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地方法院在庭審中把兩名律師趕出去,引起律師群體撻伐

2020年6月16日,海南省海口中級人民法院有一場刑事案件庭審,有現場直播。

辯護律師和法官在舉證方式上有分歧,審判長一怒喝斥,要求律師出去。

先後有兩位律師被法警帶出去。

此事激怒了律師群體,微博上湧現律師們的批評。

兩篇文章在律師圈轉傳,分別是人民日報發於2015年的社論,以及南方都市報發於2015年的社論。

當時也發生了法官驅逐律師的事件,兩篇文章對此都提出批評。

人民日報標題:憑什麼把律師趕出法庭

南方都市報標題:「把律師趕出法庭」,法治將百思不得解

以下是海口中院當時的直播畫面:

本文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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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海口中院繼續開庭審理一起有20名被告人的刑事案件。

結果在庭審中,因為舉證及回避等事項,先後有兩位律師被強行從庭審現場帶出法庭。

(2019)瓊01刑初137號案件王紹章等多人涉黑案庭審現場,王紹章的辯護人李長青律師指出,法院要求的質證方式違反規定,同案犯的多名辯護人也表示不能接受這種質證方式。

審判長瞬間呵斥,並且拿掉李長青律師的話筒,宣布:不接受法庭質證方式的,通通都出去!

隨後,李長青律師提出審判長回避的申請,被審判長令法警強行帶出法庭,強勢推出庭審!

不加評論,只轉發兩篇官方文章,兩篇文章都刊載在中國律師雜誌社的官方公眾號《中國律師》上,一篇來自《人民日報》,一篇來自《南方都市報》。

人民日報:憑什麼把律師趕出法庭

《人民日報》2015年01月28日18版

剛剛結束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和全國檢察長會上,兩高「當家人」不約而同提到了律師: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表示,對法官老是把律師趕出法庭百思不得其解;

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則要求「對律師提出不構成犯罪意見必須及時審查,特別是要嚴格執行高檢院制定的《關於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嚴禁濫用『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限制會見」。

相比於以往在許多會議上對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泛泛而談,這次兩高向社會公開傳遞的信號中,直接點名了「死刑復核案件」和「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這兩個輿論關注度極高的敏感問題,以明確的姿態給律師撐了腰。

同時,以兩根當下最難啃的「硬骨頭」為例來說事,也頗有「舉重以明輕」的意味。

現實中,因為個別「死磕派」律師的不理性行為和部分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對律師形成的偏見,一些辦案人員在與律師打交道的過程中常常抱有不信任感。

有的認為律師是在「替壞人說話」;有的則覺得律師的介入增加了辦案的難度,影響了司法「效率」。

於是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個別司法機關對律師百般刁難,「濫用『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限制會見」就是典型的明證。

賄賂案件中,律師會見當事人總會遇到「依法」刁難,原因就在於刑事訴訟法在放開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會見犯罪嫌疑人的同時,還留了個口子: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偵查期間的律師會見,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

由於刑訴法並未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作出明確定義,因此在各地的司法實踐中,一些檢察機關往往一句「特別重大」,就把律師打發了。

然而,真正細究起來,那些刁難律師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一方面,刑法開宗明義,其目的一手是「打擊犯罪」,另一手是「保障人權」,如果單方面強調司法機關辦案的方便和效率,就成了一條腿走路的瘸子;

另一方面,依循嚴格的程序和落實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保障,也是對司法機關自身的保護。前不久沉冤得雪的呼格吉勒圖案,就跟當時偵查機關急於破案、審判機關沒有聽取律師的辯護意見不無關係。

社會越發達,案情就越是盤根錯節,面對復雜的局面,有時真相就顯得晦澀難明,沒有嚴格的法律程序規定和權利保障作為依靠,豈不等於是給自己「埋雷」?

現代司法環境裏,律師的介入本身就有制約監督辦案機關行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雙重功能,不能簡單視之為「麻煩製造者」,而是應該重視律師在整個司法生態的構建中起到的平衡作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司法機關以辦案來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同時,不能又悄悄把自己的權力放出了籠子。(《人民日報》2015年01月28日18版)

南方都市報:「把律師趕出法庭」,法治將百思不得解

導語:近年來,刑辯律師被法官趕出法庭時有發生,對此,最高法院長周強在日前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表示,他對「法官老把律師趕出法庭」現象百思不得其解,並認為這需要「提高庭審能力和轉變審判觀念」,最高法已經準備修改完善庭審規則。

就此,南方都市報於1月25日發表社論——《「把律師趕出法庭」,法治將百思不得解》。

日前,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表示,要切實解決「庭審虛化」、走過場和擺形式的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實現公正司法。

據人民網報導,周強對「法官老把律師趕出法庭」現象百思不得其解,並認為這需要「提高庭審能力和轉變審判觀念」,最高法已經準備修改完善庭審規則。

「讓律師充分發表意見,有什麼壞處?多聽聽意見不是好事嗎?只要遵守法庭規則,充分聽取雙方處境,對公正司法非常有好處……這是公正司法的關鍵,也是建立以審判訴訟為中心的制度的關鍵。」

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強的幾段發言,得到法律實務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不僅在於媒體報導原話照錄、口語化的語言風格,有別於以往官方文稿中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此次全國高院院長會議對「庭審虛化」問題的關注,以及對保障律師辯護權的積極態度。

此前,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那篇著名的反思冤假錯案文章中,也用了非常大的篇幅來談辯護律師的重要作用。

沈德詠從辯護律師的角色設置入手,強調訴訟對抗、法官居中的必要性,認為「辯護律師是法庭最可信賴和應當依靠的力量」。

既然「律師不與公訴人對抗,反而同主持庭審的法官進行對抗,甚至演變成了對手」,那麽就必須要搞清楚,到底是對法律較真的律師錯了,還是法官(或許被迫)模糊了居中裁量的自身角色?

圍繞刑事訴訟所延展、存在和運轉的各方主體,律師與偵控審機關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律師角色從「國家法律工作者」變成了「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沒有了公權力的機關屬性。

而相應的,偵控審機關經由刑訴法加持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關係,由於長時間以來對「相互配合」的過分強調,使得律師在法庭上的角色被長期弱化。

律師(尤其是本地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是否「配合」既定節奏、是否聽話,成為一些地方衡量和管理律師的標準。

而律師角色的弱化,被告人權益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就難以得到有效、全面的保障,不僅是庭審期間,也就在日前,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不約而同地表態,稱「保障律師依法行使執業權利,從工作機制上保證律師的意見被聽取、合理意見被采信」。

周強坦言,「問題在哪裡我們也知道,都協調好了要怎麽判」。

所謂「都協調好了」,指的便是刑事訴訟中偵控審機關基於「互相配合」的關係屬性而導致的庭審角色越位,法官不再中立,成了第二公訴人,「庭審虛化、走過場和擺形式」並不是個別現象。

正如新近爆出的「律師集體退庭」事件,庭審過程中律師就發現,書記員將公訴人的舉證內容提前記錄在案,未經質證的公訴方內容被提前記錄在案,後續的法庭辯論意義還有多少?

此種讓庭審形同虛設的行為,當庭發現卻不被糾正,正是首席大法官周強憂心忡忡之所在。

律師、尤其是對法律程序較真的律師,「打亂了原來的程序」,法庭衝突變得一觸即發,場面看似不可控,「法官老把律師趕出法庭」便成了一種解決上述亂象的方法,或許簡單粗暴,但卻信手拈來。

即便到現在,法檢機關內部也不乏對此的支持聲音。

但庭審再走過場,把指出其問題所在的律師趕出法庭,絕非最好的解決辦法。

周強所言「恰恰是要改革的對象」,顯然也不是解決掉所謂「添亂」的律師,而是反求諸己、讓庭審變得「實」起來。

法官回到居中裁量的法定位置,公訴方與辯護律師各司其職,在尊重法庭規則的前提下進行訴辯對抗,這是最基本的訴訟格局,也是最應該重申和強調的程序正義。

「把律師趕出法庭」,這個讓首席大法官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其實並非沒有答案。(南方都市報2015年0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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