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覆滅,是貪污腐敗所致。」

「中國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覆滅,是貪污腐敗所致。」

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微信id:shiliaobanyungong)

作者:諶旭彬(騰訊歷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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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人關於歷史的一種信仰。

遺憾的是,這種信仰不過是一廂情願。在中國帝制史(這是本文的論述前提,劃個重點)上,並無任何一個政權的覆滅,是貪污腐敗所致。

儘管翻檢史料,可以在每一個覆滅了的帝制政權身上,找到海量證據來證明它其實非常非常貪腐,但草民們也須明白:

中國帝制政權的公權力,從來都是毫無制度性約束可言的,至多不過是朝堂上幾個講良心的臣子在徒勞無功地切諫。

非常非常貪腐,本就是這些帝制政權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種常態。

所謂「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敗,王朝末期政治昏暗貪腐橫行」,其實只是錯覺。

可以舉個例子。

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給人的印象,算得上「政治清明」了吧?

其實不然。

當日,軍功集團隨劉邦蜂擁入城,幾乎全面佔據了郡國守相、郡縣令長之職。

這些人,向下掠奪民脂民膏;向上則貪墨朝廷賦稅。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霸占些民財,搶幾個民女,朝廷並不在意。

蕭何作為一號功臣,帶頭「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劉邦的反應是「大悅」,畢竟,老兄弟追求物質享受,對皇權而言是大好事。但追求過了頭,將手腳伸到了朝廷的袋子裡,長安就不樂意了。

所以,惠帝三年,呂后搞了個新制度,派御史到地方上去監察,專門打擊貪污挪用朝廷財富的老兄弟;

文帝上台,又搞了新法律,要對那些「守縣官財物」卻監守自盜之人處以死刑(張家山漢簡裡記載的「醴陽令恢」,就是一位擁有左庶長之爵的軍功吏,他的罪行是與小吏合謀盜取公家之米)。

長安的東西都敢侵吞,底層草民那點脂膏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

於是,在景帝的諭旨裡,就留下了「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這樣的時代描述(見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關於漢初民生的概況,賈誼給文帝的奏疏裡,有很直接的總結。

他說:

「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 (《漢書·食貨誌上》)

大意是:建國四十年了,長安的國庫是空的,民間也沒有積蓄。氣候失調、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餓肚子,就要逃荒,就要賣兒賣女。

這顯然要比「文景之治」這類後世史家奉送的高帽更加可信。

畢竟,賈誼不會在給文帝的奏摺裡,惡意攻擊、貶低本朝的執政成績。

說到底,之所以會有「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敗」這種錯誤印象,還是因為忘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這條客觀規律。

該規律的成立,和王朝初期、王朝末期,沒有任何關係。

還以「文景之治」為例。

西漢初年的國策,是「非軍功者不侯」,亦即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兄弟們的政治地位。

所以,軍功老臣長期把持著長安朝廷 ——第一位非軍功出身、亦非軍功二代出身的丞相,要到景帝末期才出現;軍功吏卒則長期把持著地方基層政權 ——如漢儒朱浮所總結的那樣,「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做地方官的軍功吏卒,要在職位上做到死,自己死了還不算,還要讓子孫繼承職務,最後乾脆把官職名稱變成自家姓氏。

簡而言之,最大限度保障老兄弟和老兄弟的後代們坐天下。

這種權力分配制度下,針對草民的體制性腐敗,自然是不受約束的,也自然是要氾濫成災的。

呂后也好,文帝也罷,他們出來反腐,並不是要為民請命,而是重建蛋糕的分配原則,那些該送往長安的,老兄弟們必須按規矩送往長安。

既然不受制約的、針對草民的製度性貪腐,是中國帝制政權自誕生之日起就有的常態,「腐敗亡國」之說,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真正的亡國原因,應該是變量,而非常量。

這些變量,在不同的帝制王朝,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總結起來,無非三條:

(1)外敵的壓迫或者入侵;

(2)內部利益集團發生分裂。

(3)底層民眾脫離原子化狀態,變成有組織的力量。

第三點實際上很難做到。

比如,清廷的滅亡,主要是亡在了前兩點——庚子年,朝廷操弄義和團,引致八國聯軍入侵,以慈禧為首的最高決策層倉皇西遁,中央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這是「外敵的壓迫或者入侵」;

朝廷希望藉「日式立憲」,從地方督撫手裡收回財權、人事權、司法權、外交權、行政權乃至兵權,地方督撫希望藉「英式立憲」,將自己手裡的財權、人事權、司法權、外交權、行政權乃至兵權合法化,這是「內部利益集團發生分裂」。(參考前文:「清廷為何會滅亡」的一點技術分析

只有當這些變量充分醞釀並出現之後,腐敗才可能成為一種批判的武器。

但它也只是一種用於文宣的批判武器,對帝制王朝的局勢走向,並無實質意義。

而在上述變量未出現之時,腐敗其實是一種維繫統治的潤滑劑。

比如,四十多年前,北方的勃老師及其家屬以貪污腐敗著稱,「幾乎擁有世界上各種品牌的名車」。但當他步入晚年,出現神經呆滯、記憶喪失、語言困難等症狀,對工作感覺很痛苦、要求退休時,卻遭到了同僚們的一致反對。

甚至於勃老師的老年癡呆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外交工作——74歲那年,他出訪哈薩克斯坦,剛剛落座與人握手,就告別離場(他的失憶症讓他錯以為自己的訪問已經結束) ,他的同僚們也不允許他退休。

因為在他執政的時期,這些位同僚們的平均在職年齡,可以高達70.4歲(1980),基於「一種共同的需要」,勃老師不能退休,直到他因出席某次大型戶外活動,在11月的廣場主席台站立長達3個小時,並於3天後去世。

與之相反的例子,則是斯老師。他搞了一套「官職等級名錄」,把誰能腐敗、能腐敗多少的權力,都收在自己手中。

結果,當他疾病發作,他的同僚們一致選擇坐視他浸泡在自己的尿液中慢慢耗盡生命。

後來的赫老師,上位後先是大降幹部工資,繼而又取消「錢袋制度」,得罪了同僚,得罪了300萬「等級名錄階層」,也只好黯然下台。

西漢初年的故事,也是相似的情節。

惠帝在朝堂上責備曹參,說你做了丞相,怎麼什麼事情都不做?

曹參反問:陛下你和高帝相比如何?

惠帝只好說「不如」,

曹參說:對啊,陛下你不如高帝,我也不如蕭何,他們定下的政策,你我自然不應該去變更,我當然是「蕭規曹隨」,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什麼事都不做,其實就是不要碰既定的蛋糕分配機制,包括了不要藉腐敗問題來改變蛋糕分配的比例。

這是曹參作為一個軍功老臣的自覺。

進長安之前,繼任的齊相問曹參:您老人家要走了,有什麼囑咐我的沒有?

曹參說:別的沒有,就是別去整頓那個「獄市」 (這是個什麼玩意,學術界很多爭論,我也沒搞懂)。那裡頭欺行霸市、強買強賣、囤積居奇,什麼壞人都有。你別整頓,隨他們去,否則,「奸人安所容乎?」

簡而言之,壞人的蛋糕雖然是不法所得,但你別亂碰,碰了要出事。

碰了要出什麼事?當然是要命的大事。

當呂后晚年試圖改變蛋糕的分配,打破軍功老臣對國家行政權力的壟斷(以擁有軍功之臣和外戚雙重身份的呂產為相),軍功集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

在陳平和周勃的秘密串聯下,他們趁著呂后新喪,血洗了呂氏一族,處死了少帝劉弘,並編造了「安劉必勃」的劉邦遺言。

顯而易見,腐敗與否不是問題,蛋糕分配才是關鍵。

其實,許多時候,腐敗不僅是維繫統治的潤滑劑,甚至還是維繫社會活力的要件。

畢竟,許多按正常程序應該辦成、但實際上按正常程序永遠也辦不成的事情,還可以靠腐敗解決。

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不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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