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本文來源:撲克投資家(微信id:puoketrader)、反做空研究中心(微信id:fanzuokong)

文章有部分綜合寧南山(微信id:ningnanshan2017)、時代伯樂(微信id:Timesbolecn)的內容。

上述四者均為中國財經自媒體。

作者:劉工昌(反做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撲克投資家導言:

對中美貿易戰的最深最詳細的解讀,如果您能看完,我相信你不會再看其他類似文章。

文章先是簡要回顧了今年中美貿易戰的具體情形,從這樣幾個方面深入闡述:

貿易戰的表面理由和深層指向。並且較為獨到而深刻的闡述了雙方在這種深層指向背後中美雙方在經濟競爭領域的實際表現,進而判斷這場貿易糾紛的合理程度。

解讀國內輿論的主要導向,美國貿易戰的實質是忌憚中國的崛起,以紮實的數據客觀展示了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從而較為明澈的回答了這一問題。

在這場貿易戰前中國方面首先極力避免的是當初日本式的廣場協議的重演,但過於側重這一面的同時又往往易犯當初引進日本式產業政策的毛病,以國家式投入試圖搶占某些產業高點,結果是最終妨礙了創新的正常展開。

中美貿易最終何去何從,如果真展開,對雙方的影響如何。這裡不是以司空見慣的大而化之之語,而是主要抓住了兩點:一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命門,二是中國貨幣發行的命門。前者好理解,後者結合去年至今美國在減稅、升值、縮表等方面的表現,指出在中國目前特殊的經濟運行體制下,由貿易順差所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已經成為貨幣信用的重要支撐。

最後借用蘭德公司的分析,表明如果貿易戰實在無法避免,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

2018中美貿易紛爭簡單回顧

3 月 8 日 ,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 , 美國將對進口鋼鐵征收 25% 的關稅 , 對進口鋁產品征收 10% 的關稅,關稅措施將在 15 天後正式生效。3月23日北京方面作出回應,中國計劃對美國輸華的128個稅項產品加征關稅,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

4月4日凌晨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宣布將對原產於中國的1300餘種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涉及航空太空、信息和通訊技術等行業,涉及約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額。當天中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公布擬對美國產大豆、汽車、飛機等進口商品對等採取加征關稅措施的商品清單,稅率為25%,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500億美元。

中國的反應激怒了特朗普,「我已經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考慮是否依據301條款另外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如果可行,應確定適用這項額外關稅的產品範圍。」特朗普在4月5號下午白宮發表聲明。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6日表示,在中美經貿問題上,我們不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

4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體和技術 7 年。隨後,中國另一家通訊巨頭華為也被調查。就在美國貿易代表抵達北京時,美國國防部還下令,全球美軍基地禁售中興和華為手機。

5月16日,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為首的中方代表團赴美,5月20日據新華社報導,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就雙邊經貿進行了建設性磋商,並發表聯合聲明。劉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中美經貿磋商的最大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征關稅。

美國白宮官網5月29日發表聲明,美國將加強對獲取美國工業重大技術的相關中國個人和實體實施出口管制,並採取具體投資限制,擬於2018年6月30日前正式公布相關措施,之後不久將正式實施。聲明還稱,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美國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高科技產品在內的總值500億美元的產品征收25%的關稅,其中包括與「中國製造2025」計劃相關的產品。最終的進口商品清單將於2018年6月15日公布,稍後將對這些進口產品征收關稅。

至此2018年國際經濟領域最令人矚目的一場紛爭就在最強的兩個大國

間打響。也許至今人們都還無法理解,幾乎是毫無預兆的。為什麼中美之間會突然爆發如此規模的經濟衝突?

雙方爭議的焦點是什麼?

特朗普的公開理由是貿易逆差問題。他發推文稱,美國沒有和中國打貿易戰,那場戰早在多年前就被代表美國的愚蠢或無能的人打輸了。「現在美國每年有5000億美元貿易逆差,還有3000億美元知識產權被盜竊。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情況繼續。」

關於中美貿易,據美商務部統計,從1985年美方開始出現6億美元的逆差到2017年美方貿易逆差達到375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這32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總數為47380億美元。而2017年對中國3752億外貿逆差,占到當年整個美國外貿逆差的46%。

中國對美貿易的順差自2010年以來8年間占總順差平均占比超過78%,其中有四年超過80%,一年超過130%。應該說沒有中美貿易順差,中國經常項目下的順差很快將清零。

以剛剛過去的2017年為例。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8.9%,對美國出口占GDP比值為3.5%。2017年美國對中國出口占GDP比值為0.667%。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2%,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4.2%,其中對美出口2.91萬億元,增長14.5%。

下表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中國對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商品進出口情況。2017年,中國對美國商品出口增長14.5%,比當年中國商品出口增速高出3.7個百分點,占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的19.0%;同期中國從美國進口,占中國進口總額的8.4%,比上年增長17.3%。

表 2017年對主要國家和地區貨物進出口額及其增長速度

國家和地區出口額

(億元)

比上年增長

(%)

占全部出口比重

(%)

進口額

(億元)

比上年增長

(%)

占全部進口比重

(%)

歐盟2519912.616.41654320.213.3
美國2910314.519.01043017.38.4
東盟1890211.912.31594222.812.8
日本93018.96.11120416.39.0
香港18899-0.412.3495-54.90.4
韓國696512.64.51201314.49.6
中國台灣297912.21.91051214.58.4
巴西196235.21.3397431.43.2
印度461519.83.0110742.40.9
俄羅斯290617.81.9279031.02.2
南非100418.40.7164912.11.3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17統計公報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和進口的比例,如不考慮香港的轉口貿易因素,僅從上表看,是2.8比1。即中國對美國每出口2.8美元,則從美國進口1美元。中美兩國對於美國的貿易逆差具有不同數字,按中國海關公布的中美商品貿易順差是2758億美元,不過中方數字尚不包括香港轉口貿易。

盡管雙方統計方式有差別,但毫無疑問,中美是存在巨額貿易差的,而這種巨額貿易差對雙方經濟的現行模式和未來走向都造成了深刻的影響,這一點也毋庸置疑。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巨額貿易差的存在本身是不是合理,也就是說,它是不是建立在遵循規則自由競爭的公平貿易之上?

中國媒體也在指出美方貿易統計數據的問題後指出,中國取得這一切,是由國際間貿易自由競爭而得,美國這麼做是在無視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基本事實,實際上是忌憚中國的崛起,害怕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霸主地位構成了威脅。

而曾任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日本的演講中談及中國則說,實際上,中國的主管者根本沒打算加入遵循世界貿易規則的行列中來,他們有自己的計劃,第一是2025,這是中國主管層幾年前提出的一項戰略計劃,掌控全球10個產業,其中3個產業,晶片及矽片製造,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將使中國在21世紀裡統治全球的製造業。第二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中國真正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特朗普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貿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前不久在提到《中國製造2025》時也說,中國要在這些產業和其他國家競爭,那沒有問題,但是透過投入3千億美元補貼,市場準入設限,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手段,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那就另當別論了。

而全球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全球科技政策事務負責人保羅·特寥洛(Paul Triolo)5月3日在華府對一個貿易團體說:美國針對「中國製造2025」發聲並非要阻止大陸的科技發展,而是希望大陸為這些前瞻性產業的發展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平競爭體系,而不是以國家資本主義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資來扭曲全球的供應鏈。

他們所言,實際上是這次中美貿易戰所為人忽視的關鍵部分,那就是中國是否真正遵守或履行了國際貿易規則。這是雙方爭議的核心問題。

2017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針對中國在知識產權方面的不當行為啟動調查,並於2018年3月22日公布調查報告。雲鋒金融的知乎網民總結了301調查後發覺:

這篇報告沒有提到一句赤字規模,沒有提到中國哪些行業對美貿易赤字高企。報告通篇致力於說明一件事:(China’s)「acts, policies or practices that are unreasonable or discriminatory and that burden or restrict U.S. Commerce」(中國不合理或者有歧視性的行為、政策和做法,令美國商業承壓和受限。)它實際上是對中國科技發展、技術引進、產業升級等相關政策的系統而全面的梳理,以及中國引進和利用高新技術的較為成功的案例的詳細總結。它表明,報告這樣說:「技術和知識產權驅動經濟增長,令美國經濟保持競爭優勢。最終,中國要求或施壓進行技術轉移的行為、政策和做法,削弱了美國公司知識產權價值、降低了美國的全球競爭力,阻礙了創新投資。因此,令美國商業承壓和受限。」

301調查的主要發現如下:

·中國利用合資公司要求、外國投資限制和行政審查及授權過程,強迫或施壓美國公司進行技術轉移。

·中國利用歧視性授權過程從美國公司向中國公司進行技術轉移。

·中國指揮和促進產生大規模技術轉移的投資和收購。

·中國開展和支持對美國計算機網絡的攻擊以獲得有價值的商業信息

——CSIS Surviving March Madness in U.S.-China TradeRelations March 27, 2018(作者:雲鋒金融 來源:知乎)

隨後4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舉行「中美雙邊貿易形勢」專題研究會上,學者王孝松也指出,301調查報告主要談到四項問題:強制性的技術轉移、歧視性的許可要求、海外並購和非法商業黑客行為。不僅僅是貿易本身,而這些產業政策實際上又是為「中國製造2025」服務的。

而這些早在2015年就已經在False Promises: The Yawning Gap Between Chinas WTO Commitments and Practices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報告(「2013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中就有相應的類似說明,簡單列表如下: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中國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諾?

中國和美國的立場顯然並不一致。2010年8月,中國商務部、財政部先後正式宣告: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2011年,中國政府發布對外貿易白皮書,正式宣布入世承諾全部履行完畢。

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是指哪些承諾呢?據中方報告,在貨物貿易領域,中國按照承諾逐步削減關稅,平均關稅水平從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務貿易領域的上百個部門中,銀行金融、通信網絡、保險證券等逐步放開。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國完成了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使其與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其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相一致,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為此我們看看香港貿易與發展局的研究報告,中國入世時的承諾涵蓋以下多個領域:

非關稅壁壘:進口許可證要求及招標要求將於2005年被取消,所有的進口配額在2005年以前逐步被取消。

關稅減讓:工業產品的平均關稅2004年降至8.9%。農業產品的平均關稅將降至15%,農產品進口和銷售無須通過國營企業和中介機構。中國國內農業補貼上限為8.5%。取消對大麥、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進口關稅配額體制。信息技術產品關稅最遲將於2005年被取消。

對外貿易權、流通領域、特許經營入世後都要逐步全部取消限制。

交通:對公路運輸,將分別在一年和三年後允許外資占合資企業多數股份和全資擁有子公司;對於鐵路運輸,將分別在三年和六年後允許外資占合資企業多數股份和全資擁有子公司。

通信和互聯網、移動話音與數據業務、銀行金融還有保險、證券都要逐步全部取消經營限制。

另外還有資產管理、專業服務、法律、會計、企業服務、管理咨詢、廣告、音像、建築業、旅遊業、飯店、旅行社、教育等都要對外開放。

至此雙方誰所言更符合事實,已不難判斷。

301調查報告還顯示出對中國產業戰略極為熟悉和高度關注。它廣泛引用「中國製造2025「、「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十三五生物產業發展規劃」、「十三五」生物技術創新專項規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多篇規劃。調查報告特別提到「中國通過合資公司獲得了先進的汽車製造科技後,試圖提振本土品牌,外國汽車廠商在「外投資目錄」中越來越受到限制。」

而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則提及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目標。

「到2020年,自主品牌純電動和插電式新能源汽車年銷量突破100萬輛,在國內市場占70%以上;到2025年,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車年銷量300萬輛,在國內市場占80%以上。」(數據來源:中國製造2025)

調查報告總結了中國對外投資的各個主體和框架,包括中投、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等,重點涉及中國製造中欲加速彌補技術缺口的行業,有國有背景和支持的投資重點涉及可能與軍用技術相關的領域。(作者:雲鋒金融 )

為此學者雷達發言指出,301調查報告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國要改變的是影響美國戰略發展的制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此輪大動作,則是事關全局的、戰略性的、經過長期醞釀和深思熟慮的,其目標不僅是簡單修正平衡中美貿易的巨額數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國必須改革有關貿易政策、體制和行為,形成雙方貿易平台的公平對等,從根本上扭轉中美貿易過程中美國的被動態勢。」(偉達:美國對華貿易戰的意圖2 018-04-02 聯合早報)

毫無疑問,美國的這一系列舉動給了中國輿論之美國害怕中國崛起之口實,而中國的這一系列宏偉規劃又很難不讓人想起它的近鄰日本韓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時刻。

中日韓半導體產業革命

日本政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做了兩件事,一個是在通商產業省底下設立了工業技術院,完全由財政撥付經費,負責推動日本整體產業技術的發展;另一個是頒布了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限制外資進入日本,以保護本國市場,同時引導日本企業向電子行業進軍。德州儀器經過與通產省四年的談判才得以進軍日本,卻被迫拿核心技術來換市場。日本政府要求德州儀器先和SONY設立股權對半分的合資公司——凡是德州儀器獨資子公司銷售的產品,在合資公司裡也必須有。其次,要在三年內向日方公開與產品相關的所有技術專利。最後,德州儀器獨資公司的產品在日本市場的占有率不得高於10%。

日本政府在1976年~1979年間組織了一場奠定之後在半導體領域地位的關鍵行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共同組合技術創新行動,簡稱VLSI項目。

這一項目以通產省提出的「下世代電子計算機用超LSI研究開發計畫」為中心,以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氣、東芝五大公司為骨幹,聯合日本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綜合研究所和計算機綜合研究所組成「超LSI研究開發政策委員會」,經該委員會充分醞釀,通產省最終決定於1976年3月10日成立由政府和民間企業共同出資的共同研究開發組織——「VLSI技術研究組合」。

1980年,日本宣布為期四年的VLSI項目順利完成,期間申請實用新型專利1210件,商業專利347件。更重要的是,到了64K DRAM大規模集成電路時代,富士通公司的研發進度開始與IBM、德州儀器等美國企業並駕齊驅,而到了256K DRAM時代,美國才剛研制出來,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產品已經量產上市。靠著政府和產業界大規模的投入,日本一步步抹平了在半導體領域和美國的技術差距。

日本政府採用的是一個重商主義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動的雙方皆以私營廠商為行為主體,私人企業家被本國政府的宣傳和政策所引導,不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做買賣,而是把貿易當作民族國家之間的零和博弈(參閱「重商主義」,《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譯版,第3卷第477-481頁)。日本戰後的國際貿易主體也是私營廠商,也是被政府引導,從事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操作行為(村上薰:《通產省的挑戰》,台北:創意文化公司1986年譯版)。

而同處東亞的韓國也走了一條相似的路。

如果說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崛起依靠的是初期從美國的技術引進加上政府「官產學」三位一體的規劃和投資能力,那麼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路徑更像是這個故事的加強版——更密集的技術援助,更「無賴」的政府保護和更強勢的企業投資。

作為韓國版半導體龍頭的三星在上世紀80年代與2008金融危機時,兩次不計成本的燒錢,迫使日本德國競爭對手先後破產,成為名副其實的行業霸主。

這樣,日本曾經靠「官產學」三位一體的集團軍作戰方式獨占鰲頭,而韓國則是憑借國家的投入和三星財閥獨特的集權式管理殺出一條血路。(中日韓半導體「三國殺」「雲鋒金融」,作者:翁放2018-04-23)

當我們把日韓半導體發展的歷史做一個簡單的梳理,不難發現,今天中國的趕超路基本上是遵循著這一路徑過來。不過對美國來講,與日韓相比,中國無疑是更危險的對手。除了中國擁有比日韓大的多的經濟體量,更為完整的產業體系外,還在於中國官產研結合範圍更廣,攤子鋪得更開。

2014 年 6 月,中國國務院頒布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提出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簡稱「大基金」),將半導體產業新技術研發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且明確提出,到 2020 年,集成電路產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全行業銷售收入年均增速超過 20%,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大幅增強。

中國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路線制定了詳細的目標,對設計、製造、封測等各個環節制定了明確的計劃,同時為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給予了行政、金融、稅收等全方位的支持。

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政策重點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大基金首期募資 1387.2 億元。投資覆蓋了集成電路全部產業鏈,重點是在製造領域。截止2017年12月12日,大基金投資的企業: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在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之外,多個省市也相繼成立或準備成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廣東等在內的十幾個省市已成立專門扶植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根據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的統計,截止 2017 年 6 月,由「大基金」撬動的地方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包括籌建中)達 5145 億元。

美國人眼中,中國產業發展的實質威脅

在美國人看來,與日本相比,中國還有強度更大範圍更廣的國內市場準入門檻,尤其是強制性的以市場換技術,除了有形的文件,還包括無形的甚至更多的口頭的約定。

據《華爾街日報》4月16日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考慮依據 1974 年貿易法301條款,研究對華發起新的301調查,以反制中國在雲計算與其他高科技服務領域的所謂「不公平限制」。

報導聲稱,中國要求亞馬遜和微軟等美國雲計算公司與中國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並向中方授權技術許可。USTR之前在有關中國貿易做法的報告中也稱,中國限制對美國公司發放在華獨立經營執照,美國公司因此不能在中國直接銷售其雲計算服務或與顧客簽約。

關於強制性的技術轉移,這是通過撰寫301報告的機構對美國的企業進行了調研,證明中國當局要求外國企業同中國企業組成合資企業的時候,首先要將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使用,為了避免違反WTO規則是以間接和口頭的形式展開。

相比日韓,中國式的政府集權更集中,並且因為附帶政府的行政聲威,貫徹起來更徹底。而在不計成本的投入,以低價傾銷,直至擠垮競爭對手這方面,有強大的國有銀行為其背書,中國企業做的更極端,所以也更具毀滅性。

但對於美歐日等創新體而言,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對中國的企業而言,面對技術服務水平遠遠超過他們的那些企業,他們一看不管花多大的代價也是追趕無望,通常所要做的就是買。海外並購是301調查報告當中最重要的內容,占到幾乎一半的篇幅。報告認為,中國企業在「中國製造2025」中的戰略性行業瘋狂地並購,獲取美國的技術,如集成電路、機器人、航空、生物技術等。報告指出這些企業大多數具有政府背景或是得到了政府的資金支持,所以中國的並購行為其實是為了實現「中國製造2025」目標進行的非市場行為的技術購買。(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壓制中國製造2025 中國有何勝算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而著名的清華紫光的收購行為,則是為此做了生動的詮釋。提及紫光集團,自其2013年7月斥資18.7億美元收購展訊通信後開始進入業內的視野和關注,並開啟了其近乎瘋狂的並購之路,9.1億美元收購銳迪科;25億美元收購惠普旗下新華三通信51%股權;31億美元收購同方國芯;20億美元成為中國台灣兩家封測廠矽品和南茂科技的股東;37.75億美元收購全球領先的硬碟生產商——美國西部數據(Western Digital Corp)15%的股份,成為其最大股東;主導西數以190億美元(約合1200億人民幣)收購了閃存晶片廠商閃迪(SanDisk)等,要不是美國政府阻撓,紫光可能還會以230億美元將美光科技收入囊中。

美國人認為,這些購買往往不是出於純粹的市場行為,往往包含了複雜而曖昧的國家戰略。那些購買者大多本身並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交易,但他們背後的力量,包括各大中資銀行、財團、基金通常會鼎力相助。

再以清華紫光為例,2017年3月,國家開發銀行、華芯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分別與紫光集團簽署了《「十三五」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和《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在「十三五」期間,國家開發銀行將為紫光集團提供各類金融產品及服務,意向支持紫光集團融資總量1000億元;華芯投資擬對紫光集團意向投資不超過500億元人民幣,重點支持紫光集團發展集成電路相關業務板塊。

面對如此國家背景,被收購企業很顯然如果沒有同樣的國家力量的阻撓,單靠企業本身,根本是無力抵擋的。2017年1月6日,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發表了《確保美國在半導體領域長期主管地位》報告,該報告認為中國晶片業已經對美國相關企業和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為此,成員包括英特爾和高通等晶片製造商的現任和前任首席執行官的委員會給出的建議是:阻止中國收購美方認為影響到其國家安全的所有半導體技術和晶片企業,限制中國對美晶片的行業投資、出口和採購,同時和其他國家聯手,加強限制審查中國的海外晶片出口和投資。而這些舉措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的瘋狂並購。而在去年年底,美國商務部長珮尼·普利茲克(Penny Pritzker)發出警告稱,中國政府計劃投資1500億美元,到2025年將國產集成電路產品的國內市場份額從現在的9%擴大到70%,這種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可能扭曲全球集成電路市場,破壞行業創新生態系統。(紫光的瘋狂並購模式 能為中國晶片產業帶來什麼?新浪科技2017年03月31日)

而對那些技術水平領先但厚度不夠的企業,中國更是它們的墳墓。在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知識產權的概念,通常也談不上什麼新技術的研發,而一般都專注於攻破現有本國或外國產品的技術壁壘。正如華為總裁任正非接受深圳電視媒體採訪所言:亂開槍。先隨便開一槍,打中了就換炮集中火力攻城,如果打不中也沒事,就讓子彈飛一會兒。

只要有一個企業攻破了壁壘,這個壁壘往往就會全線崩潰。無數的同類企業迅速湧入。同時產生出大批子系統、部件供貨商。有的只是善於用現有技術大規模復制,以價格優勢擊敗外國同行或填補市場空白。哪一個領域被他們湧入,哪個領域就變為紅海,價格直驅谷底,然後他們為了利潤,又會尋找下一個市場機會。正是這批企業,截斷了那些缺乏足夠技術實力的發達國家的後路,並不斷侵蝕其產業基礎。這是中國創業企業對那些「落後發達國家」的死亡判決。依托龐大的國內市場、海量人員供給、越來越強有力的商界與政界的促進創業的舉措,中國創業企業(盡管良莠不齊)正在前方堵截,封鎖了那些缺乏足夠國內市場和研發實力的發達國家的上升路徑。(作者:冷哲來源:知乎)

與曾經的半導體對手日本相比,具有深厚現代法治精神的它至少在民間經濟競爭層面是尊重知識產權的,20世紀60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仙童半導體已經有了一套成型的「平面技術」生產工藝,日本盡管極度渴望得到,但仍未進行模仿抄襲。1962年仙童公司決定以收取技術授權費的方式向其他企業傳播這一製造工藝,已經苦苦等待好幾年的日本NEC公司立馬把錢拍在了仙童CEO的桌子上。

美國的態度與反制措施

4月5日,前總統尼克松成立的智庫國家利益中心國防研究主任Harry J. Kazianis在福克斯上撰文說,特朗普政府此舉表明,它接受了國家安全界許多人長期以來的一個認識:中國不是美國的朋友,而是一個棘手的地緣政治、經濟、外交競爭對手。且美中之間的競爭在加劇。文章說,現實很清楚:美國和中國現在是對手,並且沒有退路。

為此曾參與了301調查的智庫CSIS給美政府提了十項建議。

1)要求中國限制對競爭性(pre-competitive)的研發補貼,或使中外企業都可獲得補貼;2)取消合資公司的外國投資者所有權限制;3)取消技術轉移要求;4)降低對制成品如汽車和機械的關稅;5)對民營和外資完全開放增值服務行業,如金融、健康、教育和物流;6)制定基於市場的標準和認證體系;7)更好地管理網絡安全機制,促進全球商業和隱私保護;8)政府採購自由化;9)結束對銀行利率的窗口指導,對IPO採用更中性的註冊系統;10)全國和地方監管過程更加透明。上述措施不會完全消除中國的產業政策機制,但會促使中國採取更加市場化和有效的經濟監管機制,對其自身和貿易夥伴都將有利。

因此此次「301調查」中主要指控中國的四項問題:強制性的技術轉移、歧視性的許可要求、國家資金扶持海外並購和非法商業黑客行為,除此外特朗普還要求美國有關部門加強對中國在美國投資高科技企業的限制,親自阻止了與中國相關的基金公司收購美國FPGA公司萊迪思(Lattice),基本上關閉了中國收購任何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大門。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採取嚴厲措施,阻止中國公民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敏感研究,以免他們獲得情報機密。白宮正在討論是否限制中國公民進入美國,包括限制他們獲得某些類型的簽證;以及是否對相關規定進行大幅擴展,限制在美國公司和大學從事有軍事或情報價值項目的中國研究人員。目前尚不清楚具體哪項目將會受限,但這些措施可能會嚴格管制先進材料和軟體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涉及北京《中國製造2025》計劃核心技術的合作。

上下發力,多管齊下,視規則如兒戲,置法律於不顧,面對中國方面這種全民皆兵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美國方面真的害怕了嗎?

美國的所作所為最終取決於兩點判斷:一是中國這麼做究竟能不能真的崛起?二是以美國現今乃至長遠的發展來看,究竟能不能完成對這個野心勃勃的對手的制衡?

中美各自的創新優勢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達沃斯論壇上闡明,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就是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劉鶴達沃斯演講全文:推動高質量發展 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穩定。2018年01月28日)

中國的現狀究竟怎樣呢?首先我們來看看2016年中國各行業全球市占率排名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資料來源:WIND,天風證券研究所

中國市占率比較高的製造業,其實都有些技術含量和門檻,但技術密集度不高,屬於中低度技術密集型,處於價值鏈的中下遊。

再來看反映高科技的中美獨角獸企業對比: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資料來源:WIND,天風證券研究所

表面看來,中國獨角獸企業的數量僅次於美國,但主要集中在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文化娛樂、生活服務這些領域,在硬體、軟體、科技、製造這些領域的獨角獸依然稀缺。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良好的互聯網移動通信基礎設施、完備的產業鏈基礎,培育出了互聯網 服務業的規模紅利。然而隨著上網人數和網上購物的飽和,互聯網 服務業的紅利事實上已經到達瓶頸。

不過恰當的發展時機、相對獨立的市場所帶來的規模優勢、意識形態原因導致的近似產業保護效應、充足的資本支持與助推,先進的整體產業環境,互聯網領域的特殊機遇,給了中國在信息革命中對西方實現彎道趕超的機會。但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戰場和主要的成果積累都集中在美國,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關鍵成果和發展基本由美國貢獻,導致的結果是,今天的國際互聯網管理權幾乎被美國壟斷。

中國的特殊機遇在於,當互聯網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傳播與民用化時,中國已經通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基本融入了國際貿易與經濟體系,從而可以吸收互聯網領域的最新技術,實現該產業的迅速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並不是高效管理、技術研發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過強力的銷售和行銷迅速占領市場,實現收入和規模的快速擴張。(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空心化之憂轉自The World in 2018 雜誌,《財經》翻譯,作者: 笪興)

因此中國在漸進性(商業模式)創新方面表現突出。也就是說,所謂的中國式創新更多是在商業模式上的合理應用。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基本上都是第三棒,也就是商品化包裝,做品牌、銷售、客戶服務。而第一棒的核心元件和第二棒的公版、產品都是繞過去的。而在最基本的實體創新,也就是底層技術儲備上,和傳統強國還有著不小的差距。而要想邁過這一關,過去靠市場換技術,現在已很難行得通,只有靠買,但今天這扇門也要被關上了。

而技術和知識產權驅動經濟增長,正是美國最大的優勢。美國社會的最大財富和最大優勢不是錢,也不是人,而是美國社會的大環境,也就是文化。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有三個特徵:普遍主義、重視創新、致力於增進公眾福利。美國文化與科學的三個特徵相契合。美國文化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推崇個人創造力的,對科學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學發展的「軟實力」。從長遠來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有利於科學發展的文化環境才是美國科學所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謝宇:美國科學在衰退嗎?2018年4月30日《財經》雜誌)而這其中最重要的當是美國的制度——美國其他方面先進,在很大程度上說都緣於美國的制度先進。比如美國的科技能夠領先世界,首先得益於美國具有包容力的體制和具有自主經營、自由選擇、自由流動的現代市場經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優秀科技人才,而崇尚和鼓勵科學家自由探索的風氣,則有助於激發科技人才的創造性思維。

同時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還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同一所蘊含的價值觀與整個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外加以美元為核心的整個西方金融市場,因而享受整個西方世界約10億人口的規模優勢。即使離開中國,它也能享受到整個西方市場梯級分工的規模優勢。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組合可以讓美國重現短期繁榮並加速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誕生與興起,那麼,美國就會在結構轉型升級中領先一步,中國經濟轉型將遭遇極大的挑戰。裡根時期放開管制與鼓勵競爭,推動軍民融合,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現在,美國的技術革命走在中國前列,但硬體製造主要依賴中國,一旦美國實現「再工業化」,或許美國將實現「軟硬」結合的經濟結構,鞏固其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於2017年12月26日張立偉FT中文網)

中國最擔心什麼?

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崛起必須依靠結構優化轉變帶來的經濟轉型,以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如果順利實現結構轉型,必將對美國構成巨大的衝擊,而上一個曾經對美國構成如此衝擊的是日本,當我們把中美雙方此次貿易戰(實際上是今後長期的經濟競爭)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可能採取的措施做一簡單的列舉,也許不難發現,這次貿易戰中國輿論如此高調,無非是為了掩飾其一個真正的目的,那就是在這場前所未有的貿易戰面前,一定要避免上世紀80年代日本式的妥協,以恥辱的廣場協議換來的是日本近30年的停滯不前。

關於《廣場協議》,外界一直存在著美國設計遏制日本經濟增長的陰謀論說法。但嚴格來說,《廣場協議》並不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衰退的直接原因。因為簽署《廣場協議》的其他國家,例如同樣對美國存在大額貿易順差的德國,雖然隨後貨幣也明顯升值,但其經濟走勢並沒有遭受日本這樣的慘烈後果,也沒有出現地產泡沫。

普遍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前後的一系列政策失誤導致了日本經濟在隨後的幾年形勢急轉直下。日本政府沒有有效遏制日元的失控升值勢頭,更以失策的量化寬鬆政策引導經濟轉型,促使國內出現資產泡沫和炒房熱潮,又採取急剎車的方式導致經濟硬著陸,才是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主要罪魁。(歷史驚人相似:三十多年前的美日貿易戰和廣場協議2018-4-23 新浪科技作者:鄭峻)

但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波特(Michael E.Porter)認為,泡沫當然對經濟較多地產生負面的衝擊,但日本的問題不僅僅是泡沫,只是由於泡沫處於顯著地位而遮蓋了其他更深層的問題。日本的競爭模型中有更本質的錯誤。日本政府模型的核心是一個關於經濟發展過程和競爭力基礎的獨特概念。它隱含著對某些形式的回避和以各種方式導致競爭妥協的努力。日本政府在經濟中扮演活躍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它欣賞一種保護支撐的觀點。我們發現,實際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實踐根本不存在於日本大多數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中。相反地,這個模型在不具競爭力的產業倒是普遍深入。它還導致了大範圍的、生產率低下的國內部門拖著經濟整體的後腿。(美:麥克·波特(Michael E.Porter):《日本還有競爭力嗎?》第二章第三節中信出版社2002-2-1出版)

為此東京大學的小宮隆太郎教授主持編寫了《日本的產業政策》一書,指出,「日本很有競爭力的產業絕大部分不是通產省主導的產業扶持下產生的。但即使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也不等於簡單地用政府的產業政策去糾正。因為政府調節本身的成本很高,有副作用,即政府失靈。至於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其消極面大於積極面。」

小宮教授也許沒想到,日本的這套產業政策在中國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推廣和應用。80年代初有吳敬璉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建議引進戰後日本產業政策,中國產業政策是1987年從日本引進。(主編吳敬璉:產業政策討論中的兩點不足《比較》)

日後在中國被稱為「國師」的林毅夫(《有人稱我國師,我不敢當》鳳凰智庫2017年5月7日)在《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他的「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GIFF)的「兩步六法」:第一步是確定一國可能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新產業;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這些產業興起的約束,並創造條件使這些產業成為該國的實際比較優勢。」(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第135-138)

「如果發展中國家能順應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掘後發優勢潛力,采納和適應新技術,則完全可以在未來數十年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和迅速增長……如果低收入國家的政府能采納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建立有利於自身比較優勢的私營部門發展的政策框架,填補領頭龍留下的空間,則有望在未來數十年裡達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長速度。」(林毅夫:《從西潮到東風》,中信出版社,2012.9,108頁)

簡而言之,整個理論的含義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著要素相對價格和最優產業結構。因而當企業所選擇的產業和技術都與經濟體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相符時,經濟將會最有競爭力。這實際上是日本產業政策的中國式翻版。新結構主義借助中國特殊的政策環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得到了實質性的最大規模的應用。

必須承認,這種以有為政府、市場按政府的歸劃來布局的產業政策模式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首先是在以上海江蘇為主的長三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且很快在全國推廣,在這些年來逐步成為全國經濟運行的示範標本,它之所以如此備受青睞,首先表現為對經濟發展尤其是起步階段非常關鍵的外資的大規模的有效吸收。

毫無疑問,當初外資成片進入上海蘇南,與主導那裡的重商主義色彩濃厚的地方政府的大力介入是分不開的。政府以組織的形式充當企業間交易的中介,同時政府本身的政治屬性又賦予某種絕對的權威性與公信力,似乎這樣能減少不必要的試探考察與漫長而艱苦的討價還價,無形中減少了交易的成本,進而增加成交的可能性。這無疑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今天當我們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關口,卻提前遇到了當時已步入發達國家的日本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這種強調產業政策的新結構主義還能不能帶我們順利跨過去。

林毅夫教授認為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第25—28),並且有足夠低的交易成本來使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他說,這是落後國家後來居上趕上發達國家的途徑,「對於技術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借鑒或採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發達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上進行生產,並必須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於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第5—6)

可是,政府雖然可以通過自己的活動來達到影響企業競爭優勢的目的,但決定企業根本競爭力的因素像產品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狀況、相關產業和支持性產業的表現等政府絕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用說具有決定意義的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和競爭對手,包括企業的經營理念、經營目標、員工的工作動機、同行業中競爭對手的狀況等,必須要企業主親自站到前台來把關,所以政府的影響雖然可觀”,但”政府本身並不能幫助企業創造競爭優勢” [參見麥克·波特(Michael E.Porter)《國家競爭優勢》(2002,中譯本),第116-120頁]。

林毅夫所主張的這種「有為政府」從短期來看的確消除了企業發展的「瓶頸限制」,但從長遠來看,恰恰也使企業失去了面對這些問題自己想辦法來解決的機會,這實際上剝奪了企業通過獨立面對市場來自我成熟的機會。這是因為,這是因為,經濟活動中引發蛻變的如由於技術進步、偏好改變等因素而引起供給和需求變化的某一節點,往往是市場前沿運行的企業最先感知並做出調整,進而改變生產過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資源被重新配置。隨後這種反應將擴散至產業層面,使該產業投入產出結構變化並導致產業的要素密集度發生改變,勞力生產率和產業附加價值提高。隨著其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與產業波及效果日益顯著,市場主導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而產業間的關聯效應所產生的聯動作用,使得這一地區經濟整體的投入產出乃至要素稟賦的結構得到優化,並最終實現轉變。

這也驗證了一個「知識界很晚才達成的共識,同意弗雷德裡希•馮•哈耶克的如下深刻見解是正確的:靈活的市場價格包含的信息比任何計劃機制有可能統一收集的都多;因此,分散決策可以比政府部門更高效地發揮作用。」(「從列寧到雷曼兄弟:謊言的代價」2017年8月21日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桑德布)

不僅如此,當政府以「有為」形象不斷深刻的嵌入經濟發展的軀體時,其方向性抉擇所帶來的制度引領總是令人膽戰心驚,誰也不能保證其一貫的正確性,而一旦方向選擇失誤,其帶來的驚人浪費和後續的創痛都將是災難性的。從已出土的「2025製造」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專欄二 智能製造工程 來看,仍然在延續這種政策。(支持政產學研用聯合攻關,開發智能產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裝置並實現產業化。)這種國家投入的產業政策的呼聲在不斷加強,而中興事件的出現更為這種集舉國之力克晶片之痛的叫囂有了最好的借口。相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反對聲就顯得無比微弱。

中國一方面繼續承接日本那一套早已被證明失敗了的產業政策,另一方面還在往與創新近乎相反的方向走。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政府扶持的發展型經濟體,強調經濟增長目標,而不是制定經濟活動的具體法規和程序,後者只是「改革事業」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異化成讓政府可持續操控經濟完成政治目標的行為。

中國若要推動經濟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發展,必須讓整個市場基於明確的法律、程序之上運行,實現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保護私有財產,促進公平競爭。但現在,中國政府繼續控制著社會方方面面,無孔不入。市場經濟是建立於法治與信用基礎之上的,假如沒有政治改革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僅僅要求政府賦予市場主體地位,這幾乎是天方夜譚。(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中)2017年12月29日張立偉為FT中文網撰稿)

因此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要想順利完成結構轉型,再像過去那樣市場開放或購買已很難完成,從本質上必須依靠創新,但用科思的話說,創新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流動與碰撞,在中國現今的政治文化傳統下,這無疑是奢談。但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舉全國之力,將有限的錢砸入那些看得見的競爭產業中去。

政府在研發領域或通過政府風險基金注入的巨額投資可以支持創新,然而倘若中央政策導向過強,則可能會對創新造成阻滯。限制大學、企業或私底下信息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政策也會如此——最深刻的創新往往不是計劃好、編程好的,而是來自自發或自由的互動。限制性政策也使中國在吸引國際創新者和企業家前來工作與生活上失去不少魅力。結果,那些人蜂擁到了矽谷之類信息能快速自由傳播的地方。政府在主要私人公司內持有股份和獲得董事會席位,確保大學的政治正統,以及通過網絡安全法監控或限制交流等一系列政策,也可能會適得其反,扼殺創新。(從矽谷視角審視中國創新2018年2月7日 美國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院院長 肖恩•倫道夫為FT中文網撰稿)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競爭目前根本還不在一個層面。

中美貿易究竟何去何從?

盡管美方此建議清單公布後,將有60天的公示磋商期,到期將公布對華301調查最終制裁清單,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中美「幾乎不可能」締結有意義的貿易協議。(鳳凰國際iMarket2018-04-20s)

5月5日就在為期2天的中美貿易談判剛剛宣告結束之際,《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代表團的文件稱,美國提出多項要求,包括在2020年前將中美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元,中國必須按照美國的要求開放市場給美國,不得要求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中國以及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相關產業給予補貼。對這次談判中國媒體沒大力宣揚,可見雙方應該還沒有達成實質性協議,也就是說,貿易戰的風險並沒有消除。雙方必將繼續談判下去。

可以肯定,貿易戰是中美雙輸的牌,問題是誰輸得更厲害?中國是美國出口的第三大市場,它會影響到美國240萬個工作崗位。而中國如果每年沒有這3000多億美元的順差,對中國的影響:一、特朗普的關稅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將造成中國產能極其嚴重的過剩,成千上萬的工廠將倒閉;二、可能高達5000萬-7000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影響。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外貿順差就算只降一千億的話,對中國有多大影響?3752億相當於我們GDP的3%,一千億對中國實際上影響是0.8%。除去其他因素,應該影響在0.5%左右。(張方舟:特朗普為什麼鐵了心要和中國打一場貿易戰?來源:中美學者智庫)

中國能不能和美國打一場貿易戰?

首先從雙方所拿出的籌碼來看,中國出台的關稅清單則直指特朗普票倉。這份清單主要包括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涉及美國多個農產品出口州,包括艾奧瓦、密蘇里州、德克薩斯等。其中許多州是支持特朗普的「紅」州。中期選舉年,這份清單對於特朗普是不小的政治威脅。

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看來,中國這次的反擊體現了三個原則:一、這些產品大量出口中國;二、產品產地主要來自於特朗普的票倉;三、產品具有可替代性。

實際上中國的「反擊」表面上是針對美國,更像是做給作為總統的特朗普看的,中國方面看來信心滿滿,至少從媒體透出的主流民意是如此。

因為與美國相比,這裡政府的政治動員能力更強,政府能輕易將貿易戰受到衝擊後造成的影響傳遞給民眾,最終無非是在各大城市掀起一股反美的「愛國」示威。而美國重新尋找出口地需要時間,同時來自中國的商品被阻斷後一時要尋找替代國也不容易,貿易戰後物價上漲是實實在在的。如果貿易戰一直打到選舉,恐怕特朗普無力承受。無論如何,特朗普必須在下一次選舉前從中國手裡拿到讓步,這才能有助於選情。指望特朗普改變主意,或者下台,換個人當總統,這是目前許多中國人最現實的想法。

為此《紐約時報》指出,中方目前表現的相對克制,實際上是看準了中美兩國政治環境的差異。很多人都認為打政治戰,西方民主體制一定會吃虧。因為一旦政府的政策影響了某一群體的利益,反對的聲音就會很快湧現出來,對政策的實施形成阻力。中國國內很多媒體和專家也都在期待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會觸發美國國內的「政治反制機制」。他們認為特朗普的舉動會讓民主黨和其他商會組織站出來,對特朗普施壓,甚至讓特朗普因為關稅政策付出政治代價。

但這次中國人的指望恐怕要落空了。西方民主體制的政治生態環境確實很多時候會讓其在打政治戰時吃虧,然而,恐怕要讓很多人失望的是,這次特朗普政治戰的結局很有可能會不一樣。

根據美國民調機構RCP的總統支持率數據,從3月以來,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穩步攀升,從3月7日的39.8%的民意支持率一路走到了4月6日41.5%。而自從特朗普去年12月民意支持率跌倒37%後,他的支持率再也沒跌下過這個最低值。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最近整體走勢是向上的

實際上,特朗普對華的強硬態度得到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較為廣泛的支持。(黃亞生:特朗普的政治戰,鳳凰國際智庫2018年4月10日)

特朗普巧妙的利用了美國國內喧囂不息的中國威脅論,通過不斷的對中國外交經濟等方面大放厥詞,從而確立對其制裁與對抗的正當性,進而占據了為民請命的普遍社會道義的高度,有預謀的去建構了中國這樣一個危險的敵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僅可以強化國家的內部處理,而且可以通過發現甚至建構國家的外部敵人來轉移或者匯聚國內政治關係,強化國家內部的團結,從而減緩來自主流民意和媒體的政治壓力。所以那些看似瘋狂的外交表演更多是為了恫嚇對手,進而通過對方的驚疑與妥協來塑造自己對外的強勢。如果特朗普通過冒險的有時看起來不計後果的外交策略這次能迅速搞定,這將極大增強他在民眾中的威信和號召力。

美中貿易戰的產業命門在哪裡?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對象並不僅僅是中國,此前還宣布要針對進口鋼材和鋁材加征關稅,歐盟、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都將受到影響。但是「貿易戰」的主要推手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 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如果歐洲國家等希望得到「豁免」,就必須與美國一道在經貿政策上「對付」中國。顯然,其如意算盤是「一石多鳥」,既在貿易上迫使相關國家讓步,又能打造聯手壓制中國的「國際陣營」。(特朗普頻頻「出牌」 美國對華戰略向何處去2018-04-05聯合早報作者:趙明昊)

於是更令中國人擔心發生了,特朗普對華的強硬態度得到了其西方盟友的支持。3月23日,在特朗普宣布擬對中國價值高達5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同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也決定,對中國的部分鋼鐵產品征收反傾銷關稅。緊接著,日本和歐盟在4月3日、4日分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遞交文件,要求與美國一道,向WTO投訴中國「涉嫌歧視性的專利技術許可規定」。因此,中國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美國、歐盟和日本之間盡管並非鐵板一塊,但很可能聯手針對中國; 此次對華貿易戰完全有可能由「中美衝突」演變為中國與「八國聯軍」之戰。之前德國政府就曾在歐巴馬的要求下,撤回了已經頒發給中國公司的收購德國半導體設備企業愛思強的許可。被日本軟銀收購的英國企業Arm在2016年3月也按照美國商務部的要求,第一時間切斷了對中興通訊的支持。

但是特朗普過於強調的「美國第一」原則還是遭到了西方主要經濟體的反彈。在國內外一片反對聲浪中,美國商務部長羅斯5月31日在電話吹風會上表示,美國將從6月1日起,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當天隨即發表新聞公告稱,美國的這些單邊舉措是不合理的,歐盟將立即向世貿組織發起爭端解決機制,並將很快對美國採取反制措施。5月31日,加拿大墨西哥分別聲明對美方採取反制措施。外界有分析認為,由於美國方面把是否繼續豁免鋼鋁關稅與目前美加墨三國正在進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掛鉤,因此,三方在鋼鋁關稅豁免問題上還有回旋的餘地。但所有這一切都趕不上中美之間這場貿易戰。

從中美雙方對對方經濟強點的依賴性來看,作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晶片消費國家,中國半導體晶片市場嚴重依賴進口。過去幾年中國的晶片進口額維持在2000億美金左右,自給率不足20%。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圖2:我國集成電路自給率不足兩成(來源:ICinsights,中國銀行證券研究部整理)

雖然中國半導體產業近年來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在全球晶片產業格局中仍處於中低端領域。以CPU為代表的高端處理器晶片的自給率均為個位數,存儲等晶片的自給率接近零。即使華為海思在通訊基帶晶片和應用處理器器晶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其中的核心處理器IP仍然是來自於Arm、Cadence等公司。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圖3:國內主流晶片的自給率(來源:OFweek ,西南證券整理)

如果中美真的爆發貿易戰,美國只要把從上遊的晶片到操作系統對中國全部切斷,中國的高端信息產業將陷入癱瘓境地,整體產業轉型之路必將被完全阻斷。

而中國國內的引以為豪的製造業在人力能源等成本節節攀升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出現為避免受到貿易戰傷害進行產業轉移的現象。中國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無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導致製造業不堪重負。中國製造業出口大部分是由貼牌生產(OEM)企業與設計代工企業(ODM)完成,它們掌握著發達國家市場的客戶資源,而後者更有技術優勢。為了避免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傷害,這些企業可能會將生產線轉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國關稅政策威脅的國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國設廠,這會加速中國一直存在的「去製造業」趨勢,未來中國想要「再製造業化」將比登天還難。(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2017年12月26日 張立偉為FT中文網撰稿)

為此有學者認為,特朗普政府本次挑起貿易戰的訴求與歷史上歷次中美貿易摩擦不同。如果說在歷史上,美國政府挑起貿易摩擦主要是在接觸(Engaging)的過程中敲打中國,而當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則體現了以貿易為工具來系統性遏制(Containing)中國的思路。為此美方可能採取的措施是:第一,將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擴展至對中國赴美直接投資的制裁。第二,切斷從美國到中國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傳遞,以此來限制中國的技術升級與產業升級。第三,美國將會大力拉攏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試圖在多邊層面針對中國採取一致性措施。第四,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可能在朝核、台海與南海問題上大做文章。(張明:打貿易戰這三個錯誤不能犯 鳳凰財知道 2018-03-28)

張明先生認為,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帶來顯著降低中國貿易順差,從而降低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由此帶來的股市震蕩以及禁止進口美農產品帶來的通脹壓力。短期不利影響,以及金融風險進一步加強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中期影響。

我們認為,貿易戰長期的影響在於,可能會切斷中國產業鏈向頂端延伸的途徑,嚴重遲滯中國的產業轉型,進而迫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要突破此陷阱的唯一途徑就是支撐中國經濟的主流必須向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高端邁進,而要完成它只有依靠創新。但是中國現有的經濟基礎與政治文化決定了這種真正意義上的顛覆式創新基本沒有可能,而以往的三個途徑:以市場換技術、以資本買技術、挖人才來造技術,可能都會隨著這場貿易戰而大為收斂,而目前在互聯網商業模式上的微創新又根本支撐不起龐大的經濟體量的過渡,一不小心,完全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中國的致命痛處

而對中國的影響則遠不止這些。

學者張方舟認為,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中國發行貨幣的基礎。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美元即成為人民幣的發行之錨,基礎貨幣投放,主要是外匯(美元)占款的方式,形成人民幣對美元信用的依附。人民幣發行以美元為錨,是讓美元及美元背後的美國政府信用為人民幣背書。

這是因為,中國已經有一套建立在美元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基礎上的貨幣金融體系。2001年以來,中國基礎貨幣主要通過央行向其他存款性公司購買外匯占款來投放,央行所購入的外匯是中國外匯儲備最重要的來源。央行外匯占款的最終來源是國際收支。從中國國際收支表上看,其來源大致有三個:⑴經常項目下的貿易盈餘;⑵新增FDI(外商直接投資);⑶資本項目下的其他資金流入。(趙巍華:中國貨幣政策新周期 轉變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方式第一財經日報2014-06-09)

人民幣基礎貨幣現在接近60%是依靠外匯儲備發行,這還是在央行這兩年大量購買國內金融機構債權稀釋後的比例。早期該比例甚至高達85%。這套貨幣發行制度成功地在中國信貸規模大幅度擴張的情況下保持了人民幣購買力的相對穩定,抑制了通貨膨脹,消除了類似於80年代「貨幣闖關」的威脅。但是同樣的,也導致中國整個信貸體系被人家拿在手裡。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對於別國而言順差只是一個外部現象,但是對中國,已經成為貨幣信用的重要支撐。如果中國連續出現數年的大額貿易逆差,人民幣信用和國內的資產泡沫根本不可能撐住。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最致命的痛處。

「2016新華網思客年會」上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前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強調,從2003年到2015年,我們已經累計投資了335萬億。所謂建設總額和債務,也就是信貸總額比從2002年的0.7,基本上處在比較水平的狀態,升到了2013年的1.1。而煤炭、鋼鐵、電、運、地產這五大行業加起來將近50萬億的資產,但是基本的回報率不到1%。他認為主要是貨幣的過量發放所致。投資下降就是因為錢太多。(朱鎔基之子談改革,五大產業回報率不足1%新華網思客2016-12-06)

朱先生說的是政府貨幣過度發放的問題,當年4萬億刺激政策出台,其實拉動了民間與地方政府無數個四萬億,從2009年到2012年四年投資完成額高達116萬億元,由此導致隨後數年過剩產能問題日益嚴重。然而此後,中國投資並沒有下降,在2014年到2015年的2年之內,中國投資完成額107萬億元,幾乎相當於「前期刺激期」4年的投資量。

中國如此大規模的超發貨幣主要基於兩點,在內以居高不下的政府投資刺激地方政府大興基建,大量毫無經濟效益的基建項目在帶動相關利潤率極低的相關企業鋼鐵、水泥、機械工程等急劇膨脹的同時,還巧妙的將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壓力轉移到了房地產行業上,在不露聲色的抵消居民對物價上漲埋怨的同時,再以關於地產各種高昂的隱形稅收將集中生長於房地產的外溢資金悄悄收下,這就使得整個經濟發展至少表面上呈現出一片沒有恐慌的祥和發展中。

要說的是,這種通過房地產的縮表還是遠遠趕不上向國企的無底洞似的填塞的,其間的缺口主要通過中國特有的高儲蓄率補上。但這一優勢也在慢慢消失。2018年3月24日,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從2010年開始,中國居民儲蓄開始出現持續下降。從增速角度看,中國儲蓄從2010年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同期,居民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則從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他認為理財、信托、互聯網理財等都分流了存款,他沒提的是,過高的房價提前透支了居民手中可支配的財富,為了買房,要挖空「6個錢包」,大多數居民實在已無款可存。

在外則牢牢綁定美元。在過去近20年裡,中國通過加入WTO,搭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快車,逐步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中國將這些美元儲備以美國國債的方式存儲。因為美元信用的擴張,中國貨幣當局才具備人民幣信用擴張的條件和底氣。一旦失去每年對美35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基礎貨幣投放就失去了依附之錨。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有60%是來自外匯占款,所以中國是被美元綁架最成功的國家。

這種綁架與中國目前的經濟現狀一聯繫,就更加加重了對美元的依賴。中國的貨幣投放方式主要有兩種:外匯占款(美元換人民幣)、逆回購和MLF(國債換人民幣)。2015年開始,前者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後者的比重在增加。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維持強勁的增長,在為出口企業提供運轉活力的同時,它所帶來的龐大就業足以形成足夠的消費資金增速來平衡產能增速。但到了出口下降外匯減少的時候,國內外雙重利潤來源下降,國內各行業就缺乏對應的貨幣利潤率,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而從中國國內看,信貸擴張的步伐還不能停止。按照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測算,中國債務占GDP比例約為260%。其中,債務包括家庭、政府和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在260%總體的債務裡面,非金融企業債務大約占160%以上。總體上看,中國的去杠桿實際去的是企業的杠桿。在對國企和非國企的杠桿率進行拆解後發現,在160%的債務率中,國有企業債務占到120%左右。所以,去企業的杠桿主要是去國有企業的杠桿。而國企債務之所以快速膨脹,是因為在我國特殊的體制機制下,其背後承載著政府穩增長的隱秘訴求。

居高難下的資金成本,疊加每況愈下的投資回報率,使得資金的「脫實向虛」與金融加杠桿成為必然。一方面,大體量的融資需求使得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壓力不斷加大,從根本上導致資金利率居高難下。其實這裡也體現了貨幣的內生性的特徵,同時對國企利潤的維護,除了無止境的輸血,實無他法,而這又免不了貨幣的超發和巨量的金融風險。

正是有鑒於此,2017年以來,防范金融穩定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逐漸成為中國政策的關鍵詞。去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同時在有如此巨額美元儲備的前提下,中國仍對萬達、復星、海航、安邦的對外購買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其目的無非是防止美元從中國市場的流失。

這一方面顯示有著龐大經濟體量和巨量外匯儲備的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另一方面恰恰表明,當下中國雖然已經加入SDR,仍然停留在通過「一帶一路」輸出信用的階段,不具備全球基礎資產定價的能力,也因此它的高資本依賴和高利率並不會引起全球利率走高,另外這種重資產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受債務危機的影響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風險溢價,進一步抬升信用成本。

美國對中國的組合拳

2017年5月24日上午,評級機構穆迪(Moody)下調了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當日下午,穆迪再度下調了中國26家政府相關發行人(GRI)及其受評子公司的評級,與主權評級下調保持一致。這也是28年來國際主要評級機構首次下調中國的主權評級。如果標準普爾在未來下調對中國的評級,那麼三家主要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主權評級都處於同一水平線。

評級下調首先必然會給海外融資帶來嚴重影響,比如說中國剛剛宣布將很快實施「債券通」,旨在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場。而中國的主權評級下調之後,這些國際投資者將不可避免地要求更高的債券收益率作為評級下調的補償。同時還會給本應下行的人民幣國際支付的地位帶來負面作用。5月25日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稱,4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使用占比下滑至1.6%,排名降至第七,被瑞士法郎超越。報告顯示,與3月相比,全球人民幣支付額大幅下滑24.24%,降幅高於同期全球所有貨幣支付額的降幅15.76%。這無疑給本已十分緊張的國內資金流動帶來更大壓力。

同時還令轟轟烈烈的一帶一路的海外戰略蒙上陰影。據國際觀察文章,「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融資來源現在仍是中國政策性銀行提供的雙邊貸款。中國進出口銀行2015年發放貸款逾800億美元,相比之下,亞洲開發銀行只發放了271億美元。這樣的大背景下可見我們面臨的資金壓力。正因如此,2016年9月21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絲綢之路金融論壇」上表示:「一帶一路」要注重引入中長期資金。大型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周期和投資回收期都比較長,要研究通過擴大直接融資、開展PPP合作等模式,鼓勵和引導各類社會資本特別是中長期資金,參與「一帶一路」重點項目建設。這一切還沒開頭即遭穆迪這麼一鬧,無疑會給雄心勃勃的海外融資帶來更高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財政部對穆迪評級如此憤怒的原因。

偏偏美國人總在這當口插上一杠子。2017年12月2日,美國近30年最大的稅法改革,即所謂的特朗普稅改法案獲得了參議院通過!根據最新的美國稅改法案,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將從35%下調至20%,刺激美國企業利潤的回流。

2018年3月22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上調至1.50%-1.75%,美聯儲還預計,2018年還將加息兩次,預計會在2019-20年更加陡峭地加息。4月份提高縮表的力度。自2015年以來美國連續加息多次,但中國的基準利率絲毫不為所動,維持在2015年的水平(一年期存款利率1.5%,5年期貸款利率5.9%)。變動的主要是逆回購和MLF等操作的利率。

至此,美國經濟三大組合拳加息 縮表 減稅持續打出。伴隨美聯儲縮表與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同步,5月10年期美債利率接近3%,5年期接近2.8%,2年期接近2.5%,比歐洲和日本的債券收益率高太多。這是近期美債進一步強勢的表現。全球資本市場「美元荒」的不斷蔓延。更令全球「窒息」的是,美元正漲勢如虹,刷新了半年來新高,而美聯儲再度加息預期更是火上加油。相對利差的擴大,更進一步提升了美元吸引力。強勢美元會讓美國在全球「資本爭奪」的遊戲中,處於優勢地位。也即是加速資本流向美國,尤其是從新興市場撤出的資金。顯然,如果美元持續升值,對全球新興市場貨幣而言將是「三重打擊」,匯率貶值、利率抬升,風險資產價格下跌。而面對潛在危機,新興市場則需要拿出更大勇氣,進一步提高市場利率,如果背道而馳,則需要做好外匯儲備快速消耗的準備。

中國也出現了上述同樣的問題,伴隨美元升值壓力和美債收益率攀升,美聯儲的持續加息,也顯著限制了國內資本進一步寬鬆的空間。

中國是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人民幣自然也面臨巨大壓力。看看最近一段時間的CNY走勢就一目了然。4月以來,在岸人民幣已經從6.24貶值到6.38,貶值幅度2.2%。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美元的持續強勢,對人民幣顯然不是什麼好事,好在我們有資本管制這個「制度優勢」。但也不要覺得有了它就一切萬事大吉,逐利的資本總有辦法突破限制。(美元上漲讓這兩個國家「趴下」了,對中國影響大嗎2018-05-11 來源:鳳凰國際iMarkets)

美國未來持續的加息會繼續拉大中美兩國的利差,這在利率平價的底層規律下,會對人民幣形成中期的貶值壓力。中國為了維持相對均衡的利差水平,可能會不得不在某個時點被動加息(盡管中國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還遠遠未到可以脫離美聯儲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地步),而(持續)加息往往是刺破資產價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當於釜底抽薪。縮表其實和加息的效果類似。簡單來說,就是美聯儲收回市場上過多的美元,這會對美元形成支撐。強勢美元會讓人民幣形成壓力,中國央行要保持匯率穩定,必須同樣‘縮表’,收回市場過多的人民幣。這無疑令必須時刻保持適度量化寬鬆以維持預期經濟增長的中國面臨更大的壓力。

到這裡我們基本上能看清川普這盤棋的大致模樣,他四面出擊,大張旗鼓,但其目的其實只有一個,遏制中國。籠統說來,分實的虛的兩手。他先是小試牛刀,借鋼材、鋁的關稅下手,四鄰朝見,經一番安撫協商,並掙得各自站隊表態後又一一放手,唯一死死撰在手裡的只有中國。看看一副四海臣服海河晏清再無雜音時,他覺得差不多了,於是悍然再出大招,對中國價值600億美元的產品突加重關稅。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中國舉國上下一片嘩然,各部門一面嘴裡放著狠話,一面心懷忐忑等著美方放出機會來談判。面對著急不已的對手,此時的川普顯示出一個現代政治家的高明與老到,他並沒像他對選民時所說的那樣殺氣騰騰,相反非常懂得適可而止,以退為進,將原先的30天後實施的期限延長到60天,這很顯然是給對手留下充分的估量的時間,從而爭取更大的回旋的餘地。

對於中國外交來說,與特朗普交涉的最大風險,就在於其日漸清晰的圍堵中國的思路卻又不按牌理出牌的手段,從而做出得不償失的強硬和不必要的妥協。但是無論如何,特朗普那一實拳已打出,借縮減巨額貿易逆差之名,行掐產業轉型脖頸之實。同時輔以減稅、加息、縮表,三記虛的,可謂招招致命。

在5月初貿易代表來華談判無果而終之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5月中旬赴美談判,但要在特朗普所言的60天期限前達成協議,看樣子是希望渺茫。種種跡象表明,美中貿易已很難具有調和的餘地,假如真有那麼一天,中美之間真打起貿易戰來,會又如何呢?

假如美中貿易無法調和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駐上海的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李偉可能,美中爆發大範圍的貿易戰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降低1.3%至3.2%,後一個可能值是針對美國禁止進口所有中國產品的極端情況而言。對美國而言,GDP增速將降低0.2%至0.9%。

美國的蘭德智庫曾由此發過一篇深度報導。

美中關鍵的不對稱包括總體上中國對國際貿易更大的依賴性(在能源供應方面尤其如此),特別是對美國出口貿易的依賴和增持美國國債;美國對自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及美國消費占GDP更高的比重。

這種中美之間特殊的不對稱在圖一中用同心圓表示。中心的圓圈代表中美雙邊貿易,中間一圈代表其他區域貿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貿易。每一個圓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該國全球貿易的比重。這種表示是帶有主觀性的,而不是精確的表示。而圓圈大小的差異表明與美國相比,中國對貿易的依賴性更大。

懸崖邊上的較量,深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產業命門。

圖一:交戰地帶對貿易的影響

圖一也表明了戰爭情況下潛在的貿易脆弱性。紅色表示在一場大規模戰爭中貿易的脆弱性極大,黃色表示脆弱性較大,綠色表示脆弱性較小。

因此,中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和與其他區域的貿易可能是極端脆弱的,而對美國來說,只有與中國的貿易會受到嚴重影響。總體而言,中國的大部分貿易(除了陸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區的海運貿易中斷的影響,而美國大部分貿易卻不受影響。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一旦戰爭發生,這對(中美兩國)GDP的影響是不對稱的。

我們也沒有量化一個因素,它能使中國的損失遠比以下所可能的大得多,這一因素即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由於生產價值鏈的存在,中國與其鄰居(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東南亞)的經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

許多東亞貿易由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構成:在一國生產的輸入品被運至另一國,與來自別處的部件結合,在送入市場分配系統之前被組裝成最終產品。這樣的一體化在促成使中國及其鄰國得以繁榮的效率和生產率的同時,也加劇了東亞經濟面對貿易中斷時的脆弱性,這比傳統終端產品貿易時代嚴重得多。中國要減少對這種環環相扣的區域生產的依賴,必須面對極大困難,付出極大代價。(中美貿易戰會演變為冷戰嗎?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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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如鏡的西湖 遠處的雷峰塔(撲克投資家內容團隊 章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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