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星級酒店的壓力

中國五星級酒店的壓力-微信上的中國

本文來源:叁里河(微信id:Sanlihe1)

作者:一姐

曝光多家高端酒店衛生問題的花總,前幾天接受采訪,解釋這些酒店為什麼會出現衛生問題時說:

「主要是中國現在商業地產發展速度很快,不停蓋新的酒店,世界級酒店在中國的擴張都是全球最快的,這麼快的擴張,人員儲備不一定跟得上。」

為什麼高端酒店這幾年擴張的這麼快,花總沒有接著說下去。

按理說,擴張快的直接原因一般都跟利潤率高有關,但過去幾年,國內高端酒店,尤其是五星級酒店的瘋狂擴張,卻是在利潤率節節走低的狀態下出現的。

根據國家旅遊局的數據,2010年五星級酒店有接近10個點的淨利潤率,之後年年走低,平均每年往下掉0.5的百分點,到了2013和2014年,更是腰斬式縮水,分別比前一年掉了3個多點,2014年行業的淨利潤​​率低到0.74%。

而淨利潤率走低,沒有阻止五星級酒店的擴張。

2010年到2016年,國內五星級酒店的數量自500多家增加到超過800家,部分一線城市,一度以超過200%的速度增長。

甚至在2013年,將近95%的星級酒店虧損的情況下,五星級酒店的擴容速度仍然超過15%,遠高於當年GDP增​​速。

極速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擠壓了高端酒店的投資回報。

近10年來,單個五星級酒店平均利潤總額最低的年份只有70多萬元,相較於動輒幾億、幾十億的投資,收益率不僅不如一些理財產品,連通脹都沒跑贏。

2015年,德勤中國合夥人曾宣稱:「投資高星級酒店的回報年限,已經從25年提高到62年。」

顯然,不管是從收益率,還是回報年限看,五星級酒店都已經不是一個好的投資品類了。

所以,回到開頭的問題,

為什麼回報率不高,卻仍然吸引了大量投資湧入?

2015年《羊城晚報》在報導中國高端酒店業績下滑的文章中,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大多數高端酒店誕生於房地產的泡沫下,並非客源市場驅動。

社科院前幾年公佈的旅遊綠皮書似乎也證實了這個說法:13年和14年全國在建和待建的500家五星級酒店項目中,有八成是房地產開放商配套捆綁的項目。

而房地產商不顧投資回報給五星級酒店砸錢,除了高端酒店持續的現金流可以在後期成為融資工具外,還得益於很多地方政府把星級酒店作為門面,以拿地優惠來鼓勵投資。

比如100畝土地,酒店佔30畝,還有70畝可以開發,半買半送。

中國旅遊研究院副院長戴斌曾評論說: 這些二三線城市建五星級酒店缺少’在商言商’的精神,更多的非商業因素攪和進來。

比如城市形象的打造、房地產的包裝、大型國有企業的地方性產業擴張。

《重慶日報》幾年前就報導過主城區周邊幾個縣市爭建五星級酒店的事,一個叫永川縣的地方的旅遊局局長在採訪中說:

「2007年初,一家規模較大的台資筆電配套企業,在選擇落戶璧山還是永川猶豫不決之際,公司的副總親自帶隊延長了兩個月考察期,最後他們敲定選擇入駐永川,原因就是考慮到永川擁有當時區縣唯一的五星級酒店。」

但這個總投資約3億元建成的地標性五星級酒店,雖然名聲在外,實際上在永川縣旅遊局長接受采訪的時候,卻是虧損500萬、多次更換經營管理團隊的狀態。

2018年年初《南方周末》在「五星級酒店的中國生意」一文中,總結說:

「地方五星級酒店的投資,大部分是政府從產業定位或旅遊接待方面考慮要做」,「引進大牌酒店是地方性配套能力的體現,做大牌五星級酒店比較好看。」

為「需要」而不是為「盈利」存在的高端酒店,在2013年底國八條出台後,曾一度出現斷崖式經營跳水。

國八條終結了政府公務人員定點出差制度,之後多個省份跟隨下令五星級酒店不能作為政府會議場所,導致當年有50多家酒店主動降星,或取消星級評定求生存。

壓力還把高高在上的五星級酒店,也逼到了價格戰的絕境。

從2010年到2016年,央行放了兩次水,全國大部分行業加了兩次槓桿,官方數據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六成多;

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卻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從664元降到了612元。

而2006年鼎盛時期,上海26家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是1700多。

價格廝殺中,很多五星級酒店最終不得不走上死摳成本的「節流」之路。

2017年秋天,五星級酒店不換床單的醜聞出來後,就曾有酒店專家以華住集團為例算過一筆賬:

華住集團去年第二季度的淨利潤是3.9億元,客房總數近36萬間,以一個季度92天計算,大概得出華住集團平均每間客房每天的淨利潤是不到12元。

而洗一個床單的費用1.5元,被套2.6元,枕套0.6元,浴巾1元……單項都不高,可加起來跟每間房的單天淨利潤一比較,就挺可觀了。

這個算法有點粗糙,沒有區分新開酒店的「培育期」和不同酒店的入住率,也沒有剔除掉由於裝修等暫時無法入住的房間數,不過還是基本能說明五星級酒店過去幾年的經營情況。

國家旅遊局公佈的數據也顯示,從2010年到2016年,五星級酒店每間可供房收入(RevPAR)從401元降到了366元,酒店收入下降明顯。

而與此同時,同期五星級酒店員工的月薪卻平均上漲了45%。

這也導致,除了在床單被罩浴巾枕巾的洗滌上五星級酒店要精打細算,有各種「省錢」衝動,在員工數量上也得精打細算。

按照國際慣例,星級酒店的員工配比一般在1:1.2-1.5,即一個房間需要1.2-1.5個人,星級越高、越豪華,配比越高。

而從旅遊局數據看,國內五星級酒店平均每間客房的員工數量逐年減少減少,從2010年的1.31人,降到了2016年的0.91人。

人少了,活兒還是那麼多,就只能犧牲品質求效率。

中國酒店業元老級人物、旅遊協會秘書長張潤鋼曾發文感慨:

「現在很多飯店客房員工每天所承擔的清潔房間數量已經在16-17間,有的甚至達到或者超過20間;

35年前在瑞士洛桑飯店管理學院學習時,老師講每人13-14間的清潔量是上限,上限是什麼?

我理解的一是指員工身體的承受能力,二是指清理出的房間的質量保證。」

不過,儘管過剩和壓力可能會導致高端酒店,尤其是五星級酒店在衛生問題上降低標準,但衛生紕漏並不能完全用「過剩」和經營壓力來洗地。

事實上,去年五星級酒店不換床單的醜聞,和這次花總曝光清潔問題的時候,整個高端酒店的經營已經走出困境,去年利潤總額還創了歷史記錄,比前一年上升近50 %。

這和國內高端白酒的消費頗有相似之處,過去依賴公務消費驅動的高端產品,由於從嚴治黨被「斬首」了,現在的增長主要由中產階級的消費升級來接盤了。

但是五星級酒店利潤恢復了,衛生標準卻沒有隨之恢復。

這也算是中產階級消費升級的一大痛點,客單價上去了,安全卻仍然不讓人放心。

從這一點來說,五星級酒店的醜聞和上海國際學校的食堂醜聞一樣,都教育了中產階級:

不要想僅僅通過支付更高溢價,和糟糕的空氣、水,食品切割開來,還是要像花總一樣參與到監督中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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