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認命的東北女人:我發誓我要活出個人樣!

本文來源: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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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小雁

原標題: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編者按:

出生在東北農村、初中輟學、兩次被人強暴、和出軌丈夫離婚。

開過按摩店、歌廳、黑煤窯,進過拘留所,遊走在灰色地帶。

這是唐小雁的前半生——想混個人樣,卻始終像在泥潭中掙扎,生活中除了暴力就是污言穢語。

直到她第一次從人群中感受到「尊嚴」,才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把自己解救出來。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我是唐小雁,1975年,我出生在東北農村。

當時我媽難產,差點丟掉兩條命。

來到世上的第一步就難,注定我的人生要吃更多苦頭。

我有仨哥一姐,家里窮得叮噹亂響。

降生為農民,命定被套牢在土地上。

可我不認命,死死抓住機會。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1979年的全家照,我5歲。

作為農民,世界的變化跟我們沒多大關係,我們只關心春天的到來,好有新一輪播種。

可交完公糧,家里剩不下什麼。

對大多數那時候的農民來說,一生的艱難奔波,到頭來基礎的生活都完成不了。

農忙季節,剛上小學的我就跟著下地幹活。

我8歲上學,推著二八大車叫賣冰棍兒,掙學費。

上到初一,家里供不起,只有輟學。

爸媽早巴不得我回家添個勞動力。

沒書讀,我開始下地幹活。

窮人的世界一成不變,這是宿命!

我在家里最小,卻最受氣。

棒打鞭抽是常事。

我不聽我爸的,他就破口大罵,如果我膽敢回他一句,他舉起凳子就砸我,我媽從不攔著,她沒發言權。

我受不了逃出家去,家里從不找我,正好少一張嘴吃飯。

我爸罵我不幫家幹活,可我一回家,他又找碴兒揍我。

家就是個噩夢,我沒法待下去,只想盡快找個出路。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1989年,借別人家當背景,我15歲(後排左一)。

我先去山里幫人打木耳椴。

打一趟三分錢,幹得快一天能打三百趟。

我在山上住,三月份的原始森林冷得要命,可凍死我也不想回家。

一天,在下山去討工錢的路上,我被一人拖到田里強暴了。

那時我只有17歲。

沒告訴家人,告訴有什麼用?

說不定還遭到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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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東寧,我還沒滿19歲。

不久,我看到電視上說北京來宏源賓館招收服務員。

因為一隻眼睛斜視,我自卑不敢報名。

旁人勸我去試試,第二天去試,就被錄用了!

還有幾個小姑娘一起。

我媽一聽就說,「別被人騙了」,騙又怎麼樣?

我寧可讓人騙,也不能在家待,被騙我也認了!

家里沒錢給我治病,我天天對鏡練習糾正斜視,終於自己治好了眼睛。

1993年開春,來宏源賓館還在裝修,我們四個人坐火車去北京的另一家飯店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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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剛去北京我們姐四個在景山公園(左二是我)。

老板很色,別人都睡地下室,唯獨把我和一個小姑娘安排住辦公室。

扣掉砸碎的碗碟錢,第一個月工資只有1塊錢,老板給我50塊錢說是「獎勵」。

他夜里拿鑰匙來開門,嚇得我們在里面安了插銷。

他沒得手,就把我調到另一房間。

我一看就知道沒好事,偷出身份證離開那裡。

我交了一個北京男朋友,他在甘家口開地下小旅店,我當收銀員。

他家是北京人,瞧不起我這個農村人,攪散了我們。

回老家待了一段時間,我又回到北京,窮人的無所事事就是在犯罪。

我馬上開始找活幹。

通過開服裝廠的人,我認識了一個搞裝修的香港人。

我和他好上了,就開始在恒基中心里的香港公司學畫圖學設計。

可惜,這個好機會我沒抓住,不久我們鬧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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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和香港公司的同事在北京逛公園時照的(左一)。

在這期間,我去迪廳跳舞,認識了一個斯文的男人。

我跟著他去「喝點東西」,一到地方,他就拿出刀,頂著我脖子逼我脫衣服,他說他是殺過三個女孩的通緝犯,為了活命,我只能順從。

回到住所,我嚇得整宿一直在發抖,心里恐懼得要命,卻沒人可以訴苦,只好又回老家待了一段。

很顯然,那個家還是待不下去,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這次到北京,我遇見了前夫,他也是無業遊民。

我們一起上石家莊學了一陣做洗衣粉,沒掙到錢。

1997年結婚後,我們又被村里一個鄰居帶到湖南搞傳銷。

剛幹了半年,傳銷就被取締,我們只好又回北京。

接著,我們認識了一個搞建材的大哥,跟著他賣油畫、賣軟包、賣地板。

2001年,我們有了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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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兒子在我北京租住的四合院里。

即便成了家,我也好像一片飄零的葉子,沒有哪個地方讓我有歸屬感。

他出軌了,越來越不著家。

我在東寧縣坐車時認識了一個佳木斯大哥,因為東寧縣就在中俄邊境,互貿區可以合法開賭場,我通過佳木斯大哥找到了一家「碼房」打工。

剛幹到第十二天,公安局就沖進來抓走了我們。

第二天出來,宿舍里已被洗劫一空。

除了一條命,我已經一無所有。

我從最好的姐妹手里借了100塊錢,2005年,31歲的我在東寧縣辦妥了離婚手續,孩子歸了他。

即使這麼慘,骨子里的我還是倔得要死,不願低頭。

那段時間在東寧,我又結識了形形色色的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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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離婚後,我(左一)和四哥四嫂合影。

很多道上混的或者衙門里做官的,都覺得自己是大咖,覺得我應該巴結他們。

我心里想「你能幫我什麼?到頭來我還不是得苦頭哈臉地自己去掙錢?是朋友咱們就一視同仁,什麼這局長那局長的,在我這一律不好使!」

對於弱者我反而會心軟,看到活得更慘的人,我就幫他們一下,哪怕是給路邊的乞丐一點零錢,或者幫撿破爛的大媽攢一堆瓶子。

人走投無路,就要抓救命稻草。

急於謀生,我求佳木斯大哥再幫我找個活幹。

沒去判斷這人可不可靠,我就跟著他一路到了佳木斯。

一到佳木斯,他就讓手下的兄弟把我帶到按摩房,我立馬明白了怎麼回事。

我推說自己沒幹過這行,先待兩天,等適應了再幹。

這當然是我的緩兵之計。

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是被誆到那「先開了眼,再入的行」。

那兩天,我認識了一個珠海人,他說「這生意珠海好幹」。

於是,我說服了按摩店里的一個女人,三個人一起去了珠海。

到了那,珠海人就想把那個女人賣到步行街去。

我當場攔住了他,我說這種事情只能自願,人家不願意就不能逼著。

然後我就和那個女人回到佳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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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我(右一)在珠海和朋友在一起。

這樣來回折騰,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混出頭?

遇到什麼人,碰上什麼事,是好還是壞,只能老天說了算。

我也很想安安穩穩地活!我也很想做好人!

想到老爸老媽翹首期盼我回家的時候,我能帶回一堆錢,那更叫我激動不已。

可是,那些激動又有什麼用呢?

只要老爸一個嫌棄的目光就把它給澆熄了。

2006年年末,我回到東寧。

拿著離婚時分到的幾萬塊錢,我和人合夥開了一個烤串店。

忙活了一段,仍然沒掙到錢。

就在這時,珠海大哥打來電話說「你過來吧,這邊開串店才賺錢呢」,我帶著開串店的家什再次去了珠海。

為了有出路,「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去」。

社會的水太深,一不小心就得淹死。

每次出門時,我都會提前把路費錢藏好,一有個風吹草動就準備隨時逃走。

到了珠海,我才發現他壓根就不想開串店,他開的是按摩房。

他只是想讓我投資去買越南小姐,再把她們弄到珠海來。

我一聽就覺得這事沒把握,不能幹。

可我又走不了,既然來了,就得找到掙錢的路。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2006年,我(右二)再次去珠海時和朋友們的合照。

這座靠近賭城的城市里,金錢和欲望都被放大到了極限。

笑貧不笑娼的世界,沒有人關心「誰更高尚」,沒有人在乎抓錢的手骯不骯髒。

待了兩個月,我又認識一個開按摩房的福建大哥,他告訴我幹按摩房來錢最快。

為了盡快擺脫這潦倒的生活,我決定鋌而走險,和福建大哥合夥幹起了按摩房。

像我們這種混的人,為什麼非要走「偏門」?

因為被逼無奈!尤其因為沒文化!

我們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什麼掙錢又多又快?偏門嘛!

其實,偏門非常艱辛非常危險,說白了,就是在魚龍混雜的模糊地帶幹違法的事。

這是我和魔鬼做的第一筆交易,等我明白過來想抽身時,魔鬼是不會隨便答應的。

燈紅酒綠之下色情業暗潮湧動,我整天提心吊膽,黑道白道都得防。

有一次,一個客人想賴帳,還跟我叫囂他「曾經拿著衝鋒槍把誰突突了」,我跟他說「你有沒有搞錯?你以為你在演電視劇?你今天不弄死我,給我留半口氣,我緩過來你就死定了!」

他得知我的背後有人罩著,就乖乖回去結了帳。

我通過東北哥們找來很多小姐,還是沒掙到什麼錢。

正當我想撤出時,有一個東北姐妹跟我說「你別走,在我這待著就行了,我去哪都帶著你」,我早就聽說她心狠手辣,心想:我哪敢跟你!你這麼狠,哪天沒準兒就把我賣了!

不久,去北京一起打工的一個姐妹來珠海幫忙。

按摩房實在幹不下去了,我們就琢磨著回東北幹夜場。

我哥們說東寧壓根就沒夜生活,開什麼夜場?

幹歌廳還差不多。

於是,我就兌了一個歌廳。

2007年,開始幹歌廳。

沒幹多久,我的姐妹因和人打架就離開了,我只好自己單幹。

從早忙到晚,歌廳還是沒掙到什麼錢,而我已經熬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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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左一)開歌廳時和朋友一起。

2008年夏天,福建大哥打來電話說「你來北京幹按摩房吧」,當時歌廳生意慘淡無比,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我做不了高尚的人,幹不了正經的事。

沒有文化,體面的工作永遠和我無緣。

為了生存下去,我只能再次鋌而走險,賭王說過「中國人血液里流著的就是賭性」,此時讓我金盆洗手,根本不可能。

魔鬼不會輕易放過我,他逼著我做第二筆交易。

就這樣,在福建大哥攛掇下,我們在雙橋找到了一個地方,開始仨人合夥幹起了按摩房。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2008年我在北京的按摩房。

我什麼都感受過了,什麼都忍受過了,什麼苦都吃過了,什麼都失去過了,什麼都哭過了。

我再也不躲避了,我再也不怕什麼了。

這些年,我見過太多赤腳漢、窮光蛋、可憐蟲……面對龐大的世界,我和他們一樣,只覺得它冷酷無情,我們像是狂風中搖曳的燭光一樣,掙扎起來那麼微弱,隨時都能熄滅。

我聽說過幹這行的太多人被抓,太多人沒好下場。

可無論是誰,傷不傷心,難不難過,都必須承認一點:我們這種人命如草芥,不管少了誰,生活都得繼續。

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齒總比做草料好。

這里容不下半點同情和柔弱的淚水。

生活已經把我逼得不像女人,像一隻「咬牙切齒,茹毛飲血」的困獸。

大炮頂我腦袋我也不會哆嗦。

碰到上我店里胡攪蠻纏的地痞,我會自己操起大木棒子打跑他們。

合夥人看到有錢進帳就紅了眼,變著法兒地擠兌我。

我找來一票哥們,關上大鐵門就暴揍他們一頓,直接讓他倆滾蛋回家!

按摩房變成了我自己一人單幹,我決定死撐到底。

暗地里我經常哭著對乾女兒說,「我特別需要一個人抱著我,我非常需要安全感,沒有人保護我,我只能靠我自己。」

「哪怕一個月只掙六百塊錢,有一個很好的老公,窮也好富也好,他關心你,疼你,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而我沒有」。

孤苦無依,最容易迷信。

當時,我去河北燕郊找了算命老頭。

報上生辰八字後,他掐指一算,就說我是個「孤單命」。

接著他又說,要想扭轉我的命,就得「在名字上做做文章」。

好吧,聽他的!

我把名字改成了唐小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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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在河北燕郊算命老頭那兒。

我的命運真的會改變嗎?我不知道。

對我來說,人生就好比兩間屋子,第一間是暗的,第二間是黑的。

出路是沒有的,怎樣選擇都沒有光明

今天的我才知道,生活的真相是:我們這種人僅僅靠努力,是很難改變命運的。

底層遊民並不是不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失去了擺脫貧窮的智力和判斷力,這種狀況不變,再努力也是白費。

如能遇上引領你一段的人,借助適當的外力,你就可能脫離原有的軌道,開啟另一種人生。

誰會想到,在我熬不下去的時候,這個人真的出現了!

他叫徐童,當時正拿著DV在燕郊拍算命老頭。

我跑來算命,正巧走進了他的鏡頭。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拿他當個朋友,就想著把心里話和朋友嘮嘮。

後來,他又來我的按摩房找我聊,還是一邊聊一邊拍。

拍就拍吧,我對自己的身份沒有什麼避諱,我不偷不搶,掙的都是辛苦錢,我怕什麼?

有一次,一個無賴在我店里死活不走,我找人過來收拾他時,過來的大哥帶著弩就沖了進來,見到徐童,直接就把弩懟他頭頂上,「妹子,是不是他?幹他!」,要不是我及時攔住,差點誤傷了他。

一天,徐童告訴我,他要帶著他的作品去參加電影節,這時我才知道他是一個紀錄片導演。

可當時的我也沒覺得那是個多大的事,也沒覺得他是個多牛的人。

我朋友一大堆,過了這個村再到下個店,誰還記得誰。

今天聊得好,沒準兒明天就分道揚鑣了。

因為這份不用討好別人的鬆弛感,我和他聊了很多我的過往。

2009年3月,按摩房被仇人點了炮,店里的小妹給抓了現行。

乾女兒扛不住電棍,當場把我給「撂了」,隨後我也很快被抓。

在朝陽看守所里,我突然想起徐童,好在他的電話號好記,我就托出去的姐妹捎信給他來救我。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我的被拘證明。

其實我也沒抱什麼希望。

徐童一接到電話就從雲南火速飛到北京,當下抵押了自己的車子,湊足7萬塊錢,在我被押的第十三天把我撈了出來。

我記得,那天小喇叭喊我名字的時候,我還嚇得要死,結果仔細一聽卻是喊我「出來」。

出來後,我想辦法把乾女兒也救了出來。

我的朋友說「你真夠意思,她把你整進去了,完了你還給她整出來」。

乾女兒的姑姑還打電話來跟我訛錢。

這就是江湖險惡!恩將仇報的人有的是!可我唐小雁絕不會做這種人!

見到徐童,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讓我幹什麼都行,你要我的命我也給」。

他當然不會要我的命,只告訴我說把我的鏡頭不打馬賽克剪進了紀錄片《算命》裡。

江湖上有句話「仗義每多屠狗輩,無情最是讀書人」,可他不一樣。

我們剛認識兩個月,他就出面撈我,那麼講義氣,就算我心里不願意,為了報恩,我也得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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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09年徐童在河北燕郊拍《算命》,就在當時我遇到了他。

不久後,我就把按摩房兌了出去,2009年8月,我回到了東北老家。

生活還得繼續,我跟哥們開起了小煤窯。

沒過多久煤窯就被舉報,我們把「舉報人」給幹了,然後躲了一陣風聲。

我們這幫遊民都想混個人模,卻始終逃不過狗命。

我心里一直惦記著我的恩人,2009年10月,我打電話邀請徐童到東北來玩,他是個爽快人,坐上火車就來了。

被我接到家里後,立馬像個老鄉一樣開始和我爸嘮上了。

沒想到我爸渾身是戲,嬉笑怒罵,出口成章。

他腦袋里裝著80年的故事,一股腦兒全倒了出來。

從偽滿洲國講起,絮絮叨叨地講了自己的一輩子。

徐童聽得入了迷,當時就覺得這個老頭兒是上帝賜給他的一個禮物,不拍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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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冬天,我家,左一是我爸。

我不理解,這老唐頭有啥可拍的呀,千年谷子萬年糠地,抓住人家沒完沒了地嘮,跟個錄音機似的,一個段子講好幾遍。

可徐童要拍那就拍吧,我必須全力支持。

沒想到老唐頭太能嘮,徐童很快用完了帶來的兩盤帶子。

他趕回北京準備了一下,帶著設備又開車回到東寧,那個冬天他就蹲在我老家拍攝。

最後,整部片子下來,我們一大家子都出鏡了。

有意思的是,我爸沒拍夠,還抱怨為什麼拍的是他,別人卻都來搶他戲。

2010年春天,徐童拍完就離開了東北,躲過風聲的我又和哥們一起幹了一陣放貸和貨車物流。

我還是在我的圈子里,按照原來的軌跡,摸爬滾打地繼續討生活。

沒想到,我的命運正在悄悄發生劇變。

2010年底,徐童打電話叫我一起去參加《算命》的放映會,我歡呼雀躍:「太好了!你以後是不是打算把我推成一個明星?」

那是第一次和觀眾見面。

臨去前,我突然覺得片中呈現了我不堪的往事,心里開始犯怵。

在那種場合,和那種身份的人交流,我肯定很緊張,肯定不會說話。

可是,出於報恩心理,我還是去了。

和觀眾交流時,我才發現有文化的人思維很特別,我那雞飛狗跳的家庭盡是家醜,在他們眼里卻是「老唐頭嘴皮子耍得很可愛,老唐家一家子很有意思」,慢慢地我心里一點不緊張了。

結束時,我收獲了無數掌聲。

這掌聲來得太突然,我被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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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參加放映會。

我的生活本是一個泥塘,除了暴力就是粗言穢語,我從沒被人認可過,更沒嘗過被人誇獎的滋味。

那個瞬間,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尊嚴」是什麼。

這種感覺太陌生,我都來不及細細體會。

接著我又去了《老唐頭》的首映會,在798的尤倫斯藝術中心。

當主持人說「有一個神秘人物到場」時,我又一次體會到了它——「尊嚴」!

我發現自己再也不想失去這種感覺!

我像被電擊一樣覺醒了!

我突然明白了尊嚴是什麼,尊嚴就是你走過任何地方,都被當做一個人物而不是一個東西來看待!

我的生命,在這之前,只是一堆垃圾,我從沒覺得需要去珍惜它,反正是混日子,是茍且偷生!

自從這一刻,我突然覺得,我應該要追求點什麼。

我發誓我要活出個人樣!

2011年,我又跟著徐童去南京出席了「第六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底展」,那個場面更大,國內外的文化人聚集在一起,說白了,全場最沒文化的人就是我。

我得了「真實人物獎」,一上臺我就說上了大實話:「感謝電影節給我頒獎,你們太有眼光了,你們這個獎頒對了!只有我們這幫人才能奉獻我們的隱私,讓你們這些導演拍,要不你們拍啥去?喝西北風去吧!」

全場笑聲不斷。

從那時開始我就出名了!

天哪!從前的我躲在跟狗窩一樣的地方,幹著一點也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嚇得屁滾尿流,現在的我卻跟著徐童參加各種電影節、放映式!

去香港、荷蘭、日本、韓國、美國……盛裝出席,人頭攢動、閃光燈不斷,步入象徵不俗地位的VIP區,親眼目睹大人物……一路走來,我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我沒想到,在鏡頭前貢獻自己的生活,對於別人竟然有這麼大的意義。

這讓我太有成就感了!

參加完香港國際電影節,我就開始想:接下來還得不斷有東西拍才行!

我主動和徐童說:「我有個四哥,我回老家找四哥混去,看看能不能再找點事幹,你順道再拍一下他」,因為我知道,在導演看來,四哥的身份更江湖更有代表性。

徐童接受了我的建議,準備去東北拍《四哥》。

可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徐童很難接近四哥那個圈子。

熟悉地頭是一回事,有關係還會和他們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而就這是我的強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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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12年,我們在東北拍《四哥》。

為了拍好《四哥》,我就帶著徐童經常跟他們混在一起,他們怎麼生活,我們就怎麼生活。

有一次,四哥拿著徐童的棉襖教手底下的小兄弟「手藝活」,他媳婦在一邊說:你試試偷一下導演的兜,他號稱他是搞藝術的,讓他瞅瞅你這一行也是搞藝術的!

結果四哥說「我早就得手了」。

顯然,此時的四哥對導演已經完全放下了戒心。

有一次他的一幫哥們喊他出去喝酒,他說:「我這有拍攝的,你要是不讓他們拍,我就不去」,那幫人就說:「來吧來吧,可以拍!」,結果他就帶著我和導演一塊去,跟他們一起「混真正的社會」。

2013年,徐童去內蒙拍《挖眼睛》,要拍的人物也是道上混的。

徐童覺得我是刀尖上趟過的人,搞定一個陰晴不定的江湖藝人是我最擅長最熟悉的事,於是我被他邀請去當了制片人。

我們想挖掘二後生被挖眼睛的來龍去脈,可是一開始,他們很謹慎,不讓我們拍,對我們很有敵意。

這時,我就得哈著人家。

打溜須也是有技巧的,只能讓人家潛移默化地接受,不能明說。

因為他是盲人,我就讓他摸我們的攝像機,告訴他我們不是壞人,我們在做的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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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在二後生家里。

最難的是,誰也聽不懂他們的商都方言,待了差不多四天左右我才聽懂了一點點。

我開始試著和他們交流。

我發現二後生抽中華煙,我就帶了兩條中華煙去看他,還買禮物送他媳婦。

慢慢地我能接近他了,他也一點點開始接受了我。

他愛跟我逗,願意給我講他的故事,他覺得我和他們是一夥的,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到後來就真的混成了自己人,走到哪他都叫我「情人兒」,最後他總算同意帶我們去他家拍攝。

也許我入戲太深,「老拿自己不當外人」,經常跑進鏡頭里,和人物整到一塊去,徐童總是要在鏡頭後面喊「穿幫啦,穿幫啦」。

我在江湖混這麼多年,已經能做到「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收放自如」。

上《鏘鏘三人行》時,竇文濤見到我時的原話是「老實說,我有點肝兒顫」,我說「我也不是老虎,有什麼可怕的?」

後來我想,可能人家覺得我是「道上混的」,一準兒是個狠角色。

其實,混的人也沒那麼可怕,不都是被生活所迫嗎?

沒有一個好的職業,你的人生就會走下坡路,你接觸的只能是偷摸打砸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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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鏘鏘三人行》。

進入了藝術家、文化人的圈子,我要學習很多東西,比如謹慎,比如分寸感。

平時「出口成髒」的我,在錄制《鏘鏘三人行》時,整集節目沒說一句髒話。

後來,竇文濤誇我「很聰明,有很強的控制力」,徐童導演也說「足見唐小雁的尊嚴感和克制力」。

但是,我有時也的確得刻意控制自己一下。

記得去日本參加電影節的時,下飛機後,當地負責接機的女孩來晚了,讓我們等了很久。

她一到機場,就點頭哈腰不斷地道歉,當時的我爆脾氣就上來了,心里氣得要命,可我告訴自己千萬得忍著,不能像以前一樣動不動就爆粗口。

後來那個女孩和我熟了,一個勁跟我說「小雁姐,我看過《算命》,知道你打人特別厲害,我來晚了把我給嚇得,真怕你打我呀!」

光有野心,沒有能力也不行,我不想再混日子,總是尋找更多的學習機會,沒有機會也想辦法創造機會。

《老唐頭》以後,我一直在參與徐童的紀錄片拍攝。

而真正開始跟著徐童一起拍片子,是在2014年拍《赤腳醫生》時。

那時,我開始主動拿機器拍了。

2015年,我三哥出事了,《赤腳醫生》沒拍完,我就要回東北,徐童說《老唐頭》里有三哥出鏡,你再接著拍個小片吧。

他就給我拿了一個佳能小攝像機。

就這樣有了《兩把鐵鍬》,我那沉迷於文學而鬱鬱不得志的三哥成了片中主角。

當時的三分之一鏡頭都是我拍的,因為不會手動曝光,很多畫面都得靠後期調色,這時我知道自己技術真的不行,還得使勁學。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這是2013年《兩把鐵鍬》片尾字幕,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總是隨時觀察周邊的動靜,隨時準備開機搶鏡頭。

有一天,我和我爸在家嘮嗑時,突然我爸閉上眼睛就要暈倒,我去搶救我爸的瞬間還不忘讓我侄子趕緊開機拍。

後來導演誇我「有靈性」,其實跟導演混這麼多年,這種反應已經是本能,這點超強敏感都沒有那不等於白混了?

現在我已經走過了好幾個國家,參加了好幾十個電影節,我看到了外國什麼樣,也看到了上層知識分子是怎麼喝咖啡、怎麼聊電影、怎麼發獎和怎麼裝的。

在朋友眼里,我走進了上層社會,成了名人,他們都說,「你命真好啊,現在都混成這樣了,能出國到處走」。

人生真的像場戲,昨天還一起胡作非為,今天就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說實話,我和原來的朋友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了。

人的命運是靠自己把握的,遇到了一個引領我幫助我的人,如果我沒把握住機會,即使遇到的是伯樂,自己不努力,也是白搭。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2016年,我在美國,是作為導演助理去的。

在拍《老唐頭》時,徐童曾誇我拍的劇照好,有天賦。

可是那點天賦算什麼?

如果不加上能吃苦,多思考,一不小心,機會就溜跑了,我還是會滑回原來的老路。

反思從前,我們這些人痛恨社會不均,咒罵命運不濟,但又夢想一夜暴富,不擇手段。

我們標榜江湖義氣、四海為家,卻又拉幫結夥內鬥不止,我們反感管制,卻又崇尚暴力權威。

其實,我們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才掙脫不了命運的枷鎖。

每次碰到好奇心滿滿的大學生說「羨慕、崇拜」我時,我都會勸他們有文化得好好地生活,有的經歷看看就好,別好奇瞎折騰,等你真遇上後悔都來不及。

面對眼前從天而降的機會,我不敢再有一絲懈怠。

我隨時隨地都在跟徐童導演學拍攝,有人說「雁,你被徐童給毒害了,一聊天就是聊鏡頭」,即便是這樣,我還是不滿意自己的技術。

也許我用力過猛,在實際拍攝中,連徐童也感到自己成了我的「工具」,很多時候,我會主動提出我的想法,傳達我自己的東西,控制節奏,主導故事的走向。

我們早已經不是導演和片中人物的關係,而是在共同創造一個作品。

從鏡頭里走出來的我現在要把鏡頭對準別人。

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

不認命的東北女人

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國到世界……人類生活極其相似。

就算文化、飲食、傳統如何不同,人總得面對一些相同的問題,誰都會有生老病死,誰也都有父母妻兒,人都要面對同樣的時間,體會同樣的生命感受。

這讓我更加尊重自己的個人經驗,哪怕是曾經的不光彩。

上天給予我的苦難讓我與眾不同。

我很多事都想明白了,看開了,我漸漸懂得:人活一口氣,除了吃飽穿暖,還有更有意義的事做。

我老爸已經90歲了,我不再怨恨他,選擇了原諒。

現在的他在養老院里過得挺開心,前幾天我想問他走後想不想捐獻器官,他同意了!

一輩子過得辛苦,最後還能感恩社會,做個好人,難得。

我得向他學習!

一個人要活得有意思,不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還應該追求一些他現在也不能全部說清楚的東西。

我很喜歡拍紀錄片,我想用鏡頭去講述那些沉寂在底層的人群。

他們的悲劇是:他們的成就不值一提,他們的人生無人關注,他們的存在無足輕重。

我是從他們當中走出來的人,我想為他們發聲,我想去維護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尊嚴。

我經常扛著機器四處跑,還是像個流浪的人,不同以往的是,我現在有了方向感。

我曾經逃離過家鄉,漂泊在外,只要能糊口的事我都去做,因為活下去最重要。

我也曾經帶著失意和宿命回到家鄉,面對沒法改變的貧窮,無所適從。

我曾被排斥在社會之外,行走江湖覓食謀生,苦於找不到歸宿。

在日本,曾有一個觀眾抱著我哭,用半生不熟的漢語跟我說:

「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起你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還在勇敢地活著,我身上就充滿了能量。」

他們並沒因為我的過往鄙夷我,反而敬佩我,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

你戰勝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苦難戰勝你,它就是你的屈辱。

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自己的職業感到驕傲,我懷著前所未有的信心,我會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加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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