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台灣紅色警戒。

「獄中已決定,此生須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從前一樣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們能做的我都能做。」

本文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中國知名社會、歷史自媒體)

作者:日飛、劉喜

1946 年10 月,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第一次來到光復後的台灣,受到當地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他當場欣慰地宣布這是他平生最愉快光榮的一天,「心頭真有說不盡的喜悅。」

興奮之餘,蔣介石一番視察後,還留下了「台灣尚無共X之細胞,可稱一片乾淨土」的心得。

1949 年,台灣紅色警戒。

此時的蔣多半不會想到,僅僅三年後,不但他本人將在這裡度過平生最黑暗的時期,而且這片「乾淨土」上的不少年輕人也將秘密投身共產黨的「細胞」 ,準備從背後給他致命的一擊。

回歸祖國初體驗

蔣介石的說法,並非單純出於良好的自我感覺。光復之初,不少本地人對回歸祖國懷抱充滿熱情和期許,令赴台公幹的國府官員驚喜不已。

1945 年10 月,國府外交官邵毓麟赴台參加光復儀式時便發現,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多數人從未做過中國人的台灣人民,歡迎國民政府的熱烈程度竟然超過了淪陷不到八年的首都南京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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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家阮朝日,光復當天一路雀躍回家,大喊:「我們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做中國人了!不再做日本人!」他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特務部門殺害

台灣人民的愛國熱情並非憑空而來。此前日本殖民當局的治理風格簡單粗暴,往往不加掩飾地對「本島人」(台灣人)和「內地人」(日本人)搞區別對待,甚至在遇到抗爭時公然論證歧視政策合理,早已是普通台灣人的心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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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920年代發表著名的歧視合理演講,成為不少原本有志報效天皇的台灣青年的夢醒時分

如今台灣人回歸祖國,無疑將與大陸同胞(台語稱為「唐山人」)平等做人,自然歡欣鼓舞。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多年向日本殖民者爭取而不得的地方自治,現在似乎隨著光復有了希望。

有一些受過教育的台灣鄉紳和知識分子,過去曾經聽說過中華民國實行「聯省自治」,如今便不免暢想起台灣在其中的美好未來。

1949 年,台灣紅色警戒。

▲美國駐臺情報人員在1946年3月的報告中指出:「大多數台灣漢人曾經熱切期盼回到中國,期望與中國公民一樣受到完全平等的對待。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無知,一如中國對於台灣的無知。」

因此,日本投降後,台灣人民立刻表現出了空前的參政熱情,組建了政治研究會、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台灣建設協進會等組織,準備在新的政治環境中貢獻力量。

他們報效國家的熱情和方式,很快便與新祖國發生了衝突。

1945 年11 月17 日,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上任還不到一個月,便發布《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下令所有本地政治團體停止活動,等候審查。

比陳儀更早一步來台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員,則到處宣講「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國民黨訓政理念,以教化急於民主的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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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第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後因「通共」被蔣槍決

除了組黨參政之路不通,台灣人要走體制內路線也頗有困難。

在國府看來,台灣本省人長期受日本殖民教育,甚至有二十萬人作為皇軍戰士和軍屬參戰,不但忠誠程度可疑,很多人寫中文、講國語也有困難,對國民政府的公文流程完全陌生,很難勝任中級以上的公務員職務。

到1946年底,外省人在台灣高級文官中比例高達92.99%,中等文官中也佔72.68%。

餘下的中高級官員中,多數也並非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是日治時期奔赴大陸、在抗戰中與國府深度合作的「半山」人士(半個唐山人)。他們多年遠離台灣社會,自成政治集團,具體操作不無兩頭挑撥從中漁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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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半山」人士連橫、連震東父子。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情報部門的報告中認定半山人士離間政府與人民感情:「一面向政府進言『台民奴化』……一面向台胞宣揚『阿山』腐敗……」

加入國民黨算是少數對台灣人開放的參政渠道之一,但在具體執行中也不無偏差: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本人是客家人,結果黨部也穩步發展成近乎客家人團體,本省人反而鳳毛麟角。

不過,比起參政自治夢想的破滅,更讓光復的喜悅難以持續的還是外省來台軍政官員的施政表現,常讓剛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錯愕不安。

乾淨土的痛苦

台灣人對中華民國的體驗,從一開始就不算正面:1945 年10 月,第一批赴台國軍剛登陸基隆,便以其挑著扁擔、吊著鍋子被褥的邋遢軍容,令列隊歡迎的台灣民眾吃驚不已。

陳儀到任行政長官後,更是在第一次廣播演講中就呼籲來台公務員「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令本地民眾頓時心生不詳的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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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7日,國軍第70軍官兵搭乘美軍戰車登陸艦抵達台灣,軍容憊懶的他們給台灣人民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

現實很快證明陳儀的告誡並非無的放矢,不但在沒收日人資產的問題上,國府不時上演多個部門彼此爭搶的不堪場面;基層兵痞的不良表現,也給台灣人留下了多年揮之不去的印象。

在台灣人後來對「蔣介石帶來這批人」的回憶中,後者不但屢次犯下搶劫、強姦等犯罪活動,公然「把國家財產當戰利品」,而且還搞出了不少正常社會難得見到的邪門景象,如「地方警察向法院警察開槍」。

除了基層人員素質不堪,國府本身也不乏魔幻招數,例如在台灣接收初期,國民黨當局曾向一些本地流氓浪人提供賞金,請他們協助維持秩序、查抄資產;結果混亂時期一過,又突然將這些接收功臣一網打盡,判處苦役甚至死刑。

這種特殊的治理技巧,令尚未撤離台灣的日軍人士都發出感嘆:「此種中國警察當局的巧妙,實日本警察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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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後的台灣警察

等到蔣介石赴台視察時,台灣人對國府已經牢騷滿腹。1946 年3 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建成後,很快淪為市民上訪中心,結果與陳儀政府關係搞僵,自嘲為「不受歡迎的目擊者」。

不過,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工作也並非完全錯亂。在光復初期,蔣介石的「乾淨土」一說,便並非憑空猜測。

台灣本地雖然遠不是沒有共產主義者,但他們在殖民當局的強力壓制下早已勢單力薄,儘管光復後重新活躍起來,但也全在國民黨情報部門的視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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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台灣共產黨被一網打盡,島內共產黨勢力趨近於零

1947 年初警備總部用以指導監控工作的《各縣市奸黨分子名冊》中,不但將日治時期參與過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左翼人士悉數列入,連剛剛化名潛入台灣不久、尚未大舉開展工作的第一批中共人員都榜上有名。

而且,這一時期延安派來的地下黨人,本來也不太讓國府操心。他們1946 年進入台灣後,工作效率長期低下,第一年只發展得七十多位地下成員,基本沒有造成破壞的能力。

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台灣這片「乾淨土」確實名不虛傳。長期以來,中共在這裡的積累都約等於零。

憤怒的台灣

抗戰爆發前,中共基本未把台灣考慮到中國革命的範圍裡,最多只將「福建的台灣人」跟「滿洲的朝鮮人」、「北方的蒙古人」並列為工作對象,較少關注台灣本島的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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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六大通過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中,認為「福建的台灣人」對革命有重大意義。圖為六大會址

台灣本地的左翼思想係自日本舶來,1920 年代預備成立的台灣黨組織,也根據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被擬定為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支部。

結果,台共還沒有籌組成立,上級日本共產黨就已慘遭當局一網打盡,台灣左翼青年一時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臨危受命,開始建黨大業。1928 年4 月15 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組織關係隸屬日共,實際由中共代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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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舊址——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金神甫照相館」二樓

這些黨員很快遭遇了和日本上級相似的問題,建黨僅十天后,他們即被日本警察清剿,主要黨員紛紛被捕並遣送回島。

其中的一位建黨幹部蔡孝乾,因為未出席「一大」而倖免被捕,從此進入蘇區,隨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成為老資格的延安干部。

抗戰開始後,隨著國府將光復台灣列為志在必得的目標,中共也開始考慮自己在台灣的發展。

1946 年,蔡孝乾被中共任命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書記派回台灣,任務便是從零開始,在台灣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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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後中共派出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

然而,這個任務對蔡來說,遠沒有看上去那麼容易。他流亡大陸已有十八年,在台灣的社會關係幾乎完全局限於蟄伏多年、成員早已紛紛改行的老台共分子及外圍人員,難以在素人中從頭髮展新黨員。

至於台共的老同志,又並不適合深度參與省工委的地下活動。他們的身份眾人皆知,光復後又紛紛活躍起來,早已是國民黨的重點監控對象,對於地下黨而言更多意味著危險。

而且,此時的台灣省工委,本來也沒有必要冒著巨大的風險去迅速擴大組織——中共軍隊此時還在遙遠的北方,國民政府也沒有遷往台北的打算,台灣地下黨員暫時還沒有多少重大的地下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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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7日,中共駐京人員董必武等返回延安,張治中到場送行。3天后,國軍開始進攻延安

就在此時,天時地利人和卻忽然站在了省工委一邊,使得他們有機會從一個幾乎不敢公開活動的小組織,迅速變成了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必須全力打擊的重要力量。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突然在台北爆發,並在幾天內蔓延至全島。國軍和本省人的激烈衝突,造成了台灣人與國民政府的尖銳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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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倒地的普通民眾

國民政府立刻歸咎於中共煽動台民,而台灣風起雲湧的抗爭運動本來也是地下黨開展地下工作的良好時機。但當時的省工委太過弱小,雖然成員積極參與抗爭,但要領導運動卻並不容易。

蔡孝乾本人直到被國民黨逮捕、投誠並招供大批同志後,仍然堅稱自己當初「實在起不了整個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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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大佬、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也就二二八事件表態:「我們件件事都說是共產黨,到台灣去還得領護照,台灣有什麼共產黨?」

蔡孝乾在台共中的老同志,倒確實在二二八事件中有神勇表現。特別是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謝雪紅,在台中組織領導民兵武裝「二七部隊」與國軍衝突,成為事件中武裝抗爭的代表人物。

不過,謝雪紅雖然是老台共的核心黨員,但與省工委的關係卻只能說若即若離——她既深知自己目標太大,同時作為堅定的本地老革命又對蔡孝乾之流缺乏好感。

蔡氏當年跑路中共蘇區後,她還親自主持台共會議,以「貪生怕死」罪名將其開除出黨。

謝對蔡的這一評價堪稱一針見血,蔡孝乾不但在二二八期間表現遠不如老同志般勇武,而且在事件逐漸平息之後仍然謹慎不減當年,認為局勢凶險,黨組織不宜活動。省工委因此暫時停止工作,直到下半年才逐漸恢復。

而在此時,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台灣左翼老同志,都已經為了人身安全的考慮,在二二八事件後紛紛逃離台灣。乍看上去,蔡孝乾在台灣搞地下黨的主要渠道,也已經隨著二二八而破壞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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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後來北上作為民主黨派參加政協。後批鬥成右派,1970年逝於北京。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蔣經國同年訪美時遭遇台灣留學生行刺,由此產生的「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之問,被認為是蔣上台後許多舉措的起源

不過,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台灣人也普遍對國民政府傷透了感情,一年半以前光復的喜悅如今蕩然無存,憤怒情緒則與日俱增。

一度寄望參政的台灣老一代精英,如今深感震撼,從此大批退出了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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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戰後初期曾熱烈歡迎國民政府,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中九死一生。據他的兒子、後來的台獨巨頭彭明敏回憶,父親當時甚至「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

而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1915-1930年間出生、接受了完整的日本「國家奉仕主義」教育而被稱為「戰爭世代」的台版昭和熱血青年,則有不少人將在激憤中作出另外一種選擇。

他們成為了省工委新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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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悲情城市》中二二八死難者在監獄中寫給家人的遺書

昭和男兒入黨記

1948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正式宣告奪取全中國的決心。與此同時,國共雙方都開始意識到,台灣或許將成為國府的最後陣地。

台灣地下黨因此變得重要起來——要負擔起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攻台的重任,省工委現有的規模顯然遠遠不夠。

剛藉著二二八的東風提高了一點工作效率的蔡孝乾等前線幹部,不久便被召集到香港舉行的台灣工作會議上,最終得出結論:為了盡快擴大台灣地下黨的規模,為解放台灣創造條件,「應以台人治台的口號來號召台灣人民。」

謝雪紅、蘇新等人在香港建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此時便以其極能激發想像力的名稱,成為了省工委吸引台灣人民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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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重鎮基隆中學

這套對症下藥的話術,很快在黨員招募工作中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到了1949年底,省工委的組織已經「遍及全省各階層各城鎮」,蔡孝乾的報告中稱,已發展「黨員兩千人,群眾五萬人」。

台灣解嚴多年後,當年的省工委黨員接受學者訪問時,被問到他們心目中台灣解放後的美好未來,經常出現的答案便是「台灣人可以自己管理台灣人」。

這些願意為顛覆國民政府作出貢獻的地下黨員,多數都是在日本殖民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昭和一代青年,與內地黨員往往有明顯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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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昭和男兒、至晚年仍推崇武士道精神的李登輝,曾於1947年加入共產黨

在文化愛好、乃至生活語言方面,省工委黨員與大陸黨員的差別更加普遍。出身屏東的省工委成員鍾浩東英勇就義時,獄友齊唱他喜愛的日語歌曲《幌馬車之歌》送別。

省工委動員人入黨的過程中,不但往往雙方都以日語對話,而且內容也帶有日式歷史漫畫的奇妙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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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男兒志願投身共產主義革命,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並不稀奇:這一代台灣青年在學生時代往往遭到過系統的「皇民煉成」教育,即使對神道教信仰、大東亞戰爭等具體內容心懷抗拒,但「為了社會整體利益而奮勇鬥爭」這樣的熱血觀念卻早已潛移默化於心。

由於台灣終究未獲解放,這些黨員直到覆滅都幾乎從未親身浸淫過真正的內地黨文化,不但學習中文共運書刊難免覺得不如日文好懂,就連上刑場喊的口號也是稍顯怪異的「台灣民主萬歲」、「中國民族萬歲」、「毛澤東萬歲」,不懂得對萬歲人士不宜直呼其名。

在台灣地下黨員的人數越滾越多的同時,國民政府也如自由落體般喪失大陸。

解放軍節節勝利、離台灣越來越近的消息,迅速地通過黨組織傳到地下黨員們耳中,他們期待已久的決戰時刻似乎已經指日可待。

大江大海1949

1949 年8 月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宣示美國退出中國內戰,等待國共之間決出最後的勝利者。1950 年1 月,杜魯門總統又公開宣布不會防衛台灣。

1949 年,台灣紅色警戒。

國民政府解散、蔣介石赴美流亡,都已經進入了美國政府的後續安排。

台灣自此陷入最危險的境地,中華民國隨時面臨徹底覆滅的威脅。

雖然解放軍1949 年10 月下旬對金門的攻勢遭遇挫敗,但當時幾乎無人相信台海會進入持久僵持。局勢一目了然,只要所需艦船到位,台海戰爭將隨時爆發。

為了配合解放軍對國府的最後一擊,省工委開始了在台灣的全面部署。他們首先到處蒐集台灣各個港口的地形、水文資料,以及台灣駐軍的各種情況,包括中級軍官們的地址,以便發宣傳品策反。

為了配合解放軍攻台作戰,蔡孝乾還著力於發動鐵路局、郵電局、汽車司機的地下組織,以在戰爭爆發時扼死國民黨交通,配合解放軍運輸登岸部隊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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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委的同志們已扯好了做五星紅旗的紅布

然而,地下黨的活動越來越活躍密集,解放軍大軍卻總是苦盼不至。

國府在竭力部署軍隊防禦解放軍的同時,也開始在島內大舉剿滅潛伏的地下黨,「白色恐怖」的高潮自此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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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8 月,基隆市委會、高雄市委會陸續被破壞,1950 年初則連省級委員也紛紛被捕,省工委遭到第一撥嚴重打擊。

到了4 月,省工委書記、台灣地下黨的締造者蔡孝乾也第三次被捕,並徹底交代了他手中的情況,甚至連帶招供出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是中共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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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與聶曦、朱諶之、陳寶倉等四名「匪諜」在死刑行刑前寫遺囑

中共地下工作者們的英勇故事,不但在國民黨報紙上遭到嚴詞批判,有時還被《鈕司》等本地媒體寫成色情小說體裁的報導,向普羅大眾宣傳反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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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打擊則來自美國,1950 年6 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改變政策,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

空做了一大堆準備的台灣地下黨,從此再也沒有了與解放軍配合作戰的指望。

餘下的中共在台「細胞」,則在此後被國民黨當局逐一獵殺殆盡。根據白色恐怖相關研究,從1950-1954年間,共有7267人牽涉進「叛亂/匪諜」類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省工委和台盟。省工委黨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在台灣加入中共的本省籍人士,其中多數都是1920 年後出生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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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山區下山投降的中共黨人宣誓效忠國民黨政府

昭和男兒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最後一擊,至此終於徹底熄滅。而最初點燃他們怒火的二二八事件,則在今後幾十年間成為台灣人不可言說的超級禁忌。

後來成為大陸政協委員的老台共黨員蘇新,以其記述二二八歷史的著作《憤怒的台灣》,向不少動員戡亂時代偷讀禁書的台灣本土青年普及了那段恐怖的往事。這些讀者中,不乏有人走上與蘇新相反的道路。

不過,在島內活動、協助解放台灣的設想,並未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滅絕。

2017年1月1日,南投建築商魏明仁便在通過法律拍賣途徑巧佔的禪寺上方升起中國國旗和中國共產黨黨旗,準備迎接組織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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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仁表示:「台灣生活非常痛苦,希望把二水這個基地作為井岡山基地,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解放台灣,收復國土。」

本文大量材料參考自陳翠蓮的著作《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和林邑軒的論文《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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