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女子敦煌研究專家樊錦詩:畢業分配之初,我想過要離開敦煌

本文來源:中華文學選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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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錦詩

2020年的高考,一位家境貧寒的姑娘鐘芳蓉,以676分的高分填報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引發網友熱議。

鐘芳蓉說自己是受到了敦煌研究專家樊錦詩先生的影響,才決意於這個選擇。

在與樊先生的信件互動中,她說希望自己能追溯樊先生的腳步,為考古獻身,找到心靈的歸處。

我刊2019年12期「非虛構」欄目選載了樊錦詩先生《我心歸處是敦煌》的部分章節,今日在此分享,一起感受這位傳奇女性的志業與愛情、困境與堅守,和她人格魅力的強大磁場。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

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

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

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裏,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

當時的整個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

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

周圍根本沒有商店,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雖然我大學時就習慣了獨立生活,但起初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敦煌的生活。

在這裡,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

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

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裏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有時候想著想著都要流口水。

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年輕時代的樊錦詩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

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後發現頭髮還是黏的。

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我的頭髮還是會發黏?

後來才知道敦煌的水堿性很大,所以是苦的。

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裏結出的堿。

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

到敦煌工作後,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

後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髮膏回敦煌,再後來變成帶洗髮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麼洗髮產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常快。

治沙和種樹,是當時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須參加的兩項工作。

保護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種樹。

種樹的事情從冬天就開始醞釀,一到開春就馬上栽下樹苗。

這裡最好活的樹就是楊樹,現在圍繞莫高窟蜿蜒的參天大楊樹,都是當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親手植下的。

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在此之前的幾年已經自己發電,每天只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用電,根本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到了晚上還可以到自習室去學習。

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廟裏,解個手還需要到廟外較遠的土廁。

一天晚上,我剛走出側門時,突然發現廟門外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兩個眼睛泛著綠光。

我心裡一緊,想著當地同事說這地方有狼,趕緊回了屋,把門閂得緊緊的,嚇得一夜沒睡好。

天亮後,走出屋子一看,才發現原來那是頭驢。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區的積沙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

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註在工作中。

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裡,只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鬱的深淵。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

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麽照鏡子。

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乾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裏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

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確實是兩個世界。

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

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風,窗外刮風屋內下沙。

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

望著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

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別的十九年裏,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

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適應了敦煌的生活。

隨著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產生了割舍不斷的感情。

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

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並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後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時,本來打算到武漢生產。

之所以計劃去武漢,是因為武漢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比敦煌好。

我從小體弱多病,上海家裏很擔心我分娩的時候出現意外,力主我去武漢。

況且我在敦煌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生了孩子無人照顧,按照那時候的制度,產婦有五十六天產假,產婦的丈夫只有三天假。

老彭也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敦煌,堅決讓我去武漢。

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去向革委會請假。

當時研究所的革委會主任不但不給請假,還對我說:「哪裡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漢去生。」

聽到這樣的話,我整個人就愣在了那裏。

我不是一個善於言辭的人,只覺得又氣又羞,覺得這個人太不講理了!

含著眼淚轉身就跑出了辦公室。

我那時真想放聲大哭,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哭,特別不能在這個時候哭,不能讓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僅不能哭,我竟然還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1964年樊錦詩在敦煌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節,所裏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裏摘棉花。

敦煌的棉花長得很矮,我挺著大肚子,怎麽摘?

所裏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勸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請假。

我賭氣說:「我決不去請假,生在地裏不是也挺好嘛!」

就這樣,我就隨著大家到農村去摘棉花。

摘了一天棉花,就動彈不得了。

當時,我們吃住都在老鄉的家裏。

老鄉很有經驗,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為我著急。

老鄉很善良,她希望給我說情讓我趕緊回去,以免發生意外。

我說:「沒關係,謝謝您!」

我沒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現好一些,堅持摘完棉花後再去找革委會主任請假。

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請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

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回到單位沒多久,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

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諮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上海家裏知道我不會做針線活,在上海為我買好了嬰兒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漢。

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漢生孩子,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

他還把我婆婆從河北農村接到武漢,準備照顧我坐月子。

婆婆特意從河北老家為我帶了紅棗、小米、雞蛋等不少營養品。

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我回去。

而我這邊什麼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只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

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幹活的原因,影響肚子裏的孩子。

如果出了問題,那怎麽面對老彭?

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麽也睡不著,就在那裏坐著,眼睜睜地看著病房裏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裏的火星子直往上冒。

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麽能當產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

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內心極度煩躁。

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

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將要做母親,只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

等找到我之後,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麽在這裡散步啊?外面冷。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著涼。」

我說:「我難受,想走走。」

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說:「好啊!那我陪著你吧,咱倆回病房聊聊天。」

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

到了病房,她發現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

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著我聊天。

就這樣,我慢慢睡著了。

這位護士長對我真好,我永遠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濕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

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著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麽辦?

人家說:「你這個當母親的也真是的,怎麽連件衣服也不給孩子準備。」

我能說什麼,有苦說不出。

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著孩子赤裸的身體。

孩子那麽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裏流。

醫生接著問:「你怎麽是一個人?你丈夫呢?」

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

醫生驚訝地看著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

等老彭挑著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

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見我哭,他也很難過。

他說,接到電報後,聽說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兩個家給我們母子準備的衣服、奶粉、雞蛋等各種各樣東西全部帶上,找了一副扁擔,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

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

他到敦煌縣城後,馬上給研究所打電話,研究所唯一的手搖電話居然無人接聽。

他只好在研究所駐敦煌縣城辦事處找人打聽,終於碰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老彭,樊錦詩在醫院裡。

他馬上挑著擔子趕到醫院。

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著屁股,難過得直掉眼淚。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

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

出院回到莫高窟後,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裏,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裡面什麼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

唯獨帶來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沒有一件可以穿。

我就比著那些衣服的樣式,找舊布自己做。

依樣畫葫蘆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褲子,這樣就可以替換了。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隨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

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手冊裡面都有。

後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產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裡很難過。

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裡,時常可以聽到外面在開斗爭會,不時聽到有人大聲吼叫。

每當這時我就特別煩躁,老彭就說:「別管他,你休息你的。」

但是我心裡不舒服,這麽鬥來鬥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隊來的電報,意思是說怎麽能請這麽長的假。

我說老彭你走吧,心裡當然非常難過。

老彭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

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研究所來探望的人說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則就不會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種各樣的湯,什麼魚湯、雞湯、豬蹄子燉湯,當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湯,吃羊肉講究要吃羯羊肉。

我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燉羊肉湯。

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麽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

只是他長到三個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夠了。

我給上海家裏寫信,讓家裏人寄奶粉過來。

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後來每個月要吃五六斤奶粉。

現在的嬰兒有專用的奶粉,那時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點事也沒有。

後來奶粉不夠的時候,就逐漸給孩子搭配著吃上海家裏寄來的奶糕,不時添加蘋果、蛋黃這些輔食。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產假就要上班,孩子怎麽辦?

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只有捆在繈褓裏,臨走之前餵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餵一次奶。

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繈褓裏。

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紮,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

可是,誰來看孩子呢?

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

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只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沖著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一天清早,我去地裏幹活,等到回來餵奶時,宿舍門一開發現孩子一個人在玩,還回頭沖著我笑,笑得非常開心。

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

我一邊收拾一邊想,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屋裏,不是長遠之計。

還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

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裏需要生爐子。

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裏,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後怕。

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送哪兒呢?

如果送到武漢,老彭一個人也照顧不了,最後我們商量後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親含冤去世,11月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

第二年,我又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寄養。

這些事情湊在一起,現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過來的。

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休完產假之後我必須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沒辦法帶回敦煌。

還只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著帶老二。

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致了嚴重的哮喘。

後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黴素。

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丟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養,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

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

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

我和老彭商量後,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後,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

我進了院門,見門裡面有個小孩站著,黑不溜秋、一絲不掛,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

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

大姐說:「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

我說:「沒見到啊。」

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

過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

孩子領進來的時候穿得可整齊了,還給他穿上了長筒襪子。

大姐拉著孩子說:「這是你媽,叫媽。」

我這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掛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裏,眼淚直往下掉。

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帶回來了。

我到哪裡他就跟我到哪裡,孩子是怕我再走了。

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鬧。

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傷心,因為從小帶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

孩子就這樣離開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

我們一家四口終於團圓了。

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

我看著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

那怎麽才能離開敦煌呢?

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只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

我那天想好了,就採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

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著,潛意識中總是牽掛著敦煌。

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縈繞在眼前,揮之不去。

儘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裡沒有放下。

我越猶豫,心裡就越想著敦煌。

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

我還是睡不著,起來翻書。

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於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半年一過,我又回了敦煌,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不在敦煌的半年時間,單位不給我發一分錢的工資,僅靠老彭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資。

省裏當時也要求我盡快回去,因為我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副所長。

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當面與組織說明困難,名正言順地調走。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

誰知回敦煌後,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門不同意我調走,堅決要把我留下。

這樣,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盡量帶好孩子。

因為老二從小不在父母身邊,性格有點內向,不太敢說話。

孩子很聽話,你怎麽教他就怎麽做。

我也不著急,想著要讓他放鬆,就放開他,讓他跟小朋友滿處跑著去玩,今天到水溝裏,明天又去玩沙子,漸漸地他就活潑起來了,身體也慢慢有所好轉。

有時候,我也會帶他進城,去之前跟他「約法三章」:「曉民,咱們進城只是去看看,不買東西,你要買東西就不進城了。」

他雖然點頭答應,但畢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場的玩具櫃台就挪不開腳了。

我問他:「曉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

他只是盯著玩具看,不說話。

看了好一會兒,他自己跟我說:「我們有玩具,我們不買。」

我常給他講些童話故事,教他學數數,孩子逐漸會數到一百、一千,後來兩千都會數。

這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辦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復合班,因幼小的職工子弟不多,就讓高中畢業的職工子弟擔任教員,教五個年級的幼小職工子弟。

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學後,一次回來問我:「媽媽,為什麼2-1=1?」

當時我真想說,這你都不懂!

可是,我又想到數學對小孩來說比較抽象,所以就用點油燈的火柴來引導他掌握加減法。

過一陣子孩子又問:「媽媽,媽媽,為什麼36÷6=6?」

我心想,難道學校老師不教乘法口訣嗎?

我就給他教。

有一次,孩子寫了錯字,我給他指出來,他說是老師說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評老師,也就沒有多說什麼。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

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學。

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

在上海過了兩年後,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親擔驚受怕,要我把孩子領走。

孩子為啥要跑呢?

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嚴了一些,孩子記得自己是和媽媽一起坐火車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車去敦煌找媽媽。

那是1984年,由於我自己在接受審查,根本顧不上去上海領孩子。

這時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

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女生交往比較少。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髮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麽年紀輕輕就這麽多白頭髮。

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係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

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

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沖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

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給我留下。

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

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

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才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

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

他們老家愛吃腌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別好吃。

我當時想這有啥好吃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有一天,老彭突然對我說:「我想帶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萬莊。」

我這才知道,原來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

我心裡想,女孩子不能隨便去人家家裏,但是他提出要帶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

其實那時候我們倆還沒有正式談戀愛。

到了他家以後,我感覺他們家的氛圍很好,特別是他大哥待人熱情、周到、誠懇,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意識到老彭的成長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響。

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長得也很像他大哥。

大哥比他大五歲,念過師範學校,抗日戰爭期間就參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設部的一個司長。

2015年9月大哥還參加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式,在抗戰老同志的乘車方隊中。

當年他大哥參加革命後調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帶到保定上學,後來調到北京之後,又帶他來了北京。

老彭上的中學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錢出力培養他,一直讓他念到大學。

他心裡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學習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認真,成績很好。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

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啤酒回來。

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

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

他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係,我才喝的。

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裏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

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

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

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

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

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

老彭說:「我等你。」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信。

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對象。

老彭去武漢大學歷史系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只有歷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

1976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

老彭當系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

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樊錦詩與彭金章

1964年秋天,我在張掖地區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漢大學也在搞社教。

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個月,結束之後我就回上海家裏探親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

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著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號借了輛車去接老彭。

老彭的同事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

我的同事也很關心我,說我們倆還沒結婚,就讓老彭住到同事他們家裏,常書鴻和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對老彭都很好。

那些日子,我帶著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

從考古到藝術,我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

但是關於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碰。

兩個人相距萬裏,難道將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

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

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兩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

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著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

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著你……」

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著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

雖然他說「我等著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並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

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

我們結婚時,沒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們要把第一個孩子送回老家撫養時,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農村的老家。

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還算寬敞,但家裏最現代的東西就是暖壺,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

我們第二個孩子是在武漢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於老大,老彭準備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從河北老家帶到了武漢。

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幾歲,別人總把她當成我婆婆。

我在武漢度過五十六天的產假,老彭把我照顧得非常好,給我做飯、燉湯,什麼都不讓我動手,晚上讓我休息,他起來看孩子。

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

大姐在武漢又住了幾個月,之後她帶著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漢,那時候他已經五歲了,正是調皮的年齡。

老彭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帶孩子。

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

所以我們家的老大從小是住集體宿舍,吃「百家飯」長大的。

那時候老彭又當爹又當媽,辛苦可想而知。

隨著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

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盡快調往武漢。

兒子也特別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

由於只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別著急,寫信抱怨此事。

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產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幹點事。

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爭持了很長時間。

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

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

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松口,我最後肯定只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

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麽偉大。

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

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

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在蘭州上學,老彭為幫助孩子適應新的環境,他也在蘭州待了一段時間。

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

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

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

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

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

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到了敦煌後,老彭放棄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

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

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想搞清而沒有搞清的問題。

老彭很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

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內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辟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

老彭年過五十之後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業,從講台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

他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獲,對於老彭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

小時候家境貧困,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開創的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確診為直腸癌。

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我查出來了,直腸裡面有個疙瘩,怎麽辦?」

我就聯繫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給北京、上海到處打電話,最後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專家。

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

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亦很好,沒有復發。

他出院後在上海孩子家裏療養了一段時間,我天天為他做飯,加強他的營養。

他剛出院時瘦得只有八十多斤,慢慢營養好了,他的體重到了一百二十多斤。

我們倆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體已基本康復。

我跟他說:「你現在要休養,以休息為主,以玩為主。想看書就看書,不想看,就不看。願意怎樣,就怎樣。」

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他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有時出去開會,有時出去遊玩。

老彭很早就喜歡玩微信,那時候我都還不會。

他也願意散步,餵貓,到接待部和年輕人聊聊天。

我每年都讓他到上海體檢。

我和孩子們交代,他喜歡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買。

他退休之後,我們倆一起到過法國,他自己還去過印度。

我工作以來只療養過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貴陽。

2016年秋天,鄧小南教授邀請我參加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儀式,我就說我要帶老彭一起去。

我們利用這次機會一起回到了母校,還去看望了宿白先生。

我們倆後來還一起去過武當山,到四川成都看展覽,不過我都是有任務在身,到周莊也是出差順路經過。

以前我總是想著,等我真正退下來,我們還有時間到各處去走走玩玩,實際上我的閒暇時間很少,無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

我忙,他生病後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

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

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只要他做,我就說好吃好吃。

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調得很不錯。

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麽蒸,怎麽掌握火候才好吃。

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

他從農村出來,一直很注意節約。

以前在武漢大學住的房子後頭種了絲瓜,孩子吃膩了就不吃,他對孩子說:「有絲瓜吃就不錯了。」

我從來不要他給我買東西,他買的東西我看不上。

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買的,內衣、襯衫、外套、西裝和皮鞋,只要是我買的他就喜歡。

實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試一下買點衣服。

90年代初他去日本進修,我說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讓他在日本好好給自己置辦點衣物。

▲臥佛 中唐 第158窟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來得突然,來勢兇險,發展迅速。

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後來出現晚上睡覺時,前半夜胃部不適,後半夜腹部不適。

我還以為是他消化出了問題,後來吃了點胃藥也不起作用。

我建議他給上海熟悉的專家打電話詢問原因。

上海那邊聽他電話裏描述的情況,判斷他可能是膽囊出了問題。

我就讓他趕緊去敦煌的醫院檢查。

誰知老彭被叫住院了。

我到了醫院,院長給我看了給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長說老彭患的是胰腺癌。

年初,春節沒過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療。

醫生為他做了磁共振檢查,後來又做了一次CT,確診老彭患胰腺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裡一直在想怎麽辦?怎麽辦?

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

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說,胰腺癌一旦發現就是晚期,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賈伯斯也是死於這種病。

要麽開刀,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後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

老彭他自己不問是什麼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

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著急。

在老彭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過程裏,我幾乎天天來往於旅館和老彭的病房,也經常與醫生聯繫,商量如何治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還是想不通,他怎麽會得這個病?

像他這樣好的人不應該這樣不幸,為什麼老天爺偏偏要讓老彭得這個病?

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

有一次看到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文章,她是醫生,見過無數病人痛苦而走,她說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長、病得晚、死得快」。

她不主張無謂的搶救,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減少臨終病人的痛苦,反會給病人增加痛苦,主張要給臨終病人一個尊嚴。

後來我還看過女作家瓊瑤寫給孩子的信,發表她對「死亡尊嚴」的理解。

她的見解,基本與羅點點醫生相似。

這樣,我也慢慢平靜下來,只得面對現實,告訴自己多陪陪他,飲食上多想些辦法,盡量給他弄些他愛吃的食物,多給他一些照顧,多給他一些寬慰,盡量減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並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

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態也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

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

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呀,他說那我也給你發紅包。

他很願意跟人聊聊天,有時候和醫生也能說上好一會兒,我就叫他少說幾句多歇息。

那時候他還會看看電視,聽聽歌,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聊痛苦的事。

有時候我讓他吃一點酸奶,他說不吃,我說就吃一口吧,他又讓我先吃,然後他吃了還說:「甜蜜蜜。」

醫院的飯是每個禮拜三有一頓餃子。

一到日子,他就說今天禮拜三,你們早點去買餃子,一定要讓我們陪護的人就在病房裏吃,他看著我們吃。

我說:「老彭,你看著我們吃饞不饞,要不你吃一個嘗嘗味道。」

我心裡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後來,我攙著他走路的時候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

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

這件事我無能為力。

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爭,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別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他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麼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也沒有叫過一聲。

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有求生的希望。

我心裡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後看不見。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他剛住院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我還偶爾到外地出個差,這期間參加過一次「兩會」,都是快去快回。

最後將近一個月,我和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照顧老彭的小伙子,四個人輪流值班。

白天我在病房守著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藥睡下,我再回去休息。

他從來不想麻煩別人,因為夜裏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他說:「昨天晚上對不起。」

我說:「你說這個是多餘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

但是,老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抬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

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

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

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後的半年,我瘦了十斤。

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後事越簡單越好。

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裏不要發訃告。

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別儀式。

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

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

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他們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慶,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敦煌。

一切都是老樣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乾、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掛面,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

有一次別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

每次出門,我都想著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別影響他休息。

我把一張他特別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

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作者簡介:

樊錦詩,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

生於北京,長於上海。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

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

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顧春芳,上海寶山人。

著有詩集《四月的沉醉》,學術專著《呈現與闡釋》《意象生成》等。

現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有刪節,全文見《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2期

選自《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口述》

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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