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是怎樣變成「愛國運動」的?

從曾經為同胞嗤笑的「拳匪」,變成「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竟然是因為外交上的一件小事。

本文來源: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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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思遙

在當代中國互聯網文化中,義和團一詞絕非褒義,往往與盲目排外、愚昧自大、戰狼精神相提並論。

但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義和團的形象和評價卻是另一番光景。

如在2001年推出的人教版初中二年級上歷史教材中,義和團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他們奮勇抵抗八國聯軍,取得廊坊大捷,迫使其「狼狽逃回天津」。

不過,比起2009年推出的人民版高中歷史教科書,上面這些實在算不了什麼:

義和團不但「與侵略軍進行了殊死的戰鬥」「扒鐵路、毀電線,奮起阻擊敵人」,還「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陰謀的實現」,「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捍衛民族尊嚴」:

▲人民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必修一專題二第二課《中國軍民維護國家主權的鬥爭》中對義和團的評價

這樣熱情洋溢的謳歌讚美,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

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被全民抨擊的拳匪

與自幼接受義和團是反帝愛國正義運動的當代中國人不同,在義和團運動剛剛發生的二十多年裡,中國人對義和團的印像一直極為糟糕。

運動剛過去時,國內就是一片罵聲,幾乎一個說好話的都沒有。

康梁維新派自然是指責慈禧一黨盲目支持義和團,「召怒各國」,「貽害國家」,是辛丑條約的罪魁禍首。

大清建制派,即那些在運動中宣告東南互保,條約締結後重掌權力的洋務大臣,也樂於稱之為「拳禍」、「拳亂」。

最有趣的要數一心捍衛太后的知名保守主義者辜鴻銘。他在《釋疑解禍論》一文中寫道,皇太后也是憎惡「拳匪」的,外界說她「不肯剿匪」,是誤解了她的策略,而且也有一些「團民」,是被「教民」、修鐵路的「洋工」逼成「匪類」的。

▲義和團運動後,辜鴻銘用英文寫作《尊王篇》,為慈禧、清政府和中國文化辯解

普通市民雖然留不下多少言論記載,但據孫中山回憶,當時的報紙上只有一家採用了中立的表述,其餘報紙均稱「拳匪、團匪、拳亂」。

大眾文化的態度更是鮮明。清朝滅亡後,1914年上演的文明戲《清太后》,廣告的第一句便是「拳匪一亂幾亡中國」。

同一時期,晉西北流傳的民歌《義和團》,也對拳民極盡嘲諷:

義和團,紅燈照,一心要殺天主教。

天主降福沒殺了,可惜農民都死了。

事實上,清廷誤用「拳匪」禍國殃民的敘事,也是民國初期革命黨人的官方觀點,他們將此視為清政府的重大惡政之一。

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就認為,「滿洲政府……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孫中山也指責義和團「野蠻暴亂,為千古所未聞」。

不過,對義和團的反感態度最為強烈的,還數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科學和理性精神的「新青年派」。

在李大釗筆下,「義和團的思想」天然就是一個貶義詞,用以指代「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更為激烈,一戰結束後,北洋政府拆除象徵國恥的克林德碑,北京市民為之歡呼,他卻擺出公知腔調:

「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因為這塊碑是義和拳鬧出來的,不久義和拳又要鬧事,鬧出事來,又要請各國聯軍來我們中華大國朝賀一次,那時要設立的石碑,恐怕還不只一處,此時急忙拆毀這一塊克林德碑,豈非多事?」

「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

「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克林德碑是為紀念義和團運動中被殺害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而建,原刻有光緒對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的諭旨,1918年拆毀後,以其材料另建「公理戰勝坊」,1952年,又被改為「保衛和平坊」,現保存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種敘事直到1940年代抗戰期間仍有影響力:蔣廷黻在此時期寫作的《中國近代史》,有意採用民族主義視角,希望強化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

然而在他筆下,義和團仍然是「拳匪之亂」、「頑固勢力總動員」,絕非今天教科書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捍衛民族尊嚴」的民族英雄。

而義和團的形像變化,是從一件外交小事開始的。

被一個使館改變的歷史觀

1924年,蘇聯與北洋政府完成了建交談判,兩國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第一條便是恢復因十月革命而中斷了的中俄使領關係,「中國政府允許設法將前俄使領館舍移交蘇聯政府」。

但移交舊俄使館,卻不是中國政府自己就能決定的。

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使館界區得由使團管理,所以在當時,舊俄使館是由荷蘭公使歐登科代管的。

尷尬的是,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只有英國和意大利承認蘇聯,其他國家依然保持著對蘇聯的敵視。而蘇聯人要想接收舊俄使館的話,必須得到辛丑條約簽字國的一致承認,所以按照法理,蘇聯無權接管舊俄使領館。

▲諷刺的是,蘇聯大使在與各國使團交涉中,強烈主張自己應繼承舊俄特權,應被視為《辛丑條約》簽字國,只是未向中方言明

蘇聯對此事自然極力反對。在中國國內,抱有兩種心態的人也主動加入了聲援蘇聯的陣營。

一種是在外交方面對北洋政府不滿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1923年來華的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是一位破天荒的外國使節,他居然承諾廢除一切舊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舊俄侵占的領土與庚子賠款。

由於蘇聯人堅持先建交再談判承諾兌現的問題,他們希望中國能抓住這一索回主權的機會。

▲中蘇建交後,加拉罕承諾的內容多被解釋成「文本翻譯出錯」而不了了之,其人於1937年大清洗中被處死

另一種,則是與蘇聯關係密切的人。

《辛丑條約》是阻礙蘇聯繼承俄國使館的法理依據,因此,在聲援蘇聯的過程中,他們對《辛丑條約》的態度也逐漸轉變。

如果要否定《辛丑條約》的合法性,就必須肯定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義和團運動的合理性。中國遭此國恥的原因,並不是清廷與義和團咎由自取,而是帝國主義的有意侵略。

1924年9月3日的《嚮導》週報,總共只有四篇文章,全部是中國共產黨人寫作的義和團專題評論文章。首篇即陳獨秀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二篇是彭述之的《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第三篇是蔡和森的《義和團與國民革命》,第四篇是張太雷《列寧與義和團》。

在新掌握的馬列主義指引下,他們對義和團作了重新審視和徹底的翻案:

義和團的產生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清廷腐朽導致的,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爆發的結果。而整個義和團運動應當被視為「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革命鬥爭」。雖然義和團野蠻殘暴、愚昧迷信,但那是歷史局限,正說明中國革命需要更先進的組織領導。

被北洋政府排擠到廣東的國民黨人,同樣因此對義和團另做評價。

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剛剛確定了聯共、聯俄、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此前批判其殘暴的孫中山,也開始稱讚起義和團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並強調義和團的產生完全是帝國主義逼迫的結果。

到30年代,這套論述成為了左翼學者的共識。

李鼎聲、胡繩、范文瀾、華崗等人的著作,都把義和團看作「北方農民、貧民自發的反帝鬥爭」,認為「中國飽受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的民眾才燃起反對帝國主義的忿火,才爆發殘酷的『野蠻的』大暴動。」

對義和團的負面評價已所剩無幾,只剩下野蠻愚昧等可以理解的「歷史局限性」,作為此路不通,還需依靠新主義的反面證明。

搽脂抹粉的民間故事

歷史評價的工作已經完成,大眾文化中的義和團粉絲自然也油然而生。

50年代初,河北廊坊的民間文學收集家張士傑開始了義和團民間故事的收集整理,逐漸在《民間文學》期刊上發表為一個系列,正面刻畫了張德成、洪大海等義和團人物,突出其「反帝愛國」的特點,為後續義和團故事整理樹立了標杆。

▲張士傑蒐集的民間故事《張紹桓包打西什庫》

這些民間故事收集者毫不避諱自己工作的政治屬性,他們雖然聲稱自己要還原「義和團運動的真實歷史面貌」,而歷史真相自然保存在「人民群眾」中,但還原真相的基本原則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力求政治與藝術的統一」。

所以,這一時期從民間蒐集來的義和團故事,正面是正面了,情節卻也都過於粗糙,清一色的「壓迫—反抗—勝利」。

絕大多數義和團英雄都具備手撕鬼子的絕技,有的能手持冷兵器突入敵陣,「洋鬼子的腦袋像連珠似的往下滾」;有的是萬鈞之力,「一把菜刀嚇跑了一輛火車」。

唯一鮮活、能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義和團英雄,反倒是文革期間登上戲劇舞台的「紅燈照」。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信以為真:男的練義和團,女的練紅燈照,一起扶清滅洋。

▲京劇《紅燈照》。事實上,義和團運動中並不存在由女性組成的武裝組織,「紅燈照」的原型「黃蓮聖母」,所做的只是遊行作法、香灰療傷、符水避彈一類迷信活動,其根源在於華北民間信仰和陰陽相剋的戰爭巫術,與婦女獨立毫不相干

至於義和團具體的反帝對象,也都與中央的外交政策緊密相關。

建國初期,奉行「一邊倒」策略,經歷朝鮮戰爭的中國,最反對的自然是「美帝國主義」。歷史論文集《義和團運動史論叢》共收錄論文15篇,論述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就佔了4篇。強調八國聯軍強暴劫掠的描述,無論出自正經研究還是民間故事,也往往以美國人為重點。

▲今天的初中教材上,仍有美國傳教士、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脫下道袍參與搶劫的內容(上圖),它依據的應是丁在回憶錄《The Siege in Peking》中對自己「掠奪」「罪責」的坦白(下圖)

等到中蘇交惡,義和團又成了從未與之相遇的蘇修的恐懼對象。

1970年代,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編撰的書籍《中國近代史》被翻譯入國內。書中,齊赫文斯基等漢學家保留了對義和團「迷信無知」、「保守落後」、「神秘主義」的表述,同時批判中國的義和團研究熱,自然成了蘇聯背叛革命走向修正主義的一大罪證。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蘇聯著名漢學家、外交官。曾參與了蘇聯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全部過程,並參加了開國大典

中方聲稱,蘇聯人之所以貶低義和團,完全是因為他們害怕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是反對第三世界廣大人民團結起來造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反。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人與西方國家往來增多,視野日漸開闊,對義和團英雄的塑造也日漸減少,對義和團的鬥爭成果也不再自信。

1984年馮驥才的小說《神鞭》或許是其中代表,主角傻二依靠祖傳神功打遍天津無敵手,參加義和團後卻在八國聯軍的槍砲前慘敗,最終改練洋槍,加入北伐軍。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會憎惡八國聯軍,同情義和團的「愛國」動機,卻很少看得起他們拒絕現代科技的蒙昧形象。

畢竟,愛國雖好,但若不掌握科學工具,終究還是一場空。

參考文獻:

1. 劉長林,儲天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話語分析[J]. 安徽史學, 2009

2. 崔志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內義和團運動史研究[J]. 史學月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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