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研究員:如何應對中美博弈?當前要防止中美脫鉤

本文原發於2019年10月,為魏加寧在長江創創社區講學的一部分。

2020年7~9月陸續有兩岸大V轉發後再次走紅。

評價兩極。

大陸網路評論普遍斥為投降主義。

本文來源:長江創創社區

微信id:CKGSB_Chuang

作者:魏加寧

原標題:魏加寧:如何應對中美博弈?對抗,還是合作? | 創創大師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魏加寧教授,在長江創創社群大課中分享了精華課程——《中國經濟走勢與政策取向》。

課程內容兼顧深度與廣度,兼顧理論與實踐,引發了學員們的大量思考,我們節選了其中關於中美博弈的一些內容,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啟發。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誤區

誤區一:「中美關係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係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係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誤區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

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麼,需要什麼,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誤區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

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

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牆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

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誤區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

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

儘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發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係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

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

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

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

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

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

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發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

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發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干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

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

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

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

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

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

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發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係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麼事都做不了。

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

但是為什麼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藉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

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

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

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

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

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誤區。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係,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係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麼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的答復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係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係。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麼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劃算,那麽就只有合作。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麼?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

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

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

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裏。

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

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

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

為什麼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裏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係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麼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麼?——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

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

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係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

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

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麼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

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發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發金融危機,等等。

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

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係」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

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發生。

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

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

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

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

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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