽到其妻子無意中說要給兒子買房,便將自己的房子送給她。

有人的貪腐則因念手足之情。

四川雅安市原市委書記徐孟加多年在外工作,雙親皆靠家中哥哥照料。

2008年,在一次偶然的考察中,他得知哥哥口中順風順水的生意,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在事業上沒有後顧之憂。

愧疚之情湧來。於是,徐孟加在一個又一個項目中,讓哥哥和自己非法獲利,貪腐金額一筆大過一筆,總計收取賄賂和乾股共計折合人民幣548萬元(未遂150萬元),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1.2億餘元人民幣。

他在懺悔書里寫道:「我非但沒讓哥哥揚眉吐氣,反而讓他成為我受賄的幫兇,也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貪官中,確有人家庭遇到了困難。合肥市肥東經開區規劃建設局原局長陳興獻貪腐的89.3萬元,就主要被用於父親、妻子的重病治療。

2010年,妻子查出胃癌,緊接著,父親又患上腦萎縮。這時,老同學找到他,想要承接工程設計業務,並允諾給予他一定好處費。

為讓老同學順利拿到業務,陳興獻將大工程的設計業務,像分蛋糕一樣化整為零,把每次設計業務工程量控制在20萬元以內。

在懺悔書中,他反思道:「入獄以後我才明白,老同學之所以給我好處費,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權力。」

大部分落馬官員在懺悔時,都會反思官場上友情的虛妄和現實,一位貪官寫道:「這些所謂的朋友絕大多數跟我交往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看中我手中的權力能為他們辦事。

他們當中有的人搞所謂的長期感情投資,平時找你喝酒唱歌搓麻將,好像關係很鐵,其實是拖你下水,關鍵時刻第一個出賣你的很可能也是這些’稱兄道弟的朋友’。」

4

貪腐的「技巧」

貪腐時,貪官們也講究「技巧」。廣西高院原副院長歐紹軒深知「不能以審判權索要錢財,這樣對立面大風險大,也不能逢錢見物都收,這樣交際面廣,同樣風險也大」。

因此,他選擇了自己認為最為隱蔽安全的順水人情,「拉住一個律師長​​期合作」「穩住一個公司,吃喝消費圖個方便」,法院最終認定他受賄889萬元,被判死緩。

海南昌江縣教育局原局長符軍採取的辦法是,將收的錢存在親戚名下。

在任教育局長的後幾年,他先後收受五百餘萬元賄款,他不敢將這些錢放在家里或辦公室,也不敢告訴家人。

於是,他將受賄款存在幾個親戚名下。「當時我想的是,一旦出事,只要自己不說,這些錢就不會被查出。」

而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長曾濤,採取的是有選擇受賄的辦法,在不同級別的人面前,有不一樣的臉孔。

「普通職工的一概不收。我的這種虛偽行為矇騙了很多群眾。但對有職位的處級幹部的’朝貢’,我笑納了。」

就這樣,他在清廉和貪婪之間切換自如。

近百份悔過書中,多數官員的墮落都是「溫水煮青蛙」般的漸變過程。

梁宗林是江蘇省盱眙縣農委漁業科原科長,2008年,他明知盱眙縣貝加爾蝦業達不到申報江蘇省高效設施漁業項目要求後,仍積極幫助審核申報並提交研究,100畝的水面獲取了60萬元項目資金,而他個人收取了6萬元好處費。

梁宗林思想防線的崩塌正始於這6萬元。他將這種受賄方式形容為「溫水煮青蛙」。

直到案發,他才知曉,行賄人隔三差五送上的三五千元累計達17萬餘元。

作為一名村幹部,河南省淇縣高村鎮二郎廟村原會計蘇瑞武平時掌握不了什麼資源,就打起了用公款理財的主意。

他前往銀行領取25萬元的補償款時,工作人員極力向他推薦理財產品,他想著補償款一時也發不完,拿來理財還能掙點額外收入,便當即與銀行簽了合同。

但最終,只給他帶來了852.27元的非法收益,卻也帶來了5年的有期徒刑。

透過懺悔書,還能發現一些知名公共事件的細節。

發生在世紀之交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稱作「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最大的一起經濟犯罪案件」,其以「涉案金額之大、人員之多、案件之複雜、經濟犯罪和腐敗問題之嚴重」,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

據新華社報導,賴昌星以廈門遠華集團有限公司為掩護,在廈門關區苦心經營,構建了規模龐大的「走私王國」,並有組織地拉攏相關的黨政主管幹部,編織走私的「保護傘」。

李紀周即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他通過廈門的主管認識了賴昌星,「賴看中公安部這個重要部門和我這個副部長的重要職務,同我拉關係,多次送給我錢物,我都接受了」。

此外,賴昌星以幫助李紀周的夫人做生意為由,送上100萬人民幣;得知李的女兒在美國處境不佳,生活上遇到困難,又以幫助為名給她匯去50萬美元;李的夫人兩次去香港旅遊,賴分別給了她5萬和6萬港幣以及一個鑽石戒指。

「我拿了人家的錢物,就成了他的俘虜。」李紀周寫道。

李紀周陳述了自己以職務之便為賴昌星做過的事:賴拿著廈門市政府的公函找他,想辦一個香港、內地的兩地汽車牌照,他越權違反程序,出面為他幫忙協調,將車牌順利辦成。

賴的朋友從香港運往廣西的一船油,涉嫌走私,被海南省公安邊防局查扣,他出面找海南邊防局,讓他們移交給了廣西海關。

5

都記得第一筆賄款

不約而同的是,貪官中的大部分人,都記得自己收受的第一筆賄款。

四川省古藺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原局長文雲碧,是被3000元打開了心中的貪欲之門。

「當第二個、第三個……直到第二十三個煤礦老闆以拜年為由找到我時,我再也無法懸崖勒馬」,四年里,她累計收受紅包63.6萬元。有官員反思,收紅包「看起來是小節,但小節守不住,就很難守住大節」。

海南省鹽務局原黨委書記、局長邢福煌在收到第一筆巨額好處費後,「腦子一片混亂」,但30萬元的巨大誘惑又使得他捨不得拒絕,防線徹底崩潰,他給自己這樣的心理安慰:按慣例應給的好處費,恐怕算不上受賄,別人也不會知曉。

而這並非個例,抱有僥倖心理,用「’一對一’交易風險不大」說服自己坦然接受好處,是不少貪官第一次受賄時的真實心態。

許多貪官的「第一次」也很惶恐。

海南省海洋與漁業監察總隊原副巡視員王世坤第一次伸出手後,「心里非常害怕,連續幾天睡不著」;

雲南省永善縣墨翰鄉原黨委書記陳勇第一次收錢時,害怕被人發現斷送前程,「好幾天沒有睡好覺」。

不過,這樣的惶恐,在之後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說服中,在行賄者一次又一次的主動行賄後,逐漸淡去。

陳勇的一句話也是大多數官員的心態:「從那以後,我就管不住自己了。」

此後,在一段漫長的時間里,看似安全的貪官們過起了兩種人生,以兩種不同的面目示人。

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在悔過書中寫道:「這些年是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切換。」

在工作崗位和業餘生活中,他是「正兒八經的主管」,讀書、運動、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在放鬆的時間和特殊場合,「依然縱慾而為」。

然而在眾多懺悔書的敘述里,這樣的雙面人生並不牢靠,也不讓人安心。

2014年春夏之交,海南教育系統官場「地震」,看著一篇篇貪官落馬報導,符軍如坐針氈。

那一陣子,辦公室的電話響了,他不敢接;遇到紀委、檢察院的熟人,他躲著走;就連看到警車,他也會心驚膽戰。

焦慮與煎熬之中,他走向自首。惶恐之情在他寫下的懺悔書中顯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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