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演錯了,中國古代大部分時期,臣子晉見皇帝並沒有三跪九叩。

本文來源:《光明日報·博覽群書》2018年第6期、觀察者網

作者:李競恆(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四川師範大學教師,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戰爭觀念、武裝者與武器裝備研究》、《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歷史世界》、 《早期中國的龍鳳文化》等書。)

清宮劇流行,很多人認為三跪九叩、對皇帝磕頭、跪著談事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電視劇如《唐明皇》、《大明宮詞》中居然也出現了大臣跪奏的畫面,其實是將清朝的情況視作中國歷史常態了。

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君臣之間是比較平等的同坐之禮,或至少沒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間更接近師友關係而非主奴。

先秦時代,君臣之間都是溫情脈脈的親戚,如甲骨中的子組、午組卜辭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從兄弟,君臣兼兄弟之倫。周王稱呼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呼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尚書·顧命》就記載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禮答拜。

君臣之間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對於商朝後裔建立的宋國,周王對宋國君主之間更是行賓主之禮,而非君臣之禮。《禮記·曲禮下》就說國君對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仲長統在《昌言》中也談到:“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

朱熹提到,“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當時君主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萬歲爺”。他還提到“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正如閻步克先生所說,先秦封建時代是一種“等級君主制”,當時“貴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級差較小”(閻步克:《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6期)。體現在禮儀上,天子不但拜揖三公,也對百官行拜揖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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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曲禮上》記載週人貴族之禮,“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意思是駕車的家臣若身份低下,乘車之君也應該按駕車人的手,以表示感謝。

正如朱熹所說,古人“待臣僕如子弟”(《朱子語類》卷十三),君臣的小共同體之間關係是以類似模擬親屬的方式展開的,因此禮制上有一種溫情的氛圍。

《曲禮下》還記載,國君對於大臣和世婦,不應該稱呼他們的名,而應該稱呼他們的字,以表示尊重;大夫對於自己的家臣,士對於自己的家相,都應該如此,以示尊重。

《說苑·臣術》:“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意思是君主對自己的伯父、叔父、庶子哥哥、異姓的長輩大臣,都應該只稱呼字,而不能稱呼名,以表達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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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嘗君禮賢下士

戰國時代,三代以來的小共同社會與貴族之禮開始解體。雖然也還有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宗室血緣之臣,但遊士流動,已經是陌生人社會了,因此多舉用沒有血緣關係的臣。列國之間競爭激烈,於是競相招攬外來人才,各國君主多敬禮士人,以師傅、朋友之禮相待。

戰國早期,魏國最得人才,因為魏文侯以士人為師、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資治通鑑·周紀一》),魏君不但對子夏、田子方等士人行師禮,還對賢士段干木的居所行禮。

又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說,鄒衍到魏國,魏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對他行賓主之禮;

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身跟隨他,親自為他拂試席位;

到了燕國,燕昭王手持掃帚在前面為他清掃道路,把他請入碣石學宮,拜為老師,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學習。

《戰國策·燕策》中也提到,能完成帝業的君主是將賢能大臣尊為老師,能完成王業的君主則與賢臣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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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衍

到了秦漢,君臣之間不再是殷周時代那樣一群宗族親戚,溫情抱團互相拜,而是皇權獨大。君權甚強,也不是戰國時代的禮尊士人之風。

揚雄曾比較了秦漢前後待士人之禮的巨大變化:“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而到了秦漢,“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漢書·楊雄傳下》)。

戰國時代,鄒衍、孟子等士人能獲得萬乘之尊大國君主以老師相待之禮,而到了秦漢,就連連郡守、縣令也不再禮敬這些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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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實行尊君卑臣的製度,叔孫通製作上朝禮儀,可以達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孫通這套“禮儀”不過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這套能讓大臣嚇得哆嗦的“禮制”,卻深受皇帝的喜愛。

叔孫通讓群臣震恐之後,劉邦就感慨自己終於知道皇帝的尊貴了。儘管秦漢以來,尊君卑臣成為大背景,但漢代皇帝見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漢書·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主,禦坐為起”,顏師古註釋引用了《漢舊儀》說,漢代製度有謁者負責高喊:“皇帝為丞相起”,然後皇帝起立後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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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隨著漢代儒學重建,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現了向先秦的部分回歸,尊君卑臣之禮開始褪去。儒者主張重建先秦士人作為君主之師的尊嚴。

為了壓低秦漢皇上的跋扈,董仲舒提出了“貶天子”之說,此說與同屬於齊地的轅固生之間可能存在著思想的淵源(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漢儒的《公羊》學,則強調朋友是“群臣與成王同志好者”,同時也以吳王闔閭與伍子胥的關係,說明君臣為朋友之倫的道理(《公羊傳·定公四年》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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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今文經學的《韓詩》,也提出了周公踐天子位後,將十位有德性的士人尊為老師,將十二位比較有德性的人援為朋友的說法(《韓詩外傳·卷三》)。

在洛陽新安縣出土的一件西漢瓦當銘文是“尹壽亦王”(《文物》2000年10期),根據《漢書·古今人名表》,這個“尹壽”是堯的老師,這個銘文的意思是,君主的老師也是和君王一樣尊貴的人。

這些觀點公然被銘刻在建築瓦當銘文上,說明儒者的宣傳,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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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之下,君臣之間又出現了天子“養三老五更”之禮,皇帝對三老大臣行對父親的禮,對五更的大臣行對兄長的禮,此種尊敬大臣的回歸,和秦始皇那種讓群臣“震恐”的“禮儀”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

“養三老五更”之禮在以後的南北朝仍然繼續使用,如《周書·於謹傳》就記載北周武帝對老臣於謹行禮,大臣坐在尊貴的南面,皇帝以更卑微的北面坐,給皇帝講學,最後皇帝對大臣行再拜之禮。

在南方的東晉,門閥政治也帶有向先秦貴族政體回歸的色彩,皇權並不強大,晉元帝與宰相王導一起同坐,以朋友的關係相處。元帝、王導二人之間的法帖,都用朋友平輩之間的“頓首”一詞。

而到了晉成帝時期,他寫給王導的手詔則多使用“驚慌言”、“敬白”等對尊長的敬語,中書省起草的詔書,則稱“敬問”,這以後就成了定規。正月初一,王導入朝,成帝還親自起來迎接(《晉書·王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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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導像

晉朝以後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像先秦一樣,不稱呼大臣的名,而是稱呼字或者官職,以表示尊敬。

顧炎武就舉了南北朝、隋唐時期多個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稱呼蔡撙的姓名,蔡撙並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稱“蔡尚書”,他才回應,並告知“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因此“帝有慚色”。

皇帝不小心呼喚了大臣之名,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因此梁武帝會為此感到羞愧。顧炎武指出,當時“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日知錄》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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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禮

唐以及五代,宰相見皇帝議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宋初宰相雖不再與皇帝同坐並賜茶,而是站著議事,但其他大臣仍時有同坐並賜茶的禮遇,如真宗時楊億擔任顧問,就同坐並賜茶;理宗時真德秀經筵上講課完畢,也是同坐賜茶,類似的還有一些例子。

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對”論事,也往往“命坐賜酒”,君臣之間親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對》,《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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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跪拜俑

宋代人認為,宰相不再像是唐、五代時期那樣坐而論道,從容賜茶而退,主要是因為他們擁有核心的決策權,沒有閒暇與皇帝坐而論道。

正如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對宰相所說:“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頻繁,所以不暇及”。

因此,唐和五代負責和皇帝坐而論道的部分,轉移到了代表士大夫道統的經筵講官那裡(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22頁) 。總體而言,宋代政治屬於“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君臣之間並非清朝那種主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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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奏最早出現在女真統治下的金國,《金史》記載金國的宰相高汝礪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諸族重視主奴關係,趙翼就發現從鮮卑開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況,“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但南朝的情況就較好,至於“金元二朝此風尤盛”,“元時官吏杖罰之製,更烈於前代矣”(《陔餘叢考》卷二十七)。

陶晉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經常有對大臣的笞刑,在完顏阿骨打時期,就普遍對本族臣下實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時期,則開始鞭笞漢族士大夫。

“這種野蠻的刑罰,後來才叫做’廷杖’,在元、明兩代繼續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金代的政治衝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類》第二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1708—1709頁)。

金、元不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還大汗還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臉,也沒有任何人的異議。

元成宗時杖打了平章、御史後,居消息傳出後,居然“眾呼萬歲”。吳晗就認為,明代廷杖是從元朝繼承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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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號稱“朕於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給事中,亦必思而後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為他們將臣視為家奴或養狗,《清太宗實錄》卷三七就記載,皇太極訓斥大臣,說養狗“畜養日久,尚收其益”,但這些大臣沒用,所以“曾鷹犬之不若”,直接用養狗來比喻他和大臣的關係。

正是在這種被視為養狗,隨時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關係背景下,金國的高汝礪才選擇了跪奏,並從此形成了新的製度。

姚大力教授談到,元朝皇帝將臣下視為奴婢,一些官員給皇帝的上奏中也自稱“歹奴婢每”、“奴婢”,其中包括了御史台首席大夫、御史台第二大夫、將領、天文家,甚至連元末權臣脫脫也對元順帝說“郎主使奴婢侍親”(《論蒙元王朝的皇權》,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305—307頁)。

主奴結構下的元朝也實行跪制,據《續資治通鑑》記載,文天祥被召去見元朝宰相,他說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當然應該行宋的禮儀,而不是下跪。

窩闊台時期,臣下見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時期出現了跪奏,所謂“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權更為集中,還繼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傳統,發展為庭杖。另一方面,繼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為了彰顯皇權的強大,發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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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王朝》劇照

清朝在入關中原之前,就發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禮儀,即三跪九叩,滿語叫hengkilembi,入關以後便將這套東西推廣全國

《清會典》規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禮,其他朝儀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禮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時,清朝也堅持跪奏制度。

據清人《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十三年,一個叫劉于義的大臣因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

這種跪奏不但貶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對體力和耐力的嚴重消磨。

所以李鴻章、翁同龢等六十多歲的老臣,都還會經常堅持練習三跪九叩的技巧,並且自製護膝以保護膝蓋,一些護膝可以厚達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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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金、元、清以來形成了主奴關係的皇權,所以當晚清儒者見到西方國家君臣之間那種比較對等的禮節之後,強烈的對比下會產生痛苦感,並因此回憶起中國古代君臣之間其實和西方一樣,是互相尊重的。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就感到“西禮之暗合乎中國古禮之遺意者”,實在批評清朝主奴關係的那種扭曲的皇權。

中國歷史漫長且複雜,金、元、清那種君臣為主奴、鞭打士大夫、跪奏的源流雖然時間上更近,但從整個中國主流傳統來看,則不是常態,而只是一種畸形且扭曲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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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

辛亥革命後,君主制被廢除,也就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君臣關係了。

雖然梁啟超等學者認為,現代的工廠經理和僱員、上司與下屬、教師與學生等仍然帶有一定“君臣”的含義(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頁;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頁

但民國至今,各類正式的禮儀都是人格對等的握手禮,其精神也是向中國主流優秀傳統的回歸。

當然,現在一些以“傳統文化”為名,行跪拜的拜師禮,就其精神而言,其實並不符合古禮。

竊以為,在席地而坐時代,學生對老師跪拜是適合的,而在垂足而坐時代,學生對老師行鞠躬禮即可,這才更符合傳統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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