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老闆朱一旦和他三線小城的員工們​

本文來源:時尚先生

微信id:esquirecn

作者:張果果

短視頻平台的興起,讓千千萬萬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時刻,同樣可以被看見,他們的創作與堅持,引發了小小螢幕另一端無數感動與共鳴。

這個九月,《時尚先生Esquire》聯合抖音用多位「素人」重新定義了封面:在平凡生活中創造超越性價值的普通人,同樣值得被這個時代記錄。

他們是真正的「生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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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害怕過重新開始,也有為生活去奔波的勇氣。

這位老板朱亙,還有他三線小城的員工們,心裡一直有種東西從未熄滅過。

「為了不做朱一旦,我一直竭盡全力」

夜裏9點,山東淄博的燒烤攤生意正盛,朱亙坐在拼湊起來的長條桌中間談笑風生,身邊圍繞著一群略顯拘謹的員工。

與那個精準控制嘴角弧度、似笑非笑的網紅朱一旦不一樣,朱亙是活躍而有親和力的,他照顧著席間每個人,記得每個員工的名字,酒量,婚戀狀態,癖好八卦…….

在生活裏,他從沒開除過十佳員工、當著銷售冠軍的面獎勵銷售亞軍,更不可能隨意操縱別人的命運。

他不斷強調,成為朱一旦確實是自己人生裏的旁逸斜出,「是天時地利人和」。

在那之前,朱亙甚至很少看短視頻,他更習慣看美劇和英劇,《實習醫生格蕾》追到了最新一季。

網紅在他印象裏總歸是「偏負面」的辭彙,他時常掛在嘴邊的是貿易、材料、礦石。

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王星越是朱亙多年的同學,據他說, 「當時就當成副業,投上點錢,找上一幫青年人幹幹,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他們找來的第一個員工是玲姐(後來在視頻裏扮演馬小玲),負責唯一的業務:招聘。

但招來的年輕人和他們想像中相距甚遠,「能力不行,上進心不足,學習能力不夠」——沒有人懂自媒體到底要怎麽幹。

兩位合伙人只好托朋友的關係,坐動車到濟寧、煙台,再飛到杭州去,學習人家的經驗。

玲姐說,最開始公司的業務主要在自媒體裏發文章,賺取稿費,拍攝短劇《C座802》已經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放在西瓜視頻上,幾百萬播放量能拿2萬的流量分成。

盈利遠不及整體投入成本。

和很多摸著石頭過河的創業公司一樣,朱亙的公司開始了花樣翻新的各種虧損,但他們又是幸運的,因為在彈盡糧絕之前,他們的一款短視頻——《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火了。

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記得這一天,2019年6月11日。他們在抖音上傳了《朱一旦》系列的第一條短視頻,沒人知道命運的拐點始於這一刻,同事們甚至第二天上班才想起來關心一下這條短視頻的數據,結果打開抖音一看,點贊量已經破了20萬。

抖音粉絲量在迅速攀升,「一直漲,一直漲,幾條發出去有5、60萬(粉絲),再之後有破百萬的趨勢。」

大家開始在辦公室尖叫,「這個火了,這個火了!」

短短幾個月之間,穿著POLO衫,戴著勞力士的富豪朱一旦迅速成為互聯網上的一個流行符號,連朱亙在紐西蘭留學時的大學同學都發微信給他:我靠,老朱,是你嗎?

燒烤架下,炭火漸漸衰弱,酒足飯飽的員工們默默刷起手機,只有朱亙斷斷續續地招呼著大家維持著桌面上的熱度。

經常有鄰桌的客人認出他,跑過來要求合影,他都很配合,一遍遍對著鏡頭露出手腕上的勞力士,但臉上的「似笑非笑」卻越來越顯得疲憊。

出名之後,他承擔了更多的應酬,還經常需要自己出去談業務,每個人都要求他亮出勞力士、似笑非笑,久而久之,他已經忘了痛快淋漓的大笑是什麼滋味。

導演張策缺席了晚上的這場聚餐。

他是朱一旦賬號的編導、配音,朱亙口中的「天才」和「靈魂」。

幾天前,他向朱亙提出休假,帶著妻兒去了內蒙古,因為連續的創作讓他處於腦力枯竭的臨界點。

「現在是完全沒有狀態,就像籃球運動員沒有手感一樣,怎麽投都投不中」,第二天,我在公司見到了旅行回來的張策,他卻沒有時間多說,因為他要趕稿一個商單,隔天交給甲方,而電腦文檔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張策說,休假的這幾天,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忘記寫劇本這件事,但它仍然出現在每個空隙。

有人勸他,差不多就行了,沒必要把每個作品都做好。

張策不同意,也不允許自己趨於平庸。

如果按照百分制,他要把劇本做到70分以上才能過自己這關。

前幾天,新媒體運營萍萍在公司的員工群裏發了一份文檔,她對各個賬號做了評估,梳理最近的粉絲數據,發現有下滑的情況。

看到文件時,朱亙正坐在北京攝影棚的化妝鏡前,他趕緊叫助理海藻把群解散,不讓更多的人看到文件。

朱亙後來這樣解釋,「數據波動很正常,沒必要放大數據的影響,會給大家帶來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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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急迫性與消失的創作欲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更新到三四十集時,新的「原創梗」開始折磨張策,他討厭不停地把小人物「送去非洲」、重復開除「十佳員工」。

所以只能在形式和劇情方面找突破,緊跟熱點事件。

視頻百期之後,張策開始乏力,「最初的強設定會反噬你,慢慢就把自己搞得心煩意亂。」

視頻爆紅之後,商單很快找過來。

抖音粉絲量100萬時,他們的要價是一條10萬,而在當時,很多幾百萬粉絲的大號要價還不到一半。

如今這個價格已經翻了好幾倍,接商單成為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張策必須不斷輸出內容,朱亙必須繼續扮演朱一旦,因為他們無法停下來。

《朱一旦》剛火起來的時候,張策的孩子剛剛出生,媳婦張策妻子乾脆辭職,成為全職主婦。

張策把老家聊城的房子賣掉,對妻子立下豪言壯語,「你給我三個月時間,幹不成,我該幹啥幹啥去。但這三個月你別打擾我,我12點回來,你別抱怨我,我是在幹一個大事。」

當時,張策決心把朱一旦做成全網頭部賬號,所有人都充滿鬥志。

一年過去,他們更新了300多部短片。這什麼概念呢?

平均一天半就得拍一個片子出來,從編劇到導演到配音,再看評論,接受贊揚與批評,接受點贊數、播放量的折磨。

張策是團隊裏壓力最大的人,因為觀眾的贊賞慢慢無法抵消批評帶來的痛苦,當好片子拉高觀眾的期待值,創作水平的回落顯得不可忍受——評論裏,「水平下降」的留言越來越多,他覺得很受傷害。

朱一旦卻保持著一如既往的樂觀態度。

商單的確讓張策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階層躍升:他換了奔馳車,在淄博買了套更大、更高檔的房子,每個月的車貸、房貸、保姆費加起來有3萬。

蹭蹭上漲的賬單讓他心慌,「我不是大大咧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我會考慮以後掙不了那麽多錢了,要怎麽辦呢?」

他向妻子表達過這種焦慮,但張策妻子總會勸他,不要擔心,實在沒錢了可以把房子賣掉。

張策承認,在富裕家庭長大的妻子非常有投資意識,「花的錢沒有白花的」,而他總習慣把錢存起來,那樣才有安全感。

張策在《朱一旦》的劇本中,表達過這種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底層小人物心酸的快樂。

「很多時候,我都是在諷刺我自己,真正打動觀眾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諷刺我自己。」

境遇的變化讓團隊接觸到了真正的富人圈。

在杭州,大家認識了一個富二代,「一個園區都是他家的」,這位馬總擁有真正的汗血寶馬和直升機,二十多歲時就周遊世界,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到頭了,根本沒有波瀾。富二代特別想體會一下人情冷暖。

於是張策寫了一個劇本,讓馬總扮演一個在自己開發的小區被人罵的保安,戴著勞力士吃外賣,「體驗一些他生活中沒體驗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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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更新壓力,讓團隊的生活越來越枯燥,朱亙也越來越忙。

「我不怕忙,我只是害怕用事務性的勤快掩飾戰略上的懶惰」,朱亙笑著說出了不知哪本書裏看來的詞。

朱亙經常在談業務的時候遇到自己的粉絲,有了名氣之後,談合作自然比以前更容易,「他對你的情感不一樣,他了解你的內容,而且天天看。」

對朱亙來說,短視頻從來不是變現的工具——就算是一年賺一個億也是有天花板的——他更願意將它視作一個窗口,名氣意味著更多東西:「就像大家攢了個飯店,賺錢是可能的,但飯店是幹嘛的?它提供了一個創造資源的場所,你能和合伙人做出更大的事情,這是你追求的目的。」

朱亙說,短視頻就像是個人標簽的放大器。

朱亙一點都不擔心流量的衰落,不擔心《朱一旦》會失去他的粉絲,因為一切短視頻賬號都會被快速更迭的市場淘汰,重要的是,風口來時,要知道風從哪裡來的,風口過去時,要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

去年6月賬號爆火,8月,王星越把朱亙拉到辦公室,商量流量退去之後該怎麽辦。

前兩個月,他們新註冊了「光曜傳媒公司「,將作為新的母公司,承接其他的內容合作。

比如和頂級視頻公司合作「朱一旦」的動漫IP開發,和大平台一起製作網劇,和職業學院合作,建設直播培訓基地。

「光曜傳媒未來的名字肯定叫光曜控股集團」,王星越說,他和朱亙第三步的計劃是走到投資人的角色上,控股一些內容公司。

「我們是企業家,就算公司最後不行了,不做了,我和老朱還可以去做我們的實業。」

事實上,朱亙與朱一旦的形象早已渾然難分。

勞力士換了新款卻始終沒有摘下,出門在外不能隨意戴其他牌子的手表了,那已經成為「朱一旦」的象徵之一。

8月4日,在北京拍攝時尚先生封面時,朱亙按照要求拍攝一鏡到底的短視頻:前半段表現朱一旦的神情和動作,T台走到一半時,需要轉換成現實裏的本真形象。

導演給他講戲:「找到成功、帥氣、多金的中年男企業家,找到你自己」,朱亙點點頭,一遍遍上台,聚光燈打在他身上,又移開,朱亙有些迷惑地猶豫著,他艱難地呈現著導演要求的轉變,拍了一個多小時才勉強過關。

我感受得到那種迫切

一定程度上,短視頻領域競爭的殘酷性在朱一旦這裡是失效的。

和其他MCN公司的賬號不一樣,這次被推到台前的並非龐大機器上的「螺絲「,而是老板,是批量製造機器的推手。

這款機器賣不動了,還可以有別的。

2019年8月,朱一旦受邀參加某平台的「紅人節」,他和張策一起趕到了成都。

結果到了現場,張策被工作人員攔了下來——場館裏只有朱一旦的座位,他需要和觀眾一起排隊入場。

到了內場,又有明確的界限將兩人區隔開。

一排排紅人座位後設置了白色的圍欄,未受邀者張策只能站在後面。

有網絡大V認出了張策,來加他微信,並說「佩服你的創作。」

張策直到今天仍然記得當時的感受,「這個世界喜歡皮囊,不喜歡靈魂。」

自那之後,他決定「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他在幾個平台上建立了「導演張小策」的賬號,漲了100多萬粉絲。「如果你不去經營自己的話,就會非常被動。」

張策曾想像自己的境遇與東漢的許攸類似,事成後會被毫無猶疑地放棄。「那個哥們也很狂,喊曹操曹阿瞞,相當於喊朱一旦狗剩一樣」,但他沒想到的是,還沒等到這一天的到來,創作上的疲憊就讓他總是想自我放棄。

張策想要走的更遠,突破目前的瓶頸,這個想法越來越迫切。

後來,張策在抖音上看到網紅「街溜子」的視頻,發現有一個人在賬號大火後開始頻繁出鏡,雖然沒有和對方打過交道,但他猜測那一定是賬號背後的創作者。「我能感覺到那個人的那種迫切」。

朱亙也在不斷尋找好的內容創作者,希望可以提高整個團隊的內容創造力,他的要求很高,「要符合賬號的基本調性,又做出好的內容才行。策一個人壓力太大了。」

事實上,這一年來,張策面臨很多選擇:一個大老板直接把18萬打到他的卡裏,只要求張策給自己做號;有人給他年薪200萬,想拉他一起成立MCN公司。

但張策都拒絕了。「因為我對《朱一旦》有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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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交匯

張策在聊城的農村長大,十歲開始,他就幫著父母幹活,裝貨、卸貨、算賬。

在那裏,他見慣了市井小聰明,開始有了審視他人的習慣。

遇到難纏的顧客,他只能忍著,比如為了買3個雪糕打開冰櫃挑選15分鐘的大哥,「電錢都掙不回來。」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他才知道上學的目標是為了考大學。

在他所有的小學同學裡,他是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其他人初中沒讀完就出去打工了。

張策說,比起利,他對名更有欲望。

擁有好的名聲在他看來意味著受到尊重。

王星越的人生經歷和張策有相似之處:小學五年級前他在桓台縣鄉下念書,父母都是農民,初中才搬到縣城來,交了3600塊借讀費才和朱亙在一個中學成為同班同學。

當時,那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大多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城鎮職工,王星越說,「我從小是一個很驕傲的人,各個層面上比同齡人要強得多。到了初中,我一看城裏人,家家有電話,我們家連電話都沒有。」

和從小家境優渥的朱亙不同,王星越見證了父親改變家庭命運的過程:父親一開始在村裏磚廠負責銷磚,靠著人品和智慧,一年年升一點職位,直到王星越出國讀研之前,父親才成立自己的建築公司。

朱亙出國留學那年,王星越高考落榜了。

第二年調劑到省內一個二本學校。

他說自己和朱亙不一樣,沒有太享受過物質的樂趣,所以需求很低,但精神上需求很高。

他不喜歡勞力士,覺得那沒有意義,「我追求的是看看我人生到底能到一個什麼份上,我能摸多麽高。」

王星越有時會羨慕朱亙對待財富的坦然。

成為朱一旦之前,朱亙經常去旅遊,還要過周末,有回王星越有事找朱亙,電話問他在不在辦公室,朱亙很奇怪地問他,今天不是周末嗎?

「我說你一個私營企業,你還過周末,你這不是鬧嗎?」王星越最畏懼休息,最愛全年無休,他信奉的邏輯是「享受當下等於沒有未來」。

創業積累的財富被他置換成房產、股票、期貨,永遠要預留一部分資金抵抗風險。

「我沒有錢的時候,我會慌,他不會,因為他小時候就沒有因為這種事情慌過。」

在很多人看來,朱亙和朱一旦一樣,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一生平順,沒有什麼委屈和遺憾。

「不受委屈是扯淡,誰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受過很多委屈」,朱亙說自己也不例外:創業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父親認可。

2004年畢業回來,和很多山東家長一樣,朱亙的父親也想讓他考公務員。

朱亙這次沒答應。

初中時,他曾經想走音樂這條路,被父親拒絕了,這次他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朱亙參與了國考,過了線,證明自己有這個能力,然後轉身投入創業。

據朱亙說,這些年,父母在創業方面支持他的錢加起來不到10萬塊。

起初他開了一家貿易公司。

時間過於久遠,那家公司多久實現的盈利他記不清了,只記得第一單生意是給一個企業供煤,從河北煤礦拉到淄博來。

到處都是陷阱:煤炭講究灰分、水分、揮發分,當場化驗時,可能是5600大卡,20%水分,拉到了,突然間它漲了一些水分,水分就是錢啊,廠裏結賬按照化驗跟你結算,找誰說理去?

經驗在一次次吃虧裏積累下來:化驗時不一樣,取樣怎麽取?煤裏有石頭,如果取石頭多的化驗,發熱量能一樣嗎?「這裡邊都是利益的輸送」,朱亙說,「你不跟他搞好關係,他給你故意搗亂,人在掌握權力時,想賺錢是很容易的。」

從門衛到過磅、取樣、化驗、供應、財務,都是一樣的道理。

他在各個領域裡投資,貿易、化工,廣告,還跑去開沙場,天天和「沙霸」打交道。

2013年左右,朱亙先投的礦產,又投的電影,都虧了,損失慘重。

用朋友王哥的話說,那是他「最沒有尊嚴的時候」,但朱亙再講起來時已經非常淡然,像在說別人的故事:「經歷了就好。當時算最艱難的時候吧,向各種朋友借錢。」

這天晚上,朱亙在理發店裏回憶這些年的創業經歷,他仰靠在皮質座椅上,眼神有片刻虛焦。

理發師將染發膏塗抹在他的鬢角,大學畢業後,他的雙鬢就開始有白發。

他似乎不想讓別人注意到他的疲憊,於是他重新讓自己神采奕奕起來。

王哥和他相識14年了,他對朱亙的第一印象是「門路廣」,連冷僻的玻璃膠都有門路。

雖然他是朱亙蜂蜜生意的合伙人,但在傳媒公司王哥也有自己的辦公室,「我跟老朱說,你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朱亙回憶過去,說起自己最快樂的時光,不是爆紅後的名利,而是人生裏看起來最接近「一無所有」的時刻。

2000年代的最初幾年,20歲左右的朱亙在紐西蘭讀書,生活費常常在家裏寄來沒多久就花光,只好自己去打工賺錢——賺來的錢自然不是為了學習,他玩賽車、去賭場、到紐西蘭的各個城市遊玩。

朱亙運氣總不是很好,但還算節制,每次去賭場就拿兩百美金,輸完就走。

紐西蘭簡直是這群無心學業留學生的天堂。

「聖誕節、復活節、女王生日,還有亂七八糟一些節,都放假」,他吃不慣西餐,天天下館子,吃川菜、東北菜。

韓國菜便宜,他就吃份餐。

那時候談女朋友身上揣50塊錢就夠了:「我點一份便宜的9.9元,她點一份貴的15塊,好,25塊了。一人買一瓶飲料,然後上山看星星,再到海邊轉一圈,油費10塊錢。」

創作《朱一旦》的過程,是朱亙、王星越、張策,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命運交匯的時刻」,他們有著全然不同的資質和出身,最終一定還會奔赴各自的方向。

張策回想起,自己20歲出頭剛畢業時,連學位證都沒有拿到——大二為了參加濟南的一場活動,他請同學替考被發現,學校取消了他的學位授予資格。

畢業後,他輾轉在兩家連學位證都不檢查的公司工作,導一些宣傳片和人物傳記之類的片子。

2018年,張策妻子懷孕,他辭職陪老婆回了老家,本來打算到岳父的公司做工程了,因為不甘心,決計賭最後一把,加入了朱亙新成立的公司。

那年夏天,張策第一次見到朱亙,對方翹著二郎腿,拿把扇子,下巴一抬,露出笑意:「說說,想要多少錢?」

朱一旦爆紅了,他們受益於這個短視頻的時代,讓自己有機會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但最初的新鮮感過去了,光怪陸離的一線城市,面孔更迭的酒桌上,話題繞來繞去永遠是相似的。

但他們沒有害怕過重新開始,也有為生活去奔波的勇氣,波折或者挫敗,自然是免不了的。

好在,這位老板朱亙,還有他三線小城的員工們,心裡一直有種東西從未熄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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