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只能「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刁民，在大清朝掌握了大批長槍短炮，朝廷為何不禁？
本文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
作者：姚白莞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民起義史上，哪個時代的反賊能從民間獲得最好的裝備？
答案是：大清。
雍正乾隆年間（1735-1736），黔東南一場大規模苗民叛亂終於被討平。事後清點戰果，除數萬反賊首級外，還繳獲各類鳥槍、火炮共計達四萬六千五百多門。
▲清名將張廣泗奏報中的剿匪戰果，張廣泗戰功赫赫，為朝廷「開苗疆三千里」
除了朝廷控制力薄弱的化外之地，內地刁民的武裝也不容小覷。如乾隆四十六年，在全國範圍的民間火器專項整治行動中，僅廣東一地就收繳鳥槍近萬桿。
▲廣東巡撫的繳槍成果匯報奏折
相比陳勝、吳廣等揮舞農具和竹槍的前輩，清代平民能獲得的武器裝備，足以讓朝廷官軍心驚膽戰。
這些民間槍炮從何而來？朝廷為什麼不認真管一管？
流散民間的洋槍
在西方近代軍火輸入中國之前，清朝軍隊中常見的幾種制式熱兵器鳥槍、抬槍和火炮，在民間都有不小的保有量。尤其是鳥槍，由於輕便靈活，方便居家出行防盜防匪，深受百姓喜愛。
▲火繩槍槍機構造。與早期火槍相比，火繩槍通過扣動扳機點燃火藥發射彈丸，便於準確瞄準。
鳥槍又稱火繩槍，最早起源於歐洲，約在 16 世紀中期傳入明朝。與早期火器只能粗瞄聽響不同，鳥槍可以較精確的瞄準射擊，很快在軍隊中流行開。
但明朝百姓沒多少機會持有這種先進武器。明代對手工業者實行「匠籍」制度，火器多在官營手工業工場中生產製造，處於官府的嚴厲監管之下，很難在民間流傳。
鳥槍大規模流入民間，是大清建立後才有的盛景。
▲《天工開物》記載了鳥槍製造技術。在《三言二拍》等反映明末社會生活的小說中，有不少平民持有冷兵器的描寫，但少見槍械。
清朝前期，「匠籍」制度被廢除，手工業者不再受官府的直接控制，清軍的制式槍炮也常發包給商人製造。手工業者從此有了私自制售槍支的機會。乾隆年間，甚至有人在北京公然買賣槍支。
據中山大學邱捷教授統計，在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及平民擁有鳥槍的故事有 20 篇之多，持有者涵蓋了士紳、農民、短工、佃戶、牧人、奴仆等社會各階層；李汝珍所著小說《鏡花緣》中，也有 9 個回目提到鳥槍。
▲2016 年，英國富蘇比拍賣行拍賣的一款乾隆禦用鳥槍，最終以 198.5 萬英鎊（約 1670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成交。
隨著民間保有量的增長，鳥槍很快被用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道光年間，福建漳州據說在城外數裡就能聽到槍炮聲。當地宗族械鬥盛況空前，場面經常是「呼噪一聲，則槍聲齊放」，火力之猛，連地方官都不敢干涉。
▲相比大師兄們的神功，清朝百姓在多數時候顯然更願意相信洋科學
若有必要對抗官府，火器也不會缺席。同樣是在道光年間，四川民間會社哥老會曾糾集了幾千人馬與大邑縣知縣幹仗，甚至動用了重型火器抬槍，一槍便轟碎了縣太爺的轎馬。
▲清朝流行的重型火器：抬槍，構造類似鳥槍，但體量較大，威力也大於鳥槍，發射需兩人操作。
民間打得火熱，各級官吏也不落後。據《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作者紀昀自己的家奴王發就公然持槍，其書中對鄉民持槍更是司空見慣，毫無譴責之意。
這幅官民持槍其樂融融的場面，實在令人感到驚異：難道大清朝廷真的如此自信？
法外開恩的仁政
清朝皇帝裡的確不乏自信之人。
康熙年間，有大臣建議查禁民間火器，康熙皇帝當即表示：天下安定關鍵在為政得失，與火器無關。民間火器難道還能多過吳三桂？除火炮外，其它火器無需查禁。
但豪言壯語是一回事，法條律令又是另一回事。《大清律例》相關條文規定，民間允許合法持有的兵器只有「弓箭、槍刀、弩及魚叉、禾叉」，其它皆為非法：
凡民間私有人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號帶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朝基本法典《大清律例》
除了對民間火器總體性的法律規定，清廷還出台過針對鳥槍的專門禁令。康熙四十七年，兵部鑒於各地商民私造私賣鳥槍事件泛濫，奏請查禁私藏鳥槍及私賣硫磺。這一次，康熙帝不再自信，而是予以批准照辦。
歷代清帝大多因襲康熙四十七年的規定，原則上禁止民間持有火器，執行力度時寬時嚴。乾隆四十二年，受山東王倫起義的影響，皇帝甚至禁止地方團練演習鳥槍，但不久又在個別地區開禁。
▲圖為乾隆五十一年，湖南巡撫奏請民壯照四川例演練鳥槍折
不過，清朝法律雖然原則上禁止民間持有火器，但同時又規定了大量可變通的情形，執行起來並不死板。
例如在虎豹橫行的深山老林，百姓若有自衛和打獵的需求，只要在鳥槍上刻上姓名，編號登記，就算合法持有。
邊疆濱海或民族混雜之地，如果治安惡劣，朝廷認為確有自衛等正當需求的，也會允許持槍，具體操作比照山區。這些特許地區幅員廣大，邊疆各省皆有。
▲1793 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隨團畫家繪制的清軍兵丁與鳥槍
按律不允許持有鳥槍的內陸腹地，到了清朝中期，民眾非法持槍也已很普遍，如紀曉嵐的家鄉河北滄州，就不在按律應持之列。雖然歷屆皇帝都頒旨查禁，但各地官員執行得三心二意，普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
朝廷真正嚴加防范的，只有顯著超越自衛范疇的火炮，絕不允許民間私鑄私藏，一經查出，「不論官員軍民人等及鑄造匠役，一並處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家產入官」，甚至連鄰居都要連坐。
對此，相關法律條文的解釋說得直白：「蓋謂非有叛逆重情，鑄此何為？」——不是要造反，鑄炮幹什麼？誰鑄，誰就是反賊無疑。
▲清代神威無敵大將軍炮
即便如此，在一些特定的場合，民眾也還是有機會合法持有火炮。
乾隆五十六年，兩廣總督福康安奏請查禁出洋海船私自攜帶的火炮，乾隆批復：各國蠻夷海船來華，都攜有火炮，天朝商人出海無炮，無以自衛，還是聽準攜帶，出洋時將炮位數量點檢清楚即可。
▲日本《長崎港南京貿易繪圖》中的清朝遠洋貿易船
到了嘉慶十五年（1810 年），清廷議定了更細致的海船炮位稽查章程。章程規定：根據海船的大小，可攜帶的炮位從一門到四門不等，鳥槍最多不超過六桿，腰刀十把。民間火炮正式得到特許。
▲清朝官方頒給廣東南海一家船戶的執照，其中詳細列出了準許攜帶的武器清單
這些法律規定即便在今天看來，也稱得上人性化。但事實上，以當時的刑偵技術和社會管控能力，清廷即使想徹底查禁民間火器，也是有心無力。
因此，既然刁民手裡的槍禁不住，不如讓良民也武裝起來。大清朝相信，良民總比刁民多。
良民保大清
長期以來，清朝民間持有槍炮的大頭並不是刁民，而是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
在「皇權不下縣」的傳統中國，地方士紳是朝廷維持基層統治的根基，尤其在面對刁民時，與清廷是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和平時期，士紳們維持著基層社會秩序，戰時，則積極協助清廷應對內憂外患。朝廷的確也得仰仗他們：大清建立後，八旗、綠營等正規軍的戰鬥力迅速退化，地方團練很快就成了治安戰的主力。
▲早在康熙年間，清廷就有征調河南民間槍械愛好者補充正規軍力的先例。對民間武裝略加寬容，戰時往往就能派上大用場。
地方團練在乾隆晚期就已初露鋒芒。在平定白蓮教叛亂中，四川、湖南等地的團練都起了重要作用，以至白蓮教一旦抓到組織團練的士紳，必定痛加折磨，反賊落在士紳手裡，也必遭虐殺。
到了清中晚期，面對太平天國、捻軍等規模更大的刁民作亂，曾國藩、李鴻章們也紛紛組織家鄉的團練，建成著名的湘軍、淮軍。
除了應付內部的反賊，民團也偶爾要抵禦外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東紳士積極奔走，購置了大量武器彈藥，先後組織起人數達十多萬的團練隊伍，準備將英法聯軍淹死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裡。
▲徐克電影《黃飛鴻》中，黃飛鴻的身份就是佛山民團教頭，以保家衛國為己任
不過，以民制民的策略，也不是沒有副作用。
平定太平天國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團練坐大的現象。除了湘軍、淮軍等軍事集團，各地士紳普遍以辦團練為名，擴張勢力，干預地方事務。清朝對基層日益失控。
到了清末民初，團練持有的武器已不再是鳥槍土炮，而是從西洋進口的洋槍洋炮。
以廣東為例：根據 1924 年香港《華字日報》報導，廣東全省民間槍械多達 400 萬支，而政府軍警的槍械總數僅十幾萬支，不及民間武器的零頭。當然此處有過分誇大的嫌疑。
另據 1938 年《張文彬關於廣東工作的綜合報告——關於廣東共產黨的工作環境和群眾運動、武裝鬥爭、反托鬥爭》的說法，「整個廣東民槍四十萬以上」，民間武器的數量仍遠超軍警。
此時的廣東，承襲晚清以來的趨勢，不僅各鄉有鄉團，城市商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也普遍建立了強大的商團武裝。商團甚至一度在廣州西關建有實質上的自治政府。
1924 年，為支持北伐事業，孫中山主管的軍政府在廣東開征苛捐雜稅時，遭到商團武裝的抵制，最終引發叛亂。政府軍和商團武裝在廣州西關地區展開大規模武鬥，繁榮的西關商業區因此慘遭焚毀。
所幸的是，這樣的慘劇，在今天已不可能再次發生。
在當代中國，為了保障人民深夜擼串的權利，連玩具槍、模型槍、火柴槍，都在法律禁止之列，當之不愧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
※ 本文寫作部分參考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捷先生的相關研究，特此致謝與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