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民營資本,經歷過什麼樣的巨大波折?

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依然深刻,以前曾經走過的一些路,最好不要再回頭走一次了。

  中國經濟要改變的不是去槓桿,而是「國進民退」。

最近很多人關心民營企業的命運,這不只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展開了貿易戰,讓很多中小企業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

也是因為過去一年多裡,很多人開始感覺到經濟似乎正在下行,市場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友善。

而更重要的理由是,最近有一些聲音表示,民營企業的歷史任務是否已經結束。當然,這樣的聲音一發出,已經被很多代表官方的媒體否定批判。

可話音剛落,又有一位政府官員公開表示,民營企業應該要逐漸開放職工參與管理,這又衝擊到了很多民營企業主(也就是以前我們所說的資本家),讓他們開始擔憂。

其實在歐洲有很多業績表現非常不錯的企業,都在很大程度上參考職工的意見,那麼讓職工參與到企業管理,其實本也不見得是多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裡就是有許多私企老闆聽了這個話覺得不對勁,甚至非常擔憂。為什麼會是這種情況?

這就必須要考慮到我們國家走過的歷史道路。

在歷史上,民營企業曾經經歷了一番相當大的波折。

我今天就想帶你一起回顧,這個背景到底是怎麼回事。了解了歷史背景,我們可能就會比較明白今天的民營企業主究竟在怕什麼。

本文來源:看理想(微信id:ikanlixiang)

講述:梁文道(香港知名文人,經常上中國大陸各類媒體節目)

原標題:歷史上民營資本的歷史任務

1

當時中國的主要經濟支柱,

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 

說到民間企業的問題,這種歷史問題,我很建議大家看一本書,這本書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這是一本分成上下卷的著作,其中卷一,尤其有三篇論文,這是一部學術著作,跟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相關的。

這本書的作者就是享譽海內外,國內首屈一指的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的力作。楊奎松先生現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任教,是一位做學問非常嚴謹客觀、紮實的學者,在處理共和國建國史上,他仍然能夠盡量用材料來論證,保持了一個客觀中立的學者態度。

在這本書裡,我首先要介紹一篇文章,雖然聽題目你可能會覺得很沉悶,但是看下去相信你會發現非常有意思,題目叫做《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

在這篇論文的開頭,楊教授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共產黨是怎麼回事,共產主義是什麼。

他就說到,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革命的目的很簡單,當然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但是在建國初期,他們卻發現並不能夠馬上邁向社會主義,反而還要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還要保護並且聯合當時在國內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資本家。

為什麼呢?各位受過一點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可能都知道,從馬克思主義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理當生長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發展程度上,但是我們都曉得,1949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按照官方的說法,仍然處於前資本主義的階段。

如果按照當年蘇聯“老大哥”的經驗,恐怕還得經過一個經濟上的成長階段。所以當時中國的主要經濟支柱,仍然是資本主義。

在現實的情況下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必須階段性地去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條統一戰線。

說到這裡,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給了我們一個強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看東西要辯證地來看。

比如,搞統一戰線、聯合戰線,建國初期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目的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時期有個階段任務還沒有完成——先允許資本主義經濟一定程度地生產和發展,只有經濟先搞上去了,才能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這個階段,需要他們的工作,需要他們的存在,這時就可以當成一個朋友或者階段性與他們聯合,但是要清楚,這並不意味著永遠都是朋友,永遠允許他們存在,這只是階段性的。

今天你是我的朋友,不表示你永遠都是我的朋友,因為任何事情都是動態的,是處在發展過程當中的。

一開始的時候,共產黨當時的部分主要領導人都曾經說過一些很有趣的意見,比如劉少奇在1949年4月10日到了天津開了很多座談會,當時他就注意到,共產黨一進城,勞資關係就迅速惡化。

為什麼很多工人階級很開心?因為認為今天總算輪到我們當家作主了,還不好好懲戒一下那些資本家,資本家這時候必然很擔心也很恐懼,生產上也就沒有什麼積極性了。

可是,劉少奇這時候卻告訴資本家:不要怕剝削,今天這種條件下,資本家的剝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為工廠開得少,工人就僱傭得少,從解決工人失業和發展經濟的角度,在現階段的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

▲劉少奇

因此,他明確提出,對資本家不能夠只當做鬥爭對象,而要當做爭取對象,傷害資本家就等於在農村中傷害了中農一樣,是不對的。

所以由此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在團結資產階級上,態度是非常積極的。

可是,幾乎不到一年,1950年的下半年,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

2

官員權力過大,

權錢交易、貪污腐化開始湧現

一來,建國初期的許多問題好像暫時得到了穩定,經濟形勢漸趨好轉;更重要的是,因為發生了朝鮮戰爭,中國需要大規模出兵,於是整個國家裡的生產和貿易規模也都迅速擴大起來。

一方面政策寬鬆,一方面需求猛增,所以私營工商業自然重新活躍起來了。可是因為是新的政府、新的國家了,那麼到底和國民黨年代有個非常大的不同之處在哪?

那就是這時候,新政府極大地控制了生產原料和生產產品的購銷渠道。行政權力是廣泛介入到經濟生活裡的,比較大眾的訂單基本上只能來自黨政軍等政府部門。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我們今天偶爾會覺得熟悉的現象,那是什麼?

那就是:權錢交易,貪污腐化。

所以到了1951年11月,中共華北局揭露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居然就已經有貪污受賄數以百萬的嚴重事件。

▲劉青山張子善案公審現場

1951年1月份,當時在華北,光是河北處理的貪污者就已經達到102人,華北全區1950年一年處理了303人。這個數字越揭越大,這時候就引起了執政者的擔憂。

擔憂的是什麼呢?我們要了解,從農村包圍城市開始,共產黨的整個革命一直以來,從形像上和歷史上的比喻而言,他們常常會把自己理解為像是當年率領農民起義的李自成所帶領的農民軍,抄進北京城的情況非常相似。

當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浩浩蕩盪,但是為什麼後來迅速就不行了?就是因為進城之後,被當年那些城裡的壞分子腐化了。

這時候共產黨進城了,掌握國家了,居然這麼快就發生腐敗案件,這腐敗又是怎麼來的?

根據當年的認知,並不會認為這是因為很多重要的資源訂單都在國家手中,由此使得許多官員的權力過大,才造成了貪污。而是認為,是賄賂官員的人有問題。

那麼誰會賄賂官員呢?當然就是那些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的資產階級、資本家。

3

“三反五反”

首要打擊的就是貪污腐敗

不過儘管如此,毛澤東那時候的顧慮主要還是經濟問題。

因為他發現,以國營經濟當年的能力,以及公私合營的程度,想要達到完全取消私營經濟的水平是非常困難的。如果馬上這麼做,國民經濟勢必會陷入癱瘓。

不過,對付貪污腐敗還是要進行的。這時候,我剛剛提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裡有兩篇論文就很重要了,一篇叫做《毛澤東與“三反”運動》,一篇叫做《1952年上海“五反”運動的經過》。

這兩篇文章討論的,就是當時發生在上海——這個過去舊社會資本主義萬惡之源首所在地——上海的資產階級身上。所謂的“三反五反”,首要打擊的就是各種的貪污腐敗。

於是,原本旨在清理政權內部貪污分子的鬥爭,就變成一場帶有“你死我活”性質的階級鬥爭了。

這個情況就如同我們經歷的歷次集體運動一樣,就是開始要比賽“打老虎”,而且開始相互攀比、層層加碼,最終終於出現了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

有些時候,一些人趁機打擊報復,誣陷栽贓自己的仇家;那麼有的人為了響應上級號召,檢舉有貪污嫌疑的人,自己反被打成了貪污分子,蒙受冤屈;有些時候,是把不是老虎的人也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了大老虎。

越演越猛烈,當然毛主席也馬上注意到了這個情況。於是專門發出指示表示,老虎不能這麼打,必須要從算賬入手,不要專門去逼宮。

總而言之,當時出現了各地方的團,號召黨員互相懷疑、帶頭坦白,結果沒有貪污的黨員也說自己貪污過幾百萬,由此表示自己帶頭示範;有的團則對懷疑對像打罵捆動、指數問公,只要貪污數字,不管有沒有證據,最後搞得相當慘烈。

“三反”結束之後,同一年,1952年又出現了“五反運動”,五反運動對於資本家的打擊就更加大了。

主要當時有很多的工人階級,覺得自己要參與工廠或企業的管理,要有更大的發言權,但當時他們沒有辦法採取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的民主管理方法,他們有時候是直接地對老闆痛罵,甚至動手。

比如,老闆的工資會被職工扣發,連出門都要跟職工請假。有些工廠的老闆,直接被工人趕出居住的宿舍。

不過坦白講,當時有些資本家也的確罪有應得,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的資本家,的確存在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的情況,甚至暴力行為都很嚴重。

一來是繼承了過去國民黨時代的陋習,二來則是因為當時的稅制並不是那麼清晰完善。

各種稅法仍在建立過程中,到底什麼情況叫作偷稅,什麼叫漏稅,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判斷。而且要界定什麼樣的企業叫做暴利,利潤多還是少,如何確定要多到什麼程度才叫“暴利”?都不好講。

但是總之,一旦叫“暴利”,問題就大了——這就等於“盜竊國家資產”,所以最終搞得資本家幾乎集體背上了原罪,很多資本家都覺得自己的日子很不好過。

4

不如把生意貢獻給國家,

徹底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

那時候資本家日子不好過怎麼辦,就只好抱團取暖,常常在一起吃飯見面。

這種吃飯見面的聚會,有時候就是互相吐苦水,有時候卻是要主動學習響應中共思想改造的號召,好好學習政策、交流思想。

但無論如何,這種聚會總是能夠為資本家、商人們減輕壓力,最大的功效就是避免大家自殺,因為那時候自殺的人非常之多。

但是到了後來,這類聚會也常常會被禁止,比如1952年2月底,重慶市政府就宣布破獲當地資本家常常舉辦的“星四聚餐會”,認為這是一個反動組織。

最後這些上海資本家也不再舉辦聚會了,因為一聚會就被認為是在搞階級對抗,迅速成為政府清理的對象。

後來很多資本家就覺得,“算了,我們乾脆別搞了”,能不能我主動結束生意,把我的生意貢獻給國家,我全部都交出去,這不就行了嗎?

其實當時政府,我覺得對資本家還是有一個很不錯的做法,就是公私合營之後,對資本家原來擁有的東西政府是花錢買下的,把資本家的股權都買下來之後,之後不論企業盈虧,統一由國家每年按照私股股額還給回你5%的固定利息,固定利息一直是發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才停止發放。

但是問題是,很多資本家自己認為,我們雖然在領取定息,但還是摘不掉資產階級的“帽子”,這是不好的,這是不對的。所以這些資本家明確表示,不想再拿定息了,而是想根本改變自己的階級身份和社會地位。

但是即便如此,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仍然覺得是有問題的,為什麼?因為資產階級表面上是不存在了,企業也都被“公私合營”收歸了,但是,人還在,心就不會死。

所以這時候還要警惕這些過去的資產階級,是不是在思想上仍然有問題,更不要說那時候國外帝國主義還存在,還在不斷的滲透侵蝕、製造敵對勢力。

因此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僅不會削弱,甚至還會在內心深處,變得越演越烈,於是這個鬥爭就只能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

1952年6月6日,鑑於剛才所說的“三反五反”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毛澤東這時候就毫不猶豫地提出,在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了。

再也不應該把民族資產階級如同三年前那樣,稱作“朋友”,再也不應該把他們視作是“中間階級”了。雖然日後還是要鬥爭,但是這個時候,階段已經可以告一段落。

說完這段幾十年前的往事,也許大家就比較清楚今天那些有所見識、年紀稍長的企業家,或者學者,正在擔心的問題。

歷史的教訓是很重要的,在我剛才說的那段歷史之後,我們知道,我們國家曾走過一段並不平穩的道路,教訓已經非常深刻。

到了後來我們知曉,市場經濟總算能和社會主義很好地融合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路,就是一種能夠容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既定路線。

我不認為這會很簡單地被否定掉,當然,大家現在註意歷史,希望歷史不要重演,這是對的,但是同時也不要忘記,過去40年的經驗同樣也是一段重要的歷史。

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依然深刻,那就是讓我們曉得,以前曾經走過的一些路,最好不要再回頭走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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