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開啟國門的那一刻】石破天驚,一篇不符政治正確的文章偏偏火了

2018年10月8日,這篇刊登於北京日報的文章火了。

包括澎湃新聞等大媒體轉載、多個自媒體追加點評,更火了。

雖然此文是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作,作者也是官媒人士,但部分內容不符政治正確,和當前局面氛圍相抵觸,引來若干媒體的批評。

10月13日,與《環球時報》差不多是兄弟的《觀察者網》發表回應,附於本文文末。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作者:梁衡(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

原標題:1978年以後中國人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40年前開啟國門的那一刻

今年(2018)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

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已成了一個時代的標誌,一代人永恒的記憶。

代表團在大會堂裡向最高層匯報,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現在的中國人,小學生假期出國遊,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不可想像,40年前中國的大部分高幹,都未曾踏出過國門。

「文化大革命」已使我們多年隔絕於世。

「文革」結束後,1978年中央決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總理谷牧帶隊,選了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幹,出訪西歐五國。行前,鄧小平親自談話送行,囑咐好生考察學習。

代表團組成後才發現,20多人中只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也就只去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給配的工作人員。

這些高幹出國後諸多不習慣。

賓館等場合到處是落地玻璃門,工作人員提醒千萬別碰頭,但有一次還是碰碎了眼鏡。

吃冰淇淋,有人怕涼,就有人說:「可以加熱一下嘛。」

言談舉止,笑話不斷。

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舞台上竟是這樣地手足無措。

生活不適應還好說,關鍵是每天都要腦筋急轉彎。出國前腦子裡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沒落,我們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榮讓他們天天感嘆,處處吃驚。

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機,一天就產40萬噸。而國內,年產5000萬噸煤大約需要16萬名工人,相差80倍。

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有6.7萬人。

我們與歐洲的差距大體上落後20年。

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使館:「長期以來,為什麼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代表團6月歸來,在大會堂裡向最高層匯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講到晚上11點,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

1978年10月,鄧小平又親自出訪當時已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而這之前我們常稱人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鄧深為對方的成就吃驚,尤其佩服其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政策,便求教於李光耀總理。

李直率地說,你要交朋友,要引資,先停止對別國反政府武裝的支持,停止他們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

鄧回國後斷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輸出」,轉而大膽引進外資,改革體制,直至提出「一國兩制」。

鄧的虛心和堅決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他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盡管鄧小平當時已74歲。」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而當時的普通百姓是怎樣接觸,並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時任中央某大報駐省記者,應該算是不很閉塞的人了。

一次回京,見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面壓印著極精美的花紋。

大家就考我,是什麼物件。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巾這個詞,也沒有一次性這個概念,我無論如何答不上來。

那位記者說:「這是人家公共廁所裡的擦手紙。」

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

「老外這樣的闊氣,又這樣的浪費呀!」我把這張紙帶回駐地,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飛機上喝水用一種硬塑杯,晶瑩剔透,比玻璃杯還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覺得實在是一件藝術品,捨不得扔掉,把玩許久,一直帶回國內。

喝熱茶時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時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機上走廊很窄,空嫂來回更換不厭其煩。

該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盤太多,也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著想,便將空的茶杯遞了過去。不想這位洋大嫂用吃驚、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潛台詞是:「你這個中國土包子!」

我一時羞愧難當,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

當中國十年冰凍的體制、停滯的生產力受到外來信息的吹拂時,一切守舊的思想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慢慢融化。

責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經濟等,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靈般地在人們身邊徘徊,最後聚成了一個時代大潮。

而一批時代的弄潮兒也就出現了。

1980年春,當時人民公社的體制還未撤銷。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個小村莊裡採訪一位奇人。

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華大學,卻因出身不好,被退回鄉里務農。他躬耕於農畝卻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學兩門外語,研究養豬技術。

公社豬場連年虧損。

改革春風稍一吹動,他便帶上自己的一個小存款折,推開公社書記辦公室的門,說:「我願承包公社豬場,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願受罰。口說無憑,立個軍令狀,以此相押。」說罷將存折「啪」地一聲,拍在桌子上。

書記也豪爽,說:「如若有失,你我共擔。」

結果這個豬場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這篇稿子見報後,一個月竟收到5000多封來信。全國各地前來學習的農民絡繹不絕,他就借勢辦起了養豬培訓班。

當地破格將這個農民轉為國家幹部,又直接任為科委副主任。

科學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來了。

那篇新聞稿也獲得當年全國好新聞。

那時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在想什麼?強烈地想擺脫貧窮,要發財致富。

本來經濟發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驅,自通有無。

這一招,早在春秋時的政治家管仲治齊就大見靈驗,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也大得其利。

在一段時期,我們搞社會主義,卻棄之不用。當時國家供應短缺,農民賣一點自產品卻要攆、要抓、要罰,人為地製造窮困。

隨著大氣候的變暖,開放集市的呼聲愈來愈高。

報上只是試探性地登了一條四指寬的「群眾來信」《是趕集還是攆集》,當日便報紙脫銷,甚至有人上門要加訂報紙。

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

冰凍十年的市場,嘩啦一下,春潮澎湃。

歷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馬克思說:「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世界範圍內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古今中外,歷來的改革都是先睜開眼睛看世界,從對比中找差距。

當俄國農奴制走進死胡同時,彼得大帝發起改革,組織龐大的出訪團巡訪歐洲,而他自己則化裝為一個普通團員隨團學習。

清末,當中國封建社會已千瘡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時,也於1866年派出了第一個出國考察團。

西方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吹入國內。

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對外的大門總是時開時閉,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歷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打開國門,思想解放,直接導致後來新中國的成立。

1978年以後,中國人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導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

閱讀原文

以下為《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杜建國對此文的補充:

這兩天,梁衡先生的文章《40年前開啟國門的那一刻》,得到了廣泛關注。

在網上傳播時,此文多被另冠以《1978年,中央派團出訪西歐,歸來匯報至深夜,聽者高呼石破天驚》的標題。

這篇強調對外開放的必要性的文章,開篇提到40年前,一位副總理帶領一隊部級幹部去西歐參觀,處處感到“震驚”。

該文舉了一個德國露天煤礦的例子,來對比當時中德兩國生產率的巨大差異:“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機,一天就產40萬噸。”

一台挖掘機一天產40萬噸,僅以工作日來算,一年就是1億零506萬噸了,怎麼全礦一年才5000萬噸?

何況即使是今天最大的輪斗式挖掘機,理論上最多每天挖煤也只有25萬噸上下(有說24萬噸的,有說26萬噸的),可見原文中這組數字存在著明顯的矛盾。

▲目前世界最大的輪斗式挖掘機Bagger 288(圖/網絡)

筆者不是說當時德國採煤技術不先進、生產效率不高,畢竟中德差距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說在反映和介紹這些差距的時候要嚴謹,要準確,要實事求是,不應該浮皮潦草粗枝大葉,不應該在一驚一乍中暈頭轉向亂了方寸。

很遺憾,都四十年過去了,“震驚”的效果對於作者還沒有消退,以至於在列舉數據時把基本的算數規則都忽視了。

該文又舉了一個例子,稱這些高級官員當中竟然有好多人在國內從來沒吃過冰激凌,到西歐才見到冰激凌,因為怕涼,有人還建議在食用時“加熱一下”。

從行文來看,也可以理解成這是當時有人在開玩笑,否則這個故事就實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雖然改開之前,中國經濟的確很落後,食品種類也比較貧乏,但是冰激凌並非沒有,像部級官員卻不知冰激凌為何物的可能性是極低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北京食品廠不僅生產至今仍鼎鼎大名的北冰洋汽水,同時也生產奶油冰棍與冰激凌。餐廳飯店裡也有供應冰激凌的,如著名的莫斯科餐廳,就有好多種冰激凌。

著名作家王朔諸多描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生活的小說中,就有很多與冰激凌有關的故事。

前些年電視連續劇《血色浪漫》裡,有男主角因吃冰激凌過多而拉肚子的情節。

昨晚,我的一位朋友,五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他告訴我,他們小時候夏天常常吃冰激凌,​​裝在紙盒子裡,商店裡到處都有賣的,並不需要去“老莫”、新僑飯店等高級餐廳才享用得到。

▲《血色浪漫》裡出現的北冰洋冰淇淋(圖為劇照)

北京之外,如上海,冰激凌對普通民眾來說更不是什麼稀罕物。

解放前,上海就有冰激凌了,不過都是洋品牌的。

解放後,國營上海益民食品廠開發了“光明”派冰激凌,質優價廉,通過市場競爭擊敗了洋品牌——如大名鼎鼎的“美女”派,成為廣大上海市民熱愛的國貨。

“解放初期江澤民如何巧妙打敗’洋品牌’冰淇淋?”的故事,講的就是這段歷史。

除了北京上海,哈爾濱的冰激凌也是很有名的。

哈爾濱自城市誕生的那一天,就有了冰激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哈爾濱市面上的冰激凌品種很豐富,一般普通冰棍三分錢一根,奶油冰棍五分錢,冰激凌八分一個。

哈爾濱有個很有名的華梅西餐廳,文革時一度更名為工農兵西餐廳,那裡就有很多種類的冰點心。學者孔慶東的文章中,就提到過他小時候吃冰激凌。

當年除了“一線城市”,一些偏遠的較小的城市,也有冰激凌供應。如我本人,出生在山東淄博市博山區,在1970年代,該地是一個比較繁榮的工業城市,城區商店裡也有冰激凌出售。

可見,直到1978年北京的部級高官對冰激凌還一無所知,這種情況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四十年過去了,談論當年中西方的差距時,我們不需要再繼續像當初那樣過於情緒化地“石破天驚”般地“震驚”了。

心態應該平和、鎮定起來,更平靜、更從容、更全面、更理性地來講述、分析這些問題,不要一談差距,就忘了基本的算術與邏輯,更不應該用“1978年中國部級官員沒吃過冰激凌”這樣的極端案例、甚至可能是違背常識的傳言來作論據。

今天,我們應該走出當年的那種劉姥姥進大觀園般的心態了。

四十年前,我們的確是仰視西方,西方遙遙領先於中國,這是不容篡改的事實;隨後,中國通過對外開放,一方面為自己的產品找到了一個龐大的市場,一方面又從國外學到了很多先進的技術。

幾十年後,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中國不僅在經濟體量與規模上,而且在技術上在質量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今天,在大多數工業科技領域中國已經處在了世界前列,好多甚至佔據領先地位。

就拿採煤領域來說,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產煤大國,中國的神華等大型煤炭企業的採煤效率是世界頂級的。

中國國產的挖煤機械,水平也早就是世界一流的了,像世界上最大的鏟斗式挖掘機,就是中國太重集團生產的,挖斗的容積高達75立方米。

今天反倒是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來到中國時會產生“震驚”、“石破天驚”的反應。

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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