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分配、北漂,中國人「找工作」的40年

本文來源:中新社

作者:姚露

1983年,鄒有華接了父親的班,當上了教師;

1984年,鄒有智考進了國企;

1991年,鄒有信被分配當上小學教師。

老鄒家三個兒子在上世紀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後來,有人追趕考公務員、事業單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接班、分配、北漂,中國人「找工作」的40年

▲資料圖:人才市場一角。韓章雲攝

接班

1983年,僅僅讀了初中的鄒有華,在26歲時候頂替了父親的教師崗位。

對此,家裏當時還在讀「大學」的老二鄒有智內心頗為不滿。

「老大剛退伍沒有工作,還要養兩個小孩不容易,你現在讀大學(實際是技術學院),將來有更好的路子。」父親苦口婆心,勸鄒有智別往心裡去。

父親以身體狀況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為了讓鄒有華的工作有著落,家裡的日子好過一點。

頂替,也叫接班。

1956年1月14日,原勞動部發出的《關於年老體衰職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問題復輕工業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許職工退休後招收其符合條件的子女參加工作,即職工退休、退職,子女頂替參加工作。

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徹底廢除,鄒有華趕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車。

「坐上車」的鄒有華文化程度不高,又當上了老師,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質矛盾的集中表現。

雖然能領上工資,鄒有華在學校卻跟不上教學節奏,很長一段時間適應不了工作。

老二鄒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後,考進了一家技術學院,也就是父親口中的「大學」。

1984年,在大哥鄒有華迷茫的那段時間,當時19歲的鄒有智在學校遇上了一家國有企業的招工考試,並且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就職批准。

「那一年剛定了親,家裡掏了不少錢(條件困難),自己根本無心學習,所以學沒上完,就去單位報到了。」鄒有智通過招工考試找到了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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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長三角地區高校本碩博畢業生、社會人才等在對接會現場諮詢招聘信息。魯毅攝

分配

1984年,中國恢復高考第8年,廖萍一邊放牛一邊學習考上了貴州醫學院。

她真切地體會了「知識改變命運」,當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貴陽當地一家醫院知名的主任醫師。

畢業後,廖萍和男友通過「統招」分配方式選擇到同一個地方就業,廖萍選擇了醫院,男友則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謂的「分配」是1981年在國務院批轉的原國家計委、教育部、國家人事局《關於改進1981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中提出,即對畢業生的分配確定為「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實行’抽成調劑,分級安排’的辦法」。

實際上,除了地方上的選擇,工作的好壞也是當時許多學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時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由於畢業分配單位的好壞關係到每個學生的前途命運,盼望著分配一個好單位,是大學畢業生整個家庭的心願。

什麼叫好單位?有學者表示:「那時,人們的理想是’科學家’、’工程師’,待業青年也以’上班’為首選,實在沒有出路才去幹個體或服務業。」

1989年,鄒有華的三弟鄒有信高中畢業考上了當地一家師範學院,3年學成後通過定向分配,到了離家50公裏的鎮上當小學老師,一個月工資68元,彼時大哥鄒有華接班父親的崗位已經6年之久,工資是新人教師的兩倍左右。

與此同時,鄒有信的同學林惠儀以統招形式,選擇了自家鎮上的小學入職。

1999年以後,鄒有信通過自學考上了大學,「根據當時的要求,小學教師評級、退休憑職稱有學歷要求。」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是鄒有信和同齡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了推動人才流動、協調地區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隨著經濟體制的改變,這種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發明顯。

1996年,大學生畢業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隨著西藏取消大學生畢業分配,延續了50多年的畢業分配制度,終成往事。

此後,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決心到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闖蕩,年輕人中也開始有了「跳槽」。

接班、分配、北漂,中國人「找工作」的40年

▲資料圖:2018年廣西中高級人才交流大會現場。黃艷梅攝

下海

改革開放之後,除了考試找工作、分配找工作,還有一批人快速接觸到「開放」的信息,開始了創業之旅,當時稱為「下海」。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聽說蜂窩煤生意很掙錢,就自掏腰包去城裡學了蜂窩煤技術,在鄉下做起了蜂窩煤生意。

那個時候,很多地方農村的取暖、做飯主要靠火爐燃燒煤塊,由於煤炭儲存和生產的季節性,到了夏天就換成了燒柴,「但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煩。」

廖健平將煤渣、黃土、水和煤塊混合,打成蜂窩的形狀,賣到農村,價格便宜不說,還方便許多。

「1塊錢一堆的煤渣通過技術加工之後做成蜂窩煤,價格翻了10倍!」廖健平因為蜂窩煤生意成了鎮上第一個「萬元戶」。

「萬元戶」這個詞在20世紀70年代末產生,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戶。

「萬元戶」年代的米價每斤0.14元,肉價每斤0.95元,走親戚送禮2元左右,壓歲錢0.1-0.2元,1萬元代表著財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徵。

1990年,廖萍的二哥廖建軍用家裡資助的幾千塊做起始資金,幹起了肥料供應商。不過他的生意模式和當時「開門店等人上門買東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貨上門」。

當時廖建軍的朋友有一輛大卡車,農民只需要在他店裡下了訂單,廖建軍就可以用卡車送貨上門。「當時農民買東西都是需要等到趕集,買了東西還要自己背回去。」因此,送貨上門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愛。

廖建軍還有一個商業小秘密,在資金充足之後,他會在淡季的時候去肥料廠囤貨,在農忙的時候賣出去。本身送貨上門就有優勢,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價,廖建軍的生意如火如荼。

生意的成功讓廖建軍家裡的小女兒在90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機,也讓家人在那個年代有條件吃上100塊錢一顆的抗癌藥。

接班、分配、北漂,中國人「找工作」的40年

▲資料圖:人才市場裡的求職者。韓章雲攝

北漂

2010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100萬人競爭1.5萬餘崗位。鄒有智的女兒鄒瑩瑩是參考大軍中的一員。那一年她26歲,第三次參加公務員考試,家裏人盼得著急,她也考得惱火。

在此期間,她同時還報考了縣城幾家銀行、電視台招聘,只不過,都無疾而終。

「望子成龍最好是當公務員,望女成鳳最佳是進事業單位。」那幾年,在家長的眼中,無論公務員、事業單位中的哪一個,都代表著一隻「鐵飯碗」。

2010年鄒瑩瑩公務員考試又一次落榜,家裏人對這個已經畢業3年、即將「奔三」的女孩生出了更多的擔憂。

「要不再試試隔壁縣的教師崗位?」教師,是家人們最後的底線。當老師,工資低了點,福利少了點,但起碼穩定!還有3個多月的帶薪休假!

2011年,鄒瑩瑩一共跑了近40場考試,最終考上了臨縣一個偏遠山區的小學教師的崗位。至此,鄒瑩瑩解脫了,家人們也鬆了一口氣。

接班、分配、北漂,中國人「找工作」的40年

▲資料圖:公務員考試臨近,天津一家公務員培訓班裡「人滿為患」。張道正攝

2014年,鄒瑩瑩的表妹吳筱大學畢業,「這孩子不聽話,安排好的路不願意走,非要出去活受罪。」

父母說的「活受罪」,指的是吳筱放棄了當地一家知名媒體的記者崗位,非要去深圳「見世面」,做一個水土不服的「深漂」。

「我一生下來就在以家為中心的方圓幾十公裏轉悠,從小學到大學,連最後找工作都在離家兩站公交站的地方。」吳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未來,但絕不是父母安排的這樣。

2015年剛過完年,吳筱就收拾了行李,和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創業公司上班,在這裡她見識到了「996」的工作模式,體驗了自力更生的無助,也真正明白了「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的道理。

過去3年,吳筱在深圳一家報社做過調查記者,去過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過品牌策劃,現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關,成為「北漂」。

吳筱目前正在準備明年去香港進修的事情,「算是充實自己,也算是給這幾年一直忙碌的自己放個假。」

1978年離現在的我們相去甚遠,但改革開放的影響始終如影相隨。

從接班、招工考試、分配工作到自主就業,年輕人對待工作的態度,從養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變到對自由、夢想的追求。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從1978年開始後40年,歲月在中國埋下的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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