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四次御前會議,南中國集體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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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諶旭彬(騰訊歷史頻道主編)

以個人權位為決策依據、以操弄民意為實現手段,不惜以千萬普通人的身家性命為代價……

這是1900年的中國所發生的故事。

四次御前會議

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召集了第一次御前會議

討論的主題有兩個:

(1)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

(2)對八國聯軍是戰還是和。

這兩個主題,其實二位一體。如果剿義和團,則必與八國聯軍和;若撫義和團,則必與八國聯軍戰。

皇帝在會上顯得很煩躁。

他問內閣學士許景澄:「國命安危,在此一舉。……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務,應當明白大勢,帝國究竟能否與各國開戰,請直言無諱。」

許景澄告訴皇帝:「無論是非得失,萬無以一國盡敵諸國之理。 」

據史料記載,許氏的回答深得光緒之心。

在稍後的會議過程中,皇帝大談「斷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理」,並舉甲午中日之戰為例:

「甲午一戰,創巨痛深。……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御之?」

據說,皇帝的態度贏得了多數朝臣的讚賞。

軍機大臣王文韶伏地叩頭,大呼:

「聖慮及此,國之福也!」

次日,也就是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召集了第二次御前會議

皇帝與主和的大臣再次成了會議的焦點。

皇帝說:用人心來抵禦外侮本來就是空話,更何況義和團是亂民,皆烏合之眾,並不能代表中國的民心,怎麼能指望他們去與敵人血肉相搏呢?

——「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

會場氣氛讓太后很不高興。

她剛剛看到了端郡王載漪送來的洋人要求自己歸政皇帝的「照會」。當然,她並不知道,照會是偽造的。

載漪作偽的目的,是想利用一切機會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間的矛盾——他正期待著自己的兒子被冊立為「大阿哥」以取代光緒。

於是,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太后完全否決了皇帝的態度。

她憤憤然說道:

「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

又說:

「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於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這一天,朝廷接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請總理衙門轉奏的電報。

在電報裡,這些帝國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堅決主張剿滅義和團、反對對外宣戰的態度。

張之洞告誡朝廷,對義和團「如再遲疑不自速剿,各國兵隊大至,越俎代謀,禍在眉睫」;

而若對外宣戰,則後果難以預料:

「 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可追……」

地方督撫的反對,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會議

皇帝已經喪失了發言權,對外宣戰的呼聲前所未有的高漲。

太后對反對開戰的王文韶與聯元拍了桌子:

「此話早厭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則且斬若!」

太后召集此次會議的目的,不過是強迫朝廷通過宣戰的決定。但會議的結果並不理想,主戰的呼聲雖高,主和的人數也依然龐大。

太后明白,此戰前途未卜,除非將絕大多數朝臣一併綁架到戰車上,否則戰敗後,自己將無法避免引咎歸政的政治命運,而發動這場戰爭的核心目的,亦正是為了抵禦列強要求自己「歸政」的政治壓力。

在對大多數朝臣的綁架未完成之前,太后決定暫緩宣戰,同時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國使館交涉,阻止八國聯軍進入京城——

如果交涉成功,聯軍答應不入京城,自無法對自己施加歸政的壓力;如果交涉失敗,則王文韶等人將不得不贊同對外宣戰。

皇帝則把希望寄託在了榮祿身上:「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審慎。好在兵權全在你手。」

6月19日,大沽淪陷的消息傳入京城,太后似乎覺得自己倉皇「歸政」的淒涼命運馬上就會變成現實,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會議

會議不再給官員們討論的機會,強行作出了與洋人決裂(並非宣戰,所謂的「宣戰詔書」僅是內部動員詔書)的決定。

會上,太后將自己的憤怒和緊張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各使未請歸政以前,尚有嚴懲團民之意,乃歸政一事,朝廷自有權衡,非外人所得干預也。……現已定奪與洋人決裂,不可再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許景澄去給各國使館送照會,限使館人員24小時內離開北京,由政府派兵護送到天津。

史載:皇帝當時臉色白如死灰,不顧君臣尊嚴,離席上前抓住許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太后厲聲呵斥:「皇帝放手,毋誤事!」

許景澄作過多年駐外大使,因太過了解這一決定的後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於「牽帝衣而泣」;太后對這種哭哭啼啼的氣氛很不滿意,厲聲呵斥:「許景澄無禮!」……

21日,太后發佈內部動員諭旨,其中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豪言壯語。

南中國集體抗旨

在義和團這個問題上,地方督撫與朝廷之間有著嚴重的意見分歧。

得知義和團摧毀鐵路、電線,並正向北京蔓延的時候,張之洞曾急電榮祿,催促他對這些「亂民」格殺勿論。

張在電報中說:支持義和團,只會挑撥清政府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勢,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淵。

山東巡撫袁世凱,面臨的局勢比張之洞要復雜百倍——義和團正在他的轄區內如火如荼,如何處置義和團,既關係到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也關係到帝國的未來前途。

前者要求他支持義和團,後者提醒他不能支持義和團——於是,袁展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縣張貼佈告,鼓勵義和團「北上助戰」。

佈告中說,真正的義和團,現在都去了京津地區與洋人作戰,真有志於報效國家的拳民,應該趕緊北上,不可再在山東逗留。凡逗留山東境內者,都將被當作亂國的匪徒抓起來。

決定與洋人決裂的前一日,朝廷還曾接到兩廣總督李鴻章的電報。

電報中說:「眾議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

在剿滅義和團與抵抗八國聯軍之間,李鴻章選擇以前者為先。

內部動員諭旨發布後,朝廷即派軍隊與義和團攻打使館,並正式招撫義和團,稱其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且命令各省督撫將各地義和團「招集成團,借禦外侮」。

朝廷的「動員」和「招撫」電報,被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私自扣了下來。盛囑咐各電報局,對這幾件上諭「但密呈督撫」,「不許宣揚」。

盛扣留電報的目的,是暫時不讓地方官接到這份他個人無法認同的命令。

隨後,盛緊急發報給李鴻章,分析當前形勢,提出「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

盛說:朝廷以一國之力抵抗眾多強國,理屈勢窮;眼下,俄國已佔據榆關,日本萬餘部隊已從廣島出發,英、法、德等國也必將發兵;國家即將瓦解,已無法挽救;為今之計,須要保全東南地區,各省督撫必須採取措施,聯絡一氣。

盛也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發去了內容大致相同的急電,提出「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的處置建議。

這些電報,勾勒出了庚子年「東南互保」的雛形:

(1)南中國拒絕捲入朝廷的對外戰爭;

(2)地方督撫與列強另行簽定「和平條約」。

盛的急電,得到了接電者的積極響應。

但他們面臨一個現實的難題:朝廷已經頒布了「動員詔書」,地方督撫沒有外交權,如何以條約的形式與列強維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個死結。

列強也對督撫們是否有決心和能力來違抗朝廷的旨意,以維持南方地區的和平局面,缺乏足夠的信任。

盛宣懷提出的辦法是:宣布朝廷的「動員詔書」是偽詔!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誕昏庸,同時與列強為敵,是因為內部出了拳黨,暴民脅迫了政府。「動員詔書」並非皇帝本意。

李鴻章在給盛宣懷的回電中,對此辦法深表贊同。

電文中說:「俄據榆關不確,…… 二十五詔粵斷不奉,所謂矯詔也。 」

他還希望,盛將這封電報密送給劉坤一和張之洞。

李鴻章的態度,為「東南互保」一錘定音。據《庚子國變記》記載:

「當偽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為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 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人牽頭,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撫派代表參加,在上海與各國駐滬領事議定出了「東南互保」條約。

美國駐上海領事,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稱讚該協議使得外國人的權利得到了有效保護,維持了東南地區和平。

但列強的擔心並未消失,畢竟清帝國的外交權掌握在北京手裡。

嚴格地說,這個協議沒有合法性。

會議當天,盛宣懷的好友,《新聞報》老闆弗格森還問他:「今日定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旨否?」

議定協議後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動員詔書」在上海正式公佈,輿論嘩然。

盛宣懷再次致電劉坤一、張之洞,請他們堅持原議。

劉、張二人表態:「無論北事如何,仍照原案辦理,斷不可易。」

劉、張二人還致電各督撫,請予支持,以擴大互保範圍,獲得頗多響應。

閩浙總督許應騤走得最遠,他表示要與俄、美、日等6國按照《東南互保條款》的精神,訂立一個《福建互保協定》。

李鴻章與張之洞的猶疑

廣州。催促李鴻章北上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擊斃的時候,榮祿電報裡的語氣已經近乎於哀求。

做了一輩子滅火員的李鴻章,這一次的反應卻顯得相當遲鈍——帝國的航船無疑已經嚴重偏向,但他還不能確定,這種偏向,是否已經嚴重到了需要更換船長和舵手的程度。

北上之前,他決定先見一見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卜力希望他能夠以兩廣為基地,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新政府。

卜力不是第一個企圖給李鴻章「黃袍加身」的外國人。

早在甲午年間,美國人就曾經策劃過一場密謀,試圖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時候,在中國改朝換代,由李鴻章父子取代清朝統治中國。

這場密謀涉及到的三個美國主角分別是:

李鴻章的私人秘書兼顧問畢德格(w.pethick),美國陸軍軍官、鐵路工程師兼承包商威爾遜(jhwilsion),以及美國前任國務卿、馬關議和期間擔任李鴻章顧問的科士達(jwfoster)。時間是1894年9月。

為人謹慎的李鴻章,沒有留下太多關於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其幕僚劉學詢與孫中山的書信往來,得到了他的默許。

當劉學詢將與孫中山聯絡的結果報告給李鴻章的時候,這個擔負著維持帝國南方政局穩定的大員,既沒有砍掉孫中山使者的頭,也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承諾。

李鴻章乘坐的平安號輪船在香港靠岸時,卜力已在碼頭上等待。

在呈給英國政府殖民部的電報裡,卜力分析:反滿起義預計近期將在南方爆發,信任他的中國紳士向他保證,造反者並不排外,且希望在取得一定勝利之後得到英國的保護。

卜力還說:「如果贊成孫中山和李鴻章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英國的利益將是再好不過了」;

在李鴻章是否會「背叛」清政府這個問題上,卜力的判斷是:「這個李總督正向這個運動賣弄風情,謠傳他想自立為王或是當總統。」

李鴻章被從輪船請入密室。在一番避重就輕的外交辭令之後,李鴻章不做任何鋪墊,直截了當地問卜力:「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停頓了一下,他又補充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是個漢人?」

與廣州的李鴻章類似,坐鎮湖北的張之洞也心境蕭索。

慈禧「紅顏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一孱弱之國,同時與一籮筐西方強國決裂,讓許多有遠見的地方督撫寒心。

當朝廷要求地方督撫派兵北上勤王的時候,張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銳的部隊,只撥給太后一群缺彈少藥的老弱病殘。

相比李鴻章曾在兩廣獨立問題上的猶豫再三,張之洞走得更遠。他不但有過組建新政權的想法,而且還為此積極進行了實踐運作。

甲午前後,日本曾派遣大量武士和浪人來到中國,偵查中國的軍政民情。宇都宮太郎即其中之一。

庚子年,宇都宮太郎回到日本參謀本部工作。他身後留下了一本日記,其中一些章節,披露了張之洞在庚子年試圖拋棄清廷、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南方組建一個新政權的秘密用心。

庚子年春夏之交,張之洞長子張權,率領眾多張之洞湖北係部隊武官(隨行的還有後來大名鼎鼎的黃興,不過當時他叫做黃軫)前往東京,明為考察軍事、購買武器,實際上亦負有運作此事的目的。

這個規模龐大的軍事考察團的日本之行,並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它是張之洞的私人行為。當幕僚錢恂向宇都宮太郎坦承張之洞有組建新政府的用心時,張權已經在日本活動了一個多月。

張權考察團抵達日本,正值朝廷盲目自大,慈禧血湧上頭,與列強決裂。

在張之洞看來,清廷極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張權此時緊急赴日,顯有未雨綢繆預留退路之意。

隨後,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倉皇西遁,老糊棚匠李鴻章入京善後,張之洞亦授意錢恂,委婉地向日方透露了自己不排斥建立新政權的立場。

隨著李鴻章的議和漸有眉目,慈禧也準備返回京城,大局將定,張之洞亦命張權一行人等自日本返國。

合法性喪失殆盡

其實,1900年的「南中國集體抗旨」,並不僅限於地方督撫。

這年夏天,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報》上,發表了《論保東南宜創立國會》文章宣布:

八國之兵,毀一國之都,已造成「國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實,國民已淪為「無國無主之民」,當務之急,是「七省督撫立公共政府,佈設國憲」,在南方組建一個新政府。

稍後,又有「中國議會」在上海成立,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推舉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推舉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為乾事。

議會成員囊括了戊戌維新以來的各種求新力量。

議會的十二條秘密宗旨,可歸結為十個字:反對清政府,建立新政權。

太后保住了她的權位。但在這些人眼裡,清廷的執政合法性,已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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