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改革了20多年,中國還要多少年才能進世界盃?

中國足球改革已開展多年

但從結果來看

成果並不顯著

微信號:chinanewsweekly

記者:李行、蔡如鵬

中國足球改革進入深水區

本文首發於總第857期《中國新聞周刊》

世界盃開幕了,沒有中國隊,但中國公司卻在世界盃賽場大放異彩。

據市場研究公司Zenith的數據顯示,2018世界盃期間,各國企業投入的廣告費用共24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投入達8.35億美元,占比近35%,高於美國的4億美元和俄羅斯的6400萬美元。

「這麼說吧,俄羅斯世界盃,除了中國足球隊沒去,其他該去的都去吧。」央視主持人白巖松調侃道。

雖然沒有中國隊,但中國球迷對一些參加世界盃的球員並不陌生。

據國際足聯公布的32強名單,736名參賽球員中包括9名中超球員。這一數字刷新了歷屆中超外援參加世界盃的紀錄。

毋庸置疑,這些廣州恒大、北京國安、上海上港等中超豪門高價買來的外援,為中超職業聯賽帶來了更高的觀賞性。媒體數據統計,2015年以來,場均上座率維持在2.3萬人以上。

與此同時,中超聯賽的IP價值也水漲船高,2015年,中超公司曾宣布體奧動力以80億元的天價拍下了未來5個賽季(2016~2020賽季)的中超聯賽全媒體版權。

但自去年以來,中國足協出台了如球員限薪、U23政策、限制外援上場人數等一系列新政,球迷認為中超聯賽的競爭性和觀賞性受到損害。也使得體奧動力與中超公司商議後,將版權周期由五年80億改為10年110億。

雖然新協議攤薄了每年的版權費用,「但與前一周期的合同價格相比,仍上漲了近20倍,這給我們的經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也是因為2015年以來足球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出台,我們認為中國足球仍然是有巨大商業潛力的IP。」體奧動力總經理趙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足球的現狀,一方面是「金元」足球下職業聯賽的風生水起,廣州恒大、上海上港等俱樂部多次闖入亞冠聯賽四強,廣州恒大還兩次奪得亞冠冠軍,刷新了歷史紀錄;另一方面是男足國家隊成績的止步不前,自2002年韓日世界盃小組出線和2004年亞洲杯的亞軍之後,男足國家隊再也沒能進入亞洲杯四強。

奧運會成績更加難堪。男足國家隊僅1988年漢城奧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藉東道主之利進入奧運會,但未嘗勝績。

2015年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足改方案》)發布,之後,中國足球改革主管小組正式成立,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擔任組長,顯示了高層對足球改革的充分重視和改革的決心。

《足改方案》指出,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探索發展職業足球,改革一度帶來活力,但由於對足球的價值和規律認識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行為嚴重,組織管理體制落後,人才匱乏,監管缺失,導致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薄弱,行業風氣和競賽秩序混亂,運動成績持續下滑。

「改革方案50條的出台,指出足球現狀的同時,也給足球改革提供了具體的方向,如體制上的管辦分離,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訓等。配合各部委出台的細化方案,中國足球在這幾年中確實在基礎層面有了明顯的進步。」中國足球協會執委辜建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管辦分離

足球歷來被認為是中國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驗田」。這一輪足球改革也不例外,始於中共十八大後,中央新一屆主管集體對建設體育強國,推動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協調發展的總體要求。

2014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以足球、籃球、排球三大球為切入點,加快發展普及性廣、關注度高、市場空間大的集體項目,推動產業向縱深發展。

《意見》的出台,打破了制約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之間平衡發展的壁壘,開拓了發展體育產業的新思路,被認為是打響了中國體育深化改革的「第一槍」。

2015年,也被許多體育人稱作中國體育產業「元年」。

201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足改方案》,從國家層面明確了足球改革的戰略意義,其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這也是國務院第一次就一項體育項目,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出台改革方案,下發文件。

這份《足改方案》盡管只是總體綱領,但仍有11大項50條款的篇幅,涉及總體要求、主要目標、管理機構、職業俱樂部建設、完善競賽體系、校園足球、社會足球、人才培養、國家隊建設、場地建設管理、完善投入機制等足球領域的各個層面,充分說明了這輪改革範圍之廣,環節之多。

《足改方案》提出了中國足球「三步走」戰略,

即近期目標是要理順足球管理體制,制定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創新中國特色足球管理模式;

中期目標是要做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

遠期目標則是要使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足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這次改革方案提出管辦分離其實並不新鮮,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以來就一直被大家所關注,甚至爆發過幾次事件。」兩次參加國務院編制《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研討會並完整經歷中國足球歷次改革的著名足球評論員張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體委出台了「奧運戰略」。在奧運金牌對提升國家美譽度和影響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較大作用的時代,追求奧運金牌總數而不是金牌質量,對於基礎較差的中國體育是一條捷徑。

於是,中國體育「避重就輕、避實就虛」,選擇了在金牌數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靈、輕、女」項目作為突破口。從政策和資金上保障那些靈巧型、非身體對抗型的項目,這往往也是全球體育強國普遍開展不多、實力不強的項目。

找準全球奧運鏈的薄弱環節尋求突破是「奧運戰略」的精髓,最後也取得了預想的效果。從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起,中國軍團的奧運金牌總數和金牌榜位次就穩步上升。但足球這類成本高、出成績慢的項目就沒有享受到這一時期的「政策紅利」。

於是,足球被推向社會,任其自由發展。1992年,趕在十四大召開前的紅山口會議開啟了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會議主要討論中國足球工作報告及中國足協與地方足協實體化方案等問題。在足球究竟應否和能否實行職業化等問題上,與會代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幸運的是,當時的足球改革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的支持。李鐵映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強調:足球體制改革爭取一步到位,建立職業俱樂部體制,主要以轉播權、廣告、門票、彩券、轉會費等養活自己;中國足協及各地足協要實體化,足協不要搞成權力機構,應是服務機構。

「中國足球也因此成為踐行中國體育職業化的排頭兵。但足協的行政、權力思維也一直被球迷所詬病。」張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994年開始職業化到2003年結束,甲A聯賽是中國足球市場化改革的第一個十年,2004年以後改制為中超聯賽。

「1994年的時候,誰也不知道職業足球應該怎麼搞,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在1993年推出的《國家體委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中就提出了管辦分離的整體思路,後來,國家體委先後裁掉了所有的訓練競技司,設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籃球管理中心等20多個管理中心。這為中國的金牌戰略提供了很大幫助,但足球管理中心主管兼任足協主席的慣例也讓足球協會實際上成為從屬地位。」張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4年,瀋陽金德主場對北京國安的比賽,因不滿主裁判周偉新判罰點球的黑哨,引發了國安隊罷賽,隨後以大連實德、北京國安為首的七家俱樂部投資人,發動以「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為主要目標的足球改革,被稱為「G7革命」,這也是中國足協組建職業聯賽以來面臨最大的一次危機。

 

2001年甲B聯賽發生的「甲B五鼠案」、以及此後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謝亞龍、南勇和俱樂部球員申思、祁宏等人的系列腐敗案例的輿論聲討都指向了政企不分的足球管理體制。

假賭黑的本質是什麼?兩個方面說,一方面是社會風氣的影響,讓足球內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層次的就是體制,他們總是力圖用行政管理市場。」中國足協原聯賽部主任、中超設計者郞效農如此說。

中國職業足球聯盟

2016年2月,根據《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國足協將徹底成為社會組織,擁有機構設置、計劃制定、人事管理、國際交流等全方面的自主權,與體育總局「脫鉤」。足協主管將免去事業單位職務,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將按規定撤銷相關事業編制,告別「一套班子、兩塊牌子」。

隨即,「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宣布撤銷,這意味著中國足協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局面將不再存在。中國足協將以社團法人的身份對中國足球各項事務進行監督、管理。

「脫鉤」後,中國足協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調整組建了27個職能部門,對中層管理人員也進行了重新選拔任用,力爭讓管理更扁平化、精細化、專業化、科學化。比如,裁判工作從原協會技術部門「獨立」劃撥出來,具體業務由全新的裁判管理部負責。

另外,聯賽管理機構也進行了全面的細分。原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以下簡稱執行局)被撤掉,成立全新的中超聯賽部、中甲聯賽部和中乙聯賽部,每個級別的聯賽都有了專門的管理機構。

尤其是最受關注的中超聯賽的管理,原來由足協下屬單位職業聯賽理事會管理。職業聯賽理事會由中國足協代表、俱樂部代表、地方協會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專家代表組成。由中國足協於2012年設立,得到中國足協授權後負責職業聯賽相關事宜。中國足協對職業聯賽理事會的議案擁有否決權。

《足改方案》中,明確提出成立全新的職業聯賽管理經營機構。這也是管辦分離的具體體現。按照這個方向,新成立的中國職業足球聯盟與原來的職業聯賽理事會有著本質區別

新成立的職業聯賽理事會具有獨立社團法人資格,在法律地位上是全國性的國家一級社會團體,和中國足協是同級社團。

在中國職業足球聯盟方案制定過程中,俱樂部代表與中國足協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此前,足協上報總局深改小組的計劃是在2016年年底前成立職業聯盟,但在與俱樂部溝通中,足協始終堅持要對聯盟進行督管,要求在主席等職務上擁有人事權,與俱樂部方面無法達成一致,嚴重影響了職業聯盟的籌備工作。

對此,體育總局局長茍仲文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足協應該放手,讓俱樂部成為職業聯盟的主體,不該插手俱樂部事務,這是「與改革精神不符」的,總局還表示,聯盟主席不能由足協任命。

俱樂部方面,最初希望採用英超職業聯盟的作法。

英超的版權收入屬於英超聯盟,這是因為,英超聯賽不是英足總來辦的,是當年22家一線球隊在英足總的支持之下從原來的聯賽、聯盟裡面脫離出來組建了英超聯盟,並由他們組建的英超公司來經營版權。英足總並沒有取得英超版權的收入,他們的權限隻在於國家隊,對俱樂部完全不具備生殺予奪的權力。

但中超是由中國足協組織舉辦的,所以中超職業聯賽所有權在中國足協,足協與中超俱樂部共同成立了中超公司。由中國足協占股36%,16家俱樂部每家4%。

「因此我們只能效仿日本、韓國、德國、西班牙等國,和中國足協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滲透、互相支持。」長期關注國內外足球改革的行業記者肖良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6年以來,召開了多次中國職業足球聯盟籌備會議,茍仲文和蔡振華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許下職業聯盟成立的日期,至今依然沒有消息。

也有觀點認為,可以把中超公司的功能強化到類似日本的「職業聯盟」。日本職業足球聯盟(J聯盟)則於1991年11月成立,從成立之初就是一個運作獨立的社團法人組織,也就是說日本足協不干涉聯賽經營和組織。當然日本足協規定,所有比賽只要有收入,都要向足協按照比例繳納管理費。

一位參與其中的內部人士表示,足改中,成立職業聯盟被認為是技術上可操作性最強的,畢竟只是足協和常年參加中超中甲聯賽的32家俱樂部的事,但如果連職業聯盟成立都遇到這麼大的阻力,其他各項牽扯面更廣的改革,更無從談起。

專業人幹專業事

針對足協的體制問題,《足改方案》第五條規定: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

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脫鉤,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制定、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際專業交流等方面擁有自主權。

中國足協在內部管理機構和管理機制方面進行了改革。首先是機構改革,青少部細分為青少部、男足青訓部和女足青訓部,實際上是細分青訓功能,青少部更多承擔國字號青少年球隊的建設,而男足青訓部和女足青訓部,會承擔青訓的基礎建設任務。註冊管理部、准入審查部、裁判管理部的設立,都是專職管理機構,以便為聯合機制補償、裁判等焦點問題提供支撐。法務部,則是為了及時修訂中國足球的相關法律法規。

聯賽管理機構也進行了全面的細分,原有的執行局,細分為中超、中甲和中乙聯賽部,每個級別的聯賽都有了專門的管理機構,「而在此前,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更大的職責是為中超服務,中甲和中乙經常無所適從,很簡單的例子,中甲擴軍就因為沒有完善的管理機制而被擱置,現在中國足協在逐步推進中乙擴軍之後,已經重啟了中甲擴軍。」原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局長馬成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引進專業人才方面,中國足協引進李樹斌、克裡斯蒂安·達米亞諾、肇俊哲、徐根寶、博拉-米盧蒂諾維奇為各青訓部門負責人。

自茍仲文履新國家體育總局以來,在他的建議下,姚明成為籃協主席,在籃球領域進行了國家隊分紅、藍兩隊,成立CBA公司全面接手聯賽,增加球隊數量、比賽時間,推出裁判報告等一系列改革後,籃球改革效果顯著。足協主席的改選也成為球迷議論最多的事情。他們希望足協主席也能有姚明這樣的全能專業人才擔任。

「足球是個職業聯賽,所有的管理者、經營者、經營者,應該是專業人士。說管辦分離,分離了嗎?分了足協主席在哪?蔡振華是個官員啊。一個當官的,怎麼可以做行業管理者?你當你的官,做你的行政工作,怎麼可以誰官大誰來說呢?」著名退役國腳郝海東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了對官員任足協主席的不滿。

原定於2017年12月底召開的足代會換屆選舉會議一直推遲。

這並不是第一次足代會的推遲。作為中國足協選舉任命主管班子並對足壇重大事宜進行戰略部署的最高權力機構,本應4年一屆的全國足球代表大會在以往也經常推遲。

第10屆足代會於2014年召開,距第9屆已經過去了10年,選舉了蔡振華為新任足協主席。蔡振華上任後宣稱此後每年開一次會議,也未做到。

「官員們根本就不想開足代會。就算開會,目的也不是為了推動足球改革,而是為了那些職權和職位。」中超之父郞效農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說。

據《足球報》報導稱:對於新任足協主席,高層和總局也都在考慮人選,目前茍仲文在總局業務分管中主管足球業務,足協在職業聯賽政策和青訓等方面都開始執行茍的理念和意見,這被外界猜測認為是茍仲文擔任足協主席的前兆,但是這僅僅是猜測,目前還不能確定,猜測同樣落在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身上,有聲音猜測他或許是足協新任秘書長的人選。

地方足協改革

「從1996年我擔任成都足管中心主任、足協秘書長,已經20多年過去了,那時沒有一分錢,就是白手起家。靠從社會籌措資金、動用個人積蓄來支撐成都市足協發展。最困難的時候推著車子到體育場賣盒飯。到現在我們只有5個人拿財政的人頭經費。自己造血能力還不錯。」成都市足協主席辜建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國務院足球改革發展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制定的《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和《關於推進地方足球協會調整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

具體人事制度上,足球中心主管班子成員作為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代表進入中國足協工作,免去事業單位職務,按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管理。

足球中心在編在崗人員,可根據個人意願一次性選擇去留。選擇進入中國足協工作的,將所有關係轉入中國足協,原在編在崗人員級別、職務等進檔封存;不進入中國足協工作的,由體育總局在系統內統籌安排工作。

目前,成都市足協有全職員工一百多人,加上與U12至U17年齡段的13個精英梯隊簽訂的培養合同。每年的經營費用在一千萬左右。

「基本上每年市教育局支持的校園足球專項經費、體育局支持的足球專項經費、中國足協支持的專項經費,一年下來能覆蓋我們大部分的經營經費,其他的一小部分需要做足球項目,和政府、企業合作,通過辦賽事、辦活動創收,但這對成都來說不是問題。」下設在成都足協的校足辦副主任吳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2年,成都被評為「中國足球發展試點城市」,不久前又成為首批中國足球改革試點城市之一。成為試點城市,成都每年拿到中國足協200萬元專項基金,一部分用於推動城市足球活動的開展和組織,另一部分專門用於鼓勵有足球特長的退役運動員能夠走向青少年訓練。

至於評價體系,中國足協副秘書長、城市足球試點改革工作組組長朱和元表示,過去的考核方式比較簡單,就是全運會成績,現在我們主要看城市各級足球聯賽的規模和建設、人才成長框架的搭建、對球迷的服務、城市足球氛圍的營造等。

目前成都足協已經建立了涵蓋老、中、青、少、兒童11個年齡段共18項38個組(級)別的城市足球競賽體系,社會和校園足球競賽活動基本做到滿覆蓋。預計2020年突破25000場次。2018賽季也已累計為中超、中甲輸送球員超過20位。由成都足協發起的「熊貓杯」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已經連續舉辦5屆,成為頗具觀賞性、國際影響力的高端國際青年足球賽事。

「原先地方足協辦賽需要層層審批,需要向總局申請經費,過程繁瑣,經費還有一定的限制,很多想辦的比賽到最後未必能辦成。現在管辦分離,足協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自籌經費,自己辦賽。」一位地方協會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據媒體報導,在中國足協的引領示範下,各地足協陸續跟進,拉開了地方足協改革的帷幕。到2017年初,中國足協44個會員協會中,有33個地方足協做到了實體化,基本完成了制定本地區足球改革發展方案和足協調整改革方案、積極落實協會組建與發展的人財物等方面的工作。

「但是這兩年上邊也不像前兩年那樣一味強調地方足協的脫鉤了,他們也認識到地方足協造血的難處,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地方政府重視的,足球資源好的地方有條件地方足協逐步脫鉤。」上述地方足協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例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足球基礎較好的試點城市如武漢、大連、青島、廣州也都在地方足協的積極改革下帶動了當地足球的發展。但更多的地區經濟發展一般、足球基礎薄弱,一旦脫鉤就將面臨「生死」考驗,這是地方足協改革的最大阻力,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均表達了類似觀點。

地方足協是中國足協的重要抓手,需要生存,更需要扶持。脫鉤不能放權不管。一方面地方政府體育部門應該對地方足協有政策、資金支持,最重要的是想辦法調動地方足協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地方足協也不能只是等靠要,更不能像以前那樣用紅頭文件去監督、指導地方足球。應該轉變心態,先做好服務,讓別人認同你了,再去指導、監督。」成都市足協主席辜建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青訓與校園足球

中國職業足球的未來在青訓,青訓裡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園足球,這是全球公認的足球規律。據中國足協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以青少年球員為主的業餘球員中,安徽、內蒙古、山西、湖南等12個省市區業餘球員註冊人數為0。

在足協備案的各年齡段的青少年球員只有37490人。而德國是600多萬人,泰國有28萬人。今年歷史性地進入世界盃決賽圈的冰島全國只有33萬人口,其註冊球員也超過2萬。

「足球運動最根本就是兩條,第一個是基礎,就像蓋房子一樣打基礎,基礎就是要把青少年發展上去。第二位是聯賽水平,要把聯賽組織好,並形成產業化,這樣才能有青少年運動員的出口,才能進一步鼓勵青少年參加足球運動。但就像《足改方案》裡說的那樣,要‘久久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說。

在《關於印發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年)的通知》裡,對校園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標(2016~2020年)是:校園足球加快發展,全國特色足球學校達到2萬所,中小學生經常參加足球運動人數超過3000萬人。全社會經常參加足球運動的人數超過5000萬人。全國足球場地數量超過7萬塊,使每萬人擁有0.5~0.7塊足球場地。

自2014年下半年教育部接手主管校園足球以來。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對近萬名中小學校長、體育教師的調查顯示,影響校園足球發展的五個主要因素依次是:師資隊伍滯後、時間不足、經費缺乏、學訓矛盾、場地不夠。

調查顯示,91%的校長、68%的體育教師認為:影響校園足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師資問題:一方面,在一些地區,體育師資配置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些校園足球特色學校,雖然體育教師不缺,但高水平的足球師資相當缺乏。

「不要說高水平的,就是會一點足球的老師都很少,所以培訓力度需要加大;其次, 場地設施嚴重不足,未來校園足球、學校體育真要大發展的話,這是最大的瓶頸。」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說。

2015年1月,教育部聯合體育總局、財政部等相關部門成立了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主管小組。各級地方政府則陸續成立了校足辦,作為協調地方各部門合作的執行機構。

三年時間,教育部已經認定兩萬所校園足球特色校,102個試點縣,12個實驗區。去年年底建成了4個滿天星的訓練營。國家級的教師培訓近3萬人,加上省市的培訓,共計20萬人參訓。

2017年初,足協又發布了《中國足球青訓體系建設「165」行動計劃》,即完善中國足協與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主管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全國「校足辦」)在統一規劃下的工作機制,推動青訓中心、職業俱樂部梯隊、社會足球青訓機構等6個平台的建設,同時強化技術服務、青少年競賽訓練體系等5個方面的保障。這一計劃旨在打破體育與教育兩個系統之間的壁壘,讓青訓體系具有更廣泛、更紮實的底座基礎。

「校園足球這幾年的發展確實很好,但過於求速,也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網路上流傳的‘足球操’等流於形式的足球課,地方對中小學過於看重競賽成績,挑尖子。它既破壞了足球普及,破壞了足球人口增長,很多有天賦的人失去了踢足球的機會,根本沒辦法露頭,同時,也導致了足球人才的匱乏,導致國家隊整體水平的落後。這就是方向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方向錯了,一切都錯了,底下再努力沒有用。」張路作為教育部校園足球主管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也為中小學足球課編制視頻教學片,對此深有感觸。

對於校園足球,張路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現在正與老東家國安俱樂部一起,向北京各地區的一百多所小學提供小場地圍欄、服裝、管理系統,並通過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給予足球老師每人400元/年的補貼。預計今年投入1500萬。

國際足聯對草根足球、6歲到12歲的小學生的規劃是,建立4v4、5v5的小場地圍欄。「為什麼這樣才有效果?因為在小場地圍欄裡邊,空間小,有圍欄,不用跑那麼遠撿球,每個球員的觸球次數就多,時間長了,反應能力也就快。就是讓他們瞎踢,這種對戰的方式不要求有那麼高的教練水平,在對戰的同時也能提高他們的創造力、合作意識、足球思維。這是國際足聯總結出來的足球規律。」張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認為,小學階段對學生搞好足球普及和啟蒙非常重要,在初中、高中、大學階段,則應該注重 組建校園梯隊,進行校際間的足球競賽,並從中選拔優秀人才。

但不能完全丟棄學習,在有著完善校園足球體系的韓國,每個在不同聯盟踢球的小球員,都可以在畢業後進入更高級別的學校繼續足球生涯,但是有一個前提是,如果沒有完成必修課程,無法繼續升學和踢球。所以韓國足球職業聯賽的運動員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

但足球是淘汰率很高的運動,我們不應該像以前的足球培養方式那樣,種了一棵樹,毀了一片林。」張路說。

改革進入深水區

中國足球想進世界盃,還要多少年?採訪中,有人說15年,有人說20年,有人說30年。

無論如何,大家的共識是,10年之內,中國足球都是打基礎的階段。圍繞著《足改方案》出台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之下,國內的足球場地明顯增加,校園足球開展火熱,青訓梯隊也在逐步建立。面對良好形勢,此前在德國受到習近平接見的志丹縣足協主席丁常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行政力量用好了,對足球是有幫助的,但好的政策一定要堅持,有延續性,如果還像以前,一個主管上來一個思路,那就完了。」

作為革命老區,沒有任何足球資源的志丹縣,搞競技體育並不現實,早在2003年,時任國安俱樂部副總張路就建議丁常保踏實「發展校園足球、舉辦學生聯賽」。

縣足協在2003年成立後,丁常保到處拉讚助,但這只是杯水車薪。後來經過張路的引薦,志丹縣在2009年11月被納入「中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發展計劃」。次年,中國足協又授予其「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試點縣」。目前,志丹縣的足球普及率高達30%,成為國內草根足球的代表。

丁常保的擔心不無道理,中國官員管理足球的歷史由來已久,為了2002年的世界盃,官員閻世鐸兩次暫停聯賽升降級。

2008年奧運會,官員謝亞龍搞聯賽南北分區,韋迪提出國奧打中超。2003年甲A聯賽改成中超的最後一年,官員南勇作為足協的主管制定了有漏洞的聯賽積分規則。差點導致「輸球保級」國際笑話。

2017年1月18日在武漢召開的第十屆中國足協第三次會員大會原則通過「2020行動計劃」。計劃提出,到2020年,青少年足球註冊人口達100萬,其中女足10萬;構建涵蓋校園足球、職業足球等領域的業務發展體系;FIFA世界排名男足進入前70位,女足進入前10位。

男足各級國家隊設置的大賽目標為,2019年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亞洲杯打入四強,2017年22歲以下(U22)亞錦賽小組出線,2019年U23亞錦賽打入八強。

為了進一步提升本土球員實力,充實國家隊實力。2017年以來,中國足球對中超聯賽連續發布引援調整費(控制外援轉會價格過高),限薪政策(控制隊員薪水過高),U23政策(為了讓本土23歲球員有更多上場機會),「梯隊捆綁俱樂部註冊制度」等政策。

依據「梯隊捆綁俱樂部註冊制度」制度,中超和中甲俱樂部必須獨立擁有U19、U17、U15、U14、U13五級梯隊,中乙俱樂部則必須擁有U15、U14、U13三級梯隊,這些梯隊必須是俱樂部自己擁有所有權,不允許過去的「掛靠」方式,否則中國足協將不給相關俱樂部進行註冊。

這一政策很明顯是為了完善各俱樂部的青訓建設。在此之前,俱樂部「重視青訓」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號,吆喝聲多、行動者少。中國足協「補短」青訓體系的措施,還包括增加青少年培養發展預算,建設青訓中心,在全國青少年聯賽中推行單年齡段建隊比賽,避免以大打小和雙年齡段球員缺失現象。

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在2018賽季聯賽動員大會上表示,中國聯賽虛火必須降下來,要敢於向頑疾開刀。他說,「盲目投資、惡性競爭等聯賽的虛火必須降降溫,只有這樣職業聯賽才能走上良性的健康軌道。我們深知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敢於涉深水區,啃硬骨頭。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敢於觸及深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

「目前來看,基本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政策都沒有跟俱樂部有過深入溝通,這必然不會達到政策制定的初衷。我認為市場行為應該讓市場來調節,而不應該用行政手段。足協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多與行業人士溝通,不要自己拍腦門,聽某人出個主意覺得不錯就去執行。舉幾個例子,因為去年的中超聯賽射手榜前10名只有一個本土球員武磊,有主管竟然打算提升本土球員的進球積分。還有些具體問題,職業足球運動員上學問題,包括稅收優惠問題。這些到現在都沒有很好解決。」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該人士認為管辦分離以後,體育總局對中國足球的管制反而更嚴了,「急於出成績啊,要不然沒法交待啊。」

「幾十年的國家行政管理習慣和公務員優越感,導致現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維停留在‘我們怎麼管好’而不是‘怎麼動員大家把事做好’的層面上,沒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麼。」中超之父郞效農多年前的觀點依然是本次採訪中多位業內人士的心聲。

隨著中國足球改革進入深水區,更多的「硬骨頭」擺在改革者面前,這份足球大考有待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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