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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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天涯
兩個爺叔，坐在虹口足球場的看台上，回憶起自己成長的上海弄堂。
「門牌號，我們家住四川北路1746弄。」
「我是四川北路1569弄。」
「這基本上就大聲喊兩聲……」
「等於是隔壁那個弄堂……」
以上對話來自訪談節目《探世界》。
▲嵌入圖片為訪談節目《探世界》截圖
一個爺叔叫范志毅，另一個，叫高曉松。
1990年代，他們是中國文體界頂頂風流的人物。
兩人出生相差八天，童年成長的弄堂相隔三百米，走路五分鐘距離。
他們對上海的回憶和鄉愁，就寄托在這個「弄」字裡。
這個「弄」字，對上海人來說，太妙了。
01
杭州人馬義（化名），2013年初到上海工作，住在浦東的一棟高層住宅裡。
她最初看到自己的住宅地址時，感到有些奇怪。
「羽山路100弄，我當時覺得有點土。也不是土吧，就你原來對於『弄』是有想像的。」
「是那種老房子，里弄的感覺。」
這是很多外地朋友看到上海地址後，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想像。
比如「花園石橋路28弄」這個地址，擺在很多外地朋友面前的時候，大概率會想像所在地一定充滿江南韻味，市井之中，弄堂深深。
一旦你把這個地址輸入導航APP的時候，剛才那個想像中的江南意境瞬間被金錢的聲音擊碎了。
「花園石橋路28弄」這個地址，對應的是數十年如一日的上海樓王——「湯臣一品」，2月二手房均價27萬元/平方米。
▲花園石橋路28弄就在這裡——湯臣一品
作為上海特色，百度一搜，還專門列舉了「上海灘豪宅門牌號一覽」表。
▲上海灘的頂級豪宅地址里大都帶一個「弄」字
前陣子被扒出的鄭爽1.5億豪宅，相傳是位於老西門的「復興瓏御」。
這個小區的門牌號為「西藏南路699弄」、「復興中路1188弄」。
▲復興瓏御門牌號之一是西藏南路699號
財富的話題就此打住，我們現在要研究一個問題：上海的住宅小區為什麼地址里都有一個「弄」的欄位？
這個編排方式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很獨特，以至於有人在知乎上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上海為什麼把小區叫「弄」？
這個問題其實提得不正確。
上海的小區直接叫「弄」的極少極少，但上海的小區，基本上都有一個「數字＋弄」的代碼（獨門獨戶獨棟住宅除外）。
再反過來講，在上海，只要看到地址裡有「弄」字，那就代表這個地方、這座建築必定承載了住宅性質。
▲在上海住宅性質的建築地址里大都有「弄」欄位
這套地址系統在全國可能絕無僅有，可能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相似的情況。
上海人在填英文地址的時候，還要為此多學一個「lane」字。
02
要回答那個知乎問題，其實也不難，絕大多數人都能憑感覺猜到，上海地址里的這個「弄」欄位，一定是來源於上海的里弄建築。
是的。
上海里弄的空間邏輯，就是總弄垂直於街道，支弄垂直於總弄，支弄分流入戶。
▲上海某弄堂的支弄兩邊是各家各戶
但唯一會讓你感到意外的是，上海地址里多出來的這個「弄」欄位，是被里弄建築這個形式逼出來的。
從19世紀中葉開埠以來，當年的租界，也就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區的人口就一直呈激增態勢。
1853年租界內人口還只有800人，1895年達到30萬人。
等到1937年，租界內已有170萬人。
人多了，住房問題便擺上了台面。
大量外國洋行資本開始買地建設聯排式、樣式統一的集中住房。
廉價的木板排屋形式最早以里弄的名義出現在了上海。
到19世紀70年代，由於火災隱患和利潤驅動，這些木板排屋開始演變為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承重的方式。
著名的上海「傳統民居」石庫門就此誕生。
到20世紀20年代，採用現代化排水設施、采光更好的新式里弄出現了。
有些甚至還設置了汽車間，簡直是100年前的豪宅。
▲上海開埠以後隨著人口激增房地產商建造了大量里弄房屋 /《探世界》截圖
英商新沙遜洋行從1880年到1890年的10年間，建造了20多處里弄住宅。
地產大戶英商業廣地產公司，擁有的里弄房屋數以千幢計。
就連法租界的法國天主教會，也成為大房地產主，在徐家匯一代擁有大量產業。
等到1900年前後，華人房地產商周蓮堂、程謹記、貝潤生、嚴裕棠等，也入局分一杯羹。
租界內的房地產業如火如荼，地價極速高漲。
從1869年到1927年間，公共租界地價上漲40余倍。
這是房地產開發商第一次大規模地參與到中國的城市建設中，而里弄建築形式則成為了上海中心城區民用住宅的最主要形式。
很容易被外人當作傳統建築的石庫門，實際上是現代房地產商業的結果。
講穿了，上海的里弄，就相當於今天的小區。
所有的弄堂，都是由開發商設計營造然後賣給業主的，比如著名的建業里，由法商中國建業地產公司開發建設。
▲1930年法商開發建設的建業里如今成了懷舊商業街區
就好比今天，萬科開發了萬科城市花園一樣，房地產界真是上百年無新意。
再有，一說弄堂，大家就會自動比較南方小巷北方胡同，其實這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上海的里弄，多數情況下都有個大門，門楣上刻著弄堂的名字。
這就是弄堂的住宅小區功能決定的，表明這是一條界限，和今天的小區大門是一毛一樣。
▲上海的弄堂大都有個大門門楣上刻著弄堂的名字
此外，弄堂不具備市政道路功能，且依附於道路存在；而小巷和胡同，很多都屬於次級別的城市道路。
因此，上海的里弄和胡同、小巷比，完全是兩樣東西。
反映到地址門牌號上，一說你就明白區別有多大。
如果是胡同或者小巷，門牌號寫xx市xx區xx胡同xx號，或者xx市xx區xx巷xx號，那麽基本就能精確定位到家庭住址了。
上海的里弄要是這麽幹問題就大了。
以高曉松小時候住的那條弄堂舉例，如果按照胡同或者小巷編號法則，那麽應該寫成這樣：「上海市虹口區美楣里xx號」。
拿著這個地址，除了片區郵遞員和片警，估計所有人都得瘋。
最早上海的地址，就是這麽讓人抓狂。
比如，今天共青團舊址所在的漁陽里（位於淮海中路），原先的地址為「法租界霞飛路老漁陽里6號」。
但是1930年代，上海的里弄已經是數以千計了，市區的馬路長起來又是沒邊兒的，即便在九十年前，霞飛路已經是4公里長的馬路了。
想像你是一個當年外地來滬人員，拎著大包小包，要沿著這4公里長的馬路一通好找。
新建設的里弄一條接著一條，弄堂大門長相又幾乎一樣，走兩步就得抬頭看大門門楣上的弄堂名字，可能一不小心就錯過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里弄已是數以千計
早年上海中心區域的門牌編制是以收稅為目的，還沒考慮定位功能。
「第一沒有規則，第二跳號很厲害。還有不分雙單號。」上海地名學會副理事長薛理勇概括了早期上海門牌號的混亂。
「城鎮很小的話，人與人都認識。到了一個地方，你就很容易找。」
「城市稍大以後，沒有準確的、有規律的地名和門牌號，尋找人、通訊，很不方便。」
這種復雜的狀況，最後把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工部局逼瘋了。
到20世紀30年代初，租界當局開始大規模重新編制門牌號。
1933年《申報》上刊登了《工部局改編門牌號數》一文。
▲1933年刊登在《申報》上的報導
其中記載道：
「蓋其編訂方法、不復以房屋幢數為標準、沿馬路每隔十二尺編為一號、就路之左右而分雙單、里弄口則與毗連房屋同編、弄內房屋另編分號」。
鬧，這才給弄堂內的房屋系統地編上了號。
而且此文還提到了工部局的遠見和野心，「此次一經編定，便可永久使用。」
這個編號系統之後，我們上文所述的共青團舊址所在地地址，就變為「霞飛路567弄（漁陽里）6號」，這就好找多了。
也有了今天上海地址「xx路xx弄xx號」的雛形。
▲漁陽里現在的地址是淮海中路567弄
如果沒有這個「路-弄-號」系統，同樣住在3公里長的四川北路上，高曉松遇見范志毅，一個說「我住美楣里」，一個說「我住新祥里」，兩個人腦子轉半天，也不敢輕易相認是鄰居。
有了這個編號系統，才有了本文開頭的那段上海人之間日常熟悉的對話。
03
1950年，《辦理市民申請編訂門（弄）牌暫行辦法》再次確定了一個原則：
「凡在道路兩旁建築多幢房屋，形成里弄狀態者，除每幢房屋應申請編釘門牌外，並須申請編釘弄牌或支弄牌。」
但是問題又出來了。
20世紀中後葉，上海的里弄不再建設了，取而代之的主要住宅形式是工人新村和工房。
在工人新村的地址編排中，「弄」曾經丟失了一段時間。
上海這時也用了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的、以小區定位來編排地址的方式。
結果發現，這，是一條彎路。
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1951年開建的曹楊新村，住戶門牌地址是這樣的——曹楊二村68號101室，居民的戶口本上也是這樣。
▲曹楊新村剛開始建設時地址里沒有「弄」
上海的問題在於太大了，隨便一個曹楊新村就有九個村，住房近千幢，要了命的是村與村的位置並非線性直排。
1985年3月7日的《新民晚報》第4版上，《新村門牌混亂現象何時能了？》一文，就發出感慨：
「一村竟然會與七村毗鄰；二村又將七、八兩村隔斷；南北遙相對望的八、九兩村間隔達一公里以上；被各村層層阻隔的五、六兩村，公共汽車可坐兩站路。」
▲1985年3月7日刊登在《新民晚報》上的報導
在這種復雜地形下，沒有「xx路xx弄xx號」作為地址終端，找人何其難。
1999年3月4日的《文匯報》第5版上，刊登了一位讀者在曹楊新村找房子的困難，文章名為《地名作路名，定址費周折》。
「我的朋友近期增配到曹楊三村110號的一套住房，為實地看房，我陪他一同前往。我們進入曹楊新村地界後，問了許多人均無法得知三村110號的具體方位。」
「經過一番周折，後來在蘭溪路某弄內找到了該房。我當時就想，如果將曹楊三村110號改成蘭溪路某弄110號，不是可以讓人少費周折嗎?」
▲新村地形復雜北楊園里既有曹陽二村又有曹楊七村
不僅如此，人口眾多的上海的新村還存在同名現象。
1985年的《新村門牌混亂現象何時能了？》文內提到：
「據統計，全市二百多個新村，重名就達三十六個，光「鐵路新村」就已高達八個之多。」
這篇文章同時提出很有道理的意見：
「按理說，本市行之多年的依路名編弄編號的一系列科學管理方法，完全能有效地縮小和避免人們在空間範圍內尋覓的誤差，但由於本市規劃、設計、施工和區屬有關職能部門的互相脫節，各行其事，才使×村×號式的機械編排泛濫成災。」
▲×村×號式的地址編排使得找路一度頗費周章
在1988年中國地名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學者坐不住了。
點名指出曹楊新村的找路難問題，稱之為「新村將比祝家莊，走路要走盤陀道」，呼籲以後的住宅區地名要「簡單、易記、好找」。
1988年版本的《上海市門牌管理辦法》，在第三條一把扭轉了局面：「凡在道路兩旁建築多幢房屋形成里弄或新村狀的，應由公安機關編制弄牌。」
這才使得此後的住宅小區，都給規範成了必須用「弄」命名。
原有的「路-弄-號」編號管理系統，來源於現代房地產開發，歪打正著，最後發現，這套地址編排系統其實最符合中國城市集中式居住的國情。
每一個小區地址編為弄，多出一個欄位，更精確，更高效。
再往後冒出的商品房，甭管多豪，都規規矩矩編上了x路x弄x號。
今天梅嶺北路上的梅嶺苑的小區銘牌上，見證了兩個時代的兩種地址編制方式——
▲梅嶺苑門口的小區銘牌
「梅嶺北路400弄2、6、14、16、20、24號；曹楊二村57、58、59號」。
前者是拆除了原曹楊二村的部分工房而建的高層住宅，建造於21世紀初。
04
「弄」，一行地址多出來一個不一樣的字，對外地人來說，浮想聯翩；對住在上海的人來說，司空見慣；對遊子而言，它可能又是鄉愁。
追根溯源，才知道，一座城市描述地址的方式，往往也折射出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思維習慣。
參考資料：
1. 薛理勇，《門牌：歷史的見證》，滬港經濟，1998年4月。
2. 薛理勇，《上海的「門牌號」》，上觀新聞，2019年7月1日。
3. 張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與經濟變遷》，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4. 趙津，《租界與中國近代房地產業的誕生》，歷史研究，1993年第6期。
5. 王紹周，《上海近代里弄住宅建築的產生與發展》，建築歷史與里弄（第三、四緝）。
6. 張繼民，《有關專家學者提出，城市新區建設要重視地名命名》，人民日報，1988年7月15日。
7．《工部局改編門牌號數》，申報，1933年3月3日。
8．習慧澤，《新村門牌混亂現象何時能了？》，新民晚報，1985年3月7日。
9．張國興，《地名作路名，定址費周折》，文匯報，1999年3月4日。
10．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編纂委員會，《上海公安志》，199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