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影城的觀察:中國電影院行業藉疫情「冷靜下來」,剛好告別瘋狂年代

本文來源:棱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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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超

「什麼時候開業?」

「怎麽還沒開,還會開嗎?」

這是劉梅最近回答最多的問題。

她在中部城市的一家排名靠前的電影院線擔任經理,目前處於半待業狀態已近半年。

後來,劉梅值班時乾脆把座椅從辦公室搬到了影院大門口。

「等待通知」,每天,她都跟路過的客人反復解釋著。

一月底,春節檔全部取消,電影院是第一批直接受到疫情影響的行業。

儘管陸續傳出影院即將開業的訊息,但多位業內人士告訴《棱鏡》,影院能否復工還必須等待主管單位的正式通知,目前沒有接到來自電影局的消息。

四個多月來,國家在電影院歇業期間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5月14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連續發文,免征影院2020年度增值稅和文化事業建設費。

地方上,早在3月,上影集團就推出了全國首個「影院抗疫紓困基金」,總額達10億元;

北京市在4月份將影院納入「房租通」政策,對符合條件的影院給予房租補貼;

包括江蘇、浙江、廣東、浙江等省份,也都出台了針對房租、社保、稅費等在內的各項財政補貼。

而對於影院人來說,相較於復工的焦急等待,更牽扯人心的是大家正在親歷的一場行業變局。

「我一直覺得影院行業本身就到了洗牌的階段,疫情只是加速了到來。」

余剛入行十餘年,在一家中等規模院線擔任CEO,管理著幾家影院的運營和投資。

最近,余剛收到了許多小型影院的收購邀約,「一些小影院開始扛不住了,底價進行售賣,已經接近於建造成本」。

「過去幾年,電影院的擴張已經到了一種瘋狂的狀態,產能過剩。」

余剛認為,如今,劣質影院退出市場,優質影院浮出水面,如果手上擁有一些現金流的話,現在是良幣驅逐劣幣、抄底一些優良資產的好機會。

「一條街幾十家影院」

余剛目前管理著兩家在業影城和3家準備在今年開業的影城,停業期間,拋去損失的票房,在業影城每個月損失大概在60萬,在建影城則全部擱置。

儘管和許多同行一樣,每天都在承受著經營壓力,但在科班出身的余剛看來,影院目前的困境,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相反,他認為,疫情只是讓本來就該出現的行業洗牌期加速到來。

根據燈塔專業版App數據,2014年到2019年,中國影院數由4891家增長到11361家,漲幅132%;銀幕數由26034塊增長到68284塊,漲幅162%。

在2017年一年之中,國內銀幕數由4.3萬塊上升到5.3萬塊,超過北美的4.5萬塊,成為全球銀幕數最多的市場。

「擴張確實太快了,達到了恐怖的狀態,比如兩個極端的城市天津和佛山,天津一條街上就有幾十家,佛山這麽大的城市總共有100多家電影院,太過剩了。」

余剛告訴《棱鏡》,資本的大量流入是前期擴張太快的原因,而稅務風波後,部分上遊的資金認為實體投資院線回報高、風險更小,也進入到了下遊。

但「熱錢一窩蜂進來後,影院也瞬間變成了一個風險極大的行業」。

劉梅工作的影院是在2014年底開業,當地是一座三線城市,她記得當時市區裏一共只有8家影院,其中還包括兩家瀕臨倒閉的小影城。

後來,萬達、橫店和耀萊陸續進入,縣城裏的影院也多了起來。

現在,僅市區影院就達到了15家。

「影院數量增加,一開始大家票房也都在增加。但2018年左右,各家票房都開始減少了。」她回憶說。

余剛告訴《棱鏡》,當時吸引到大量資本進入影院行業,一個很大的誘惑就是「偷票房」。

所謂「偷票房」,就是影院通過私建購票系統、出售冷門場次電影票作為觀眾進入熱門場次憑證,甚至以手寫票的方式逃避正常的票房分成系統。

2015年高光期,偷票房的年投資回報率高達100%,很多影院靠此為生並發了大財,後來監管規範,這條路被堵死後,開始了「賣影院」——建好後馬上價格翻倍轉手賣掉。

余剛記得,當時一批中小影院被大院線批量收購,而為了搶建項目,一些資金雄厚的上市院線不斷抬高租金,行業裏「頭破血流」。

「黃金地段的項目,拓展部門的人拿著高出正常房租幾倍的價格去談,你不拿人家拿,完全不管後期運營部門的死活。」

余剛手裏就有這樣一個「票房600萬,房租250萬」的項目,「正常房租應該占票房的20%以內,但國內很多項目占到了30%、40%,離譜啊,全部都在給房東打工了」。

這場由2017年大地影院以32億元、高於市值一倍價格收購橙天嘉禾開始的兼並和擴張,一直持續到今天,然後遇到了疫情。

一家小影院的四年生存樣本

張倩就是在那段瘋狂的擴張期,誤打誤撞進入到了影院行業。

原本,她只是一個商業地產開發商,因為城市綜合體要求電影院作為標配,而自己開發的項目地段又有些偏遠,招商時沒能聯繫上大的院線加入,無奈之下,只能自己開了一家。

2015年底,張倩的影院正式開業,一共配置了4個放映廳,每個影廳投資成本大概在100萬元。

起初,當地的影院競爭並不激烈,雖然市區人口不足100萬,但影院也只有4家。

她當時的設想是,每個廳平均年利潤在25萬元,4年就可以回本。

「沒有想象中賺錢。」影院火爆的時候很少,要節假日還要有大片,平時差的時候一天就1000塊錢票房不到,「房租水電都不夠」。

開業後,張倩的影院一年票房在250萬,片方分賬再除去稅費後,剩下100來萬,拋去房租、水電和人工,利潤只有六七十萬。

變化更快的是,2017年,當地影院增長到7家,2019年時增長到了9家。

其間,中影和橫店這樣的大型院線陸續加入,並且占據了城市最好的地段。

這讓張倩此後的票房不但沒有增長,反而開始下滑。

對於大院線帶起的這輪「軍備競賽」,她的想法是必須增加排片量來保持收入,於是在2018年,她又投資了250萬,把所有的放映機更新成了雷射設備,同時增加了2個影廳和兩個休息區。

「我多投資了50%,票房只增加了20%。」 去年,張倩影院的整體票房在300萬,只增加了50萬,比起之前的預期,回本周期延長到了9年。

但她覺得,「不投的話,250萬的票房肯定也保不住」。

今年春節前,張倩特地備足了爆米花和薯片,增加了和正式工等量的臨時工,準備大幹一場——通常,春節檔票房占據影院全年票房的1/4,尤其對於返鄉高峰的三四線城市來說更是如此。

疫情打亂了她的計劃。

如今,5個月過去,張倩的損失已經超過百萬,這包括即便關門也需要支付的硬性開支,如房租、水電、設備折舊和人工工資等,這還沒有計算機會成本。

「這個春節本來可以收入上百萬,很多影院靠春節來抵消淡季虧損,最火爆的時間點沒有了。」

休息的這段時間,讓整個行業都「冷靜」了下來。

春節前,影院900C的二手放映設備最貴被炒了到8萬元,「現在2萬都沒人要了」。

降租、轉行、洗牌與自救

「(現在)都在拼命降租金。」4月份,余剛接到了一個免租金4年的項目,同時每年保底200萬的票房還給裝修補貼。「這樣優惠的項目,現在沒人做,冰火兩重天。」

一季度,院線業績慘淡,而實際上,去年行業已經進入調整深水區。

最新財報顯示,2019年,在國內直營影院數和銀幕數同比分別增長12%和11%的情況下,萬達電影國內票房營收83億元,同比增長僅為4%,而票房業務毛利率由10.3%下跌到6.6%。

橫店影視直營影院和銀幕同比增長16%的情況下,電影放映業務營收21億元,同比增長1.4%,毛利率和利潤貢獻分別增長-4.7%和-19.8%,處於虧損狀態。

「不光是小老板,疫情後,大院線也在陸續關閉一些前期收購和擴張的業態不是很好的店。」余剛告訴《棱鏡》,雖然大院線資金更加雄厚,能扛更久,但運營成本也更高。

5月20日,武漢萬達影城福客茂店以與物業合作終止為由,宣布閉店;而在4月中旬,橙天嘉禾銀河影城天津萬象城店也發布了閉店公告。

余剛也面臨同樣抉擇:除了暫時擱置三家新店的進度外,他正在考慮關停那家租金占票房超過40%的影院。

「2017年最熱的時候建的,現在造成我們經營方面的壓力,每年都要倒貼一兩百萬進去,關掉等於止損。」

余剛計劃趁著疫情,和房東商量降租,「如果對方不同意,就關掉,設備拆到其他店裏去用。」

余剛認為,這也是好事,包括他們院線在內的行業都在告別過去的「瘋狂」。

在歇業期間,張倩得到了國家的社保優惠政策,公司繳納部分得到國家財政的補貼減免,這讓她維持十幾位員工開支的壓力得以減輕。

更讓張倩慶幸的是,自己當時沒用貸款來加入這場瘋狂的博弈遊戲,同時,由於是自有物業,她不需要承受高房租帶來的壓力。

經歷過進入行業前後感受到的反差、以及這次疫情帶來的行業轉變後,張倩有了重新的思考,她正謀劃著將影院改造成業績更好的酒吧。

影院自身也在積極開展自救。

「59塊錢包含3張電影票和兩份爆米花可樂套餐,一是預收些現金流,二是為了留住客人。」2月份,劉梅所在影院開始出售套票,大概賣出了1000套。

余剛則把食品攤擺到了商場人流最旺盛的地方,還在影院的影迷群裏吆喝,員工同城送外賣給需要的客人。

一個禮拜時間,余剛清掉了所有備貨,收回了1/4的成本。

「隨時做好準備,就是打掃衛生、做宣傳、安排員工到崗。」劉梅說,提前一個星期通知正式復工,對電影院來說也就足夠了。

(文中余剛、劉梅、張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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