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尚先生
微信id：esquirecn
作者：張果果
短視頻平台的興起，讓千千萬萬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時刻，同樣可以被看見，他們的創作與堅持，引發了小小螢幕另一端無數感動與共鳴。
這個九月，《時尚先生Esquire》聯合抖音用多位「素人」重新定義了封面：在平凡生活中創造超越性價值的普通人，同樣值得被這個時代記錄。
他們是真正的「生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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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害怕過重新開始，也有為生活去奔波的勇氣。
這位老板朱亙，還有他三線小城的員工們，心裡一直有種東西從未熄滅過。
「為了不做朱一旦，我一直竭盡全力」
夜裏9點，山東淄博的燒烤攤生意正盛，朱亙坐在拼湊起來的長條桌中間談笑風生，身邊圍繞著一群略顯拘謹的員工。
與那個精準控制嘴角弧度、似笑非笑的網紅朱一旦不一樣，朱亙是活躍而有親和力的，他照顧著席間每個人，記得每個員工的名字，酒量，婚戀狀態，癖好八卦…….
在生活裏，他從沒開除過十佳員工、當著銷售冠軍的面獎勵銷售亞軍，更不可能隨意操縱別人的命運。
他不斷強調，成為朱一旦確實是自己人生裏的旁逸斜出，「是天時地利人和」。
在那之前，朱亙甚至很少看短視頻，他更習慣看美劇和英劇，《實習醫生格蕾》追到了最新一季。
網紅在他印象裏總歸是「偏負面」的辭彙，他時常掛在嘴邊的是貿易、材料、礦石。
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王星越是朱亙多年的同學，據他說， 「當時就當成副業，投上點錢，找上一幫青年人幹幹，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他們找來的第一個員工是玲姐（後來在視頻裏扮演馬小玲），負責唯一的業務：招聘。
但招來的年輕人和他們想像中相距甚遠，「能力不行，上進心不足，學習能力不夠」——沒有人懂自媒體到底要怎麽幹。
兩位合伙人只好托朋友的關係，坐動車到濟寧、煙台，再飛到杭州去，學習人家的經驗。
玲姐說，最開始公司的業務主要在自媒體裏發文章，賺取稿費，拍攝短劇《C座802》已經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放在西瓜視頻上，幾百萬播放量能拿2萬的流量分成。
盈利遠不及整體投入成本。
和很多摸著石頭過河的創業公司一樣，朱亙的公司開始了花樣翻新的各種虧損，但他們又是幸運的，因為在彈盡糧絕之前，他們的一款短視頻——《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火了。
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記得這一天，2019年6月11日。他們在抖音上傳了《朱一旦》系列的第一條短視頻，沒人知道命運的拐點始於這一刻，同事們甚至第二天上班才想起來關心一下這條短視頻的數據，結果打開抖音一看，點贊量已經破了20萬。
抖音粉絲量在迅速攀升，「一直漲，一直漲，幾條發出去有5、60萬（粉絲），再之後有破百萬的趨勢。」
大家開始在辦公室尖叫，「這個火了，這個火了！」
短短幾個月之間，穿著POLO衫，戴著勞力士的富豪朱一旦迅速成為互聯網上的一個流行符號，連朱亙在紐西蘭留學時的大學同學都發微信給他：我靠，老朱，是你嗎？
燒烤架下，炭火漸漸衰弱，酒足飯飽的員工們默默刷起手機，只有朱亙斷斷續續地招呼著大家維持著桌面上的熱度。
經常有鄰桌的客人認出他，跑過來要求合影，他都很配合，一遍遍對著鏡頭露出手腕上的勞力士，但臉上的「似笑非笑」卻越來越顯得疲憊。
出名之後，他承擔了更多的應酬，還經常需要自己出去談業務，每個人都要求他亮出勞力士、似笑非笑，久而久之，他已經忘了痛快淋漓的大笑是什麼滋味。
導演張策缺席了晚上的這場聚餐。
他是朱一旦賬號的編導、配音，朱亙口中的「天才」和「靈魂」。
幾天前，他向朱亙提出休假，帶著妻兒去了內蒙古，因為連續的創作讓他處於腦力枯竭的臨界點。
「現在是完全沒有狀態，就像籃球運動員沒有手感一樣，怎麽投都投不中」，第二天，我在公司見到了旅行回來的張策，他卻沒有時間多說，因為他要趕稿一個商單，隔天交給甲方，而電腦文檔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張策說，休假的這幾天，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忘記寫劇本這件事，但它仍然出現在每個空隙。
有人勸他，差不多就行了，沒必要把每個作品都做好。
張策不同意，也不允許自己趨於平庸。
如果按照百分制，他要把劇本做到70分以上才能過自己這關。
前幾天，新媒體運營萍萍在公司的員工群裏發了一份文檔，她對各個賬號做了評估，梳理最近的粉絲數據，發現有下滑的情況。
看到文件時，朱亙正坐在北京攝影棚的化妝鏡前，他趕緊叫助理海藻把群解散，不讓更多的人看到文件。
朱亙後來這樣解釋，「數據波動很正常，沒必要放大數據的影響，會給大家帶來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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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急迫性與消失的創作欲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更新到三四十集時，新的「原創梗」開始折磨張策，他討厭不停地把小人物「送去非洲」、重復開除「十佳員工」。
所以只能在形式和劇情方面找突破，緊跟熱點事件。
視頻百期之後，張策開始乏力，「最初的強設定會反噬你，慢慢就把自己搞得心煩意亂。」
視頻爆紅之後，商單很快找過來。
抖音粉絲量100萬時，他們的要價是一條10萬，而在當時，很多幾百萬粉絲的大號要價還不到一半。
如今這個價格已經翻了好幾倍，接商單成為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張策必須不斷輸出內容，朱亙必須繼續扮演朱一旦，因為他們無法停下來。
《朱一旦》剛火起來的時候，張策的孩子剛剛出生，媳婦張策妻子乾脆辭職，成為全職主婦。
張策把老家聊城的房子賣掉，對妻子立下豪言壯語，「你給我三個月時間，幹不成，我該幹啥幹啥去。但這三個月你別打擾我，我12點回來，你別抱怨我，我是在幹一個大事。」
當時，張策決心把朱一旦做成全網頭部賬號，所有人都充滿鬥志。
一年過去，他們更新了300多部短片。這什麼概念呢？
平均一天半就得拍一個片子出來，從編劇到導演到配音，再看評論，接受贊揚與批評，接受點贊數、播放量的折磨。
張策是團隊裏壓力最大的人，因為觀眾的贊賞慢慢無法抵消批評帶來的痛苦，當好片子拉高觀眾的期待值，創作水平的回落顯得不可忍受——評論裏，「水平下降」的留言越來越多，他覺得很受傷害。
朱一旦卻保持著一如既往的樂觀態度。
商單的確讓張策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階層躍升：他換了奔馳車，在淄博買了套更大、更高檔的房子，每個月的車貸、房貸、保姆費加起來有3萬。
蹭蹭上漲的賬單讓他心慌，「我不是大大咧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我會考慮以後掙不了那麽多錢了，要怎麽辦呢？」
他向妻子表達過這種焦慮，但張策妻子總會勸他，不要擔心，實在沒錢了可以把房子賣掉。
張策承認，在富裕家庭長大的妻子非常有投資意識，「花的錢沒有白花的」，而他總習慣把錢存起來，那樣才有安全感。
張策在《朱一旦》的劇本中，表達過這種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底層小人物心酸的快樂。
「很多時候，我都是在諷刺我自己，真正打動觀眾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諷刺我自己。」
境遇的變化讓團隊接觸到了真正的富人圈。
在杭州，大家認識了一個富二代，「一個園區都是他家的」，這位馬總擁有真正的汗血寶馬和直升機，二十多歲時就周遊世界，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到頭了，根本沒有波瀾。富二代特別想體會一下人情冷暖。
於是張策寫了一個劇本，讓馬總扮演一個在自己開發的小區被人罵的保安，戴著勞力士吃外賣，「體驗一些他生活中沒體驗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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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更新壓力，讓團隊的生活越來越枯燥，朱亙也越來越忙。
「我不怕忙，我只是害怕用事務性的勤快掩飾戰略上的懶惰」，朱亙笑著說出了不知哪本書裏看來的詞。
朱亙經常在談業務的時候遇到自己的粉絲，有了名氣之後，談合作自然比以前更容易，「他對你的情感不一樣，他了解你的內容，而且天天看。」
對朱亙來說，短視頻從來不是變現的工具——就算是一年賺一個億也是有天花板的——他更願意將它視作一個窗口，名氣意味著更多東西：「就像大家攢了個飯店，賺錢是可能的，但飯店是幹嘛的？它提供了一個創造資源的場所，你能和合伙人做出更大的事情，這是你追求的目的。」
朱亙說，短視頻就像是個人標簽的放大器。
朱亙一點都不擔心流量的衰落，不擔心《朱一旦》會失去他的粉絲，因為一切短視頻賬號都會被快速更迭的市場淘汰，重要的是，風口來時，要知道風從哪裡來的，風口過去時，要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
去年6月賬號爆火，8月，王星越把朱亙拉到辦公室，商量流量退去之後該怎麽辦。
前兩個月，他們新註冊了「光曜傳媒公司「，將作為新的母公司，承接其他的內容合作。
比如和頂級視頻公司合作「朱一旦」的動漫IP開發，和大平台一起製作網劇，和職業學院合作，建設直播培訓基地。
「光曜傳媒未來的名字肯定叫光曜控股集團」，王星越說，他和朱亙第三步的計劃是走到投資人的角色上，控股一些內容公司。
「我們是企業家，就算公司最後不行了，不做了，我和老朱還可以去做我們的實業。」
事實上，朱亙與朱一旦的形象早已渾然難分。
勞力士換了新款卻始終沒有摘下，出門在外不能隨意戴其他牌子的手表了，那已經成為「朱一旦」的象徵之一。
8月4日，在北京拍攝時尚先生封面時，朱亙按照要求拍攝一鏡到底的短視頻：前半段表現朱一旦的神情和動作，T台走到一半時，需要轉換成現實裏的本真形象。
導演給他講戲：「找到成功、帥氣、多金的中年男企業家，找到你自己」，朱亙點點頭，一遍遍上台，聚光燈打在他身上，又移開，朱亙有些迷惑地猶豫著，他艱難地呈現著導演要求的轉變，拍了一個多小時才勉強過關。
我感受得到那種迫切
一定程度上，短視頻領域競爭的殘酷性在朱一旦這裡是失效的。
和其他MCN公司的賬號不一樣，這次被推到台前的並非龐大機器上的「螺絲「，而是老板，是批量製造機器的推手。
這款機器賣不動了，還可以有別的。
2019年8月，朱一旦受邀參加某平台的「紅人節」，他和張策一起趕到了成都。
結果到了現場，張策被工作人員攔了下來——場館裏只有朱一旦的座位，他需要和觀眾一起排隊入場。
到了內場，又有明確的界限將兩人區隔開。
一排排紅人座位後設置了白色的圍欄，未受邀者張策只能站在後面。
有網絡大V認出了張策，來加他微信，並說「佩服你的創作。」
張策直到今天仍然記得當時的感受，「這個世界喜歡皮囊，不喜歡靈魂。」
自那之後，他決定「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他在幾個平台上建立了「導演張小策」的賬號，漲了100多萬粉絲。「如果你不去經營自己的話，就會非常被動。」
張策曾想像自己的境遇與東漢的許攸類似，事成後會被毫無猶疑地放棄。「那個哥們也很狂，喊曹操曹阿瞞，相當於喊朱一旦狗剩一樣」，但他沒想到的是，還沒等到這一天的到來，創作上的疲憊就讓他總是想自我放棄。
張策想要走的更遠，突破目前的瓶頸，這個想法越來越迫切。
後來，張策在抖音上看到網紅「街溜子」的視頻，發現有一個人在賬號大火後開始頻繁出鏡，雖然沒有和對方打過交道，但他猜測那一定是賬號背後的創作者。「我能感覺到那個人的那種迫切」。
朱亙也在不斷尋找好的內容創作者，希望可以提高整個團隊的內容創造力，他的要求很高，「要符合賬號的基本調性，又做出好的內容才行。策一個人壓力太大了。」
事實上，這一年來，張策面臨很多選擇：一個大老板直接把18萬打到他的卡裏，只要求張策給自己做號；有人給他年薪200萬，想拉他一起成立MCN公司。
但張策都拒絕了。「因為我對《朱一旦》有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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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交匯
張策在聊城的農村長大，十歲開始，他就幫著父母幹活，裝貨、卸貨、算賬。
在那裏，他見慣了市井小聰明，開始有了審視他人的習慣。
遇到難纏的顧客，他只能忍著，比如為了買3個雪糕打開冰櫃挑選15分鐘的大哥，「電錢都掙不回來。」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他才知道上學的目標是為了考大學。
在他所有的小學同學裡，他是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其他人初中沒讀完就出去打工了。
張策說，比起利，他對名更有欲望。
擁有好的名聲在他看來意味著受到尊重。
王星越的人生經歷和張策有相似之處：小學五年級前他在桓台縣鄉下念書，父母都是農民，初中才搬到縣城來，交了3600塊借讀費才和朱亙在一個中學成為同班同學。
當時，那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大多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城鎮職工，王星越說，「我從小是一個很驕傲的人，各個層面上比同齡人要強得多。到了初中，我一看城裏人，家家有電話，我們家連電話都沒有。」
和從小家境優渥的朱亙不同，王星越見證了父親改變家庭命運的過程：父親一開始在村裏磚廠負責銷磚，靠著人品和智慧，一年年升一點職位，直到王星越出國讀研之前，父親才成立自己的建築公司。
朱亙出國留學那年，王星越高考落榜了。
第二年調劑到省內一個二本學校。
他說自己和朱亙不一樣，沒有太享受過物質的樂趣，所以需求很低，但精神上需求很高。
他不喜歡勞力士，覺得那沒有意義，「我追求的是看看我人生到底能到一個什麼份上，我能摸多麽高。」
王星越有時會羨慕朱亙對待財富的坦然。
成為朱一旦之前，朱亙經常去旅遊，還要過周末，有回王星越有事找朱亙，電話問他在不在辦公室，朱亙很奇怪地問他，今天不是周末嗎？
「我說你一個私營企業，你還過周末，你這不是鬧嗎？」王星越最畏懼休息，最愛全年無休，他信奉的邏輯是「享受當下等於沒有未來」。
創業積累的財富被他置換成房產、股票、期貨，永遠要預留一部分資金抵抗風險。
「我沒有錢的時候，我會慌，他不會，因為他小時候就沒有因為這種事情慌過。」
在很多人看來，朱亙和朱一旦一樣，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一生平順，沒有什麼委屈和遺憾。
「不受委屈是扯淡，誰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受過很多委屈」，朱亙說自己也不例外：創業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父親認可。
2004年畢業回來，和很多山東家長一樣，朱亙的父親也想讓他考公務員。
朱亙這次沒答應。
初中時，他曾經想走音樂這條路，被父親拒絕了，這次他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朱亙參與了國考，過了線，證明自己有這個能力，然後轉身投入創業。
據朱亙說，這些年，父母在創業方面支持他的錢加起來不到10萬塊。
起初他開了一家貿易公司。
時間過於久遠，那家公司多久實現的盈利他記不清了，只記得第一單生意是給一個企業供煤，從河北煤礦拉到淄博來。
到處都是陷阱：煤炭講究灰分、水分、揮發分，當場化驗時，可能是5600大卡，20%水分，拉到了，突然間它漲了一些水分，水分就是錢啊，廠裏結賬按照化驗跟你結算，找誰說理去？
經驗在一次次吃虧裏積累下來：化驗時不一樣，取樣怎麽取？煤裏有石頭，如果取石頭多的化驗，發熱量能一樣嗎？「這裡邊都是利益的輸送」，朱亙說，「你不跟他搞好關係，他給你故意搗亂，人在掌握權力時，想賺錢是很容易的。」
從門衛到過磅、取樣、化驗、供應、財務，都是一樣的道理。
他在各個領域裡投資，貿易、化工，廣告，還跑去開沙場，天天和「沙霸」打交道。
2013年左右，朱亙先投的礦產，又投的電影，都虧了，損失慘重。
用朋友王哥的話說，那是他「最沒有尊嚴的時候」，但朱亙再講起來時已經非常淡然，像在說別人的故事：「經歷了就好。當時算最艱難的時候吧，向各種朋友借錢。」
這天晚上，朱亙在理發店裏回憶這些年的創業經歷，他仰靠在皮質座椅上，眼神有片刻虛焦。
理發師將染發膏塗抹在他的鬢角，大學畢業後，他的雙鬢就開始有白發。
他似乎不想讓別人注意到他的疲憊，於是他重新讓自己神采奕奕起來。
王哥和他相識14年了，他對朱亙的第一印象是「門路廣」，連冷僻的玻璃膠都有門路。
雖然他是朱亙蜂蜜生意的合伙人，但在傳媒公司王哥也有自己的辦公室，「我跟老朱說，你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朱亙回憶過去，說起自己最快樂的時光，不是爆紅後的名利，而是人生裏看起來最接近「一無所有」的時刻。
2000年代的最初幾年，20歲左右的朱亙在紐西蘭讀書，生活費常常在家裏寄來沒多久就花光，只好自己去打工賺錢——賺來的錢自然不是為了學習，他玩賽車、去賭場、到紐西蘭的各個城市遊玩。
朱亙運氣總不是很好，但還算節制，每次去賭場就拿兩百美金，輸完就走。
紐西蘭簡直是這群無心學業留學生的天堂。
「聖誕節、復活節、女王生日，還有亂七八糟一些節，都放假」，他吃不慣西餐，天天下館子，吃川菜、東北菜。
韓國菜便宜，他就吃份餐。
那時候談女朋友身上揣50塊錢就夠了：「我點一份便宜的9.9元，她點一份貴的15塊，好，25塊了。一人買一瓶飲料，然後上山看星星，再到海邊轉一圈，油費10塊錢。」
創作《朱一旦》的過程，是朱亙、王星越、張策，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命運交匯的時刻」，他們有著全然不同的資質和出身，最終一定還會奔赴各自的方向。
張策回想起，自己20歲出頭剛畢業時，連學位證都沒有拿到——大二為了參加濟南的一場活動，他請同學替考被發現，學校取消了他的學位授予資格。
畢業後，他輾轉在兩家連學位證都不檢查的公司工作，導一些宣傳片和人物傳記之類的片子。
2018年，張策妻子懷孕，他辭職陪老婆回了老家，本來打算到岳父的公司做工程了，因為不甘心，決計賭最後一把，加入了朱亙新成立的公司。
那年夏天，張策第一次見到朱亙，對方翹著二郎腿，拿把扇子，下巴一抬，露出笑意：「說說，想要多少錢？」
朱一旦爆紅了，他們受益於這個短視頻的時代，讓自己有機會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但最初的新鮮感過去了，光怪陸離的一線城市，面孔更迭的酒桌上，話題繞來繞去永遠是相似的。
但他們沒有害怕過重新開始，也有為生活去奔波的勇氣，波折或者挫敗，自然是免不了的。
好在，這位老板朱亙，還有他三線小城的員工們，心裡一直有種東西從未熄滅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