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本文來源:短史記(微信id:tengxun_lishi)(騰訊新聞旗下)

作者:諶旭彬(騰訊歷史主編)

1889年初,出使英法義比大臣劉瑞芬三年任期已滿,調回國內任廣東巡撫,其缺由薛福成接替。

1890年1月,薛福成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滿回國,旋即去世。

清廷規定,出使各國大臣有寫日記的義務,需將在海外所見,詳細記載,報告給國內。薛福成在人生的最後幾年,留下了六卷17萬餘言的出使日記。

這些日記,留下了一位洋務派幹將,思想轉變的軌跡。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封面

親至歐洲,始信郭嵩燾之說

薛福成早年曾入曾國藩之幕,是一個資深的“洋務派”。曾國藩對他青眼有加,薛也非常欽服曾,為學為文,效仿曾國藩的跡象相當明顯。和曾國藩一樣,薛福成對“傳統經世之學”,也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

曾國藩去世後,薛被李鴻章延攬進入幕府,成為其主持洋務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1884年,薛正式進入官場,出任浙江寧紹台道。時值中法戰爭,薛負責防守的鎮海未被法艦攻陷。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一份關於海防建設的意見書《籌洋芻議》,名噪一時,成為了頗具知名度的洋務新星。

不過,薛福成並不以自己的意見為定論,“此特一時之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

這種不自信,多少與他從未去過西方,自覺對“洋務”的了解多屬隔靴搔癢有關。故此,薛很希望能夠有機會親自出國去看一看。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有過三次出使西方的機會,卻因種種緣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計時不足五年之際,出使歐洲、深入接觸近代文明的機會才終於來到。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個標準的洋務派——倡導學習西方技術文明的同時,仍堅持以中國的傳統經世之學為本。

但到了歐洲之後,薛福成的觀念受到很大衝擊,發生了巨大變化。

光緒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記中寫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餘亦稍訝其言之過當。

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蓴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游歐洲,由巴黎至倫教,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證之。 ”

1876年,郭嵩燾(字筠仙)出使歐洲,親眼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之後,屢言中國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成為了國內士大夫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同行副使劉錫鴻亦稱呼郭乃“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

薛福成雖不至於將郭嵩燾視作漢奸,卻也是懷疑他言過其詞的士大夫中的一員。親至歐洲,親見親聞,終於讓薛福成相信郭嵩燾當年所言不虛。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

比如議院。

薛福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國議會現場觀摩,後又多方蒐集相關資料。

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薛在日記中寫道:

“泰西諸大國,自俄羅斯而外,無不有議院。……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為本。

大約下議院之權,與上議院相維制,上下議院之權與君權、相權相維制。”

這段話,對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上、下議院互相牽制、議院與君權互相牽制的情形,已有一定的認知。

再如學堂。薛福成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國家教育的鼎盛,尤其對義務教育、女子教育極感興趣,在日記中寫道:

“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即殘廢聾瞽喑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皆有義塾以收教之。” (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記)

西方近代學堂的種種設備——“有廚房、有書庫、有浴室、有飯廳……”——讓薛福成感慨萬千:

“於戲!至矣盡矣,毫髮無遺憾矣!吾不意古聖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乃於海外遇之也。 ”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記)

1872年,薛福成送陳蘭彬攜幼童赴美時,曾將洋人形容為“朋淫、腥羶”的異類,認為留學生到了國外,須堅持溫習“三綱五常”,否則難免“淪於異族”。

整整20年過去後,薛福成親自置身於歐風美雨之中,終於承認:發端於歐洲的近代文明,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真文明。

不過,薛福成終究曾服膺於“中國傳統經世之學”,這種文明的歸屬感,讓他很難調適面對另一種文明時的巨大心理落差。

於是乎,使歐期間,薛也曾致力於論證“凡茲西學,實本東來”,不但試圖證明西方的工藝、數學來自中國,以蒸汽電力為能源的西方機械,也曾在薛的“嚴密考證”下,變成了中國的發明。

這樣的事情,隨郭嵩燾出使歐洲的劉錫鴻,也曾做過。

不同的是,劉錫鴻認為西方只學到“中國聖教”的皮毛,清廷無需向其學習,亦無需改革。

薛福成則不然,他以這種荒誕的方式,重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之後,仍堅持認為清廷需要“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日記內頁

呼籲經濟改革

探究近代國家富強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歐洲期間,最重要的考察命題。

1874年,薛福成在“應詔陳言”(回應朝廷的求賢求策)裡,曾希望朝廷改變“重農輕商”的落後觀念,保護工商業,要“體恤商情,曲加調護”,洋商船隻在內河來去自如、華商船隻報稅過關反遭勒索留難,這類情形絕對不可再有。

1885年的《籌洋芻議》裡,薛福成又說:

“西人之謀富強者,以工商為先。”

赴歐途中,目睹香港、新加坡依賴工商業,從荒涼之地發展成為繁榮巨埠,薛福成對自己的判斷更具信念。

他甚至說出了“商為四民之綱”這樣的驚駭之論:

 “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

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一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

按傳統的“士農工商”之說,商居末位。

薛福成將商業提升到“四民之綱”的高度,在當時是鮮見的。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日記

抵達歐洲之後,“工商強國”這種觀念,再次得到了強化。薛氏在日記裡寫道:

“西洋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以工商諸務之振興。” (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十四日記)

在日記裡,薛福成還詳細列舉了他自所見所聞裡總結的二十一條“養民”之策

 “西人嘗謂,謀國之要有三,曰安民,曰養民,曰教民。所謂養民者,何也?……一曰造機器以便製造,二曰築鐵路以省運費,三曰設郵政局、日報館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約通商以廣商權,五曰增領事衙門以保商旅……” (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初六)

這二十一條“養民”措施,歸結起來,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須充分利用近代技術文明成果,為中國的工商業服務;這些成果,包括各種製造業機器、鐵路、電報等等;與工商業發展相配套的近代關稅體系、近代銀行體係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商務局)等,也須及時籌備。

這是薛福成詳細考察了歐洲的工商業體系之後,得出的結論。

由此,薛福成轉而成了洋務運動的批判者:

“……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亦末矣!” (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記)

在他看來,洋務運動誤入歧途,中國的富強之路,需要的是一次經濟體制改革(摒棄以農立國,轉向工商立國;具體而言就是二十一條“養民教民”之策),而非止於技術的學些和槍砲船械的購入。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庸庵文編》書影

呼籲政治改革

出使歐洲,帶給薛福成的最大改變,是對政治改革有了新的認知。

出國之前,薛的文章幾乎不涉及政治改革問題。他的《籌洋芻議》裡,通篇談論工商、礦業、火車、兵制……毫不涉及政治改革。

到了歐洲,對郭嵩燾當年所謂的“君民兼主國政”有了切身體驗,薛福成的政治理念也發生了巨變。

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記中,評論了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優劣。

薛認為:

民主之國的長處,在於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廣益,順應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眾以滿足一己之私慾;亦能防止官員仗勢欺人貪污腐化。弊端則在於“朋黨角立,互相爭勝”,不能團結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傷害國家利益。

君主之國的長處,在於權力集於一人之手,倘若得到聖賢之主,“其功德豈有涯哉!”弊端則在於:權力上重下輕,勞役民眾有如牛馬,民情不通,公論難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國,誤事不可勝數。

末了,薛福成總結道,君主制與民主制互有利弊,關鍵取決於“得人”:

“得人,則無不便,不得人,則無或便。”

這種結論,無疑是在和稀泥。

考慮到日記需提交給朝廷,薛福成在結論上如此和稀泥,是可以理解的。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手跡

三天後,薛福成在日記中,進一步討論了“清廷該實行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問題。

薛認為:

中國在堯舜時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才開啟了君主制。

秦漢之後,全部是君主制。夏、商、週之際,雖然君位世襲,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還深入民心,猶如今日之英國、意大利等國的“君民共主政體” 。

最後,薛得出結論:

“ 君民共主……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

將夏、商、週三代解讀為“君民共主政體”,既有規避政治風險的目的,也有“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謂“君民共主”,實是指近代政治文明中的君主立憲。

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福成再次論及西洋富強的本原,共總結了“五大端”。

與此前的論述有所不同,這一次,“工商立國”被放置在了末位,諸多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內容,被提到了前面。

“五大端”的原文如下:

“ 一曰通民氣:用鄉舉裡選以設上下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於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無一夫不得其所,則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產、器用、財賄,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則居官無貪墨、臨陣無退縮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藝,終身無一廢學者;何也?有新報之流傳,社會之宣講也。

“四曰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罪止於絞及遠戍、苦工,其餘監禁、罰款而已;監獄清潔無比,又教以誦讀,課以工藝,濟以醫藥,無拘攣,無鞭撻,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幾於道不拾遺;父母不怒責其子,家主不呵叱其僕,雍然秩然;男女雜坐,談笑而不及淫亂,皆養恥之效也。

“五曰阜民財:其藏富於民者三要,一、盡地力,謂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二、.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三、盡財力,有公司及銀號,而錙銖之積,均得入股生息,匯成大工大賈,有鈔票及金銀錢以便轉運,則一可抵十矣。”

 “阜民財”,相當於薛福成早年倡導的“工商立國”。

前四條“通民氣”、“保民生”、“牖民衷”、“養民恥”,則已廣泛涉及到了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

如自由選舉、議會制度、言論自由、社會保障、公民財產權、公民的受教育權等等。薛將它們視為“西國富強之源”,放置在“阜民財”之前,是其目光高於時代之處。

“工商強國”與“君民共主”,實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體兩面,後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又有鞏固後者之效。

在歐洲期間,薛福成觀察到,“西洋各國議院員紳”的候選人資格中,“以家道殷實為第一要義”,亦即有財產方面的要求,需要是“體面人”。薛認為這種規定很好,有益於政治清明。

光緒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在日記中批判了中國鄙視富人的痼疾:

“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壟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奴\’,中國之習俗然也。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選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實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

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薛福成能在1893年意識到中國的“仇富傳統”要不得,實在是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許多年——畢竟,中國人迄今也未能擺脫這種“仇富傳統”。

一位出使西洋的清朝官員日記:工商立國、政經改革。

▲圖:薛福成《籌洋芻議》書影

參考資料

鍾叔河主編《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岳麓書社;

丁鳳麟《薛福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薛福成日記》;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文獻叢刊。

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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