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國人怎麼學英文?come是「康姆」,go是「谷」

清末民初,中國人怎麼學英文?come是「康姆」,go是「谷」

本文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

作者:鄒振環

商務印書館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個巨頭。

可以說,商務印書館是倚仗近代教科書編纂與出版而崛起和發展的。

那麼,商務印書館為什麼會崛起?

首先要佔領市場,這得靠教科書,英文教科書就是一個重要方面。

近代中國人學習英語,最早在廣州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形成風氣。

英語教學或被動或主動地在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即所謂「同文三館」官方主辦的外語學堂中形成規模,英語讀本也在19世紀下半期,形成了外國傳教士、官辦出版機構和民間書坊三個編刊的系列。

但正式英語教科書的編纂,卻是因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的籌建而漸趨走向正軌,並建構規模效應。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執英語教科書市場之牛耳,原因在於其善於網羅英語人才,重視館外編譯力量,慎選名家名譯,並建立起自身的批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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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番話」「洋涇浜英語」與官辦外語學堂

明末清初,中國人最早接觸的歐洲語言是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英語是19世紀初因為英國新教傳教士如馬禮遜等到中國來,人們才開始正式接觸的。

古代中國人有「天朝中心主義」觀念,明末清初很多士大夫不屑學西方語言。

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人仍把歐洲文字稱為「蟹行文字」,把歐洲語言稱為「鳥語」。

當時東南沿海的一些商人為了商貿需要,也學一點英語。

那時的英語被稱為「洋涇浜英語」,或稱為「紅毛番話」。

「紅毛」指歐洲人,因為他們是紅頭髮或金頭髮。

當時底層商人使用的番話讀本是編成詞彙式的,有點像今天的外語學習詞彙表。

「紅毛番話讀本」或「通用番話讀本」多分成「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食物雜用門」等,每個門類由幾十個名詞組成,每個詞條下面沒有英文字母,全都是用中文來標註歐洲語言的發音。

如1到10的發音,是溫、都、地理、科、輝、昔士、心、噎、坭、顛。

這個發音多是粵語系統的發音。

這些「紅毛番話讀本」當時流行很廣,版本很多,但有些共同特點:第一是詞彙量少;第二是發音簡化;第三是留有「洋涇浜葡語」的痕跡,絕大多數沒有英文標註,只重詞語,不重句子。

最初活躍在上海或寧波等一些通商口岸的翻譯,是一批所謂「露天通事」。

他們通過番話讀本,學會了一些「洋涇浜英語」。

也有些人是通過所謂「洋涇浜英語山歌」學習英語的,上海就流行過這類「山歌」,且有很多版本。

「山歌」也都是中文字,括號裡的英文是後人標上去的。

比如下面這段商貿交際用語「山歌」用上海話來讀,更接近於英語的發音:

來是「康姆」 (come)去是「谷」 (go),是叫「也司」 (yes)勿叫「糯」 (no)。

「翹梯翹梯」 (吃tea)請喫茶,「雪堂雪堂」 (sitdown,sitdown)請儂坐。

「麥克麥克」 (mark,mark)鈔票多,廿四塊洋鈿「吞的福」 (twentyfour)。

真嶄實貨「佛立谷」 (very good),如此如此「沙鹹魚沙」 (so and so)。

再比如下面這段關於物品的:

烘山芋叫「撲鐵禿」 (potato),靴叫「蒲脫」 (boots)鞋叫「靴」 (shoe)。

小火輪叫「司汀巴」 (steamer),東洋車子「力克靴」 (rickshaw)。

還有下面這段表示不同稱呼或稱謂的:

洋行買辦「江擺渡」 (comprador),混帳王八「蛋風爐」 (daw fellow),「那摩溫」 (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殺老夫」 (shroff),「畢的生司」 (poor person)當票多,紅頭阿三「開潑度」 (keep person)。

自家兄弟「勃拉茶」 (brother),爺要「發茶」 (father)娘「買茶」 (mother),丈人阿伯「發音落」 (father-in-law)。

這樣的洋涇浜「山歌」當時很流行,上海很多不同的文獻中都記載。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打到北京。

1860年簽訂《天津條約》,規定將來所有的中外條約都要附有洋文(主要是英文)。

因此,清政府就需要自己的譯員,而當時懂英文的大多是出生底層、靠「洋涇浜山歌」學習商貿英語的通事。

「洋涇浜英文」不上檯面,也無法讓這些人參與政府之間的談判。

清政府覺得有必要由政府出面,辦外語學堂培養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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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派首領奕䜣在奏摺上寫道,希望在廣東、上海選13至14歲的孩子到學堂裡專門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將來翻譯外交文書和充當口語譯員作準備。

總理衙門請了《瀛環志略》作者徐繼畬擔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相當於今天的校長。

1862年起,在北京、上海、廣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陸陸續續辦起了外語學校。

其中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即所謂「同文三館」最為重要。

同文三館除了教授外語,還教授科學等知識。

同文三館也編過英文讀本,在這些晚清官方編纂的英文教材中,最有名的是汪鳳藻翻譯的英文文法教材《英文舉隅》,以美國人柯爾(Simon Kerl)的《文法》( English Grammar)一書為藍本。

現在看來,該教材內容很簡單,主要是有關英文的名詞、代名詞、冠詞、形容詞、動詞、系動詞、介詞、連詞、感嘆詞,當時的寫法與今天不一樣,稱為靜字、代靜字、區指字、系靜字、動字、系動字、綰合字、承轉字、發語字。

在民間,除了「洋涇浜讀本」以外,也有些傳教士參與了英文讀本的編寫。

如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23年在澳門出版的《英國文語凡例傳》、英國外交官羅伯聃編纂的《華英通用雜話》等。

有些中國學者也參與了讀本的編纂,如子卿編寫的《華英通話》及《華英通話集全》等。

在寧波和上海流傳的還有《英話註解》。

這本書的寧波版本分為39類,第一部分是事物的分類,有各國鎮頭門、天文、地理、時令、君臣、人倫、師友、工匠、宮署、屋宇、帳房、船車、軍器、器皿、床鋪、筵席、衣服、五穀、食用、醫道、人身、禽獸、花草竹木、數目、銀數目、洋數目、五金、顏色、蛇蟲、秤尺什件、稅捐、進口貨、出口貨門,內容比較前述《紅毛番話》要正規,收錄詞彙有中文和英語,並有中文標註的英語發音。

該書的第二部分是些簡單對話,有短句,有長句,但並沒有擺脫「洋涇浜」的表達方式。

比如「儂曉得嗎」,標註的英語是「You can understand」;「你幾時走」作「You go what time」;「不要忘記」作「No want forget」。

說到中文標註的英語發音,《紅毛番話》多是粵語發音,而《英話註解》則全是寧波話發音,當時叫「勾章鄉音」。

那時中國人編寫的類似《英話註解》這樣的讀本還有不少,如:1862年廣東緯經堂出版的唐廷樞著《英語集全》,1868年鄺其照編寫的《英語初階》和《英語彙腋》,1874年上海申報館出版的曹驤編譯的《英字入門》,1884年點石齋光緒十年出版的石印本《無師自通英語錄》等。

還有些中國人所編的英語讀本,是在教會系統出版機構出版的,如1879年在美華書館出版的楊勳的《英字指南》。

可以說,傳教士、官方出版系統與中國私人刻書及商業書坊等,共同參與了英文讀本的出版活動。

上述這些機構編輯出版的英文讀本,不僅內容缺乏現代性,而且沒有按近代學堂課程體系循序漸進地編寫。

類似《無師自通英語路》,全都是由句子組成的,而非教科書般有第一課、第二課,缺乏教學系統。

正規英語教科書、英語教學資料和英漢詞典等讀本的規模性出版活動,可以說是因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的籌建而啟動的,而且因此漸趨走向正軌,並建構規模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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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英文部」

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成立,從1898年開始出版英文讀本。

在1898至1911年的14年間,共推出各類英語教材和英漢對照參考讀本(不包括辭書)共計126種,此一時期出版界總共出版的英文讀本約180種,商務印書館約佔總數的70%。

商務印書館126種英文讀本內容涉及「初級讀本與中小學教材」、「語音會話」、「英語語法」、「英文寫作」、「英語文选和知識讀本」、「英漢漢英等翻譯」和「英漢漢英辭典」七大方面。

無論從出版的數量,還是內容的廣泛性來看,在晚清英語教材出版市場中,商務印書館都堪稱執牛耳者。

這一出版實況與商務印書館特別重視英文教科書的編纂、1902年成立編譯所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有著密切的關係。

商務印書館建立之初,是一個開在弄堂裡的印刷作坊,樓下是印刷作坊,樓上住人,夏瑞芳就住在樓上。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的名稱,無論中文英文,都說明這是個商業性質的印刷廠,其形象的改變是從《華英初階》這本教科書開始的——1898年出版的《華英初階》和接著出版的《華英進階》,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套具有近代教科書性質的英文讀本。

但在1898年之前,商務印書館還沒有編譯所(1902年才建立)。

當時教科書編撰沒有形成一個群體,主要靠謝洪賚。

1900年夏瑞芳收購了日資聚文印刷所,同時購入了一批質量不高的日譯本,經濟上受損以及創辦3年來的出版實踐,使他越來越感到商務印書館應該有自己的編譯隊伍。

於是,1902年他與當時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的張元濟商討創建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這一核心部門。

在1931年之前,該所繫商務印書館所屬的與印刷所、發行所平行的負責翻譯、編纂、編輯的出版部門。

編譯所設有各專業部,其中國文、英文、雜纂是三個最早建立的專業部。

據我考證,對外使用「英文部」作為正式名稱,大概是在民國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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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裡對1916年的「英文部」有詳細描述,他當時就在「英文部」的英文函授學校工作。

這時的「英文部」裡只有7個人,部長鄺富灼,主任周越然,編輯平海瀾、週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員黃訪書,辦事員胡雄才。

上海圖書館展出過一幅192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照片,「英文部」就在這座長方形三層大洋樓的二樓,三面有窗,進門先是三個會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門窗,一道板壁把會客室和編輯部大廳分開,有點像今天公司裡的格子間。

據茅盾描述,各部部長、各雜誌編輯主任,包括「英文函授學校」主任周越然,都用一般寫字台,只有英文部部長鄺富灼用的是大型的最新式的寫字台。

這個寫字台的檯面三分之一裝有高約二尺的木架,分成許多小格,備放各種文件。

有個捲簾木罩裝在木架頂上,把它拉下,就能將整個檯面罩住,設有暗鎖,鄺富灼離去時,只要將捲簾式木罩拉下,就能把裡面罩著的文件都鎖起來。

後來的複旦大學外文系教授葛傳槼,1920年代是商務印書館的小編輯。

他記述了後期英文部的詳細狀況:1926年底「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齡最小(僅二十歲略多)者。

部長是鄺富灼博士……幾乎不懂漢語(作者註:據很多人回憶,鄺富灼很小的時候就去了美國)。

大家相互談話都用漢語,但跟鄺博士談必須說英語,稱他\’Dr.Fong\’;寫一個便條給他也必須用英語。

除對鄺博士外,大家用漢語談話,可是互稱\’Mr.\’加姓,而不用\’先生\’、\’君\’、\’兄\’、\’翁\’等,這是上海當時某些\’高等華人\’的慣例……

英文部內存有豐富的資料,而且互相請教也蔚然成風……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函授學社英文科第四級當教員。

所謂\’教\’,就是修改作業和回答問題。

不論修改作業或回答問題,我有疑問總是不恥上問,得益不少……

我盡量利用英文部中備有的各種參考書。

我在到英文部以前,雖然也知道些大型英語詞典,如英國的The Oxford English Di ctionary和美國的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但從來不曾見過,到了英文部,可說大開眼界。」

1929年鄺富灼退休,「英文部」由英文編輯胡哲謀接任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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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就在這座長方形的三層大洋樓的二樓

謝洪賚與「印度讀本」英語教科書的本土化

夏瑞芳和商務印書館其他幾位創辦人(如鮑咸恩、鮑咸昌)早期在教會學校清心書院讀書時用的課本,即英國人給印度小學生編的Primer。

但書中很多內容是用英國或印度的內容來舉例,給中國的英文學習者帶來很大的不便。

由此,夏瑞芳敏銳地註意到英文讀本中國化的問題。

那麼,請誰來做教材本土化的漢文註釋工作呢?

夏瑞芳想到了創業同仁鮑咸恩、鮑咸昌的寧波老鄉謝洪賚。

謝洪賚11歲時被選送到蘇州博習書院讀書,學行優異的他受到了國文教員朱鼎卿的器重。

在朱氏的指導下,謝洪賚閱讀了大量儒家經典文獻,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他的勤奮好學和紮實的中西學問得到了書院院長潘慎文的賞識。

1892年,謝洪賚從博習書院畢業。

1895年,潘慎文調任上海中西書院院長,謝洪賚隨之來到中西書院。

他是一個典型的「工作狂」,參與了大量教科書的編寫,還在上海各大雜誌社編譯了很多文章。

被夏瑞芳請到商務印書館做兼職編輯時,謝洪賚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工作。

很可惜的是,43歲時他因肺病去世了。

1898年商務印書館在推出《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兩書後,又連續編出《華英進階》第2至第5集。

1899年將《初階》和《進階》合成一集出版,題名《華英進階全集》。

《華英進階全集》內容豐富,選了很多西方的名人傳記、生活常識、奇聞軼事等,2集到4集中涉及大量動物,5集中夾雜不少文法、應用文體裁寫作等內容的課文。

最重要的是,謝洪賚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對原作中的許多內容進行了刪改,將關於印度生活的內容刪除,補充了中國相關內容,比如4集裡出現了他編寫的中國私塾。

《華英進階全集》的編纂方式已初具近代英語教科書的模型。

一是採用漢英對照的編排方式,編譯該書的目的在於通過漸進式的課程,以教授最簡單和最實用的詞彙,根據初學者的程度循序漸進地安排英文教學的內容。

每一課中一般教授6個新單詞後,均搭配有6個例句,旁為文言翻譯。

如,「My」譯成「吾之」;「He and I can go」,譯成「彼與吾可以去」。

全書分為「字母表」、「兩字詞」、「三字句」,直至「五字句」等,最後為「宗教課程」 (Religious Lessons),包含一些基督教宣傳,如「God gave me」,譯成「上帝造吾」等。

二是每一課中均有「教師指導」,這是謝洪賚加入的,以此針對課文的教學要點,對教師的講授技巧加以指導和建議。

在特別為新單詞搭配的備註「發音」 (Pronunciation)中,著重強調了發音時唇、舌的位置,力爭讓學生在教師的幫助下,打下良好的口語基礎。

三是每二到三節課,有「複習課」 (Revision),列出容易混淆的字詞以備察看。

這一教科書的編寫方法,為後來中國人自編英語教科書開創了良好的範例。

這一系列教科書的影響力很大,胡適、梁漱溟、鄭曉滄、錢玄同、章克標、戴家祥等人,早期學英文都是讀這批教材。

有位楊宇霆,在1902年清朝政府選派赴日留學生測試外語時,據說把《華英進階全集》從頭到尾背了一遍,也可以證明這一教材當時非常風行。

1907和1908年張元濟給正在學英語的光緒皇帝呈進書籍,其中就有《華英進階全集》。

可以說,商務印書館選擇「印度讀本」Primer作為打響教科書市場的第一炮,是商務創辦人「市場調研」與英語專家謝洪賚「學術分析」的雙重選擇結果。

儘管商務印書館初創之際沒有「英文部」,但這兩本書是英文教材中出類拔萃的讀物,謝洪賚實際上是「英文部」成立前最重要的負責人。

顏惠慶和《英華大辭典》

顏惠慶是江蘇上海人,父親顏永京是晚清著名的華人傳教士和西學翻譯家。

童年時代的顏惠慶就在父親的教導下,培養了良好的英語能力。

1895年顏惠慶赴美留學,先入聖公會中學,後升入美國弗吉尼亞大學。

1899年,留學期間的顏惠慶與商務印書館另一位編輯王佐廷合作訂正了鄺其照編的《商務書館華英字典》。

1900年畢業回國後不久,他即被上海聖約翰大學聘為英文和數學教師。

在聖約翰大學教英語的時候,他主動用英漢互譯的素材,編了一本《華英翻譯捷決》讀本,190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由100課組成,類似教科書。

考慮到當時社會對英文辭書的需要,商務印書館邀請顏惠慶來編一本《英華大辭典》。

顏惠慶當時還在聖約翰大學當老師,就帶領畢業生嚴鶴齡、徐善祥、周貽春、曹慶五、俞慶恩、趙國才、陳達德、謝昌熙、周森友、徐銑、張文廷、吳遵潮等,參與《英華大辭典》的編纂。

這批人後來有不少進入商務「英文部」做編輯。

1908年,《英華大辭典》正式出版。

這本書以外國人《納韜而氏字典》為底本。

但由於最早的英漢字典大多是傳教士編的,多數科學譯名尚未經過專門審定,也無統一的譯名方法。

為此,顏惠慶收羅和參考了1860年代以來各種翻譯書籍中所使用的譯名,包括中國教育會、中國醫學會的出版物,江南製造局出版的各種名目對照表,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及嚴復翻譯的名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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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大辭典》全書收字12萬,共3000頁,附圖1000幅,附錄5種。

這本書的附錄很有特色:附錄一「英文引用邦字語解」,收錄英文中常用的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1200條;附錄二「略字解」,收錄縮略語1200條;附錄三「記號匯釋」,收錄88種數學、商務及文法常用記號;附錄四「英華地名錄」,是1400個中外地名的中英文對照;附錄五「人名字彙」,收錄9000多位國外名人的國籍、身份和生卒年份。

這麼一來,這部《英華大辭典》就不是一般的辭典了,而更類似「百科全書」。

我們現在把題簽、序言、註釋稱為「副文本」,張元濟很知道如何利用「名家」營銷——請盛宣懷題簽,請嚴復寫序,當時非常轟動。

嚴復在序裡對這本辭典的評價非常高,說它對清末社會英文學習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歸納一下《英華大辭典》的幾個特色:

一是在舊有辭典的基礎上,從當時權威性的幾本英美辭典摘譯新出現的條目及釋義;

二是內容比商務印書館之前出版的同類英華辭典更繁多豐富;

三是譯文力求準確;

四是列出了專門術語,且插圖之多大大超過以前同類辭典;

五是該辭典在一定程度上初具百科辭典性質,在清末西學和洋務急需而工具書異常缺少的情況下,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1908年,顏惠慶步入外交界,作為二等參贊隨同伍廷芳出使美國。

在此期間,他繼續在商務印書館兼職。

比如,他校訂了《習用語詞典》的譯稿。

同時,他代表商務印書館與美國一些圖書公司寫信聯繫,為商務印書館取得其他英文書的版權努力。

1909年,他還為陳萌明譯英國提克松著的《英語成語辭林》做過校對。

鄺富灼及其編譯的英文教科書

在編譯所「英文部」正式建制前後,作為編纂英文教科書編纂中樞主力軍的,主要有三個人:謝洪賚、顏惠慶、鄺富灼。

其中,鄺富灼是「英文部」中編纂英語教科書最多的學者。

鄺富灼1869年出生,1938年去世,是華僑之鄉廣東台山人。

鄺富灼出身窮苦人家,7歲讀書,12歲跟著父親赴海外打工。

在赴美途中,他開始向同行者學習英語。

到達美國後,他一邊工作,一邊在公理會教士設立的夜校中學習英語。

17歲時,他加入基督教救世軍,前往太平洋各城市佈道。

由於他很努力,他從一個小廚師升為太平洋岸陸軍大佐的書記員。

他曾說,能有這一階層的變動,自己流利的英語起了很大作用。

1897年,他進入公理會設在加利福尼亞南部克雷夢城的盤馬奈大學讀大學預科。

1902年,他考入加利福尼亞大學,1905年獲得文學士學位。

1905年,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專修英文學、教育學二科,1906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

鄺富灼1907年回國,首先在廣州方言學堂任教員,接著參與留學生考試,獲得清政府頒發的文學進士殊榮(作者註:1905年廢除科舉,但留學生回來之後可以參加考試,賜予進士的榮譽,嚴復、伍光建、鄺富灼都獲得過這樣的榮譽),並因此被清廷授予郵傳部尚書一職。

他認為,當官雖然錢多些,但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英語教科書對中國英語教育的重大意義,對於社會作用會更大。

在顏惠慶辭職後,鄺富灼繼其位被聘為「英文部」主任。

後來商務印書館讀本能有這麼大發行量,與鄺富灼的個人努力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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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主任鄺富灼(右)

鄺富灼一生的主要貢獻是對英文教科書的編譯。

1908年他為商務編了《英語會話教科書》。

這本教科書發行量非常大,到1912年再版了7次。

1909年鄺富灼還完成了《英語作文教科書》。

因為鄺富灼在中國推廣英語教學方面的成就,1922年他的母校盤馬奈大學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

鄺富灼有一個特點:一邊編印教科書,一邊考察周邊學校英語教學的狀況。

1908年,他常去蘇州當時教授英文的模範學校——毛實君所辦的英文專修館參觀考察。

這一「編」「教」合一的方法,讓他能夠把英文教科書的編寫,與英語教學的實際情況聯繫在一起,這是很有遠見的做法。

從1908年至1929年前後,鄺富灼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達20多年。

相關統計表明,在此期間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教科書多達81種,所有的英語教科書都經鄺富灼本人審定,直接署名由他編纂與校訂的英語教科書就有21種。

鄺富灼還主持編纂了大量英語教科書和英漢詞典。

作為「英文部」主任,鄺富灼花費大量時間校訂他人的著述,1909年他校訂了東吳大學生物系主任祁天錫編寫的《英文益智讀本》,這是一部學習西方科學基礎知識的簡明英語讀物,共32課。

書中選用常見的魚虫鳥獸及工藝、簡單的生理為題材,如貓、蜜蜂、稻米、眼睛、蛇、絲綢、牛、茶、牙齒等。

1909年他校訂美國孫明甫(RSAnderson)編纂的六卷本《(商務書館)英文新讀本》和《新法英文教程》。

當時英文讀本大多為英美學者編寫,因此書中往往採用英美歷史人物等作為素材,與中國學生的口味未必完全切合,而該書是商務印書館特邀出生在蘇州、對中國文化比較了解的美國孫明甫編輯,並通過鄺富灼的悉心校訂,使《(商務書館)英文新讀本》取材合於中國的性情風俗,「尤以振起國民之觀念為主」。

另外,很多研究者都表示,四五十年前,國內讀過中學、大學的莘莘學子,幾乎都讀過鄺富灼編寫的課文和課外讀物。

包括《英文雜誌》和《英文周刊》,這是商務印書館「英文部」出版的兩本重要刊物。

鄺富灼性情溫和,非常認真,不苟且。

他對於商務印書館忠心耿耿,工資按契約以銀兩計算,所有積蓄全部投資商務股票。

而且他對「英文部」一切用人行政自信不疑,要求十分嚴格。

編者按:歷史上,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發展與英語學習在中國的普及進程同步,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史,也是一部近代中國人了解英語、學習英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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