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北京城已被沙塵暴困擾了八百多年

本文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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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慕譚

說一說古代北京城遭遇過的沙塵暴。

金朝海陵王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後,北京城進入了一種「昏霧四塞,日無光」的狀態,一共持續了十七天之久①。這或許是北京地區遭遇嚴重沙塵天氣侵害的最早記載

金朝的史官之所以會注意到這一點,並將之載入史冊,是因為金主完顏亮剛剛決定將都城從上京遷至此地。

遷都之後,北京城的氣候並未得到改變,反似有惡化。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書中出現了「雨土」的記載,塵土猶如下雨般從天而降。這種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現了兩次。

需要注意的是,傳統史書之所以會特別記載「雨土」之事,並不是基於對氣候變遷的關注,而是「雨土」在天人感應的迷信框架內,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涵義,即京房《易傳》裏所謂的「百姓勞苦,則天雨土」。

這也意味著,那些夠不上「雨土」級別、卻更常見的風沙氣候,是很難被史書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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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5日,中國北方遭遇了近十年最強沙塵暴。據專家解釋,這次沙塵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國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內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

進入元朝後,北京城繼續被沙塵暴困擾。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雨霾」,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三月和至順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雨土霾」。

無論是「雨土」「雨霾」還是「雨土霾」,所指都是塵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劇烈沙塵暴

元順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況最為特殊,史書記載稱「京師天雨紅沙,晝晦」,顯然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塵暴,鋪天蓋地落下來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紅色的沙子(這或許是因為沙塵的源頭存在紅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塵暴,與建設元大都時對周邊地區森林的瘋狂消耗有直接關係。

雖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貴稀有木料主要來自外地,但常規木料則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邊。

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還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遊的河道。除了修築皇城,城內的寺院、衙門等建築,也要耗費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聖壽萬安寺,便派出軍隊四千人自北京周邊砍伐了58600根木料。

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邊,同樣不是小數目。這些消耗綜合到一起,結果便是元代成了「促使北京周邊地區森林植被發生明顯轉折的時代」。

明代北京城的沙塵暴,較之金、元兩代更加嚴重。這與朱棣為遷都北京城而進行的大規模建設有直接關係。

據翰林院侍讀鄒緝當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築工程搞了近二十年,「民以百萬之眾,終歲在官供役」,多達百萬的青壯年,常年在工地服勞役。

吏部主事蕭儀則說,他的家鄉江西樂安,自永樂四年開始,無論貧富、無論家中壯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裏,為修築紫禁城伐木。壯丁們死在山裏之後,接下來被抓的便是女人與孩子。

遙遠的武夷山地區尚且如此,北京周邊森林植被遭受破壞的情況,自不難想像。朱棣重修三大殿時,便「有巨木出於盧溝」,即是自北京周邊大規模砍伐樹木。

朱棣之後,明朝的皇帝們繼續大興土木。

僅萬曆皇帝一人,自萬曆十一年修築天壽山皇陵開始,至萬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內便可謂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

其中萬曆三十一年籌修三大殿,攤派給貴州的任務之一是「采辦楠杉大木」12298根,合銀107萬餘兩。攤派給湖廣的楠杉任務,合銀約420萬兩。湖廣、貴州、四川被攤派的楠木任務,合計約930餘萬兩白銀。

大楠木自外省千裏迢迢運來,常規木料自是從北京周邊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數量如此之多,常規木料的規模只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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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人所繪《帝都圖卷》

權力無節制的取用帶來的瘋狂砍伐,甚至還影響到了明朝的邊防安全。

隆慶年間,便有大臣龐尚鵬上奏說,北京周邊的薊州和昌平一帶已因為無節制砍伐導致「蹊徑日通,險隘日夷」,森林消失後蒙古騎兵便可長驅直入。龐說,發動軍民植樹造林以鞏固邊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於是,有明一代,幾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嚴重的沙塵暴

比如:

天順七年(1463)二月「雨黃霾,四方蔽塞,日晦無光」;

天順八年(1464)二月「黃塵四塞」「風霾、晝晦」「陰霾四塞、日月晦冥」;

成化三年(1467)四月「揚塵蔽天」「黃霾蔽天」;

成化四年(1468)四月,天壇與地壇的外牆「風沙堆積幾與牆等」

成化五年(1469)閏二月「雨霾,天氣昏蒙,黃土四塞」;

成化六年(1470)四月「陰霾四塞」;

成化七年(1471)四月「雨土霾」「雨黑沙如黍」。

有學者統計稱,自《明實錄》中有沙塵暴記載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滅亡,這204年裏有97個年份出現了沙塵暴天氣

若考慮到傳統史書記錄氣候異象的主要動力,是「天人感應」的政治迷信,常規的風沙天氣顯然是失記的。說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風沙困擾,絕非誇張。

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壇與地壇的外牆所阻擋的風沙已與牆體齊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塵暴的嚴重程度——天壇與地壇是皇家禁地,其牆體高度一般是超過3米的。

年復一年持續不斷的沙塵暴,讓那些相信天人感應的明朝讀書人和士大夫,也漸漸麻木了下去。

一般的「雨土」「雨霾」已不再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和關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現象出現的沙塵暴,才會進入到明代京城讀書人和士大夫的視野,被他們記錄下來。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節的沙塵暴被《萬曆野獲編》記錄了下來,是因為這場沙塵暴「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

萬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塵暴,之所以會被大學士方從哲拿到朝堂上說事,是因為這場沙塵暴「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還出現了「電流如火,赤光照地」「自宣武門至正陽門外約三裏余,河水盡赤,深紅如潰血,經月乃止」的怪象(很可能與沙塵的成分有關)。

清代北京城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

儘管有學者認為清代的沙塵暴頻率和強度已遠不如明代,且認為這是「清代處於冬季氣候逐漸由寒冷向溫暖轉變的時期」所致。

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師翁同龢的日記,仍可見到沙塵暴對北京城的頻繁肆虐。

比如:

1862年5月18日「黃沙張天」;

1863年5月5日「黃沙漠漠」,6日「黃沙蔽天」;

1864年4月2日「黃沙蔽天」,3日空氣中充滿了「塵氣」,4日「大風落沙」;

1865年3月22日「黃塵漠漠」;

1866年5月3日「無風而霾」,27日「幾於飛沙走石」;

1867年3月23日「大風塵霾……黃沙漠漠者竟日」,29日「黃沙蔽天」,30日「無風而黃塵四塞,天容慘淡,如是竟日」;

類似的記載,幾乎見於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記。

1884年春天,慈禧發動「甲申易樞」將恭親王奕䜣逐出中樞,便是在「大風起,沙翳天暗」「塵土瞇目」中實施的。

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緒皇帝逐離京城,該年4月2日,他的記載是「大風揚沙」;4月3日,他的記載是「大風,塵土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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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的北京人遇到沙塵暴,大約也是這種情形

類似的記載,也見於晚清來華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剛剛抵達北京的德國領事拉度維茨在書信中寫道:「從通州又騎馬奔波三小時,最終抵達古老皇城的巨大城牆之下……不過(我們)還暫時無法消受這座城市,因為沙塵暴的關係,我們白天根本出不了門。我們在白河上已領教過裹挾著黃沙的大風,它幾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1891年3月22日,德國駐華使館翻譯生佛爾克在書信中說:「最近一段時間,天氣又不好了,雖然不是很冷,但是風沙卻很大。對於散步來說,街道上的塵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現在塵土都蓋滿了牆壁。」

「這種沙塵暴是從蒙古的沙漠裏來的,大多要刮好幾天。它們無孔不入,哪怕在密閉的屋子裏,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層土,甚至手絹上也是一層土。……我在想,下個月大概會好起來的。」

1897年1月,德國駐華公使夫人伊麗莎白·馮·海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北京街道的物理反應,如同讓我親吻一個對我來說十分惡心的人。……天上刮著可怕的沙塵暴,屋外的嚴寒凍徹心骨。」

也就是說,若從1155年金朝海陵王貞元三年的「昏霧四塞,日無光」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實已被沙塵暴困擾了超過八百年。


參考文獻:

①孫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態環境變遷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2頁。

②吳文濤、孫冬虎著:《北京城市史:環境交通》,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277頁。

③邱仲麟:《明代長城沿線的植木造林》,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④張學珍、方修琦、田青、王麗巖:《<翁同龢日記>記錄的19世紀後半葉北京的沙塵天氣》,《古地理學報》2006年第1期。

⑤王維江、呂澍輯譯:《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第238頁。

⑥(德)海靖夫人:《德國公使夫人日記》,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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