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中國出版的《萬曆十五年》,改變了一代人。2018為作者黃仁宇誕辰100週年。

本文來源:藝綻(微信id: )(北京日報旗下文化媒體)

作者:路艷霞

2018年6月25日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誕辰100週年,但紀念他的卻寥寥無幾。黃仁宇的名字為世人所知,是因為一本18萬字的《萬曆十五年》。

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黃仁宇或許會默默無聞,徹底隱沒在學術界。

《萬曆十五年》中文版至今已暢銷36年,並創下了史學讀物很難企及的300萬冊銷售記錄。

這本書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宣傳過,其名聲卻不脛而走,無論是這一奇特的出版現象,還是對該書的重新認知,都有值得梳理、評判的價值。

藝綻君(ID:bjvariety)採訪了該書的中文版編輯和歷史學者,重新進行了一番梳理。

出版幕後    當時黃仁宇僅獲稿費760元

魏連科今年83歲,因早年夫人戶口一直沒能進京,他退休後回到石家莊頤養天年。

多年過去了,談及《萬曆十五年》的經久不衰,他依舊連稱「沒想到」。

△黃仁宇的青年時代

傅璇琮和魏連科當年同為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魏連科清楚記得,1979年時,《萬曆十五年》這部書稿是由黃仁宇托朋友帶到國內,他朋友又將書稿轉交給黃苗子,而黃苗子與傅璇琮相熟,這部書稿於是來到中華書局。

「書稿是黃仁宇從英文翻譯過來的,由於他久居國外,中文疙疙瘩瘩,詞不達意,就像半生不熟的夾生飯一樣。」

儘管如此,魏連科和同事還是很興奮,書稿從萬曆十五年這個小切面寫起,講了幾個故事,寫到大明帝國如何從鼎盛走向衰落。

如此寫法新穎、視角獨特的歷史讀物,和國內那些板著面孔、一本正經的史學讀物大相徑庭。傅璇琮和魏連科很快共同簽名上報,提出「原則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需做編輯加工。

但中華書局內部傳來不同聲音,「有領導認為,中國人寫的書還出不過來,出什麼外國人的。」

魏連科說,領導還擔心黃仁宇有「國民黨軍人」的歷史污點。但副總編趙守儼拍板決定出版,大家也達成共識,首先把握「政治上不能出錯」。

魏連科說,他們建議作者將涉及中國國內現實、政治的一小部分內容進行修改,但黃仁宇做得更乾脆,他將這些內容一律刪掉。

而關於「夾生飯」文字問題,傅璇琮請來好友沈玉成進行精心潤色。

「他頭腦靈敏,文筆快,有文采,確是修改、潤色書稿的合適人才。」傅璇琮曾如此回憶道,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國一章,「沈君之潤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則當照此進行,分隨函寄上第二章,亦請審正。」

經過來回修改、寄遞,書稿一直到1981年6月間才大致定稿。

關於《萬曆十五年》的稿費,魏連科回憶,除去給作者的200多本書抵扣稿費外,最後開出的稿費是760元。

黃仁宇將稿費留給了他在國內的親屬,僅動用其中一小部分用作請客。當時個體飯館剛剛露頭,在東四的一家西餐館,黃仁宇委託黃苗子請來傅璇琮、魏連科等七八人聚餐。「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魏連科說。

1982年5月,《萬曆十五年》終於上市,首印27500冊,很快售罄。

中華書局版《萬曆十五年》後來的編輯徐衛東感慨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才從文革走出來,還處於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何況此書的作者是外籍華人,所以在當時出版這本書真是比較大膽的舉動了。」

他說,這本18萬字的「小書」,經反複審閱打磨,歷時兩年半才定稿,其時傅璇琮已升任中華書局副總編,這樣的慢工出細活,現在難以想像。

學界影響     像一盞明燈指引年輕學者

更讓魏連科沒有想到的是,《萬曆十五年》不僅影響了一代代讀者,也影響了一代代學者的學術方向。

△老年黃仁宇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1982年時在陝西師大歷史系讀研究生,「初讀《萬曆十五年》,如受電擊,至今記憶猶新。」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技史學者江曉原清楚記得,當年他讀了許多令他昏昏欲睡的論文,甚至充滿了沮喪,「難道我也要以寫這樣的東西為業嗎?」恰在此時,《萬曆十五年》出現了,「 它像一盞指路明燈,讓我看到,學術文本其實還可以這樣寫!這堅定了我選擇學術生涯的信心。」

時至今日,江曉原也認為《萬曆十五年》給自己帶來的最大影響,是讓他關注到了學術成果的文本形式。事實上,幾十年來他一直反對學術著作不注重文本、不注重敘述的做法,而他堅持《萬曆十五年》指明的方向,出版的多部學術著作也贏得了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當年帶著工資上大學,一看到喜歡的新書都會收入囊中,這其中就包括《萬曆十五年》。「 我不研究明史,不會摳裡面的細節,我所關心的人物是明末清初的異端思想家李贄,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正是因為和西方傳教士的接觸,對李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讓我長了很多見識。」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梁治平更坦言,1987年夏天著手寫《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時,他有意把從《萬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種史學精神,貫徹到自己的歷史敘述中去。

徐衛東接觸到《萬曆十五年》是上世紀90年代末了,其時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讀書,「當時的教材,不論是《中國古代史》還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個標準的學術構架,讀起來千篇一律。」

但《萬曆十五年》完全不一樣,開篇就有一個故事化的場景,歷史的展開很迷人。徐衛東與《萬曆十五年》的緣分在續寫,2001年他來到中華書局,2006年精心打磨、接續編輯新版《萬曆十五年》,實現了從讀者到編輯的跨越。

模仿熱潮    跟風之作讓中國史充滿陰冷

徐衛東早已注意到,隨著歷史寫作熱潮的到來,模仿、甚至自稱超越《萬曆十五年》的書越來越多,如吳思的《潛規則》、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國的惆悵》、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等都很紅。

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這些作品沒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僅僅是將舊史書中的故事俗講一遍,重點在於權謀心術之類,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種概念、定律之嫌,結果弄得中國史充滿了陰冷感。」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校閱手稿。圖片來自「環球人物」公眾號

在徐衛東看來,黃仁宇的研究從來不看重道德評價,「皇帝荒淫無道,后妃紅顏禍水,都不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重要的是從技術的角度,看社會制度怎麼制約個人與國家的行動;也綜合中外古今,觀察一個社會如何從技術的層面取得突破,脫胎換骨,從前現代進入現代。」

江曉原也認為,不少跟風之作是延續了傳統文化中通俗的講史傳統,而《萬曆十五年》不同,它帶有正宗的西方史學血統。

「早期美國人批評黃仁宇是從專業角度,後來中國學者的批評,其實有酸葡萄心理。」馬勇認為,黃仁宇具有研究深度的專題性學術成果確實少之又少,這與他早年當兵打仗,年齡大了再去讀書有關,但這些都不妨礙《萬曆十五年》的獨特價值。

在馬勇看來,縱覽學術史,也會發現許多大眾化讀物,會超越時代,經歷時間淘洗而成為經典。

單看民國時期,週予同的《經今古文學》、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皆為大眾讀物,但到今天變成了經典。「我相信《萬曆十五年》也會走同樣的路徑。」

「對非專業的大眾讀者而言,無法選擇閱讀,像選擇《萬曆十五年》這種書就是最有把握的,因為它經過了時間考驗。」馬勇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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