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微信id：shiliaobanyungong)
作者：諶旭彬(騰訊歷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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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人關於歷史的一種信仰。
遺憾的是，這種信仰不過是一廂情願。在中國帝制史（這是本文的論述前提，劃個重點）上，並無任何一個政權的覆滅，是貪污腐敗所致。
儘管翻檢史料，可以在每一個覆滅了的帝制政權身上，找到海量證據來證明它其實非常非常貪腐，但草民們也須明白：
中國帝制政權的公權力，從來都是毫無制度性約束可言的，至多不過是朝堂上幾個講良心的臣子在徒勞無功地切諫。
非常非常貪腐，本就是這些帝制政權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種常態。
所謂「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敗，王朝末期政治昏暗貪腐橫行」，其實只是錯覺。
可以舉個例子。
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給人的印象，算得上「政治清明」了吧？
其實不然。
當日，軍功集團隨劉邦蜂擁入城，幾乎全面佔據了郡國守相、郡縣令長之職。
這些人，向下掠奪民脂民膏；向上則貪墨朝廷賦稅。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霸占些民財，搶幾個民女，朝廷並不在意。
蕭何作為一號功臣，帶頭「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劉邦的反應是「大悅」，畢竟，老兄弟追求物質享受，對皇權而言是大好事。但追求過了頭，將手腳伸到了朝廷的袋子裡，長安就不樂意了。
所以，惠帝三年，呂后搞了個新制度，派御史到地方上去監察，專門打擊貪污挪用朝廷財富的老兄弟；
文帝上台，又搞了新法律，要對那些「守縣官財物」卻監守自盜之人處以死刑（張家山漢簡裡記載的「醴陽令恢」，就是一位擁有左庶長之爵的軍功吏，他的罪行是與小吏合謀盜取公家之米）。
長安的東西都敢侵吞，底層草民那點脂膏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
於是，在景帝的諭旨裡，就留下了「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這樣的時代描述（見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關於漢初民生的概況，賈誼給文帝的奏疏裡，有很直接的總結。
他說：
「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 （《漢書·食貨誌上》）
大意是：建國四十年了，長安的國庫是空的，民間也沒有積蓄。氣候失調、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餓肚子，就要逃荒，就要賣兒賣女。
這顯然要比「文景之治」這類後世史家奉送的高帽更加可信。
畢竟，賈誼不會在給文帝的奏摺裡，惡意攻擊、貶低本朝的執政成績。
說到底，之所以會有「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敗」這種錯誤印象，還是因為忘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這條客觀規律。
該規律的成立，和王朝初期、王朝末期，沒有任何關係。
還以「文景之治」為例。
西漢初年的國策，是「非軍功者不侯」，亦即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兄弟們的政治地位。
所以，軍功老臣長期把持著長安朝廷 ——第一位非軍功出身、亦非軍功二代出身的丞相，要到景帝末期才出現；軍功吏卒則長期把持著地方基層政權 ——如漢儒朱浮所總結的那樣，「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做地方官的軍功吏卒，要在職位上做到死，自己死了還不算，還要讓子孫繼承職務，最後乾脆把官職名稱變成自家姓氏。
簡而言之，最大限度保障老兄弟和老兄弟的後代們坐天下。
這種權力分配制度下，針對草民的體制性腐敗，自然是不受約束的，也自然是要氾濫成災的。
呂后也好，文帝也罷，他們出來反腐，並不是要為民請命，而是重建蛋糕的分配原則，那些該送往長安的，老兄弟們必須按規矩送往長安。
既然不受制約的、針對草民的製度性貪腐，是中國帝制政權自誕生之日起就有的常態，「腐敗亡國」之說，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真正的亡國原因，應該是變量，而非常量。
這些變量，在不同的帝制王朝，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總結起來，無非三條：
（1）外敵的壓迫或者入侵；
（2）內部利益集團發生分裂。
（3）底層民眾脫離原子化狀態，變成有組織的力量。
第三點實際上很難做到。
比如，清廷的滅亡，主要是亡在了前兩點——庚子年，朝廷操弄義和團，引致八國聯軍入侵，以慈禧為首的最高決策層倉皇西遁，中央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這是「外敵的壓迫或者入侵」；
朝廷希望藉「日式立憲」，從地方督撫手裡收回財權、人事權、司法權、外交權、行政權乃至兵權，地方督撫希望藉「英式立憲」，將自己手裡的財權、人事權、司法權、外交權、行政權乃至兵權合法化，這是「內部利益集團發生分裂」。（參考前文：「清廷為何會滅亡」的一點技術分析）
只有當這些變量充分醞釀並出現之後，腐敗才可能成為一種批判的武器。
但它也只是一種用於文宣的批判武器，對帝制王朝的局勢走向，並無實質意義。
而在上述變量未出現之時，腐敗其實是一種維繫統治的潤滑劑。
比如，四十多年前，北方的勃老師及其家屬以貪污腐敗著稱，「幾乎擁有世界上各種品牌的名車」。但當他步入晚年，出現神經呆滯、記憶喪失、語言困難等症狀，對工作感覺很痛苦、要求退休時，卻遭到了同僚們的一致反對。
甚至於勃老師的老年癡呆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外交工作——74歲那年，他出訪哈薩克斯坦，剛剛落座與人握手，就告別離場（他的失憶症讓他錯以為自己的訪問已經結束） ，他的同僚們也不允許他退休。
因為在他執政的時期，這些位同僚們的平均在職年齡，可以高達70.4歲（1980），基於「一種共同的需要」，勃老師不能退休，直到他因出席某次大型戶外活動，在11月的廣場主席台站立長達3個小時，並於3天後去世。
與之相反的例子，則是斯老師。他搞了一套「官職等級名錄」，把誰能腐敗、能腐敗多少的權力，都收在自己手中。
結果，當他疾病發作，他的同僚們一致選擇坐視他浸泡在自己的尿液中慢慢耗盡生命。
後來的赫老師，上位後先是大降幹部工資，繼而又取消「錢袋制度」，得罪了同僚，得罪了300萬「等級名錄階層」，也只好黯然下台。
西漢初年的故事，也是相似的情節。
惠帝在朝堂上責備曹參，說你做了丞相，怎麼什麼事情都不做？
曹參反問：陛下你和高帝相比如何？
惠帝只好說「不如」，
曹參說：對啊，陛下你不如高帝，我也不如蕭何，他們定下的政策，你我自然不應該去變更，我當然是「蕭規曹隨」，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什麼事都不做，其實就是不要碰既定的蛋糕分配機制，包括了不要藉腐敗問題來改變蛋糕分配的比例。
這是曹參作為一個軍功老臣的自覺。
進長安之前，繼任的齊相問曹參：您老人家要走了，有什麼囑咐我的沒有？
曹參說：別的沒有，就是別去整頓那個「獄市」 （這是個什麼玩意，學術界很多爭論，我也沒搞懂）。那裡頭欺行霸市、強買強賣、囤積居奇，什麼壞人都有。你別整頓，隨他們去，否則，「奸人安所容乎？」
簡而言之，壞人的蛋糕雖然是不法所得，但你別亂碰，碰了要出事。
碰了要出什麼事？當然是要命的大事。
當呂后晚年試圖改變蛋糕的分配，打破軍功老臣對國家行政權力的壟斷（以擁有軍功之臣和外戚雙重身份的呂產為相），軍功集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
在陳平和周勃的秘密串聯下，他們趁著呂后新喪，血洗了呂氏一族，處死了少帝劉弘，並編造了「安劉必勃」的劉邦遺言。
顯而易見，腐敗與否不是問題，蛋糕分配才是關鍵。
其實，許多時候，腐敗不僅是維繫統治的潤滑劑，甚至還是維繫社會活力的要件。
畢竟，許多按正常程序應該辦成、但實際上按正常程序永遠也辦不成的事情，還可以靠腐敗解決。
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不再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