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有多少人該重修語文了?

本文來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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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山山

我們語文教育的目的,還有整個教育的目的,包括現代化的目的也一樣,就是使人變得更美好。——錢理群

讓我們先做個簡單的測試題,測測你的語文水平:「名媛」的「媛」應該怎麽讀?

答案是yuàn,而不是yuán。

沒關係,你不是唯一讀錯的。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在微博上寫道:「了解了一下上海名媛事件,作為一個中文系教師,最大的收獲是才知道媛是讀第四聲而不是第二聲,之前都讀錯了。慚愧!」

幾年前,知乎網上就有人在討論:中國人的語文能力在退步嗎?

題主列出了當前語文應用的一些硬傷:「的得地」不分、亂用標點符號、濫用「×性」「×化」等表述、濫用網絡用語和粗言穢語、語法錯誤,等等。

一方面,從識字率和受教育程度來看,絕大多數國民具備基礎的語文能力。

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人口識字率為96.4%;截至2018年,初中階段、高中階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分別為100.9%、88.8%、48.1%。

另一方面,國民語文應用能力確實堪憂,不乏大學畢業生寫不好一封求職信的例子;而對文字駕馭能力有更高要求的傳媒、出版界,從業人員魚龍混雜,表現參差。

另外,用語本應嚴謹、規範的政府公文,也出現了像「武則天她媽在欽州」這樣的表述——

一份題為《靈山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成立〈武則天她媽在欽州〉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組的通知》的紅頭文件,讓廣西靈山以一種尷尬的方式進入網友視野。

用語媚俗、粗鄙(還記得疫情期間出現的「今年上門,明年上墳」標語嗎),邏輯混亂、為杠而杠,表達枯燥無味……一句話,就是不講究。

碰到這種辣眼睛的語文亂象,人們往往會說:你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打回去,重修吧。

學了那麽多年,卻始終學不好語文

有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要重修的,到底是什麼樣的語文課?

詩人鄒靜之曾寫有《女兒的作業》一文,當時他女兒天天熬夜做作業。

他自責「不是個好父親」,理由是:「我先是沒有頭懸梁,陪女兒深夜寫作業的精神;再有,她的作業,我也大多不會,陪也幫不上忙。

我沒想到語文的教法已經深入細致到字典、詞典內部中去了。

女兒的作業要花很多時間來分析字,如:『甕』是什麼部首,它的第七畫是點還是折,它的聲母是什麼,它的韻母是什麼,它有多少義項……」

他和其他家長一樣,要給孩子檢查作業。

有一次,經他檢查的語文卷子錯了很多,不僅是家人,他也開始對自己的語文程度懷疑起來——

「有兩條錯誤是這樣的:題目要求,根據句子意思寫成語,有一條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兒填『齊心協力』,老師判錯;還有一條『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兒填『栩栩如生』,老師也判錯。我仔細看了,不知錯在哪裡。

女兒說第一條應是『同心協力』,第二條應是『惟妙惟肖』。」

他反復跟女兒說,她填的答案沒有錯,但女兒不信。

「她將接受別人給她的標準,來謹慎地使用辭彙,她以後可能會像收音機一樣地說話。那天,她按老師的要求把那錯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裡只有一個詞——殘酷。」鄒靜之寫道。

還有作文。

鄒靜之的女兒寫過「圓珠筆在紙上快樂地蹭癢」這樣的句子,然而,她收起原來活躍、靈動的心,漸漸把作文寫成了「兒童八股」。

小學生不讀書,甚至大學生也不讀書,他們不看巴爾紮克、金斯伯格,也不看白居易、馮夢龍,讀中文系卻從未讀過四大名著的人比比皆是。

語文,這門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共計1.3萬節課、占總學時21%以上的課程,地位如此重要,如今卻淪為學生們最厭惡的課程。

更可怕的是,學了那麽多年語文,多數人的語文水平卻不過關。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認為,我們的語文教育制度在理論上存在誤區:

「中小學語文教育不僅是教學的問題,也是我們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上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整個現代教育制度的問題,只不過在語文教育這個最具有人文性的學科上表現得最突出罷了。」他的這一看法,被收入1998年出版的《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一書。

早在彼時,許紀霖就曾表示擔憂:「我們這個語文教育看起來是個教育問題,實際上影響了我們全民族的思維、思考和表達方式。……等到21世紀中期,當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時,像他們這樣一個基本的文化結構,中國文化恐怕最後斷送在他們手裏。」

語文課的改革者們

教育部統編本中小學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教授認為,少讀書、不讀書就是當下「語文病」的主要症狀,同時又是語文教學效果始終低下的病根。

溫儒敏說,傳統的語文教育不是這樣的,古人學語文從蒙學開始,從《千字文》《增廣賢文》《大學》《中庸》《左傳》等,一路讀下來,從似懂不懂到慢慢讀懂,文化的感覺有了,語言的感覺也有了,這是浸潤式的學習。

現在的學生要學的東西比古人多,又要應付考試,這種浸潤式學習顯然太奢侈。

但不論如何,溫儒敏認為,語文教師還是要致力於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和習慣。

唯有這樣,「才能把語言文字運用的學習帶起來,把素質教育、人文教育帶起來」。

如果說溫儒敏是從指導者的角度提出解題思路,那麽,王麗(《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編著者)、嚴凌君(《青春讀書課》叢書編著者)、郭初陽(《郭初陽的語文課》作者)等人則以各自的教育實踐,推動語文課的改革。

應試教育的大氣候改變不了,那就改變自己的課堂、改變自己的學生,能改多少是多少。

著有《作文課》的尚愛蘭也是實踐者之一。

尚愛蘭以「蔣方舟母親」的身份為人所知,但其實她還是一個執教三十多年的語文教師。

退休後,她開了個作文班,學生就是親戚朋友的幾個孩子,「在小小範圍裏,營造了作文的伊甸園」。

尚愛蘭的第一撥學生是三個7歲大的孩子。

上課第一天,她給每個孩子發了一冊專屬的作文本,有將近一百頁,比通常的小學生作文本厚得多。

作文本不是空白的,每隔幾頁,就有她做好的內容:第一篇是課後作文題《看猴山》,她已經手寫了一篇,作為示範。

第二篇,貼了一幅豐子愷畫的漫畫《螞蟻搬家》,看圖作文,她寫了前一半,後一半空著。

第三篇,貼的是選自《父與子》的漫畫《越長越矮》,這次只寫了個開頭。

第四篇是古詩改寫,選的是《宿新市徐公店》,她剪貼了從100字到800字不等的5種範文——也就是說,如果小朋友有余力,看圖說話也不必只寫一百來字,可以挑戰更長的篇幅。

▲電視劇《我們的西南聯大》講述在硝煙彌漫下,一群有識青年知識救國、譜寫抗戰史詩的征程。(圖/豆瓣)

三個月的作文學習後,每個孩子都把自己的作文本填滿了,單篇作文最長寫到了600多字。

由此,孩子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手寫圖文書。

尚愛蘭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服務者」——輔助、幫助孩子們寫出更好的東西,而不是作文的判官。

比如最常見的作文題《我的媽媽》應該怎麽寫?

尚愛蘭會這樣建議:「應該避免把媽媽寫成家政人員。」

因為,媽媽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除了洗衣做飯、照顧家人,肯定有孩子不具備的能力、可以言傳身教的事情,寫出這一點,就可以把媽媽的形象從「家政人員」中拔出來,也區別於「媽媽付出,孩子報恩」的傳統思路。

這樣的作文課,你也想上,是不是?

為人生打下「精神的底子」

學者陳平原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孩子一輩子的道路取決於語文」,他笑稱,這句話都快變成補習學校的招生廣告語了。

2014年12月,陳平原應邀在「百年語文的歷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發表主旨演說,其中有這麽一段:

「這正是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示出來的,往往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對於很多老學生來說,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或政治課老師更容易被追懷。

不僅是課時安排、教師才華,更與學生本人的成長記憶有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影響學生一輩子,一點都不誇張。」上述名言,就來自這段發言。

和陳平原曾是同門、同事的學者錢理群認為,語文教育應該給孩子以夢,為他們打下一個「精神的底子」。

「人在幼年時期,如果有一個理想和信念,儘管他長大後會看到生活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麽美,他可能會因此而分裂,而痛苦和懷疑,但絕對不會陷入虛無主義。

因為他有一個『精神的底子』。他會在痛苦的思考和懷疑之後,從原來那種幼稚的、不自覺的和諧,過渡到更高的自覺的和諧,最終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在錢理群的青少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一篇童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兒》:「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東西的信念,還有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在深深影響我。」

在他看來,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的底子」,對人的成長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好的語文教育,對塑造一個人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通過語文課,我們不僅學習文字、學習文學、學習文化,同時培養各種基本技能——閱讀理解能力、邏輯分析、論證、清晰而有說服力的交流、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等等,為日後的人生打下基礎。

我們都應該重新上一堂語文課——不論年齡高低、不論境遇如何,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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