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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慕譚
說一說古代北京城遭遇過的沙塵暴。
金朝海陵王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後，北京城進入了一種「昏霧四塞，日無光」的狀態，一共持續了十七天之久①。這或許是北京地區遭遇嚴重沙塵天氣侵害的最早記載。
金朝的史官之所以會注意到這一點，並將之載入史冊，是因為金主完顏亮剛剛決定將都城從上京遷至此地。
遷都之後，北京城的氣候並未得到改變，反似有惡化。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書中出現了「雨土」的記載，塵土猶如下雨般從天而降。這種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現了兩次。
需要注意的是，傳統史書之所以會特別記載「雨土」之事，並不是基於對氣候變遷的關注，而是「雨土」在天人感應的迷信框架內，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涵義，即京房《易傳》裏所謂的「百姓勞苦，則天雨土」。
這也意味著，那些夠不上「雨土」級別、卻更常見的風沙氣候，是很難被史書記錄的。
♦ 2021年3月15日，中國北方遭遇了近十年最強沙塵暴。據專家解釋，這次沙塵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國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內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
進入元朝後，北京城繼續被沙塵暴困擾。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雨霾」，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三月和至順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雨土霾」。
無論是「雨土」「雨霾」還是「雨土霾」，所指都是塵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劇烈沙塵暴。
元順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況最為特殊，史書記載稱「京師天雨紅沙，晝晦」，顯然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塵暴，鋪天蓋地落下來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紅色的沙子（這或許是因為沙塵的源頭存在紅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塵暴，與建設元大都時對周邊地區森林的瘋狂消耗有直接關係。
雖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貴稀有木料主要來自外地，但常規木料則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邊。
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還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遊的河道。除了修築皇城，城內的寺院、衙門等建築，也要耗費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聖壽萬安寺，便派出軍隊四千人自北京周邊砍伐了58600根木料。
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邊，同樣不是小數目。這些消耗綜合到一起，結果便是元代成了「促使北京周邊地區森林植被發生明顯轉折的時代」。
明代北京城的沙塵暴，較之金、元兩代更加嚴重。這與朱棣為遷都北京城而進行的大規模建設有直接關係。
據翰林院侍讀鄒緝當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築工程搞了近二十年，「民以百萬之眾，終歲在官供役」，多達百萬的青壯年，常年在工地服勞役。
吏部主事蕭儀則說，他的家鄉江西樂安，自永樂四年開始，無論貧富、無論家中壯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裏，為修築紫禁城伐木。壯丁們死在山裏之後，接下來被抓的便是女人與孩子。
遙遠的武夷山地區尚且如此，北京周邊森林植被遭受破壞的情況，自不難想像。朱棣重修三大殿時，便「有巨木出於盧溝」，即是自北京周邊大規模砍伐樹木。
朱棣之後，明朝的皇帝們繼續大興土木。
僅萬曆皇帝一人，自萬曆十一年修築天壽山皇陵開始，至萬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內便可謂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
其中萬曆三十一年籌修三大殿，攤派給貴州的任務之一是「采辦楠杉大木」12298根，合銀107萬餘兩。攤派給湖廣的楠杉任務，合銀約420萬兩。湖廣、貴州、四川被攤派的楠木任務，合計約930餘萬兩白銀。
大楠木自外省千裏迢迢運來，常規木料自是從北京周邊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數量如此之多，常規木料的規模只會更大。
♦ 明代人所繪《帝都圖卷》
權力無節制的取用帶來的瘋狂砍伐，甚至還影響到了明朝的邊防安全。
隆慶年間，便有大臣龐尚鵬上奏說，北京周邊的薊州和昌平一帶已因為無節制砍伐導致「蹊徑日通，險隘日夷」，森林消失後蒙古騎兵便可長驅直入。龐說，發動軍民植樹造林以鞏固邊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於是，有明一代，幾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嚴重的沙塵暴。
比如：
天順七年（1463）二月「雨黃霾，四方蔽塞，日晦無光」；
天順八年（1464）二月「黃塵四塞」「風霾、晝晦」「陰霾四塞、日月晦冥」；
成化三年（1467）四月「揚塵蔽天」「黃霾蔽天」；
成化四年（1468）四月，天壇與地壇的外牆「風沙堆積幾與牆等」；
成化五年（1469）閏二月「雨霾，天氣昏蒙，黃土四塞」；
成化六年（1470）四月「陰霾四塞」；
成化七年（1471）四月「雨土霾」「雨黑沙如黍」。
有學者統計稱，自《明實錄》中有沙塵暴記載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滅亡，這204年裏有97個年份出現了沙塵暴天氣。
若考慮到傳統史書記錄氣候異象的主要動力，是「天人感應」的政治迷信，常規的風沙天氣顯然是失記的。說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風沙困擾，絕非誇張。
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壇與地壇的外牆所阻擋的風沙已與牆體齊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塵暴的嚴重程度——天壇與地壇是皇家禁地，其牆體高度一般是超過3米的。
年復一年持續不斷的沙塵暴，讓那些相信天人感應的明朝讀書人和士大夫，也漸漸麻木了下去。
一般的「雨土」「雨霾」已不再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和關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現象出現的沙塵暴，才會進入到明代京城讀書人和士大夫的視野，被他們記錄下來。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節的沙塵暴被《萬曆野獲編》記錄了下來，是因為這場沙塵暴「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
萬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塵暴，之所以會被大學士方從哲拿到朝堂上說事，是因為這場沙塵暴「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還出現了「電流如火，赤光照地」「自宣武門至正陽門外約三裏余，河水盡赤，深紅如潰血，經月乃止」的怪象（很可能與沙塵的成分有關）。
清代北京城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
儘管有學者認為清代的沙塵暴頻率和強度已遠不如明代，且認為這是「清代處於冬季氣候逐漸由寒冷向溫暖轉變的時期」所致。
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師翁同龢的日記，仍可見到沙塵暴對北京城的頻繁肆虐。
比如：
1862年5月18日「黃沙張天」；
1863年5月5日「黃沙漠漠」，6日「黃沙蔽天」；
1864年4月2日「黃沙蔽天」，3日空氣中充滿了「塵氣」，4日「大風落沙」；
1865年3月22日「黃塵漠漠」；
1866年5月3日「無風而霾」，27日「幾於飛沙走石」；
1867年3月23日「大風塵霾……黃沙漠漠者竟日」，29日「黃沙蔽天」，30日「無風而黃塵四塞，天容慘淡，如是竟日」；
類似的記載，幾乎見於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記。
1884年春天，慈禧發動「甲申易樞」將恭親王奕䜣逐出中樞，便是在「大風起，沙翳天暗」「塵土瞇目」中實施的。
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緒皇帝逐離京城，該年4月2日，他的記載是「大風揚沙」；4月3日，他的記載是「大風，塵土蒙蒙」。
♦ 晚清的北京人遇到沙塵暴，大約也是這種情形
類似的記載，也見於晚清來華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剛剛抵達北京的德國領事拉度維茨在書信中寫道：「從通州又騎馬奔波三小時，最終抵達古老皇城的巨大城牆之下……不過（我們）還暫時無法消受這座城市，因為沙塵暴的關係，我們白天根本出不了門。我們在白河上已領教過裹挾著黃沙的大風，它幾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1891年3月22日，德國駐華使館翻譯生佛爾克在書信中說：「最近一段時間，天氣又不好了，雖然不是很冷，但是風沙卻很大。對於散步來說，街道上的塵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現在塵土都蓋滿了牆壁。」
「這種沙塵暴是從蒙古的沙漠裏來的，大多要刮好幾天。它們無孔不入，哪怕在密閉的屋子裏，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層土，甚至手絹上也是一層土。……我在想，下個月大概會好起來的。」
1897年1月，德國駐華公使夫人伊麗莎白·馮·海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北京街道的物理反應，如同讓我親吻一個對我來說十分惡心的人。……天上刮著可怕的沙塵暴，屋外的嚴寒凍徹心骨。」
也就是說，若從1155年金朝海陵王貞元三年的「昏霧四塞，日無光」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實已被沙塵暴困擾了超過八百年。
參考文獻：
①孫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態環境變遷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2頁。
②吳文濤、孫冬虎著：《北京城市史：環境交通》，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277頁。
③邱仲麟：《明代長城沿線的植木造林》，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④張學珍、方修琦、田青、王麗巖：《＜翁同龢日記＞記錄的19世紀後半葉北京的沙塵天氣》，《古地理學報》2006年第1期。
⑤王維江、呂澍輯譯：《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第238頁。
⑥（德）海靖夫人：《德國公使夫人日記》，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