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沒有誕生牛頓、愛因斯坦式的偉大科學家?

本文來源:劉三解freestyle(微信id:liusanjie110119)

作者:劉三解(鳳凰新聞主筆)

問題如下:

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式的偉大科學家?

回答如下: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拆成兩個,而不是一個答案。

其中一個問題是,近現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古代產生?

另一個問題是,上述的科學家,實際上是科學史,甚至是人類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這裡除了古代的土壤,又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後,為什麼仍舊沒有產生如此偉大的科學家?

前者,其實愛因斯坦已經在1953年給斯威策的信件中,給出了答案。

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沒有誕生牛頓、愛因斯坦式的偉大科學家?

斯威策( JS Switzer )是一位美國陸軍上校,退休後到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

期間他選修了漢學家Arthur F.Wright的閱讀課( Reading Course ),探討「中國有沒有科學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 )」。

為此,斯威策私下將課上討論的主要問題寄給了愛因斯坦,並得到了回复。

愛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翻譯過來就是:

西方科學發展是建立在兩個重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

希臘哲學家們(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通過系統實驗找到因果關係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不必對中國哲人沒能走出這些步驟大為驚訝。

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學發現。

就此,我們可以看到愛因斯坦作為頂級科學家,對於中國沒有產生科學土壤的理解,就是「科學」的出現本身就是「偶然的」、「令人驚訝」的;

推而廣之,除去西方文明之外,古埃及人、古巴比倫人、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印加人、毛利人都沒有「發明」科學。

中國祇是這些沒有經歷「基因突變」的文明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真正應該關心和討論的是,在公元16世紀諸多傳教士已經將上述內容帶入中國,並有一部分中國士大夫深入翻譯和學習之後,為什麼這些文明成果並沒有繼續發育?

這也是第二個問題的根源所在。

現實問題是,當人類文明的指針撥到了近現代,原本孤立的、分散的、原始的基於個體的體悟,而進行數量疊加的技術、經濟乃至於文明,都面臨著成系統的、分工明確的西方文明的挑戰。

前者,實際上是「反專業化」的。

樂於以一種田園詩式的浪漫,來對任何實際問題進行個體感悟和情感平移,並美其名曰「文化」和「悟性」 ,自始至終充斥著一種「整體論」的邏輯。

比如看到華盛頓之後,評價以堯舜禪讓之風,進而解釋為中華古已有之。

了解瞭望遠鏡的原理,則從《墨子》中提取「小孔成像」,進而自詡為祖宗早已見識。

類似的「兼收並蓄」和「不求甚解」,在近現代中國精英中比比皆是。

而明清文明序列的中國,社會輿論和政治權力的掌握者,一直是這些偏重於政治上進的精英。

如梁啟超,雖然有學問引介的殊功,卻也不免削足適履的私心,種種理論的引進,往往會經過這些精英的裁剪。

可以說,自中國的國門開啟初始,這種開眼看世界就是小孔成像的失真形象。

真正的改觀,來自於清末新政的完全變更新學學制,等於是從根基上塑造新的學子。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民國時代(1912年—1949年)自然科學界成材的人物,往往就是這個變革之後的產物。

儘管他們大放異彩,已經是在國民政府時代(1927年—1949年),甚至是新中國了,但是他們的根子恰恰是清末新政之後的新學教育體系

而這一群「大師」,恰恰趕上了一個學術「全球化」的尾巴。

世界還沒有邁入冷戰的語境,讓他們的個人努力可以與世界科學發展的步伐亦步亦趨,從而有所建樹。

事實上,在國外的研究環境下,取得世界級成就的人也並不少。

但是,由於其數量級基礎的「微小」,哪怕按照同比例,甚至放大比例,也無法出現愛因斯坦這樣的人物;

要知道,普魯士進行義務教育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的,而大德意志地區(含奧地利、捷克)的大學,培養出的科學人才是中國新學培養出的同等人才的千倍、萬倍。

再往後,到了基本不可說的時代,其問題從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就能看得出來,重應用科學而忽略基礎科學,這一點,是與蘇聯的影響分不開的;

但是,蘇聯擁有非常深厚的「基礎科學」群眾基礎,哪怕是解體之後,其數學、物理學的研究水平仍在世界科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而中國的純照搬,恰恰忽略了底子上的區別。

更有意思的是,建國之後,哪怕是知識分子地位提升之後,對於其定位,仍舊是「實用性」的,因為只有「實用」的東西才能指揮、才能使用;

在這個邏輯基礎上,科學家本身的人格、人性在廣泛的體制層面也是不完整的,因為就不需要你完整的自我意識表達,你只是大體系中的一顆螺絲釘罷了。

螺絲釘可以盡職盡責,可以恪盡職守、嘔心瀝血,可誰聽說過螺絲釘能夠創造什麼新事物出來嗎?

說得直白一些,你撒下去的是大豆的種子,回頭問為什麼不產水稻,要麼是蠢,要麼就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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