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叁里河(微信id：Sanlihe1)
作者：一姐
曝光多家高端酒店衛生問題的花總，前幾天接受采訪，解釋這些酒店為什麼會出現衛生問題時說：
「主要是中國現在商業地產發展速度很快，不停蓋新的酒店，世界級酒店在中國的擴張都是全球最快的，這麼快的擴張，人員儲備不一定跟得上。」
為什麼高端酒店這幾年擴張的這麼快，花總沒有接著說下去。
按理說，擴張快的直接原因一般都跟利潤率高有關，但過去幾年，國內高端酒店，尤其是五星級酒店的瘋狂擴張，卻是在利潤率節節走低的狀態下出現的。
根據國家旅遊局的數據，2010年五星級酒店有接近10個點的淨利潤率，之後年年走低，平均每年往下掉0.5的百分點，到了2013和2014年，更是腰斬式縮水，分別比前一年掉了3個多點，2014年行業的淨利潤率低到0.74%。
而淨利潤率走低，沒有阻止五星級酒店的擴張。
2010年到2016年，國內五星級酒店的數量自500多家增加到超過800家，部分一線城市，一度以超過200%的速度增長。
甚至在2013年，將近95%的星級酒店虧損的情況下，五星級酒店的擴容速度仍然超過15%，遠高於當年GDP增速。
極速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擠壓了高端酒店的投資回報。
近10年來，單個五星級酒店平均利潤總額最低的年份只有70多萬元，相較於動輒幾億、幾十億的投資，收益率不僅不如一些理財產品，連通脹都沒跑贏。
2015年，德勤中國合夥人曾宣稱：「投資高星級酒店的回報年限，已經從25年提高到62年。」
顯然，不管是從收益率，還是回報年限看，五星級酒店都已經不是一個好的投資品類了。
所以，回到開頭的問題，
為什麼回報率不高，卻仍然吸引了大量投資湧入？
2015年《羊城晚報》在報導中國高端酒店業績下滑的文章中，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大多數高端酒店誕生於房地產的泡沫下，並非客源市場驅動。
社科院前幾年公佈的旅遊綠皮書似乎也證實了這個說法：13年和14年全國在建和待建的500家五星級酒店項目中，有八成是房地產開放商配套捆綁的項目。
而房地產商不顧投資回報給五星級酒店砸錢，除了高端酒店持續的現金流可以在後期成為融資工具外，還得益於很多地方政府把星級酒店作為門面，以拿地優惠來鼓勵投資。
比如100畝土地，酒店佔30畝，還有70畝可以開發，半買半送。
中國旅遊研究院副院長戴斌曾評論說： 這些二三線城市建五星級酒店缺少’在商言商’的精神，更多的非商業因素攪和進來。
比如城市形象的打造、房地產的包裝、大型國有企業的地方性產業擴張。
《重慶日報》幾年前就報導過主城區周邊幾個縣市爭建五星級酒店的事，一個叫永川縣的地方的旅遊局局長在採訪中說：
「2007年初，一家規模較大的台資筆電配套企業，在選擇落戶璧山還是永川猶豫不決之際，公司的副總親自帶隊延長了兩個月考察期，最後他們敲定選擇入駐永川，原因就是考慮到永川擁有當時區縣唯一的五星級酒店。」
但這個總投資約3億元建成的地標性五星級酒店，雖然名聲在外，實際上在永川縣旅遊局長接受采訪的時候，卻是虧損500萬、多次更換經營管理團隊的狀態。
2018年年初《南方周末》在「五星級酒店的中國生意」一文中，總結說：
「地方五星級酒店的投資，大部分是政府從產業定位或旅遊接待方面考慮要做」，「引進大牌酒店是地方性配套能力的體現，做大牌五星級酒店比較好看。」
為「需要」而不是為「盈利」存在的高端酒店，在2013年底國八條出台後，曾一度出現斷崖式經營跳水。
國八條終結了政府公務人員定點出差制度，之後多個省份跟隨下令五星級酒店不能作為政府會議場所，導致當年有50多家酒店主動降星，或取消星級評定求生存。
壓力還把高高在上的五星級酒店，也逼到了價格戰的絕境。
從2010年到2016年，央行放了兩次水，全國大部分行業加了兩次槓桿，官方數據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六成多；
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卻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從664元降到了612元。
而2006年鼎盛時期，上海26家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是1700多。
價格廝殺中，很多五星級酒店最終不得不走上死摳成本的「節流」之路。
2017年秋天，五星級酒店不換床單的醜聞出來後，就曾有酒店專家以華住集團為例算過一筆賬：
華住集團去年第二季度的淨利潤是3.9億元，客房總數近36萬間，以一個季度92天計算，大概得出華住集團平均每間客房每天的淨利潤是不到12元。
而洗一個床單的費用1.5元，被套2.6元，枕套0.6元，浴巾1元……單項都不高，可加起來跟每間房的單天淨利潤一比較，就挺可觀了。
這個算法有點粗糙，沒有區分新開酒店的「培育期」和不同酒店的入住率，也沒有剔除掉由於裝修等暫時無法入住的房間數，不過還是基本能說明五星級酒店過去幾年的經營情況。
國家旅遊局公佈的數據也顯示，從2010年到2016年，五星級酒店每間可供房收入（RevPAR）從401元降到了366元，酒店收入下降明顯。
而與此同時，同期五星級酒店員工的月薪卻平均上漲了45%。
這也導致，除了在床單被罩浴巾枕巾的洗滌上五星級酒店要精打細算，有各種「省錢」衝動，在員工數量上也得精打細算。
按照國際慣例，星級酒店的員工配比一般在1：1.2－1.5，即一個房間需要1.2-1.5個人，星級越高、越豪華，配比越高。
而從旅遊局數據看，國內五星級酒店平均每間客房的員工數量逐年減少減少，從2010年的1.31人，降到了2016年的0.91人。
人少了，活兒還是那麼多，就只能犧牲品質求效率。
中國酒店業元老級人物、旅遊協會秘書長張潤鋼曾發文感慨：
「現在很多飯店客房員工每天所承擔的清潔房間數量已經在16-17間，有的甚至達到或者超過20間；
35年前在瑞士洛桑飯店管理學院學習時，老師講每人13-14間的清潔量是上限，上限是什麼？
我理解的一是指員工身體的承受能力，二是指清理出的房間的質量保證。」
不過，儘管過剩和壓力可能會導致高端酒店，尤其是五星級酒店在衛生問題上降低標準，但衛生紕漏並不能完全用「過剩」和經營壓力來洗地。
事實上，去年五星級酒店不換床單的醜聞，和這次花總曝光清潔問題的時候，整個高端酒店的經營已經走出困境，去年利潤總額還創了歷史記錄，比前一年上升近50 %。
這和國內高端白酒的消費頗有相似之處，過去依賴公務消費驅動的高端產品，由於從嚴治黨被「斬首」了，現在的增長主要由中產階級的消費升級來接盤了。
但是五星級酒店利潤恢復了，衛生標準卻沒有隨之恢復。
這也算是中產階級消費升級的一大痛點，客單價上去了，安全卻仍然不讓人放心。
從這一點來說，五星級酒店的醜聞和上海國際學校的食堂醜聞一樣，都教育了中產階級：
不要想僅僅通過支付更高溢價，和糟糕的空氣、水，食品切割開來，還是要像花總一樣參與到監督中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