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底層家庭的女孩考上北大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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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清

我叫周清,23歲,現在在北京大學讀研二。

前陣子聽說很多重點大學的學生在網上組建了一個社交圈,名叫「985廢物引進小組」,我也去瀏覽了一下。

組裏很多人以「小鎮做題家」自居,覺得自己不過是考上了好學校的窮學生,除了會做題會考試,沒什麼優勢和值得驕傲的地方。

看完帖子,我發現這些人的成長經歷跟我差不多。

我們都出生在小地方,家境極其一般,靠埋頭苦讀考上好大學,卻發現天外有天,會因為缺少資源和見識而自卑,對未來沒什麼信心……

然而,就算是開玩笑,我也不願意用「廢物」這兩個字來形容自己。

▲疫情期間我在老家自習,手裏拿著一本印有「北京大學」的筆記本。

我1997年出生在山西的一個小城,父母都是底層打工的,家裏日子過得緊緊巴巴,最拿的出手的就是我的學習成績。

我從小學習就很好,高考考上一本大學,考研又去了北大,算是整個家族第一個「讀書人」。

但這一路走來磕磕絆絆,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曲折。

記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縣裏實行「按片劃分」的擇校制度,家裏有「門路」的同學都想辦法去了重點中學,而我這個年級第一,最後卻只能去離家幾百米的一所三流初中。

對於我這種所謂的好學生來說,三流學校當然不算「凈土」。

校園裏不學無術的人很多,抽煙、喝酒都是小事,有人被派出所抓,有人亂性,還有人上學帶著刀。

在這裡,成績好的標準指的是能考上高中,而不是只能去職高和中專。

不學習的人多到什麼程度呢?

教室裏的座位有六七排,但老師只管前兩排願意學習的人,至於剩下的那些學生,沒責任感的老師會認為和自己無關,有責任感的也只能是有心無力——

無論是哪一種,促成的結果都一樣,那就是任由這些年輕人奔向一個前程未知,將來很可能會被現實拷打得直不起身的命運。

▲初中的教室,很多差生會把書摞在桌上,不是為了學習,只是為了睡覺和玩手機不被發現。

學校沒有塑膠操場,也沒有足球場,有的只是一片鋪滿碎石、一跑起來就塵土飛揚的空地,但凡鞋底薄一點,走在上面就硌腳

空地上唯一的體育器材是兩個銹跡斑斑的籃球架,架子上只有球筐,沒有網兜,男生們照樣玩得不亦樂乎。

因為沒有操場,學校省去了運動會和本該每周舉行一次的升旗儀式。

教室也是不夠的,總有一個年級要搬到其它學校,蹭別人的教學樓上課。

▲在我畢業後,學校終於修了操場,樓依然只有前排的這兩棟,後面那排是校外的居民樓。

資源匱乏的環境下,好像一切「沒有」都能形成相映照的關係。

比如學校沒有講座、比賽和節慶慶祝,同時也沒有禮堂——你可以理解成因為沒有這些活動,所以不需要禮堂,也可以理解成因為沒有禮堂,所以舉辦不了這些活動。

但缺少課外活動並沒有讓學生們一門心思做功課,只是培育出了大批成績不如意還毫無愛好與特長的學生。

有些老師的水平也是一言難盡。

記得中考完對答案的那天,我查看三道錯題的標準答案和結論時,以為是我記錯了知識點,後來翻書上的筆記才發現是老師講錯了,那幾個類型的題老師講過不只一次,但每次都是錯的。

報志願的時候,班主任生怕本校的高中部招不滿人,讓我們所有人都要在志願表上填寫本校。

還好,我被第一志願的重點中學錄取了,但差幾分的同學就沒這麽幸運了。

過了很久我才知道,老師是不能逼迫學生報志願的,我們完全可以舉報,但當時就是沒有人舉報,也許根本不知道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整個學校匱乏而封閉,在我看來,已經陷入了一種巨大的惡性迴圈中。

▲我所在的高中教室,大紅色的勵志橫幅是班裏的標配。

由於基礎沒打好,再加上發揮失常,我與重點中學實驗班失之交臂,只去了普通班。

班裏的同學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成績還可以的,但家境一般;另一類就是成績差的,花了幾萬塊錢擇校費才進來。

我們普通班的大部分任課老師都是大學剛畢業的新手,所以我特別珍惜化學課,只因聽說那個老師「帶的是好班」。可高興了沒一個月,化學老師就去教別的班了,至於什麼原因調走,班主任沒有解釋。

後來我努力追趕,終於把學習成績提上來一些。

高考出分後,我的成績在班裏排第三,除去個別在校外補習文化課的藝術生,全班考上一本的只有三個人。

最終,我被一所普通一本院校錄取。

大學在我從來沒去過的南方。

爸爸媽媽想讓我坐一次飛機,於是十八歲的我有了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

幾天之後,是第一次乘地鐵。

飛機起飛、地鐵運行時有晃動,我被嚇了一跳,渾身打顫。

正是那一顫和父母緊抓著我的手,讓我時隔多年後每每憶起,總忍不住淚流滿面。

▲這是大學裡的研究生宿舍樓,看上去很氣派。

像我這樣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學就意味著要學會自己掙錢。

從大一開始,我就參加了勤工儉學,任務是每天上午和下午下課後留下來打掃教室,一個月三百塊。

我從不亂扔垃圾,以為周圍的同學們也一樣,但滿桌斗的垃圾顛覆了我的認知。

每天兩次,一周五天,我要掃地、拖地、擦黑板,所有活幹完匆匆趕到食堂,菜已經剩不了幾種,飯也是冷的。

背後的委屈,我只能一個人藏在心底。

每次放假回家,我為了省錢,都會坐一天一夜的火車。

算上從學校到火車站、在車站等車的時間,還要再加半天。

有時我只買一桶泡面就出發了,在車上也不買什麼東西,因為價格往往貴幾塊錢。

爸爸媽媽總會去接我,走的時候也一定會把我送到車站。

他們的「裝備」從來沒變過,媽媽總是帶著吃的喝的,怕我路上餓了渴了,爸爸會穿著他唯一的一套西服,再配上唯一的一雙皮鞋。

▲這身西服我爸爸平時舍不得穿,只有在過年和接送我的時候才穿。

在學校裏,我是經常抱著書讀的那一類,但這在尚未收獲果實的漫長歲月裏讓我與他人隔開,甚至越是閱讀,越是孤獨,越缺少與外界的溝通, 越沉默。

也許在別的同學眼中,我看起來有些孤僻。

當她們說收到了同樣來自名校的發小的禮物,我心裡會咯噔一下,「這是我所沒有的。」有人說高考前得到過北大學姐的祝福,我心裡又咯噔一下,「這也是我所沒有的。」

後來,我在小卡片上寫下來了鼓勵自己的話,「靜下心積蓄力量,你想要的都會有。」

一旁是「沉默前行」四個大字。

▲本科宿舍裏貼在牆上的小卡片。

我的成績在班裏只算中遊,而且學校不是985、211高校,並不提供保研資格,所以我很早就有了考研的想法。

在我們這種普通一本院校,大部分同學考研都選的是本校或者排名靠後的211高校,但出於對目標專業的熱愛,我決定三跨(跨地區、跨學校、跨專業)報考北大。

所幸,爸爸媽媽一向很尊重我的選擇,每次通話,電話那邊都是鼓勵。

在一年的備考時間裡,我拿出了比備戰高考更多的努力。

同一間自習室的人都知道,我往往第一個到達,最後一個離開。

每天我到圖書館的時候,自習室剛開門;晚上要回宿舍的時候,保安大叔已經在關各樓層的燈了。

經歷過一想起來就忍不住要哭的煎熬,我終於成為那年全校唯一一個考上北大的人。

▲考研用書足足裝了有四個這樣的箱子。

2019年的夏天,我接到北大錄取通知書,喜悅又來了一波。

上一波是在錄取名單公布後,再上一波是在得知初試成績後。

它像是迂回的海浪,不斷沖刷著我,那種感覺像做夢一樣。

顧不得老人家睡得早,爸爸連夜給爺爺奶奶打了電話,換來的是爺爺的語無倫次,直說「祖墳冒了青煙」,以及奶奶的一宿未眠。

本來我不打算聲張,但既然已經有人打聽到,我覺得不如發一條朋友圈直接說明。

於是,朋友圈炸了——看著點贊的人數不斷上漲,我有一種沒來由的恐慌。

以前我習慣了在朋友圈自說自話,大肆鋪陳細碎的悲傷和快樂,始終和列表裏很多朋友保持著一種默契,彼此不來訪、來訪不留痕。

但在考上北大之後,這種默契被打破了。

▲我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得到它太不容易。

這顯然是一起標志性事件。

我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

準確來說,這在我考上大學時就實現了,這一次相當於讀書人的地位得到了鞏固。

此後逢年過節家人團聚的日子,爺爺和其他長輩都會誇獎我,誇獎時還帶著他們父輩的記憶:「這要在以前,就是狀元啊。你知道狀元吧?進村要黃土鋪路,清水潑地。」

我迎來了人生中第一個「標簽」。

走到哪裡,凡是有知道我背景的,都先來個介紹,「北大」兩個字一拎出來,旁人準會發出嘖嘖的感嘆,有的長輩哪怕不知道我其他任何情況,也不忘教育孩子要向我學習,同齡人則叫我「學霸」「別人家的孩子」,通常再加上別的好奇:「你大學在哪兒上的」「你高中在哪兒上的」「考了多少分」。在他們看來,我是北大的,已經和他們「不是一路人」。

▲2019年9月,北大新生音樂會,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出。

到北大之後,先是一波新鮮感,之後的我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

我發現自己在學習之外沒有任何特長,而這裡有特長的人數不勝數。

有人是省級運動員,有人從小跳舞,有人玩摩托,考過鋼琴十級有一大堆。

學習對他們來說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我而言則幾乎是全部。

意識到差距後,一並出現的還有各種消沉情緒:焦慮、惶恐、自我懷疑、自我否定……

我曾偶然認識一個學弟,常常光顧他的朋友圈,每次光顧都意味著瞳孔放大和神經繃緊。

我們的共同點是想拍片子,他想做導演,而我希望能有部片子作為人生紀念。

差異在於,他有啟動資金,能夠為獲取靈感到處旅行,飛到國外取景,看各地的電影節,而我什麼都沒有。

瀏覽他的動態時,我的手機螢幕會亮很久。

光線熄滅後,我只能在黑暗中安慰自己:沒關係,間接的獲取信息也是獲取,而且成本只是拍片子的一個充分不必要條件。

《阿凡達》和《來自地球的男人》同樣出色,紀錄片《最後的棒棒》也很好。

▲家境好的同學會背幾千甚至上萬的包,我的包是98元買的,已經背了五年,真的很耐用。

以前我只知道,與優秀的人共處,要學習他們的精神和品質。

後來我才知道,和優秀的人共處需要一顆強大的不卑不亢的內心,以免被過大的差距打擊到。

每次看到同學在朋友圈曬的品牌鏡頭、上萬塊的風衣,我就會想到家裏:

爸爸的手機買來時不到800塊錢,一用就是四年,哪怕只安了四個軟件,運行起來依然很卡;

媽媽常穿的裙子是我送她的生日禮物,不到70塊,已經穿了五年;

家裏的家具大都是爸媽結婚時買的,有深深的年代感,茶幾抽屜的把手壞了,廚房的天花板今年開始落白色碎屑,房門開關時都會發出響聲,就算緊閉也會隨風搖動。

▲我家現在還在使用的櫥櫃,藍色的漆皮已經快掉光了,露出了光禿禿的木板。

爸媽早已習慣了勤儉持家,甚至有時候會過於節儉。

兩年前的一個暑假,我提出買一個飲水機,不然燒水太不方便、壺底還有一層水堿,反映了幾次,媽媽終於帶回一個來,還不忘抱怨,「就你嬌貴,我們用燒水壺就行。」

▲坐在家門口的姥姥姥爺。聽老教授講課時,我時而走神,會想「如果他們是我的爺爺、我的姥姥會怎麽樣」。

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都是只有小學文化的農民。

尤其姥姥姥爺,他們種了一輩子的地,落下一身疾病,因為支付不起昂貴的治療費用,只能用一把老骨頭和疾病進行硬碰硬的對抗,忍著疼痛忍到麻木。

他們沒有手機,只有一台通話經常被迫中斷的老電話;一輩子沒有出過山西,前兩年在北京待的三四天是他們70年來的第一次旅行;

飯桌上幾乎沒有葷菜和水果,天天擺著土豆和豆角,因為土豆便宜,豆角是院子裏自己種的,不花錢。

對比北大講台上的老教授——他們身體健康,精神矍鑠,十分健談並且有得談,思維不比年輕時遲鈍,甚至加上了歲月沉澱之後比從前更深沉睿智——

我的姥姥姥爺總是沉默,他們過早蒼老,習慣了無話可說和無能為力。

在北大讀研的這一年裏,我見到了無數的風景,每次一有新鮮的見聞,我都第一時間告訴家人和老友,算是有意識地為他們開一扇可以看到遠方的窗戶。

▲這是今年夏天拍的,姥爺在公路旁擺攤賣葡萄,全天營收35元,沒有算成本。

而我在看到更大的世界的同時,也會局促不安。

朋友圈列表擴充後,我眼前一下子冒出了很多看不懂的東西。

就算是同專業的、同班的同學,動態中也時常有我不曾了解的辭彙和知識點,這讓我為自己的知識儲備感到擔憂。

忙於課業的同時,其他人可以做許多別的事情,最後的考試成績反而比我還好。

他們還有更漂亮的外表、更開闊的眼界、更多的朋友、更豐富的經歷。

總之,在一切看得見看不見的標準上,他們都像是我可觸而不可及的憧憬。

▲這是我參加學校長跑活動時的衣服,跑步不算是愛好,只是覺得有必要鍛煉,畢竟這是最便宜的健身方式了。

我能力有限,還總想要幫助別人。

一方面是我對困苦的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則是盼望福報。

北大有一個獻冬衣的活動,學校負責搜集來舊衣物,由我們送給有需要的人。

報名的同學大都拿一件衣服,有的兩件,我想也不想填寫了「四」——我周圍需要幫助的人太多了,哪怕四件也算少的。

除了捐衣服,我還會在網上每日捐款5塊錢,捐款前仔細核對每一個項目,生怕捐給執行不透明的機構。

有時,我會為受捐者的遭遇嘆氣,有時則憤然退出界面,另外選擇渠道,那是在我覺得擬捐贈物品比我從前用過的好太多、根本沒必要的時候。

▲這是一位接受我和同學捐贈衣物的老人。

物質之外,親身經歷讓我更在意教育本身。

記得考研前學習緊張,我總喜歡走在路上的時間來聽資訊、看新聞。

有一期電台節目講到,貧困地區的孩子觀看成都七中的網課視頻後成績大幅度提高。

我深受感動,上考場前一天發誓:「如果能考得上,我一定去支教」。

雖然我並沒有做老師的打算,但支教的性質是不同的。

我深知教育資源多麽不均衡,而教育又是多麽重要,能以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力量影響人的一生。

我想要讓落後地區的孩子看見遠方,而不只是盯著腳底板下的一小塊土地,想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愛好、特長、可能性,而不只是圍繞著貧窮打轉。

我想要他們看見世界是像大海一樣,瑰麗神奇,遼闊廣博。

▲這是朋友幫忙拍的近照,我以前很少自拍,更沒有嘗試過這種藝術照。

不久前,我聽說北大的學生去教育機構當老師可以拿到幾十萬年薪,雖然我很想擁有這筆錢來出國留學,但這種錦上添花的事我還是不太能接受。

明年就要畢業了,未來的路我還沒有想好,或許會找個邊境地區先支教一段時間,去完成之前許下的願望。

記得當時接到錄取通知書的快遞電話時,我正在聽逃跑計劃的《Chemical bus》,歌裏唱著:「I have a dream and I’m making it beautiful.」

撂下電話,我是一路沖過去拿快遞的,一邊跑,一邊把手機音量調到最大,拖鞋都跑掉了一隻。

快遞員特意穿了大紅色的T恤,T恤上是一行字:「永遠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將發生。」

閱讀原文

大陸「留守兒童」一直是個無奈的社會議題,新華社做了這個關於「新年願望」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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