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們在二手平台賣掉了自己的家當

本文來源: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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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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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下了飛機火車知道要去哪,

就不算漂泊。

到了一個城市先要找酒店賓館,

才算倉惶「做客」。

有自己氣息和痕跡的地方,像一條城市裏的動線。

你到站就知道要去幾單元哪間。

—— 白玉,北漂七年

在閒魚二手交易平台上輸入「離開北京」,點開電子櫥窗裏的舊物,就能穿越到許多租客的北漂歲月:大到SUV越野車、未滿租期的次臥,小到綠植、水杯、雨傘。

只要四五十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電燉鍋,附帶紫砂鍋和兩個燉盅,也可以添置一個單人沙發矮凳或者五層收納櫥;性價比最高的可能是一個30塊的黑色格蘭仕烤箱,那是賣家離京前出售的最後一樣商品,「不想便宜房東」。

一只玳瑁田園貓的主人即將離京,實用物件清倉完畢,貓咪和100塊出頭的金黃色吉他仍在等待交易。

一盆今年剛開過花的仙人球養了十多年,主人離開上海前,因為太重不好拿,100塊托付給朋友賣掉。

一個離開廣州的男生希望把倉鼠轉賣給「有緣人」,19塊,灰色小耗子還在櫥窗裏沒人買,35塊的舊麻將先賣了出去。

無論買時多精心挑選,飼養時多用心培育,離開時「交易成功、盡快」才最重要。

一只英短藍白的主人要回成都,只有兩天時間搬走,新公司臨時培訓不能請假,四五年的雜物一時堆滿合租的次臥,貓最難帶走,發在了閒魚上,「不是為了賣錢,著急走想給毛孩子找個靠譜的家!」

一天改了三次價格仍無人問津,主人無奈下架,打算先找個朋友家寄養,再研究怎麽讓貓南下。

長租公寓忽然爆雷,一個山東女孩來不及掛閒魚,行李一夜間塞進大包小袋,剩下的全甩給了鄰居奶奶;衛生棉條也被掛出來,有人評論「離開北京棉條也不要了?」

某種意義上,二手交易抹掉了他們留在一座城市的最後印記。

用一段人生苦心經營屬於自己的小窩後,他們在2020這個動蕩之年,決定徹底割舍掉奮鬥過的北上廣。

曾經生活的具象與殘片都成了嚴實的大小箱子和二手商品——票已訂好,東西清空房子退租,再回這裡,俱為客途。

▲一個女孩離京時打包的舊物。

請收養

白玉是廈門人,今年33歲,個子不高,南方濕潤氣候溫養出的白皙面孔,戴副黑框眼鏡,善於計算價值。

兩個多月前國慶,他的打印機出現在閒魚櫥窗裏,售價三百塊,離京日子逼近,降了一百,仍沒人買。

那是他最好的工作伙伴,七年前來北京時買的,他稱之為效率先鋒——「關鍵著急的時候,在北京四處找列印店麻煩還巨貴。」

臨行前,他怕中途寄壞又不想賣掉,推薦給在北京的朋友:「不怎麽需要組裝,半分鐘就能換好硒鼓,還有個沒拆封的硒鼓和兩包紙一並送了。」

可朋友嫌麻煩,還是掛上了閒魚。

這台黑色惠普跟著白玉在北京搬了六次家,橫跨海澱、昌平、東城、朝陽四個區,最遠兩處相隔40多公里,最豪華的是三層帶地下室的聯排別墅,最舒心的是南北通透的兩居室,最終騰挪到海澱月泉路的老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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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的黑色惠普打印機。

那是他租過最破的房子:三樓一居室沒電梯,去年四月,白玉一進屋,到處是前租客留下的汙漬,最受不了沙發,粉色碎花老土還有油痕,折疊處也被弄壞。

他決心修整一番,讓房東封了廚房,扔了舊爐灶,又在閒魚相中一個三連坐灰白色整體沙發,只要50塊,上門自提。

白玉和貨拉拉師傅一起扛上樓,坐下去十分綿軟,再鋪上自帶的灰白地毯,牆上掛塊布裝飾,客廳有了模樣。

隨他來北京奮鬥的黑色「青蛙包」一放下,白玉才覺得這是「自己的住處」。

臨走時,他想留給下任租客一個完整的客廳,沙發和一應裝飾都留了下來,希望「別人能看到這個沙發決定租這裡」。

許多在一線城市奮鬥打拼的租客走得比白玉倉促。

住在魏公村的一個男生離京前賣掉了沙發,橘黃色布藝四座L型,還畫了專業的平面設計圖,標明尺寸大小,價格只有1分錢,「爽快地送個凳子,僅限自提!」

26歲的福建男孩賣了宜家的桌子,25塊,這最後一樁交易讓他感受到了「北京的神奇」:買家看著五六十歲,穿身深藍色運動裝,一腳油門從三裏屯趕來望京,還開了輛寶馬SUV。

北京大叔的操作讓男孩不能理解:「25塊的東西,還不夠油錢,回去還給我特意寫了25字的評論——今天交易讓我很開心,溝通融洽,交易環節連貫……——大概人家是來體驗生活的吧。」

也有些賣家嫌麻煩,只挑能賣上價的幾件。

楊樺在豆瓣賣的是一台佳能60D,他今年27歲,大學在東北老家一所二本讀中文系,相機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上學時就跟著他掃街。

五年前畢業來北京,相機也是最貴重的行李之一,裡面曾有張剛來北京時和哥們的合影,那是楊樺第一次去後海,為了民謠去「朝聖」。

舞台上,一個聲線沙啞的姑娘彈吉他唱情歌,看上去叛逆又自由,楊樺被這樣的北京迷住了。

但往後幾年,相機的使用頻率迅速降低。

「打工人的生活你懂的。」 楊樺自嘲道,60D只在同學來時拍過幾張合影,之後就變成角落塑料箱裏一塊精心收好的黑疙瘩,如果不是要走了,可能都想不起來。

承載過主人生活記憶的物品,很多成了最後離開時的阻礙,難舍又難安置。

溫州女孩張晴賣的是一人高左右的穿衣鏡,在淘寶辛苦挑選,買了還不到一年,「女孩子怎麽能沒有穿衣鏡呢!」

但離京時,郵寄性價比太低,張晴選擇20塊賣掉。

買家是兩個年輕男生,今年4月初,因為疫情,他們只能到小區門口等。

張晴戴著口罩,一個人扛鏡子下樓,天下起了小雨,「雖然它把我照的有點矮胖,但我還是很喜歡它。希望這兩個男生能好好愛惜。」

讓張晴更放心不下的是盆綠籮。

她讀本科時就養在寢室裏,中途一度有些「萎靡」,堅持澆水後,竟然又活了過來。

單論價格,一盆普通綠籮幾乎沒有買家費心上門自提;張晴本來想讓北京的親戚帶走,但對方事忙抽不開身。

思來想去,她決定托付給小區裏的鄰居。

小區平日遛彎兒的老人很多,張晴覺得「他們會好好養著」。

4月26日早上,天氣晴好,去機場前,她把綠籮放在單元門口水泥台階上,枝葉在初春翠意盎然,白色花盆上,張晴用黑色簽字筆寫上:請收養。後面畫了個小太陽。

「希望有個好心人能替我照顧你。」 張晴向它與北京告別。

▲張晴留在北京的綠籮。

窗內,窗外

「房是租的,但生活不是」,可以精準描述白玉的北漂歲月。

前半段時光,他意氣風發,深夜開著公司的越野車在環路上遊蕩。

起初住在亞運賓館附近的公寓樓,窗外就是「鳥巢」;一年後搬到未來廣場對面,臥室對著北四環主路,夜晚時有車流,白玉聽著,覺得自己「像北四環上的一輛車」;他也住過城裏東花市的老小區,夏日窗外荷葉田田,北京在一方碧池裏慢了下來。

但北京並不是他最初的選擇。

2006年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白玉從北京回到廈門老家,順利考上公務員,日子平靜如浸泡幹花殘留的廢水,偶爾的漣漪是官場飯局上的察言觀色與情商周旋,秘訣是「少說話、謹慎再謹慎」,肚子也慢慢凸起。

一年多後,白玉想清楚了:今後的十年、二十年,日子不過是一天天復制黏貼,一次次整理好的表格和會議紀要,一場又一場的酒桌聲色。

他決定放棄許多人「削尖腦袋擠進去」的公務員。

2013年8月,白玉背著個黑色「青蛙包」,只帶了幾件衣服,從廈門又回到北京,在一家朋友介紹的石油企業做行政經理。

每搬到一個新住處,他都先拆下紗窗清洗一遍:「上一戶的煙火和慵懶不配享受『乍現』的北京。」

第四次搬家,2017年秋天,白玉租在昌平平西府,一間南北通透的北歐風兩居室。

小區「像個空中花園」,從4層往上綠植和各色花兒環繞,他住的20層窗外,蟒山影綽相迎。

清晨遠郊農民們來賣長條袋裝的鮮牛奶,白玉喜歡去「蹲他們」,還特意買了個乳色奶鍋,一天就從廚房的奶香裏徹底醒來。

大多數北漂的起點遠不如白玉。

合租最糟心,女孩子受不了陌生男租客赤裸上身,在屋裏走來走去;愛乾淨的受不了室友的外賣垃圾,疫情回來後竟然還在。

而27歲的楊樺對租房的奢求只是「臥室要有窗」,但直到離開北京也沒能實現。

剛來時,他和大學同系的哥們加兩個陌生租客合租,南五環內,每月1100塊押一付一,是客廳隔出來的一小間,只夠放張鐵絲單人床、一個折疊簡易布面衣櫃。

他也曾看過公司附近的房子,便宜的大多是沒電梯的老小區,有窗的次臥得要一多半工資。

最接近心理預期的一次,他換到百子灣的娛樂公司做宣發場務,附近有套十幾平小公寓開間,近兩千塊,床邊就有明亮的窗戶——不久後,父親為他在老家買了一套小復式,每月2000多貸款得楊樺自己還,於是他放棄了那扇窗。

所幸房子之外的北京能彌補他的窘迫。

故宮和美術館的展覽、電競比賽的現場、後海邊上的小酒館,各處定位常出現在楊樺的朋友圈,比起還沒通地鐵的老家,首都精彩又便利,讓他著迷。

有同學來旅遊,楊樺帶他們去三裏屯附近吃港式餐廳,同學抱怨「你們北京太大了」,他熟悉地介紹起地鐵線路:「習慣就好了。」

但他從沒邀請同事同學來過出租屋,只拿窗外的繁華和朋友分享,並說服自己向室內的昏暗、簡陋的物件妥協;不只楊樺一個人喜歡拍臥室窗外廣闊的視野,他們保持默契:合租的小空間「永遠不會發朋友圈」。

滬漂李聰最初的房租預算在每月一千塊以內,2014年剛畢業時,他從老家合肥一心奔著上海,剛租房那陣,他曾住過上海本地的朋友家周轉,虹口一套近90平的兩居室,兩個男生窩在寬敞客廳的大沙發上,面前是遊戲機和零食燒烤,「簡直是神仙房子。」

李聰手裏握著朋友的鑰匙,夢想「什麼時候自己能有250萬買」,等今年離開上海時,這套房已經漲到了600萬。

第一次租房,李聰睡在一個小陽台,大概三四平方,整間房睡了七八個人,逼仄壓抑,有時為了不回去就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第二天直接去上班。

陽台方寸之地外的上海是他金色的夢。

摩天大樓連成片,巨大的落地玻璃閃著光,東方明珠近在眼前,李聰感覺「站在了長三角中心」,當時立下豪言壯語要「吃遍南京西路」。

剛來時,他背一個5D2相機掃街,街頭精致時髦的上海姑娘,燈火輝映的外灘都在鏡頭裏,「上海灘的未來是我們的!」

他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運營,每天在浦東浦西間往返穿梭,李聰總結,能留這裡打拼的年輕人的標籤是Passion(激情)和Power(能量),他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多才下班,有時加班到半夜;他也很少休假,經常周末出差後又接上工作日。

在李聰眼裏,魔都的生活從夜晚才真正開始。

那是只屬於他的私人時間,每次走進全家便利店,歡迎音樂開始溫柔催眠——李聰捎上瓶牛奶,在樓下的小燒烤攤點幾個肉串和饅頭片,和異地戀的女友視頻夜宵:「今晚的串兒又大又圓。」 他和大約2500萬人的上海一起在夜色中喘息。

▲李聰四年前終於租到有廚房的房子,添置餐具廚具開始做飯。

兩千個秘密

離開上海前,李聰賣掉了一款發燒友級別的耳機,買時正沉迷「聽最好品質的音樂」。

他經常周末出差,平日往返公司和租處兩點一線,耳機是給自己奔疲後的獎勵,花了5000多塊,是初到上海四五個月的房租。

但熱乎勁過去,耳機一直在雜物裏吃灰,走時半價賣了。

決意離開的賣家們都為生活精心打算過,二手商品堆裏還能淘到提升生活品質的洗碗機、「續命」的電暖器、一起漂泊的電動車,養生的過膝高深泡腳蒸桶……但盲盒手辦往往能逃過主人的舍棄。

在北京石榴莊租房的張晴抽過一個Molly,「買來給玩偶作伴。」

她從上大學開始在北京七年多,鐘愛飄窗,鋪一條白色小毯,一張小桌子,疫情時整日躲在上面看電影看書,這套「裝備」後來平移到上海的一間合租房裏,繼續陪她在大城市打拼。

已經在上海拼了六年多的李聰也帶走了所有二次元手辦,全是他愛的動漫和遊戲周邊,有的「都包漿了」,那裏曾躲著一個離家貪玩的大男孩。

最後租的是間毛坯,兩年前在遠郊租的70平左右一居室,是在上海奮鬥四年多的體面。

它最特別,因為「沒有別人生活過的痕跡」,「在房子裏打下第一顆釘,有半個家的感覺。」

李聰把它裝成工業風,添置了桌椅廚具,偶爾叫朋友到家裏吃飯。

他也想過付首付,當時總價大概350萬,但房子手續不全,李聰一直猶豫,直到女友研究生畢業回老家,工作穩定下來,開始頻繁催他回去。

「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契機……工作也不合適。」

類似對話經常成為異地戀爭吵的導火索,長久拉扯下來,做夢的少年陷入疲憊。

關於歸期,李聰曾對女友食言了很多次,之前對方在另一座城市讀研時,他就爭取每月飛過去一次,「就是硬聊,彼此生活根本沒什麼交集。」

兩三年前,李聰在老家合肥交了婚房首付,但女友仍不放心,「上面又沒我的名字。」 這些最終成了催他離開上海的計時器,今年疫情之後,他終於說服自己:30歲的目標就是成家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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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聰離開上海前在南京東路最後一次掃街。

而對33歲的白玉來說,留京完成工作容易,想創業卻十分艱難。

在石油企業做項目,除了勘探、地質考察等專業知識,要重新學習的還有商務應酬:以前在老家體制內,別人向他敬酒十分尊重。

而在北京,飯桌主位和副陪都幾乎輪不到這個剛入行的晚輩,他要起身按順序「打圈」敬酒,最先學的是如何區分「醬香型、清香型、濃香型」,能辦成事的人就是「令狐沖」——「拎著壺(分酒器)沖過去」,表現自己實在。

他認識一個砸了幾千萬的老板,從創業到公司倒閉只有半年。

「想入局的人太多了」,白玉說,每個人身份都似乎很神秘,攢飯局容易,但一辦事都在互相指望。

飯桌上,曾有朋友開玩笑說「哪怕嫁個二流子也要想盡辦法留在北京」,白玉盡量不讓自己陷入這種焦慮。

「來的時候就想好不會留在北京」,他啟動了價值計算開關,「一千萬可能是一間小兩居學區房的起步價,如果想留下,一開始就要計算怎麽實現這個目標,但或許一生都無法實現。」

白玉也試過與這個城市熱切相融:他可以為了一頓炒肝或驢火奔赴鼓樓,吃遍各個駐京辦,也愛悅賓飯店「八九十年代的燒菜手法」,它們彌合改變了一個南方人的胃。

他堅持每年去雍和宮和故宮,也常爬香山,迷戀秋日北京金黃的銀杏;他看過五月天和林肯公園的演唱會,也西裝革履參加過當時流行的創業路演。

但生活中病痛難免,白玉在北京第一次就診是2016年初,回家過年前,下午五點多肚子疼,想去社區服務站打針,但到那兒已經關門了。

晚高峰再去醫院急診,掛號排隊都要一個人,他強忍到第二天坐飛機回廈門,母親趕緊介紹他去附近診所,還和醫生打了招呼,很快被診斷為急性腸胃炎。

輸液時,白玉忽然感到故鄉熟人圈帶來的安全。

而在北漂青年楊樺眼裏,白玉已經是「成功人士」了,這些擁有精致生活的人們會把自己從都市繁華裏猛然敲醒。

有次在世貿天階附近辦活動,公司請了些「十八線」小藝人,他負責整理物料,忙到深夜,帶了兩瓶嘉賓沒開封的礦泉水回家。

那是他從沒喝過的玻璃瓶包裝,順手一查,法國進口一瓶25塊。

六箱水約等於他一個月房貸,楊樺感覺自己在「喝金水」,回家後瓶子也舍不得扔,插了兩束幹樹枝。

他是二本中文系畢業,「什麼都能幹,哪兒都不想要。」

最開始,楊樺在東三環一家小廣告公司做策劃,工資到手4000塊出頭,為了避開地鐵早高峰,他每天7點就起來,早餐最常吃烤冷面和手抓餅,到公司前還來得及買杯咖啡。

去年夏天,加班到深夜沒地鐵,楊樺在公司附近和朋友吃完宵夜,趁著醉意酒熱,想走回大概10公里外租住的小房間。

三環輔路上,他穿著灰色短袖,越走越清醒——「公司新人很多是研究生,自己根本沒競爭資本,學歷是硬傷。」

他晃悠了兩三個小時,聽宋冬野的民謠,歌詞有句「兩千個秘密,沒人知道」。

楊樺從沒和人提過生活辛苦和工作「橫向努力的無力」,這是個孤獨的秘密。

回小區時,保安大爺來開門,嘟囔著「這麽晚嘛去了?」 那是楊樺在北京第一次被人「像父親一樣問」。

酒醒的代價是一場感冒,他沒請病假照常上班,但心裡已經決定,房子租期到了就辭職考研。

楊樺最後的房子租在南三環外,離火車站近,方便出差。

倉儲改的臥室依舊沒窗,窗戶的位置被盲盒代替,他被同事桌上的小人兒吸引,原來「幾十塊就能給自己個驚喜」。

楊樺常看新款,但只抽過兩個眼睛好看的,抽之前那種不確定感帶來的興奮,是「唯一在北京能給自己的期待」。

白玉的貼身玩偶是一個麥當勞海賊王手辦和路飛鬧鐘,時間久到忘了何時購買,但每搬到一處,它們都會出現在主人最常呆的區域。

北京西站是白玉的燈塔,他經常出差,滿身疲憊出站換乘,然後奔向在北京住過的七個房子。

他覺得,到了一個城市先要找酒店賓館,才算「做客」,「只要你下了飛機火車知道要去哪,就不算漂泊。」

海賊王手辦和鬧鐘就像定位坐標,白玉把它們擺在每個租處等自己回去。

不過,他始終不肯把老家廈門之外的任何一處住所叫家。

「回房子」、「回住處」成了下意識、最堅硬的防禦外殼。

飯局應酬無論喝多少,白玉給自己定了條規矩,必須回到住處才能醉。

去年八月回廈門和發小喝酒,白玉在飯館就倒了,那是「多年來久違地放心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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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的海賊王手辦。

新坐標

又是北京西站。

武漢開來的Z38次列車軟臥車廂裏,白玉到站了。

今年國慶前,白玉最後一次回到北京的租處——十四年前,白玉也拎著個黑色行李箱,裝滿衣物用品和高中女友的信,從這裡下車。

那是他第一次來北京,高考填志願時沒多想,只因「學校是中字頭的聽著牛X。」

大一新生白玉沒想到,未來會留給這個城市人生中最好的七年。

從想離開到真正搬走,白玉拉扯了近三年。

2017年和同學承包工程,白玉一頭紮進湖北恩施的貧困縣,飯桌上的酒從茅台換成了樸素的苞谷酒,縣城結構不復雜,席上各位很容易打聽清楚背景,也沒有掮客白吃白喝「畫餅吹牛」。

項目做成後,白玉開始謀劃著離開北京的時機。

去年他把工作重心挪到武漢,後來趕上疫情,拖到今年國慶,他才有時間回京搬家。

心愛的打印機始終沒賣出去,白玉為它買了保險運到武漢。

海賊王手辦鬧鐘的包裹也比他先到,成為新城市的坐標,白玉擺在客廳辦公區,「一抬頭就能看見。」

他像感知北京那樣體貼武漢,在熱幹面店拍一個小孩吃早餐:吃著吃著想睡覺,頭一頓一頓,醒過來接著吃,吃膩了就走神觀察來往的行人。

「這種生活節奏在北京太難找到了。」 白玉說,在北京看不見「人」,大家五分鐘十分鐘吃完早飯就匆匆而行。

奮鬥至而立之年,他已經不像當年放棄鐵飯碗北上時那樣敢於面對挑戰。

北漂七年交換來的是穩定的事業和收入,白玉計算過,哪怕是武漢學區房自己也能負擔得起。

選擇面對現實的還有從上海回到合肥的李聰。

剛回家時吃什麼他都覺得太鹹,夜晚能獨處的便利店和燒烤攤也消失了;有時他會想念上海的姑娘,「幾乎每個地鐵車廂,都能見到一個JK制服女孩,後來濃度增加到兩個」,而合肥地鐵很難見到。

醫療資源也沒法比,之前爺爺在老家被告知無法救治,但去了上海順利做了手術。

李聰還羨慕過上海地鐵裏一個彈吉他的帥哥,遊走一個車廂就能賺150塊,那是上海的魔力,「只要想留下就有無限的可能。」

但上海無時無刻都在博弈。

常在外面跑的白玉曾在地鐵裏觀察過:兩個人對向迎面走,北京兩人會同時退一下,而上海一定會有一個人先退,另一人順利通行。

李聰的上海朋友三四年前賭上身家,在直播行業創業,李聰覺得太冒險,後來趕上風口,朋友實現了財務自由。

「我是攢老婆本那種踏實的。」 李聰知道自己骨子裏沒有那種賭性,父母都是小城市本分的雙職工,從小生長在穩定安逸裏,如今回去做教育培訓創業,更適合自己。

他不後悔離開上海,就算在那裏買房也只是開始,後面還有負擔下一代教育等各種博弈,「不是上海留不下我,是我選擇離開它。」

上海是李聰醒了的夢,而北京是山東姑娘李寒「一直在做的夢」。

去年畢業將近,她想去北京闖蕩,「哪怕見見世面再回來。」

但朋友和家人都不看好,覺得房租貴、生活成本高,李寒憋著勁兒,考上了北京通州區的公務員,跟父母顯擺,「過去就能住單位宿舍。」

執拗的李寒沒說出自己的擔心:草根出身,在北京沒有親戚朋友,對這個陌生的一線大都市就像「遊戲裡新手村沒裝備的小白」。

她只是單純喜歡這裡的文化,在故宮,李寒近乎貪婪地看著那些玉器名畫、宮牆石雕,覺得這就是夢想中的城市,大氣壯觀、豐富包容。

但她也知道,想買房留下來幾乎不可能,「只能靠結婚了吧?」

李寒開玩笑說,倔勁又再次上來,「誰說租房就不能在北京待一輩子呢?」

同樣選擇再搏一次的還有楊樺,他離開北京已經四個多月,在上海復習考研,寄宿在叔叔家的次臥,有了扇鋁合金的新窗。

南方冬日濕冷刺骨,沒暖氣,父親從東北寄了厚厚的羊毛氈毯子給他。

楊樺從沒想過回老家,他討厭「過年出門吃飯總能碰到認識的同學老師」。

11月中旬,莫內傳世名作《日出•印象》在上海展出,主辦方為這幅1872年的名畫過148歲生日,楊樺去看展了,「你能想像《日出》在三線縣城過生日嗎?」

在北京時,他常去今日美術館,附近有家咖啡廳名字叫「路上」,一杯拿鐵就能在二層坐一下午。

就算以後一直在路上,有精神食糧伴隨,才是楊樺認為「生活該有的樣子」。

離京時,他沒什麼重要行李,盲盒也在匆忙中丟失,但北京留下的印記還在。

他已經習慣了兒化音,也像串胡同一樣穿過上海的弄堂,見到鴿子盤旋,偶爾還有在北京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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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樺今年秋初離開北京時的南站。

直到收拾完東西最後兩天,白玉才決定和北京好好告別。

臨行前,他到鼓樓吃了次炒肝,特意坐公交車一路向北,想再看一次夜晚的北京。

在車上,他回想住的每個房子,鳥巢、北四環主路、回龍觀的明澈天空、東花市的荷花、平西府的「空中花園」、西小口的盒馬生鮮和月泉路的沙發。

換乘時,公交站大概20米外,一個穿風衣的中年男人喝醉了,白玉看過去,「怎麽沒人管他呢?」——他一直戒備應酬,就是擔心自己在他鄉酒醉後如此,他沒什麼北京朋友,和本地人的交集不過是「跟樓下小孩倒一腳球」。

走的時候最初背來的黑色「青蛙包」忘了帶,「可能是命中註定,就讓它替我留下吧。」 白玉說。

搬到武漢快兩個月,白玉依然留著所有北京的租房合同,它們是在那裏「生活過的證據」。

一切舊物早已歸置妥當,但時間越久回憶越湧,從模糊到明晰:北京有家朝鮮餐廳,能看到「八十年代的天然美」;奧森拍過的小彩虹、慕田峪長城的野草、潭柘寺和法華寺總是突然就跳出來。

白玉越想越納悶:「來的第一天就知道會走,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麽失落。」

最後一次回程還是在北京西站,G555次列車,四個半小時就能到武漢漢口。

隨行一個包兩個行李袋,一個黑行李箱,裝了易碎和貴重的舊物。

車一開動,白玉戴上耳機,耳邊放的是最近新聽就愛上的《仙人指路》:

……

不帶走一粒塵土隨身後

三旬酒

有飄飄然自由

天亮後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為化名)

大千世界行將結束公元2020的紀年。
年份可以過去,時間的拷問俱在:對於我們經歷的日子、承受的生活,那些足以回饋人生的見解是什麼?

「隱秘的角落」不僅是一部熱播劇的名字,更像一個隱喻。

主場與角落、中心與邊緣、群體意志與個人選擇之間,存在強有力的微妙關係。

泉眼前的沙礫可能會改變一條大河的走向。

小人物也能身披輿論的鎧甲,走進大歷史的聚光燈下。

仿徨疫情生死場,普通人吳悠扛起人的使命;一刻鐘內,張笑春決定成為一名不服從的醫生;從外界矚目的萬家宴到標記集中發熱的門棟,武漢百步亭無形的漣漪蕩漾不絕;被冒名頂替者陳春秀,能否改變被篡改的人生劇本;二手市場見證的告別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何以家為?

角落中無聲無息的人,代表時代裏的平均數。

若堅持以人的方式生活,有時難免見證或攪動另一條觀念的洪流。

先鋒辭彙「打工人」「後浪」蔚然流行,「離婚冷靜期」勢成全民辯論,「調低刑責年齡」關照善惡少年的命運,女權議題一再霸屏,角落裏的復雜故事映襯著人間的多元面貌。

就像火焰無法吞噬一粒火花,像大海無法拒絕一朵浪花。

隱秘的角落絕非無關緊要,在秩序和天意之間,它以及身處其中的人自有位置,將跨越年份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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