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附近的超級代工廠】打工的、作工人生意的,群聚成這樣的圍城。

本文來源:三明治(微信id:china30s)

作者:蘭蓮超

“過來應聘面試的嗎,妹妹?”這是王小利跟我說的第一句話。

他掐掉手裡的煙頭,利索地滑著小電瓶車來到我身邊,眼神中透露出一種唯利是圖的敏捷。我已經在這個路口站了20分鐘,他是第三個跟我搭訕的人。

在這之前一位摩的大爺想要把我拉到昌碩電子廠大門口參加直招,他用一種神秘的口吻對我說,“你是不知道那裡面的奧妙唷。”

一個理著平頭的男子直突突地湊過來,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問我是不是來找工作,他對我的學歷情況很感興趣,猜測我是個大專畢業生,並表示一定能給我找一份拿雙工資的工作,輕輕鬆鬆月收入過萬,前提是要我先登記身份證。

大爺在旁邊揶揄道,“你別想了,人家是博士後,你哪裡請得起?”

【上海附近的超級代工廠】打工的、作工人生意的,群聚成這樣的圍城。

(▲圖:李梓新)

在上海浦東新區康橋鎮火箭村,像這樣站在路邊隨時能提供工作機會的中介都集中在秀沿路,他們遠遠地看見你左顧右盼就會立刻跑過來熱絡地關懷問切,“你怎麼還沒進廠?”

彷彿你的掉隊,給全體員工火速的入職進程拖了後腿。

等你決定同他去看看,就會被直接帶到秀沿路3668號,這裡是昌碩科技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它隸屬於台灣和碩集團(Peg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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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新公路地鐵站一出來就能看到昌碩科技的大樓)

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都產自鄭州富士康,這不是什麼秘密,但在中國還有一家和富士康搶訂單的公司,正是和碩,他家以生產4.7英寸iPhone為主。在生產iPhone7時,和碩甚至還比富士康提前進入量產階段。

上海附近的代加工廠大多聚集在松江和江蘇崑山,而昌碩這家保密性極強的iPhone代工廠距離上海市區內環只有7公里左右,比直線距離5公里外的上海迪士尼還近市區,附近有兩條地鐵線,並且緊靠磁懸浮線。整個公司佔地面積3200畝,比3個上海迪士尼還大。

火箭村本地人口只有一千多,外來人口多的時候擠滿了整個村鎮,數量能達到10幾萬,基本是在每年7、8月——iPhone正式發布新款之前,這時候工廠大批招工就是為了趕出首批iPhone訂單。

根據當地人的說法,1958年人民公社大生產時成立了一支“火箭突擊隊”,後來開展行政村改革,就把“火箭”這一叫法沿用至今,但實際上“火箭村”這個名字在外地人圈子裡還遠遠不如“昌碩”兩字叫得響。

進廠

王小利進過兩次昌碩,每一次都是走投無路。

他來自河南濮陽,今年26歲,5年前跟著朋友在廣西南寧做了一段時間傳銷,最後渾身上下只剩了一張身份證,連手機都給抵押了,說到這裡,他忍不住啐了一口,“TMD騙得老子身無分文。”

後來乾脆坐著一輛昌碩免費直招車來了上海,上車給發麵包發礦泉水,他覺得還不錯。但來了以後面臨新的問題,進廠要體檢,體檢費50塊,“電話都沒有,借錢也藉不到。沒錢怎麼辦?我撿礦泉水瓶撿了3天湊夠了50塊。 ”

過了這一關,進廠就順利多了,基本上只要能背26個英文字母,沒什麼重大病史和大面積紋身就可以拿下普工的工作,一個月有三四千塊左右的工資,廠裡提供住宿,一間屋6-8人不等,每人每月住宿費160元。

食堂也在廠區內,一般在工廠2樓或者3樓,方便工人們吃完後一溜儿小跑回到崗位,每次吃飯刷卡,直接從個人賬戶裡扣。

但是在廠里幹了沒幾天,王小利坐不住了,聯繫了朋友說“要去社會上再玩玩兒,玩兒個厲害的”。他轉移到了上海五角場,在那裡他扮演的是個狠角色,每半個月就去一條長長的小街上收取“保護費”,一般他會帶上兩個小弟走進小門面,大剌剌把腿往椅子上一跨,仰著頭跟店家說自己最近手頭緊,要藉兩個錢花花。不給就開始砸店,砸完打人。

“為什麼別人不報警?”他挑了挑眉毛,狡黠地歪嘴笑笑,“我砸的是朋友的店,自己人當然不會報警,這都是演給鄰居看的,人家肯定想著能躲一事算一事啊,到時候你再往門口一站,他們自然就乖乖把錢送上來了。”

但這條來錢路他沒能走多久,後來那邊小店的經營狀況不好,賺不了什麼錢,店鋪都紛紛關掉了。“賭徒”王小利還常在牌桌上失利,入不敷出,最後輸得身無分文,只能又回到昌碩。廠裡“管吃管住”,不至於讓人流落街頭,是個還不錯的選擇。

這個龐大的、擁有配套生活設施的超級代工廠像一個“避難所”,人們沒錢應急時就去躲一躲,膩了就再跑出來。老老實實在廠裡待上一年的人,舍友都能換十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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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碩的宿舍樓一般排列在工廠外圍,路邊的圍欄下經常會發現員工拋擲的生活垃圾)

現在王小利不再是普工了,他覺得這份救急工作不賺錢,距離他攢夠五六十萬,30歲之前結婚生子的目標相去甚遠。

二度離廠後,他在街邊賣燒烤,結果城管抓得太厲害,只能灰溜溜捲了攤位和朋友們一起去做勞務中介,一天里大部分時間都耗在街上“逮人頭” ,靠的是他的看家本領——嘴皮子。一群人三三兩兩聚集在路邊,吐著唾沫抽著香煙大聲互相說笑,看見路人就“帥哥”、“美女”地問候一遍,看看有沒有什麼商機。

介紹一個人進廠,廠裡就會給人頭費,高的時候能給幾千塊。一天要是能逮到2、3個人,基本算完成任務了,王小利就可以回到他那間月租1000多塊的出租房裡睡大覺。

白天街上人不多,工人都在廠裡做活,除了像王小利這樣三兩作伴的中介,更多的是從地鐵站方向以及廠區方向走來的人,拖著編織袋和行李箱,要么才來,要么正準備離開。站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能清晰地聽見行李箱滾輪在不平的人行道上壓得呼嚕嚕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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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王小利的進展不算順利,沒什麼人搭理他,還是早春時節,寒氣凍得人牙齒打架,說話費力,他堅持掐著嗓子和這些過路人嬉皮笑臉地打招呼,時不時轉過身來和我分享他的心得,“來的人都問一句,這個錢賺得穩當。

前兩句話最關鍵,別人起了疑心你怎麼說都沒用,就這麼簡單。”說完抬手理了理前額碎髮,那一小撮頭髮做了離子燙,染成黃棕色,在冷風裡倔強地飄來飄去。

王小利總問我“你的夢想是什麼?”這類玄乎的問題,還喜歡擺談廠裡的門道,“裡面科長主任都有愛好,打牌啊喝酒啊,要懂得投其所好。所以我可以無限裝逼,直接搬個凳子過去和美女聊天。”

做了中介,他明目張膽地站在工廠大門口招徠生意,門口的保安一般會把逗留的人吆喝走,他略顯得意地告訴我, “不讓你滯留又不是不讓我滯留,讓我走,他敢嗎?”

在路邊碰到做保安的老鄉,對方背個褐色的小皮包,頭髮梳得油亮亮,他像個大哥一樣放話,“你們做個保安一個月4、5千有啥前途?跟著我玩兒就行,現在聯絡聯絡人,到大招的時候賺錢。”

王小利老把朋友網和人脈掛在嘴邊,對那些想要追隨自己的朋友顯得非常大方,“自家兄弟別說投奔這種話,有錢一起掙。”等人一走,他又忍不住開始傳授自己的做人經驗,“人就像一顆白菜,感覺料很多,其實扒著扒著就沒了。教徒弟也都是要留兩口的。”

這些手腕是他的立身之本,能讓他快速獲得金錢、權力和尊重,以及擺脫因為貧窮而帶來的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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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趙景宜)

趙一軒的進廠經歷沒有王小利那麼戲劇,他說自己從家鄉湖北宜昌出來就是“玩一玩,晃一晃”。他是跟著自己的老鄉來的,搭著他們找的中介“順風車”直奔到了廠裡,結果老鄉們來昌碩晃了一圈就“另謀高就”去了,只剩下他一人還在。

不過趙一軒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熟人網。下了班,他會直奔到昌碩廠門口找另一個老鄉,是他的高中同學,這人在銀行信用卡中心實習,每天的任務就是勸人辦卡,昌碩附近人流量大,是月底衝業績的好地方。

到了臨近傍晚的時候,一群銀行信用卡工作人員圍著路邊的電線桿子站成一圈,像執著的飛蛾一樣聚集在昏暗的燈光下面。

最初搭上話,趙一軒問我是不是跟著小姐妹一起來找工作。熟人搭伴務工的情況在當地再正常不過。廠裡的人大多保留著自己的家鄉關係網,熟人社會的生存模式在這裡依然存在。

他們遠離家鄉熟悉的社會制度以及價值體系,本能地複制小城或村鎮的模式,在這個重新塑造的熟人環境裡,試圖找到自己的坐標系,和他人之間建立信任關係,重獲身在他鄉的安全感。

只有在這個圈子中,他們才能真實地意識到,活著。

流水線上“愛加班”的工人們

入夜八點後,火箭村才正式活躍起來,昌碩各個廠區的大門湧出密密麻麻的人潮,穿著淺粉色廠服藍色立領的工人們列著隊在刷工作牌,5號門人流最集中,站在入口安檢處,能聽到機器不斷發出“滴滴滴”的聲音。大巴裝著一車又一車的人穿梭在道路上,開往昌碩廠外的宿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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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極強的iPhone代工廠會在門禁處設置面部掃描儀確認身份,外加一個金屬檢測器,它能檢測出裝有攝像頭的設備,以防止新產品的照片外洩。在準備開始工作前,工人們都會把自己的隨身物品放進儲物櫃。

車間裡密不透風,李巍說白天根本沒有陽光,廠裡面的大燈開得明晃晃,冬天時最低室溫也有10來度。在那裡幾百台機器同時開動,齒輪轉動,鏈條替換,人被淹沒其中,可能連一聲微弱的嘆息都難以察覺。

來自湖北隨州的李巍在昌碩電子廠裡已經待了1年多時間,他負責組裝一個手機主板零件,所在的流水線是條小產量線,一天需要組裝出3000台iPhone,有的大線一天就要生產1萬台。春季尚在淡季,廠裡只開了20多條線,據他所說,夏季旺季能增加到60多條線。工人們日夜輪番倒班,機器不會停止運轉。

李巍每天從8點半開始上班,但他會提前一點過安檢,因為打卡晚了就要被扣半小時工資,至少10塊左右。中午12點會有50分鐘吃飯時間,下午會接著幹到5點半,歇息半小時,再從6點一直工作到8點,上下午上班期間還各會有10分鐘的中途休息時間,讓工人們在休息室裡喝喝水。

在路邊聽工人閒聊時,他們透露了不少對於管理層的怨言,摩的大爺所謂的“奧妙”其實也是暗指廠裡複雜的人情往來。在魚龍混雜的地方,要多動腦筋,才能殺出重圍,混出個人樣。

李巍今年已經34歲了,之前在家鄉做機床,上淘寶賣耳機,和姐姐一起開報喜鳥服裝加盟店,都沒賺到什麼錢,離了婚以後,他決定來上海投靠親戚,尋求發財之路,最快捷的方式當然是進廠,當天工作和住宿就能有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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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比較寡言,在廠服外面套了一件黑夾襖,習慣低頭看著自己腳上灰撲撲的皮鞋,嗓音裡透著中年男子特有的沉悶,對於我的每一個問題,他很少會超綱回答,聊到廠裡的工作感受,他先是簡短地說了三個字,“一般般”,頓了幾秒他激動地補充道,“台灣老闆喜歡吼人,從上到下,科長、廠長能把人吼哭。能混領導也不想混,擔心被屌。管理層離職率比普工還厲害,沒有後台混不下去的。”

才到昌碩來了兩個禮拜的趙一軒很快也悟出了廠裡的生存法則,今年才22歲的他對權威壓制充滿反骨精神,他忿忿地說道,“只會罵,不動腦筋。 ”

趙一軒去年9月才退伍,部隊駐紮在重慶,還在西藏、雲南短暫停留過,歸屬於“陸軍野戰部隊”,他打心底里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但就算是來”玩一玩“,也要認真點,為了盡快融入廠裡的生活,他的辦法就是少出錯,少被罵,減少和領導層的正面較勁。

趙一軒覺得自己所在的組別是整個手機組裝裡最累的,最容易出問題,被罵最多,“前面的手機在傳送帶依次流下來,如果出了錯沒有發現,依舊往下流,發現問題還是算我們的,如果查出問題就要倒回去。”

他在流水線上負責安裝手機兩側的靜音鍵和音量鍵,涉及普通用戶最直觀的使用觸感。這條線站位10人,一天的總產量是4800台,這意味著每天經由他手的iPhone數量為480台。新手一天出錯20幾台就是非常不好的表現,平均出錯2-4台是比較正常的情況,他狀態好的時候,做一天,一台都不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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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碩的手機出產量高,中國海關直接在工廠門口設點,加速通關)

趙一軒用他自己特有的簡單方式來理解廠裡的狀況,這也算是明朗。

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小利那樣擅長把上級的喜好摸透,並熟練地應用這套規則,王小利的小聰明能讓他比別人獲得更多的摸魚機會,“領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想去哪條線去哪條,想在哪兒睡在哪兒睡。”趙一軒則顯得單純自信,儘管他對現實遭遇滿腹牢騷,但依舊相信一種略顯抽象和模糊的前途。

高中畢業入伍後,趙一軒的專科學籍還掛在一所大學,但他不想回學校,想先闖蕩社會,豐富閱歷,對他而言,在廠裡做工並不算是什麼辛苦事,“生活不滿意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這個人要求不高,部隊生活更艱苦,無所謂。我們那時候風餐露宿,睡馬路睡稻田。”他說不准自己什麼時候就會離開,他覺得去迪士尼工作也是一條出路,反正一切嘗試都是為了要找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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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人們每天工作時長為10小時,一周工作6天,但也有工人說自己的日工作時長達到12小時。

在大部分社會新聞和勞工組織的報告裡,像昌碩和富士康這樣的iPhone代工大廠,都不可避免地會被指責為“血汗工廠”,相關的形容不外乎是,弄虛作假的培訓,強迫性質的加班,骯髒擁擠的宿舍,防止員工因為工作壓力過大抑鬱自殺而在高樓懸掛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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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BBC派出3名臥底記者到昌碩調查蘋果代工廠的相關情況,拍攝名為Apple\’ s Broken Promises(《蘋果破碎的承諾》)的新聞紀錄片,裡面指出工人輪班的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一名臥底記者最長一次輪班的工作時長達到了16個小時,另一位臥底記者甚至連續工作了18天。

蘋果公司在供應商的責任聲明中寫道,禁止中國的供應商要求員工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因此片子一經播出,引起巨大爭議。

王小利倒是不大愛把員工們的心理問題歸咎於工作壓力過大,他說在男多女少的廠裡,感情糾紛多,跳河跳樓的男男女女每個月都會有那麼幾個,他很不屑地形容這些人是上演“現場版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這裡,小伙們個個年輕氣盛,你瞪我一下我瞪你兩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到處找茬,哐的一下就能打起來。

另外,實際上很多工人是“喜歡”加班的,因為工資太低,加班可以提高收入,這好像是個被普遍認可的規律。李巍的周工作時長基本就卡在60小時的邊緣線,他說自己親戚的女朋友來上海打工,半年裡跳了5次,廠里工資都差不多,就是要靠加班創收。

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進廠了,高返費成了勞務公司手裡的一張“王牌”。一般廠裡會給勞務派遣公司一筆招聘費用,勞務派遣公司為了完成廠裡的招聘任務,就會與中介和求職者分享這筆費用,這就是工人手裡返費的由來。

李巍說旺季的時候,返費加工資一個月能賺1萬,其中返費有7000塊,很多工人就是為了撈這一筆錢,好年底回家。淡季返費少,基本在1500塊的水平。返費通常在一個階段的工作結束之後結算,相當多數量的工人衝著高返費而來,最後卻空手而歸,被騙是家常便飯,只能擦亮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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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身、病假單、網吧

昌碩在2004年進駐上海浦東新區康橋工業園,沒過幾年袁開喜在附近開了康橋鎮第一家文身店——“振宇紋身店”,現在店裡90%的生意都是由昌碩工人貢獻。

一到夜晚,工人們下班“放風”,步行5分鐘抵達“華碩夜市”,這是火箭村夜晚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只有幾平方米大小的文身店在這時也顯得格外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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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是絕大部分工人出廠“打牙祭”以及購買生活日用品的地方,這片各處閃爍著簡陋霓虹燈店招的區域更像是一個雜貨批發市場,賣內衣、賣被子、賣炸雞、賣鴨脖、賣手機(多是Vivo、三星這樣的品牌),地面上泛著油膩的光澤。

這裡的物價水平遠低於上海市區水平,基本只用10塊錢,就能管飽。一隻完整的烤雞標價15塊,烤鴨腸10元30串,買個塞滿料的捲餅花不了5塊錢。

像樣的餐廳也是有的,菜系基本圍繞著三大系列,“山西拉麵”、“東北餃子”、“四川麻辣燙”,但吃起來味道都是一樣酸酸甜甜的。

夜晚人群快速流動起來,空氣裡瀰漫的熗炒辣椒油煙味也變得越來越厚重,大鍋鏟乒乒乓乓發出此起彼伏的敲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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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開喜說這個小地方是在2009年-2010年有了一點規模,那時候一個個店鋪還沒有蓋上結實的屋子,只是鋪平了水泥地,做生意都是流動擺攤。

袁開喜除了搞文身,還做拷貝資料的生意。在智能機還沒有普及的年代,山寨按鍵手機橫行,網絡娛樂資源極其稀缺。

廠裡的工人喜歡找袁開喜把影視資源拷貝到內存卡里,回宿舍慢慢消化。袁開喜明碼標價,電視劇5塊錢1部,電影1塊1部,歌曲1塊錢10首。

在袁開喜的印象裡,2012年左右,昌碩工廠招工人數激增,他估摸說應該達到11、12萬人。

2007年蘋果第一款iPhone上市,富士康一直是iPhone和iPad的獨家代工生產企業。2012年左右,正是和碩從富士康開始搶走部分iPhone的代工生產訂單的時間段,在這之前,和碩一直以代工華碩的筆記本電腦和主板為主。那會兒袁開喜每天光是下影視劇都要下幾百部。

2003年袁開喜從家鄉安徽亳州來到上海,落腳地是松江,他在那邊的廠裡做機械車床數控,後來跟著師傅學了兩年紋身技藝就轉行了。他看準了昌碩這裡,有廠有人有消費能力。現在夜市裡一共有三家文身店,另外一家才搬來不久,還有一家老闆之前是做日用百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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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集結了數以萬計江湖人士的地盤,只要會畫大龍大虎大鯉魚這樣標準樣式的江湖圖騰,就不愁找不到人買單。

這裡大部分的人處在一個相同的環境裡,擁有類似的命運,在電子廠打工,穿整齊劃一的廠服,擠在一間小屋裡。房子裡的風景和生存大同小異,千篇一律,連精神氣質都是差不多的。

紋身成了他們選擇範圍裡一種較容易表達個性的方式,代表年輕時比天還大的愛情,和現實的殘酷對抗,又或者根本沒有什麼意義,追求的只是這股“痞氣”。

據說,工人們進廠前都要脫衣服檢查,原則上廠裡不收有紋身的人,能通融的底限是紋身圖案不超過名片大小,衣衫能遮蓋。不過進廠以後,紋身就是件自由事,只要別做得太過火就行了,工人們會把小圖案藏在內臂裡,或長褲下的小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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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開喜的手藝在當地還算有名,別家文毀的圖案他也能修復,還收了10來個徒弟學藝。白天沒什麼客人,他喜歡斜躺在店裡的座椅上,微微腆著肚子,懶洋洋伸著兩條腿,用胳膊枕著腦袋玩手機,嘴巴也是閒不住的,從裡面不停地吐出瓜子殼。等突然想起什麼來了,他會對著在一旁練習勾线的學徒點評兩句。

沒一會兒有人拉開門,說要來照相,準備進廠。這人腳上穿著拖鞋,上半身攏著一件西服外套,領子直挺挺。袁開喜反應極快,一個翻身坐起來,把門邊一塊藍色小幕布拉起來,紋身店立刻變成了微型攝影棚,他掏出手機咔擦兩下,接著在電腦上用一個傻瓜修圖軟件飛速地又做出了一版紅底,照片洗出來以後他滿意地遞給顧客,說效果好到可以拿去相親。

除了立照立洗證件照,袁開喜還提供複印身份證、定製手機殼的服務。甚至還有外地的陌生人提著行李來投奔他,希望通過他聯繫上當地的中介,直接進廠,他接待著這些來客,嘴裡念念有詞,“在這裏呆了10多年了,小的事情都能搞定,大的搞不定。”

只要多琢磨琢磨,昌碩附近可做的生意種類很多。距離工廠越近的地方,牛皮癬廣告越多,在電線桿、垃圾箱上貼得到處都是,連綠化帶裡也都四散著小廣告卡片,上面簡單地寫著幾個大字“幫開病假單”、“醫保卡套現”,還會附上微信二維碼。有工人告訴我,曠工一天至少扣160塊,但是有病假單最多就扣6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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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都不是最賺錢的行業。火箭村是一個小網吧薈萃的地方,10來塊就可以包夜。上網吧,是許多工人最喜歡的業餘休閒活動之一,不同於流水線上麻木疲憊的神態,一排排包夜打團的人眼神專注,就像創作中的馬克思。

王小利也動過這方面的心思,他的賬算得很細緻,只要有10台電腦,按照一天10小時的開機時間來計算,每小時收2塊錢,一天就可以賺200塊,更別說再賣幾包香煙,一天的電費也出來了,一年差不多可以有7、8萬塊的收入,但他說每天通宵通宵的,“實在太熬人”,所以做了沒多久,生意又泡湯了。他總是有更多條路要走,不過沒關係,道路就是生活。

三個月後我又去了一趟火箭村,已經進入夏天,路邊拖著行李箱從地鐵站走向工廠的人多起來,有人會直接攔住你問秀沿路在哪裡。“華碩夜市”重新翻修,小店的磚牆都統一成了深灰色,地面乾淨多了,夜市外圍牆面上五顏六色的廣告都被撕掉,覆蓋著一層白色新漆,裡面一家麻辣燙的店主告訴我說是因為“上面”覺得“影響市容”。幾個攜家帶口去迪士尼玩的外國遊客也誤打誤撞閒逛進去。

為了配套迪士尼,近幾年秀沿路附近開了好幾家精品酒店,提供直接開往樂園的大巴,車程不到10分鐘,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也齊全,村越來越不像個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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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一軒在5月離開上海回了老家,走之前他還是沒有去成迪士尼,他對未來暫時沒有打算,似乎正處於20多歲的年輕人都常有的那種沮喪階段。

我不太想把他界定成“農民工”、“打工的”、“進城務工人員”,他更像是一個普通的小鎮青年,是無數個城市青年的堂弟或者哪一個遠親的孩子。出路狹窄,基本只能靠著讀書扭轉命運,而一旦這條路走不好,就只能選擇用打工的方式闖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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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夜市出來,很巧,迎面遇上王小利,他依舊騎著那輛小電瓶,風風火火從廠區門口呼嘯而過,原本色彩斑斕的頭髮被染成了黑色,微胖的身材消瘦了一點。

我想起他說自己只會在這裡待個半年左右,“離開以後找一個安逸的,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城市,南寧啊廈門啊,盡量讓自己活長壽點。”時間已經過去大半,不知道距離他攢夠錢的目標還有多遠。

把江湖規則摸得熟門熟路的王小利,不算什麼黑社會頭子,他口袋沒錢,髒水洗身,從沒有什麼人生的康莊大道可走。有些小夢想,又有些可笑。只能依靠喝酒、打架、賭博甚至是仗義開拓出在陌生城市裡的局面。

不遠處,一個拖著行李的女孩子走過來,他又露出久違的誇張表情,小小的眼睛瞇成一條縫,滑著電瓶上前搭腔,開場白依舊還是那句,“過來應聘面試的嗎,妹妹?”

(王小利、趙一軒、李巍均為化名,文中圖片如無特別說明均為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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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原文

  廠妹和打工仔,中國工業的一道風景,這些人群居的夜生活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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