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中國有三種言論不能允許,其他則可探索更多空間

本文來源:胡錫進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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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錫進(環球時報總編輯)

中國需要有言論自由,然而言論自由又必須是有邊界的,這是人類社會治理的基本共性。

我認為中國不能夠允許三種言論的大眾傳播:

一是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違憲言論;

二是煽動集體性違法行動的言論;

三是惡意的謠言。

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散布、傳播這些言論不僅要被禁止,強行這樣做的人還應受到依法追究。

不涉及這三類的其他言論,我認為中國社會應當加緊探索為它們的建設性或者無害化地存在,提供更多空間。

這是中國社會必須向前走的方向,無論從國內治理的長期和諧化,還是從中國與世界打交道的現實需求來看,我們都應積極行動。

把憲法第一條與憲法第三十五條協調統一起來,這或許是中國社會治理最大的挑戰之一。

「一收就緊一放就亂」,這反映了中國的一些管理者和輿論活躍人士從不同方向都存在偏頗。

各地的官員們很希望「輿論平平靜靜」,不願意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支付必要的輿論成本,他們向宣傳部門和輿論機構提出了過多的管控輿論要求。

而輿論活躍人士則很願意強化言論的衝擊性,給具體問題上綱上線,一旦有了更多輿論空間,他們往往為了擴大各自的影響力而開展「批判競賽」。

這兩種情況共同干擾了中國正常的輿論空間建設。

翻翻幾年前的微博,上面的違憲言論真可以說是一搜一大把。

另一方面,有的一般性話題也在各地官員和管理者的推動下被不應有地「管控」了,這樣的情況也決非個例,甚至有的地方治理對「刪帖」形成了依賴。

這樣的僵持需要打破,沒有這種打破,中國社會就會長期缺乏應有的彈性和韌度,圍繞輿論的糾紛將層出不窮,不斷拖累內部的治理質量,也會在對外交往中遭遇意想不到的被動。

我知道,這是一項很艱難的探索,由於有美國和西方勢力從外面攪和,滲透它們的影響,會讓這項工作增加更多的實際操作難度。

但無論如何,中國社會都需迎難而上,去逐漸釐清這個我們很多問題的源頭。

中國有與西方不同的政治體制,我們的言論體系肯定也會與他們的不一樣。

西方的情況決不能作為中國的標準,與此同時,西方提供的既有教訓,也有經驗,兩種制度不是剛性的隔絕,我們要防止一種局面的出現,那就是不要因為西方攻擊我們「言論不自由」,我們就把這個領域的差異性和對抗性置於我們自己的探索和建設之上。

西方一定會攻擊我們的,我們不能被他們的攻擊牽制,而應把推動國內治理的合理化和現代化置於首位。

我們一定要致力於構建一個國內有較大共識,國際上(西方只是國際社會的一部分)擁有更多交往韌性的輿論生態。

我們無需因為各種曲折而灰心,我們應不斷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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