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藝綻(微信id： )(北京日報旗下文化媒體)
作者：路艷霞
2018年6月25日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誕辰100週年，但紀念他的卻寥寥無幾。黃仁宇的名字為世人所知，是因為一本18萬字的《萬曆十五年》。
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黃仁宇或許會默默無聞，徹底隱沒在學術界。
《萬曆十五年》中文版至今已暢銷36年，並創下了史學讀物很難企及的300萬冊銷售記錄。
這本書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宣傳過，其名聲卻不脛而走，無論是這一奇特的出版現象，還是對該書的重新認知，都有值得梳理、評判的價值。
藝綻君（ID：bjvariety）採訪了該書的中文版編輯和歷史學者，重新進行了一番梳理。
出版幕後 當時黃仁宇僅獲稿費760元
魏連科今年83歲，因早年夫人戶口一直沒能進京，他退休後回到石家莊頤養天年。
多年過去了，談及《萬曆十五年》的經久不衰，他依舊連稱「沒想到」。
△黃仁宇的青年時代
傅璇琮和魏連科當年同為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魏連科清楚記得，1979年時，《萬曆十五年》這部書稿是由黃仁宇托朋友帶到國內，他朋友又將書稿轉交給黃苗子，而黃苗子與傅璇琮相熟，這部書稿於是來到中華書局。
「書稿是黃仁宇從英文翻譯過來的，由於他久居國外，中文疙疙瘩瘩，詞不達意，就像半生不熟的夾生飯一樣。」
儘管如此，魏連科和同事還是很興奮，書稿從萬曆十五年這個小切面寫起，講了幾個故事，寫到大明帝國如何從鼎盛走向衰落。
如此寫法新穎、視角獨特的歷史讀物，和國內那些板著面孔、一本正經的史學讀物大相徑庭。傅璇琮和魏連科很快共同簽名上報，提出「原則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需做編輯加工。
但中華書局內部傳來不同聲音，「有領導認為，中國人寫的書還出不過來，出什麼外國人的。」
魏連科說，領導還擔心黃仁宇有「國民黨軍人」的歷史污點。但副總編趙守儼拍板決定出版，大家也達成共識，首先把握「政治上不能出錯」。
魏連科說，他們建議作者將涉及中國國內現實、政治的一小部分內容進行修改，但黃仁宇做得更乾脆，他將這些內容一律刪掉。
而關於「夾生飯」文字問題，傅璇琮請來好友沈玉成進行精心潤色。
「他頭腦靈敏，文筆快，有文采，確是修改、潤色書稿的合適人才。」傅璇琮曾如此回憶道，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國一章，「沈君之潤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則當照此進行，分隨函寄上第二章，亦請審正。」
經過來回修改、寄遞，書稿一直到1981年6月間才大致定稿。
關於《萬曆十五年》的稿費，魏連科回憶，除去給作者的200多本書抵扣稿費外，最後開出的稿費是760元。
黃仁宇將稿費留給了他在國內的親屬，僅動用其中一小部分用作請客。當時個體飯館剛剛露頭，在東四的一家西餐館，黃仁宇委託黃苗子請來傅璇琮、魏連科等七八人聚餐。「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魏連科說。
1982年5月，《萬曆十五年》終於上市，首印27500冊，很快售罄。
中華書局版《萬曆十五年》後來的編輯徐衛東感慨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才從文革走出來，還處於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何況此書的作者是外籍華人，所以在當時出版這本書真是比較大膽的舉動了。」
他說，這本18萬字的「小書」，經反複審閱打磨，歷時兩年半才定稿，其時傅璇琮已升任中華書局副總編，這樣的慢工出細活，現在難以想像。
學界影響 像一盞明燈指引年輕學者
更讓魏連科沒有想到的是，《萬曆十五年》不僅影響了一代代讀者，也影響了一代代學者的學術方向。
△老年黃仁宇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1982年時在陝西師大歷史系讀研究生，「初讀《萬曆十五年》，如受電擊，至今記憶猶新。」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技史學者江曉原清楚記得，當年他讀了許多令他昏昏欲睡的論文，甚至充滿了沮喪，「難道我也要以寫這樣的東西為業嗎？」恰在此時，《萬曆十五年》出現了，「 它像一盞指路明燈，讓我看到，學術文本其實還可以這樣寫！這堅定了我選擇學術生涯的信心。」
時至今日，江曉原也認為《萬曆十五年》給自己帶來的最大影響，是讓他關注到了學術成果的文本形式。事實上，幾十年來他一直反對學術著作不注重文本、不注重敘述的做法，而他堅持《萬曆十五年》指明的方向，出版的多部學術著作也贏得了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當年帶著工資上大學，一看到喜歡的新書都會收入囊中，這其中就包括《萬曆十五年》。「 我不研究明史，不會摳裡面的細節，我所關心的人物是明末清初的異端思想家李贄，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正是因為和西方傳教士的接觸，對李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讓我長了很多見識。」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梁治平更坦言，1987年夏天著手寫《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時，他有意把從《萬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種史學精神，貫徹到自己的歷史敘述中去。
徐衛東接觸到《萬曆十五年》是上世紀90年代末了，其時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讀書，「當時的教材，不論是《中國古代史》還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個標準的學術構架，讀起來千篇一律。」
但《萬曆十五年》完全不一樣，開篇就有一個故事化的場景，歷史的展開很迷人。徐衛東與《萬曆十五年》的緣分在續寫，2001年他來到中華書局，2006年精心打磨、接續編輯新版《萬曆十五年》，實現了從讀者到編輯的跨越。
模仿熱潮 跟風之作讓中國史充滿陰冷
徐衛東早已注意到，隨著歷史寫作熱潮的到來，模仿、甚至自稱超越《萬曆十五年》的書越來越多，如吳思的《潛規則》、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國的惆悵》、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等都很紅。
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這些作品沒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僅僅是將舊史書中的故事俗講一遍，重點在於權謀心術之類，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種概念、定律之嫌，結果弄得中國史充滿了陰冷感。」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校閱手稿。圖片來自「環球人物」公眾號
在徐衛東看來，黃仁宇的研究從來不看重道德評價，「皇帝荒淫無道，后妃紅顏禍水，都不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重要的是從技術的角度，看社會制度怎麼制約個人與國家的行動；也綜合中外古今，觀察一個社會如何從技術的層面取得突破，脫胎換骨，從前現代進入現代。」
江曉原也認為，不少跟風之作是延續了傳統文化中通俗的講史傳統，而《萬曆十五年》不同，它帶有正宗的西方史學血統。
「早期美國人批評黃仁宇是從專業角度，後來中國學者的批評，其實有酸葡萄心理。」馬勇認為，黃仁宇具有研究深度的專題性學術成果確實少之又少，這與他早年當兵打仗，年齡大了再去讀書有關，但這些都不妨礙《萬曆十五年》的獨特價值。
在馬勇看來，縱覽學術史，也會發現許多大眾化讀物，會超越時代，經歷時間淘洗而成為經典。
單看民國時期，週予同的《經今古文學》、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皆為大眾讀物，但到今天變成了經典。「我相信《萬曆十五年》也會走同樣的路徑。」
「對非專業的大眾讀者而言，無法選擇閱讀，像選擇《萬曆十五年》這種書就是最有把握的，因為它經過了時間考驗。」馬勇如此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